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和发展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创立的历史根据
十九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的矛盾
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鲜明地暴露出来了的时代、适应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而诞生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就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贯串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始终的;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初期，表现得还不明显。到了十九世纪前半期，这个矛盾就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鲜明地暴露出来了。
这个根本矛盾的第一个表现就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当时劳动群众，因为不堪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能不团结起来去反抗资本主义。例如： 1816年英国劳动群众举行了破坏机器的大暴动; 1819年曼彻斯特劳动者在要求选举权的名义下举行了一次大示威运动; 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劳动者举行了两次大起义; 1837 年至1844年，英国劳动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 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开始了第一次起义。这些劳动者的运动，都以劳动问题为中心，他们的要求虽然仍局限于经济方面，还没有涉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的反抗，却已经明显地开始了。从这时以后，无产阶级已开始了由“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转变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的另一表现，是各个企业的有计划的组织与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例如：1815年英国发生的经济危机;1825年英国和大陆发生的经济危机;1836年在资本主义各国发生的经济危机; 1847年发生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这些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搅乱了各种产业部门间的均衡，很明显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秩序。这些经济危机，把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于一极，把贫穷和困苦集中于另一极，使千百万无产者遭到严重的灾难，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
这些矛盾的尖锐化和鲜明化，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zhìgù]，预示着社会革命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十九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上的矛盾
上述的经济矛盾表现在政治领域中，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的实质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平”外貌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前，是被掩盖着的。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们，为了动员人民群众为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曾经宣传理性是万事万物的唯一裁判者。凡是与所谓“永久理性”相矛盾的一切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都应当废弃，而代之以“合理的社会”与“合理的国家”。据说这“合理的社会”与“合理的国家”是约定了依据“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去建立的。所以当时的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结成革命的联合战线，推倒共同的敌人即封建主义制度，以期实现自由平等的要求。但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便爬上了统治阶级的地位，使政治的上层建筑适合于他们的经济要求，制定了种种适合于自己阶级利益的法律，把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当作“民主主义”宣布了。结果，所谓“自由”，在资产阶级方面，是对于劳苦大众的剥削与压迫的自由; 在劳苦大众方面，是“离开财产的自由”，是贡献剩余劳动或挨饿的“自由”。所谓平等，也只是商品的等价交换，即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的不平等。于是从来资产阶级及其辩护者(即启蒙学者)所梦想的“理性的王国”实现了。个人的支配欲，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原则和理论; 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革命的观念，兴奋了一般大众的精神; 现实的货币，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腰袋。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83 。这幅讽刺画教育了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认识到，所谓“民主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不进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镇压无产阶级反抗的工具。因此，为要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就不仅要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要进行政治斗争，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
在十九世纪前半期，产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完成，在法国正在完成的过程中。至于德国，产业革命刚刚开始，封建制度还占居统治地位。俄国更是落后，还停顿在农奴制与封建专制主义的阶段。在国际关系上，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主义经济，以德国为境界线而斗争。同时，专制主义政治与民主主义政治，也以德国为境界线而和争霸。德国在当时，是两种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的交叉点。再就当时各国内部的政治情形说，英法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未提上日程，唯有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德国无产阶级身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性极为坚决;同时又有英法两国的革命经验可资借鉴。这种情况，决定了当时的德国必然要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心，并且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当时政治经济领域中的矛盾，决定了无产阶级一定要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这个历史人物首先要落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
十九世纪前半期意识形态上的矛盾
为了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任务，就需要一种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站盾、预察事变前景的科学的革命理论，作为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但是，当时的一切现存理论，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这就产生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
当资产阶级还是一个革命阶级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历史任务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即使在当时，它也总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美化成最合乎“人性”的、永恒的“天国”，极力掩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资产阶级战胜了封建制度、夺得了自己的政治统治之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更成为专门反对无产阶级、阻挠革命变革的反动的东西了。
