新乐府
作者：白居易
诗集,唐代诗人白居易作,收新乐府歌行体诗50首。诗中颇多反映社会矛盾之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故名之曰“新乐府”。诗人继承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以自创新题反映重大事件、讽谕现实的传统,创作大量新题乐府,深刻反映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揭露统治者骄奢淫逸和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压迫,体现了诗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形式上多采用乐府歌行体,语言通俗明白,形象鲜明生动,感情激越愤慨,笔锋犀利非常,是我国杰出的叙事组诗。其中《上阳白发人》、《杜陵叟》、《卖炭翁》等诗都是代表作。1955年,郭沫若在《文艺报》第23期上发表《关于白乐天》一文。文中说到,日本朋友片山哲先生喜爱并想翻译白乐天的诗,几次来中国访问时都与郭谈及白乐天的诗。郭沫若回忆道: “他对我说,白乐天的《新乐府》是传达劳动人民疾苦的正义的呼声。其中有一部分,如《母别子》《时世妆》之类,所歌咏的内容差不多就是日本目前的现实。这样歌咏劳动人民疾苦的诗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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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塘录
水利志。清翟均廉撰。二十六卷，首二卷。均廉字春沚，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举人，官至内阁中书。学识渊博，长于地理。著有《周易章句证异》等。由于康熙、雍正、乾隆皇帝颇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屡诏谕沿海地方官修筑海塘，作者因此而撰此书，约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正文记事却止于乾隆二十九年。二十八万余字。卷首收录诏谕及御制诗文碑刻正文分图说、疆域、建筑、名胜、古迹、祠祀、 奏议、艺文、杂志等九门。其中名胜、古迹、祠祀各占二卷，共载庙山、太湖山、凤凰山、月、赭山、六和塔、镇海塔、灵石、 潮王庙、石湖、长安坝等数以百计，可供开发海宁、杭州一带旅游事业参考。艺文志占八卷，记名人著述甚多。杂志专收论述潮汐成因及其历代危害沿海居民史事，颇有参考价值。卷一至卷三载有海塘、江塘、引河、土备塘、柴塘等十一图和有关修筑海堤施工采用的大石塘底桩式、十八层砌式、土戗、条石坦水、草盘头、切沙、尖山石坝、木杠、竹络等图样，并附详尽图说，颇有参考价值。征引正史纪志、《玉海》、《临安志》、《四朝闻见录》、《明实录》诸书，订误唐开元间旧志所载海塘长度。引《泊宅编》载宋制有铁符镇海事，不见其他史志。辑录侧重海宁、杭州，未及海塘全局，间有失误，尚有与海塘无关的文献。却仍不失为海塘工程史上重要著作。书成后不曾刊行，乾隆四十六年收入《四库全书》时，略有增补，并冠提要一篇，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影印本， 《四库全书》本。
出奔
中篇小说。郁达夫著。初载 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第5卷第5号。小说以1927年大革命时代为背景，描写地主分子董玉林极端贪婪、残酷，对乡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甚至社会慈善机构施舍给穷人用以活命的一点东西他也从中克扣肥私。大革命风暴到来之后，他又利用女儿嫁给革命者钱时英这重要关系，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的座上宾，执掌乡里大权的头面人物。随着董玉林反革命面目愈益暴露，钱时英在现实教育下省悟过来，愤而焚烧了董玉林全家然后出奔上海。小说揭露了地主阶级贪婪、狠毒、阴险、刻薄的阶级本质，同时也显示了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对地主阶级极端憎恨的态度。小说对青年革命者钱时英身上那种耽溺男女情爱，贻害革命事业的浪漫蒂克气质，给予一定程度的针砭与否定。这是作家最后一篇小说，较之以前那些着重抒写自我遭际的自叙性小说，这篇作品写革命和阶级斗争，思想上有了重大变化;艺术手法也由重主观抒情而变为冷隽、客观地写实，善于通过典型化细节刻画人物的本质特征。
介存斋论词杂著
一名《论词杂著》。词论。清人周济(1781—1839)撰。一卷。济有《味隽斋词》已著录。此编收周氏论词三十一则,附录《周济词辨自序》及《潘曾玮刊词辩序》。此编发挥“意内言外”之论,提出“非寄讬不入,专寄讬不出”之论。周氏虽选词挟一派之私而受人讥诟,论词则不乏精思。论词推重周邦彦,崇尚“雅” “正”,强调抒写身世之感和家国之忧,并认为“诗有史,词亦有史”。在表现方法上强调: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
原性
中国唐代关于人性论的著作。韩愈撰。收入《韩昌黎集》杂著部。它对唐朝以前各家人性论作了总结,认为孟子、荀子、扬雄三家的人性论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继承并发挥了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认为人性的具体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质,它们在性之三品中的比重各不相同。上品之性具有仁而行于其余四者;中品之性里仁的成份多少不同,其余四者混杂不纯;下品之性反于仁而违背其余者。同时还认为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与性相对应,亦有三品:上品之情,是七情“动而处其中”;中品之情,是七情之动“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下品之情,是七情之动“亡与甚直情而行”。认为性“与生俱生”,即先天就有的,并认为它们是人类普遍的本性,是一种先验的抽象人性论。认为情是“接与物而生”,即后天才有的;既反对任情纵欲,也反对佛教的灭情见性主张,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
安般守意经译注
《安般守意经》结合佛教义理和戒律宣讲了小乘禅法，尤其突出了坐禅中调息、守意的重要性和实践要领。学界称此禅法为“数息禅”。安世高精通此法。又因此法与中国固有的行气理论相通，故安世高在华传播此法，多人受学。其弟子中有一居士名陈慧（约活动于2世纪后期），深得要领，曾为《安般守意经》作注。三国初期在华译经传教僧人康僧会曾就学于陈慧等人门下，亦深得《安般守意经》要领，曾为之作序，序中明确提出禅法的4个阶段和境界（一禅、二禅、三禅、四禅），强调数息在坐禅初级阶段的作用：“系意著息，数一至十，十数不误，意定在之。”魏晋时期，《安般守意经》影响颇大，康僧会和道安、谢敷（313～362）均为《安般守意经》注解，今俱不存。隋代智者大师作《摩诃止观》和《小止观》，也继承了《安般守意经》的要领，遂使此禅法融入中国佛教养生体系。
摩利支菩萨略念诵法
一卷，唐不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