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生哲学

作者:方东美
中国人生哲学

方东美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 该书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原系作者抗日战争前通过中华民国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青年所作的广播稿。当时曾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汇集成册出版。赴台后,先知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一部分即根据先知出版社1978年第5版编印。第二部分是作者英文原著《中国人的人生观》(The Chinese Viewof Life)的中译本(译者为冯沪祥)。除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外,两部分的内容大致相同。 该书的宗旨是向人们展示中国先哲的智慧,特别是中国人的“心态”。所谓“中国心态”扼要来说,就是“深体广大和谐之道,因而了悟世上所有人类与一切生命都能浩然同流,共同享受和平与福祉”,其根本要旨便是“体会到不论是人或宇宙,都足以生生不息,创进不已”。围绕这个中心,作者阐述了中国先哲的宇宙观、人性论、生命精神、道德观念、艺术理想和政治思想。第二部分还特辟一章阐述中国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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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清吴宝芝 (生卒年不详)撰。吴宝芝,石门 (今地不详)人。本书集录花木鸟兽故实,分门排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分四十三目,中卷分四十二目,下卷分二十五目。所引的资料较为广泛。无论是稗官小说,或者诗词佳句,无不博引。并且追求新颖,别开蹊径。以供词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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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山志》书成于1917年左右。石城山又名石头山,即今南京城西之清凉山。石城山自古与钟山齐名,“钟山龙盘,石头虎踞”。石城山西接明城墙,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书以石城山为中心,分山北路、山南路、山东路三个部分,山北路至北城狮子山段城墙而至,山南路至新街口而至,山东路至干河沿而至,西面以明城墙为界。诒绂仿照《水经注》的体例,详细叙述了这一区域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与其父作霖先生的《凤麓小志》、《东城志略》、《运渎桥道小志》以及自己的《钟南淮北区域志》共同构成了南京地域文化的系列图书,演绎了南京文坛父子共同著述成一家之言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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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作《宋景文公笔记》、《笔记》。三卷,北宋宋祁撰。宋祁博学多才,遍读经史百家之书,所见所闻,遇有心得,即加以笔录,日积月累,完成此书。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曰《释俗》,记载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包括官员服饰、写书用纸、俚语音乐及遗闻轶事等。中卷曰《考订》(《丛书集成初编》本作《考古》),考订名物音训,也涉及文章史事。下卷曰《杂说》,分《庭戒诸儿》、《治戒》、《左志》、《右铭》几个部分。主要论述有关治国之道、君臣关系、为人处世原则等,是为教子而作的。书中颇多精详之论,其中,如论汉高祖吕后一条,后来为苏洵撰写《高祖论》所采纳。又如萧该《汉书音义》早已亡失,也赖此书存其略。今传有《四库全书》本、《百川学海》本、《学津讨原》本、《湖北先正遗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十药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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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肺痨 (肺结核)专著。葛可久编于元至正五年(1345)。最初附刊于清代周扬俊补注 《金匮玉函经二注》之后,后 《六醴斋医书》、《小耕石斋医书四种》均收有本书。清代陈修园对此书加以注解,林寿萱编歌,称《十药神书注解》,有刻本8种。此外尚有清代潘蔚增注刻本3种及《中国医学大成》汇集增订本。葛可久,名乾孙,姑苏 (今江苏苏州)人。家世业医,父葛应雷以医名世,可久继家学,治病多奇效,医名与朱丹溪相埒。据传可久与朱丹溪交谊甚厚,曾共同会诊病人。葛氏精针刺术,《异林》曾载其针狂犬病及瘫痪验案。凡病家求治,不问贵贱皆往医,且常资助贫病。医著有 《医学启蒙》、《经络十二论》,今均佚。据葛氏自序,《十药神书》乃葛氏将游历时遇一老人所授奇方,经试验确有奇效者编撰而成。因最早见附于周扬俊 《金匮玉函经二注》后,故有人疑为托名之著。本书内容仅载治肺痨方10首,以天干为序,列述了十灰散、花蕊石散、独参汤、保和汤、保真汤、太平丸、沉香消化丸、润肺膏、白凤膏、补髓丹之主治、药物组成、剂量、制服方法等。此10方之顺序,体现了葛氏治肺痨的经验,因而字数虽仅3000,仍为医者所重视。葛氏认为,肺痨血证,首重止血,因而以十灰散、花蕊石散列于前;次以补气,故独参汤列第三;再辅以止嗽宁肺、下气消痰之品,最后以润肺膏等复真元收功。本书是中国最早之治肺痨专书,在抗结核菌特效药问世之前,此书对治疗肺结核病起了很大作用,因而流传很广。后世治肺痨血证亦多遵其法,至今如十灰散、花蕊石散等仍在临床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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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有贪杯习惯的人们的意识中,谁都承认酒这东西有特殊的效用。那些旧式的酸溜溜的先生们,往往把“解愁”和“钩诗”的字样来讴颂酒德。比较有些新知识的人物对于酒的评价却不同了。说上什么“刺激神经”“畅流血液”,“提振精神”一类的考语,似乎也承认酒有兴奋的功用。但我的老友霍桑对于这些见解都是反对的。他说酒精中含着毒素,能够使神经麻木,减弱官觉的性能,总是有报无益。这句话我以为说得太过,也曾跟他辩论过。我认为饮酒若不过量,并不一定有害;但若使酒性太猛,或饮酒过度,那才有流弊可言。幸而霍桑也不是像“在理”的人一般地涓滴不尝的人,所以辩论的结果往往是一笑了之,并不曾面红耳赤过。可是在那天晚上,我经历了这一件奇怪而有趣的事实,才使我感得霍桑的见解确有科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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