例如，作为西欧早期革命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机械唯物论，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曾经起过精神武器的作用。但是就在当时，它的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和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心论，也是为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服务、为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服务的。当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统治的宝座以后，这种理论就丧失了作为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的作用。德国古典哲学是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反封的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本来已经非常有限，至于要它充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当然更是不可能的。
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在这个时期，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直接威胁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程度，因此，资产阶级的台过能够比较客观地研究事实，因而发现了“劳动价值说”(亚当.斯密)，并且意识到阶级利害关系的对立、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与地租的对立(李嘉图)，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由于古典经济学者的资产阶级立场的限制，由于他们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的束缚，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成了永恒的社会制度，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当成了绝对的自然规律，因而并不能揭示价值的实质和阶级对立的意义。至于到了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变成了纯粹为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辩护的、毫无科学意义的庸俗经济学了。
那时批判和暴露资本主义罪恶的学说，是十九世纪初期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对立，却不能认识这个对立的本质，也不能提出解决这个矛盾的主力，不能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他们以个人的创造活动来代替社会的革命活动，按照他们自己所设计的方案来创造有关新社会组织的理论; 用宣传和示范的方法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 而且他们将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放软心肠和解囊施舍”，所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完全是脱离实践的，它只是不成熟的阶级关系的理论表现。
由此可多，那时的一切现存理论，都是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式所规定的实践任务格格不和人的。它们或者为资本主义辩护，或者虽然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却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实质，它们都不能充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崭新的、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服务的科学理论的出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于是，无产阶级的伟大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出发，总结了当代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地继承了以往理
论遗产中的积极成分，概括了当时各门科学的成就，创立了崭新的科学的哲学–唯物辩证法。
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产生的历史根据。以下再说明它形成的具体过程。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创立的过程
费尔巴哈唯物论的缺陷的克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先导，无疑地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克服了从来一切形而上学的唯物论、特别是费尔巴哈唯物论的缺陷，并由自然领域扩张于历史领域的唯物论，是辩证法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批判地摄取了从来一切哲学中的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成果，并综合了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结论的辩证法，是唯物论的辩证法。所以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是唯物辩证法的直接先导，而唯物辩证法却并不是两者之机械的综合。为要说明这一点，不能不进而说明马克思和思格斯改造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过程。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求学的时代，钻研了黑格尔的哲学，在同一时期，恩格斯也研究了黑格尔哲学。他们两人感受着当时欧洲和德国的革命形势的影响，而他们所研究的哲学，又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所以他们当时的政治的立场，是民主主义的，哲学的立场，是辩证唯心论的。可是，正在这个时候，黑格尔哲学体系开始崩溃了。1841 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研究了这部书，对这部书作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 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84。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大约在1842年至1844年之间。到了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成时，他们已超越费尔巴哈而前进，而费尔巴哈就终止于1843 年所达到的境界而停步不前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改造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工作，是在他们受着费尔巴哈的影响的时期进行的。他们最初接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大体上是费尔巴哈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某些基本原理，以及反对宗教唯心论的某些主要论点，但他们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费尔巴哈的论点的，他们批判了这个哲学的形而上学性，特别是批判了费尔巴哈在历史领域中的唯心论观点。
马克思和当时隐居在德国农村的费尔巴哈不同，他是当时德国政治早期革命的领导者。他在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成为唯物论者以后，其注意的中心问题，是政治的问题，是政治的批判。所以他在1842年3月20 日写给卢格的信中说：“在这篇论文里，我不免要谈到宗教的一般本质; 在这个问题上上，我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这个争论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 85。他又在1843 年3月13 日写给卢格的信中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 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86 。在这里已经表明了要研究哲学，必须研究政治，研究人类的历史。但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只是自然观方面的唯物论，并且是人本主义的唯物论，他本人只进行哲学活动，不进行政治活动。他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历史，因而他在历史领域中违反了他自己的唯物论，陷人唯心论，这是他的哲学的根本缺陷。所以，马克思集中注意于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中关于历史的唯心论见解，把唯物论贯串于历史的领域。他在1844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87。他又说：“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88。在这里表明了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已经超过了费尔巴哈。其次，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虽然称赞了费尔巴哈的“一切天才发现”，同时也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形而上学的直观的性质。如恩格斯所说：“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 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89”
