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解
作者：苏辙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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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间
伍尔芙辞世前的后一部作品，也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小说。届时作者的艺术技巧已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小说讲述的是一九三九年的一天发生在英格兰中部一个村庄里的故事。作者设置了两条叙事线索，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构成错综复杂的图景，借此把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艺术与人生、舞台戏剧与人生戏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吴尔夫的幽默和讽刺可谓信手拈来，随处可见。象征十分奇特，寓意深刻。
幼科铁镜
儿科著作。六卷（又有二卷本）。清·夏鼎撰。刊于1695年。卷一主要论述小儿科医生应注意的事项和推拿疗法的具体应用；卷二论面部望诊及初生儿疾病；卷三为惊痫诸症；卷四麻疹、伤寒、疟、痢诸病；卷五为儿科其他杂症；卷六为儿科药性赋及主要药方。本书对儿科的推拿疗法颇为重视，并阐述了作者本人的经验与见解；对于指纹望诊和惊病的各种名目等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水南词
一卷。陈霆撰。有《惜阴堂汇刻明词》本,赵叔雍跋云:“(陈霆)诗古文词合为《水南集》,别有《渚山堂词话》三卷。吴兴刘氏嘉业堂得明刊集本,归安朱彊村侍郎即据以辑入《湖州词征》,惟《点绛唇》(碧水澄秋)一阕,集中两见之,《词征》已为删乙。余以刘氏原本覆锲,故一仍其旧云。”
蔡宽夫诗史
诗话著作。宋蔡居厚撰。蔡居厚(?—1125),字宽夫,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擢进士第,累官吏部员外郎。徽宗大观初拜右正言,后进右谏议大夫,改户部侍郎,坐事罢官。蔡京再相,起知沧、陈、齐三州,加徽猷阁待制,徙汝州。久之,知东平府,复以户部侍郎召,未至。《蔡宽夫诗史》亦称《诗史》,《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二卷。原书久佚,而《诗话总龟》、《诗人玉屑》、《竹庄诗话》等多所称引。罗根泽辑得一百一十二则,郭绍虞辑得一百二十五则。书中内容以记事为主,稍涉评论。其诗学见解,大抵主教化而又尚气韵,故鄙薄晚唐诗,认为“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气韵甚卑”;称许浑诗虽“诗格清丽,然不干教化”;称聂夷中诗虽“有《三百篇》之旨”,“又太拙直矣”。于宋代诗人,书中则多所称引,不专主一家。有《宋诗话辑佚》本。
周礼详解
四十卷。宋王昭禹撰。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昭禹未详何人。王与之作《周礼订义》，类编姓氏世次，将王昭禹列于杨时之后，并记其字光运，其它皆不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王昭禹应为北宋末徽钦时代人。《周礼详解》皆宗王安石《周官新义》，并多引其《字说》，“五官”皆不载《叙官》。其中有与王安石一致的，如解：“匪颁之式”、“惟王建国”、“鲍鱼”、“”、“司徒”，皆宗于王安石《字说》。也有与王安石不一致的，如在阐述《周礼》旨义上，解“泉府以国服为之息”，则与当时社会有所隐喻。有纠订旧注之误者，如“载师里布屋粟”，则不从前儒，属新发之说。亦有解前人未发之言者。宋陈振孙《书录解题》对其多引王安石《字说》深为不满，则与宋政事有关，颇为偏颇。总体而论，《周礼详解》虽在文字训诂上，宗于王安石，但经文诠释却能自辟新径，不囿前人之说，多有发明，于《周礼》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后世学者如宋王与之《周礼订义》、林之奇注《周礼》释《周礼》多引其说。朱申作《周礼句解》，则从其“五官”，不载《叙官》之体例。版本有宋刊本、钞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二卷，梁曼陀罗仙译，与僧伽婆罗译之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同本先出，所谓文殊般若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