到了1845 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成以后，马克思已经大大地超过费尔巴哈，而到达于历史唯物论了。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把人和自然作为哲学的对象。然而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他所说的目然，也只是一个空洞的名称。按照他的学说，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建立在目然的基础之上的。他只把自然看作感官的对象，不看作感性的活动，即不把自然看作可以改造的对象。他虽然把感觉理解为自然在头脑中的反映，但它只是一种消极的受动的反映，不是积极的能动的反映，即看不到主观能动性。因此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一一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一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90。“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91。”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意义92。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缺点时，特别着重主张革命的实践的活动在认识论中的重要作用，因为这种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把革命的实践这个概念引入唯物论的认识论，这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伟大功绩。
其次，费尔巴哈所谈到的宗教问题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中的问题，这样，费尔巴哈就把他的人本主义扩展到社会历史方面来了。他的“人本主义”所抓住的人，既然是抽象的人，生物学上的人，这样人与人的关系也只能是自然关系; 在他看来，这种自然关系的纽带就是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93。这种共同性只能是性爱、友谊、同情等等。这种性受、友这、同情等等就是费尔巴哈想用来代替旧宗教的新宗教。但在任何社会中，抽象的人是没有的，只有现实的人，只有作为特定时代的处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是阶级关系)，宗教就是生产关系的下的歪曲的幻想式的反映。费尔巴哈把宗教还原于世俗基础，这是正确的。但是费尔巴哈不懂得这个世俗基础实质上是人类社会、阶级社会，而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即人类社会)脱离它自身飞上重霄以后形成起来的独立王国。因此为要批判宗教世界，就必须批判这个世俗基础(即人类社会)，揭露世俗基础的矛盾，然后才能排除这些矛盾。“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94 。这就是说，世俗基础的矛盾即阶级矛盾消灭了，宗教世界也将逐步归于消灭。正如《提纲》所说：“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95。
《提纲》又说： 旧唯物论“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但旧唯物论者对这一问题并没有也不能予以说明。所以《提纲》接着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6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候，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历史的唯心观点，建立了关于历史的唯物观点。前者是旧唯物论，后者是新唯物论。旧唯物论是资产阶级的唯物论，它的立脚点是资产阶级社会;新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唯物论，它的立脚点是共产主义社会。旧唯物论仅仅用各种方式说明世界，而新唯物论不单是要说明世界，最重要的在于要改造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不但全面地克服了有旧唯物论的一切缺陷，并且建立了崭新的世界观。
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改造
现在再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过程。
我们已经知道，黑格尔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是以丰富的哲学史的知识做背景，并企图把当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果概括于其中的唯心论的辩证法体系。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什么是唯心论的而不能是唯物论的呢? 这个问题的说明，是理解关于黑格尔辩证法为什么必然要被否定的前提。
黑格尔的哲学所以是唯心辩证法的主要理由，第一，是当时德国社会状况的影响。如前段中所述，黑格尔时代的德国资本主义比较落后，德国无产阶级的势力比较薄弱。当时英法诸国所已实现的资本主义，在德国资产阶级心目中，还是将来应当实现的理想。所以作为德国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黑格尔只能在观念的世界中思辨地追想先进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这种事实，对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生成，给了决定的影响。第二，在黑格尔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还没有充分地暴露，还没有进入腐朽的阶段。黑格尔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史上最成熟最高级的阶段，而不能展望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所以他的绝对的唯心论，站在精神发展的完结的立场、认识的辩证法的停滞的立场。第三，黑格尔时代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还未能提供足够的材料来证明自然界的辩证性质，还不能从自然科学的成果中唯物地概括出辩证法的一般原理，因而只能透过唯心论的窗户去窥测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
基于上述的理由，黑格尔就在头脑中构思着当时科学所没有阐明的世界的现实联系，把观念所导出的思辨的公式能人现实世界，把现实世界弄成神秘的东西。因此他把他的体系独断地说成是绝对观念的实现、绝对真理的总体，这就造成了他的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要科学地解决这个让盾，只有打破非科学的体系，救出有积极意义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正是这一工作。
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工作，大概可以分为下述四项：
第一、黑格尔哲学把思维夸大成为独立的实体和现实世界的创造主。现在，这个哲学所颠倒了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必须使它再颠倒过来，即是要把存在看作本源，把思维看作存在的反映。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97。
第二、正因为黑格尔哲学是唯心论的，所以他就在精神界、在概念的运动中去探求万物发展的辩证法的根源，这是用头向下倒立的辩证法。现在要把它颠倒过来，使它用脚向下竖立，要在物质过程中去探求万物发展的辩证法的根源。所以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和沈中的合理内核”98。思维的辩证法与物质世界本身的辩证法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区别，但这两种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前者是自发的、客观的，而后者则是自觉的、主观的。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自觉的反映，主观辩证法必须符合客观辩证法。
第三、黑格尔的唯心论体系认为世界的发展因“绝对真理”的发现而告终结，这完全是与辩证法相矛盾的。马克思否定了这种形而上学的独断，把认识了解为无限发展的过程。
第四、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中虽然重视了实践的作用，但他完全脱离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把实践当作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或活动。马克思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把实践当作社会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因而把黑格尔的实践概念改造为历史的社会的范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黑格尔辩证法之唯物论的改造，表现于1842年至1845年的诸著作中。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之展开，首先是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次是1844年的《黑格尔法学批判导言》和《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以及1845年的《神圣家族》。至于在1845年至1846年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和意识形态》中，唯物辩证法更是已经完全地展开了。
辩证的唯物的自然观的形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是当时德国政治革命的领导者，他们的哲学实践的活动，首先是从政治实践的领域、社会历史的领域中开始的，就是说，他们的哲学活动和政治活动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哲学活动的路线，可以从他们在1842 年以后若干年的著作中看出来。但是他们是以什么哲学观点和方法进行活动的呢? 这是应当加以说明的。
根据恩格斯所写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以及其他许多著作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自从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影响成为唯物论者以后，他们的唯物论是辩证法的。因为费尔巴哈否认黑格尔的唯心论，就连他的辩证法也完全抛弃了，为了倒脏水，把婴儿也倒掉了。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同意过费尔巴哈那种简单的、粗陋的否定一切的做法，他们救出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在1885年追述这上段历史时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99 。”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说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辩证法的，即是辩证的唯物的自然观。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所有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自然观都是形而上学的。根据恩格斯的说明，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主要是机械唯物论，它含有两个局限性： 第一、在当时的自然科学中，只有固体力学达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 化学还在比较幼稚的状态，还信奉燃素说，生物学还处在襁褓之中，对于动植物的有机体还只作过极粗浅的研究，当时人们还用纯粹的机械的因素加以解释。这样，十八世纪唯物论者就专用力学的尺度来说明自然界中的化学和有机体的过程，这就构成了这种唯物论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第二、十八世纪唯物论者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不断发展中的物质。这是跟当时的自然科学水平以及与自然科学相联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相一致的。他们当时也曾知道自然界是处在永久的运动之中，但是他们却把这种运动理解为永远停留在同一水平、导致同一的结果的循环运动。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的这种局限性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100
自然观方面的这种局限性甚至在辩证法家黑格尔那里也是有的。因为黑格尔把自然界看作是观念的外化，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发展，只是在空间上展开自己的多样性，这种和自然观仍然是形而上学的。
十九世纪由干年代前后，费尔巴哈在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斗争中，发表了唯物论的自然观。但是这种自然观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他长期隐居在穷穷乡僻壤，不能够摄取当时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关于自然界辩证法的丰富资料，来充实他的唯物论的内容，仍然因袭了法国唯物论者关于自然的见解，不能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这正是费尔巴哈唯物论的严重缺陷。
在目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上，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自然科学已经由搜集材料的阶段进到整理材料的阶段，建立了一代以研究发展过程为特点的实证的自然科学，如地质学、胚胎学、动植物生理学与有机化学等，并且细胞学说(1839~1840)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1842)也已被发现了。这些自然科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并且与日俱增的材料，证明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式地发展着，而不是按照形而上学式地发展着的。所以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 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101“。由此可见，根据恩格斯的追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 ——~1846 年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根据当时自然科学提供的资料，首先形成了辩证的唯物的自然观。这种辩证的唯物自然观的形成就表明着自然观的革命变革的开始。但是恩格斯接着说：“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02。这就是说自然观方面的革命的开始虽然先于历史观方面的革命，但自然观方面的革命的完成却在历史观方面的革命之后。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要完成一个辩证唯物的然观的严密体系，需要大量的实证科学的材料，而这种材料只是在后来才逐步地充实起来的。到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时候，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的体系才最终完成。
列宁说：“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人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因此确信必须使社会科学适合于唯物主义的基础，并根据这个基础加以改造。”103。又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04”
以下，我们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
唯物史观创立的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订交合作（1844年8月)以前，他们的哲学活动是沿着政治活动的方向前进的。他们所采取的途径虽然不同，而所得的结论却是一致的。
1842 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和《莱茵报》所发表的各种政治论文，主要的是反对普鲁士和整个德国的那种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动统治。例如，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等论文中，马克思反对专制的书报检查法，反对反动派对于人民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压迫;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中，他分析了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以及普鲁士专制国家的作用，揭露了反动的省议会的等级局限性和它对封建贵族的届从态度;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论文中，马克思研究了所谓“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的情况，站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立场，为他们的物质利益进行辩护。
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感到对于经济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迫切需要，所以在1843年3月被迫退出《莱茵报》以后，就到布鲁塞尔和巴黎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法国革命史等。同时，他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德国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以及许多法国工人秘密组织的领袖们建立了联系，经常出席德法两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集会，并和当时的许多进步人士结识，就许多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与他们交换了意见。马克思根据这一段期间理论研究的收获和实践活动的经验，写成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在他所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政治解放”和“人类和解放”的根本区别，“政治解放”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人类解放”则是指推翻人类所受的一切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了无产阶级是实现和人类解放的主要社会力量，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 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目己。105“。又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06”。“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07” 从上面这些论文来看，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已经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家了。特别值得我们着重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代初步发现了唯物史观，并描绘出这一历史观的轮廓。他追述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著作的情况时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08”
恩格斯在同一期间，沿着与马克思不同的途径也达到了和马克思上述的绪论相同的结论，这可以从恩格斯发表的一系列的政治论文中看出来。他最初发表的两篇论文是《乌培河谷来信》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布——威廉四世》。前者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僧侣的蒙昧和伪善，揭露了工人和手工业者惨遭剥削的贫困生活; 后者展开了对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制度的斗争，同时还尖锐地抨击了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鼓吹的“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思想。1843 年11 月，他到当时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的曼彻斯特以后，一方面研究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的社会主义，同时又通过访问工厂和工人区，参加各种群众大会和工人集会，了解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了解工人的斗争和宪章运动，从而也了解了英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并结识了宪章运动的革命活动家; 在伦敦时，还与“正义者同盟”的领袖建立了联系。这些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的成果，表现在那个时期的许多著作中。在《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等文中，他评述了英国的政治斗争，揭露了各个政党的阶级性。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他分析了大工业的发展日益使工人陷于贫困，分析本国工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指出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能够获得成功。在《伦敦来信》中，他分析了英国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情况，描写了工人的斗争以及英国的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指出无产阶级不仅是贫穷受苦的阶级，而且是最进步最有前途的阶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一经济学著作中，恩格斯以社会主义的观点，批判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奠定了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从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在几篇关于英国状况的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英国的产业革命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和政治变化，批判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揭露了英国宪法的虚伪性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阶级本质。和恩格斯后来在谈到他研究英国经济和英国阶级斗争对于他的观点的形成的影响时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 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 这些阶级对立，在他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和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109“
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和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代作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恩格斯十分谦虚，他把唯物史观的发现归功于马克思，而认为他自己只作了很少的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订交合作以后，两人在1845 年合写了《神圣家族》一书。在这部书中，已提到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到了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提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这些都是历史唯物论的最基本的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学说的展开，详见于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提出了并论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原理; 指出了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 描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并简要地分析了顺次转变的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在分析历史发展最一般的规律时，阐明了各个时代的政治的思想的上层建筑由各该时代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原理，揭露了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工具，因而指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在这部著作中，他们着重地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在这些论证中已经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萌芽。并且他们还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从前一切革命的根本差别，从前的一切革命都是用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根除一切剥削制度，并且消灭无产阶级本身。他们在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时着重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脏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110”
从以上的简述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已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全展开了，至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可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及其以后的许多著作中所表述的关于历史理论的总结论。
以上，我们叙述了唯物史观创立的过程。唯物史观的创立，开创了历史科学的新纪元，它是人类科学思想中的最伟大的成果。
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哲学革命的实现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科学领域中，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缺点： 第一、从前的一切历史理论，只是从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考察历史的动力，不能认识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是它的根源，也不能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第二、从前的一切历史理论，把历史的动力归因于伟大人物的伟大意志、伟大精神，因此把历史描写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历史，而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全无关系。因此，它们至多只是搜集了片断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但总起来说，这种理论把历史现象看作是极端复杂混乱的东西，一切都由偶然性支配着，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必然性和规律性。因此在马克轴主义以前，没有真正的历史科学。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大工业的生产发展了起来，资本主义社会暴露了它本身的矛盾(主要是劳资矛盾)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考察了历史领域中的新事变，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的时候，情况才起了根本的变化。唯物史观的创立，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和这些条件的变更，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即将一切社会矛盾归结为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一切思想和趋向的根源。唯物史观也指出了历史是人民和群众自己所创造的，并揭示了以科学态度来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作一个虽然复杂矛盾，但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这样一来，就把唯心论从它最后的隐藏所–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实现了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中的革命变革。
唯物史观的创立，揭示了历史的辩证法，建立了科学的历史观。科学的自然观和科学的历史观的统一，就形成了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因而实现了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
唯物史观阐明了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由一种社会形态顺次转变到比较高级的社会形态的规律。马克思应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发现了剩余价值(初次发表于《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代替的规律。由于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社会主义便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由于哲学(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的有机统一，便形成了伟大的、划时代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它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行动的指南。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从前节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唯物辩证法，是在哲学斗争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我们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和发展的关键。马克思和恩格斯自从运用新的唯物论进行哲学活动的时候起，就在哲学的两条战线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方面，进行反对代表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唯心论的斗争，即对于施特劳斯.斯蒂纳、鲍威尔的唯心论的斗争，特别是对于黑格尔的唯心论的斗争。另一方面，进行反对旧唯物论的斗争。这些是可以从《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其作中看出来的。特别是后两部著作，充分展开了唯物辩证法。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截至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写成之时为止，是唯物辩证法确立的时期。而唯物辩证法的确立，是在反映政治斗争的哲学上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同时，我们必须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斗争，是与经济学及社会问题的具体研究相结合而隶属于政治斗争的。从这个时期以后，是唯物辩证法发展的时期。而唯物辩证法以后的发展，仍与继起的各阶段上反映新政治斗争的哲学斗争–两条路线上的斗争–相联系。例如1847 年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唯心论的斗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等庸俗唯物论的斗争; 1877 年恩格斯对于杜林的机械论的斗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拉萨尔的唯心论的斗争; 1886——1888 年恩格斯对于新康德主义、新休谟主义的斗争等等，都是唯物辩证法对唯心论和旧唯物论的哲学斗争。这一类哲学的斗争，反映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险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同时促进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在这一类的哲学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一切的著作中发展了历史的辩证法（即唯物史观)与自然的辩证法。
发展了历史辩证法(即唯物史观)的著作，首先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在1883年写的《宣言》的德文版序中，认为《宣言》中所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是唯物束观。其次是《资本论》。《资本论》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的规律，阐明了人类社会之辩证法的发展。就哲学的观点说来，《资本论》不但是经济著作，而且是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如列宁所说：《资本论》“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11。《资本论》是资本的逻辑学，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领域中应用的范本。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112 。再次，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创立和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夺取政权的主张，1851年又总结了1848年革命以后的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后，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推翻资本主义的手段，而且是建成共产主义的手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完全地展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还有恩格斯在1884年写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著作中，研究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阐明了它的内部结构，指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产生的，并且将来一定要走向消灭。关于社会史前状态，在1847 年以前几乎还无人知道。直到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等人所供给的材料对于原始社会做出了科学的说明以后，才补充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在说明原始社会时的不足之处。这样，唯物史观这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的学说就完满无缺了。
展开了自然辩证法的著作，主要是《自然辩证法》(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哲学的终结》中，也说到这一方面)。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创成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哲学时，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白，例如在生物学方面。直到1859 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以后，才初步填补了这个空白。达尔文的进化论指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有机体，都是由单细胞的胚芽经过长期发展才产生的，但是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在当时还是不能理解。1871 年达尔文所著《人类起源》一书的出版，在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达尔文没有彻底解决人类是怎样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以及人类社会是怎样产生的问题，因为他是以纯粹生物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的。直到1876 年思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写成后，才真正从原则上解决了人类、人类意识以及人类社会的起源的问题。恩格斯指出，由猿转变为人的主要因素是人所特有的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13， 创造了人类的语言和思维，促使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作用》这一篇论文在《自然辩证法》这一著作中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自然辩证法》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一切积极成果，批判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指出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规律，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
如恩格斯所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自然科学处于强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已经达到相对的带有明确性的完善地步。当时已经搜集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的新的认识材料，有可能在这一大堆混乱的相继发现中建立起一种联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条理来。114”于是根据已有的实证自然科学如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就不仅能够把自然界各个领域内所有各个过程间的联系揭示出来，而且能够把那种使各个领域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联系揭示出来，这样，依靠经验狂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材料，就能够对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总情景做出系统的说明了。因此，辩证的自然观就得到更加充实和发展，即是说，自然观的革命完成了。
尽管在这时自然科学领域里还有空白点，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于自然界取得一个完整的认识。而且随着自然科学日趋专门化和精密化，这些空白点都将逐渐填补起来。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将不断地证明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性，并丰富它的内容。同样，社会历史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唯物辩证法也必然要不断地占前发展。
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恩格斯逝世以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是列宁。西欧各国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结束直到1904 年为止，是所谓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各国无产阶级先后争得了政治权利，无产阶级可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资产阶级国会，进行斗争。他们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工会、学校、合作社等，还发行了自己的报刊杂志，并向资产阶级政府争得了改善自己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地传播起来了。“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115。”各国资产阶级鉴于无产阶级势力的强大，就计划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策略，除了公开镇压以外，还派遣别动队混进工人队伍并收买工人中的落后分子，使他们变成工人贵族，来分化无产阶级的阵营。于是，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他们把为伟大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说成是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状况以便反对雇佣奴隶制度说成是奴隶们为了换取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度讲和平)，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充当议会议员的社会党人中间，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僚以及“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116。这样的实际斗争，在理论斗争、哲学斗争领域中的反映，就是资产阶级除了直接地、正面地攻击马克思主义以外，还用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以及其他一切带引号的“社会主义”来冒充马克思主义; 这些主义的哲学观点，是唯心论及其许多变种，即新康德主义、新贝克莱主义、新休谟主义、马赫主义以及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种种曲解。这许多唯心论及其变种在工人运动中喧嚣一时，十分猖獗。1897年出现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就是以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为理论根据的。这些叛徒们竟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叫嚣要“回到康德去”，“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结合”起来。这种修正主义，首先在德国和奥国的社会民主党中取得支配地位，往后波及英、法、意等国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之中，变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一股大逆流。它在俄国也成为最时髦的思潮。这些唯心论及其变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哲学限制在认识论的领域，就认识论的领域来向唯物论挑战，它们所采用的精神武器，主要是所谓物理学的唯心论。
这就是列宁时代的哲学斗争的基本形势。
列宁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广博的，精湛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犀利的精神武器。他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对于各种变相的唯心论，作了长期的、不调和的斗争。
列宁的哲学活动，开始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的批判的矛头，主要地指向民粹主义和各派修正主义，如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等。在这段时期，他所写的各种批判的著作，捍卫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1905 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一切反动势力向马克思主义疯狂进攻。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记者，都想方设法要“驳倒”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革命队伍中腐化变质的分子，也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采取修正主义的立场，出现了取消派、召回派、孟什维克派、马赫派、“造神派”宣扬最反动的哲学观点，如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信仰主义和公开的僧侣主义。这类的宣传，成了普遍的现象。在这反动年代里，列宁认为，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党的理论基础，保卫党的世界观，在思想领域中成了首要的任务。因此，列宁在1908 年写成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粉碎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攻。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它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列宁首先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了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即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是从古以来认识论上的基本问题，由于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答不同，哲学就划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个对立的阵营。并指出： 从物质到感觉和思维，与从感觉和思维到物质，这是认识论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前者是唯物论的路线，后者是唯心论的路线。他揭穿了那些自命为认识论上“新”路线的代表的经验批判论、经验一元论等流派的实质，指出他们同康德主义、贝克莱主义和休谟主义一样，都是坚持从感觉和思维到物质的认识论路线的唯心论流派。列宁的这一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同现代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具有原则的意义。另一方面，列宁还指出，真正要把唯物论的认识论贯彻到底，就必须在认识论的领域中贯彻辩证法。他批判了形而上学唯物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缺陷，并教导说： 和在其他一切科学领域中一样，在认识论上，也要作辩证法的考察。这就是说，不要把我们的知识当作完成的不变的东西，而是要探求怎样从不知产生出知识，并使不完全不确切的知识变为较完全较确切的知识，因而唯物地解决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辨证关系的问题，真理的实践标准的问题，阐明了物质、运动、时间、空间以及因果性等范畴，驳倒了一切唯心论及其变种对于这些问题的曲解。列宁把唯物论的认识论原则应用于社会历史方面，严厉地批判了经验批判论和经验一元论把社会存在同社会意识等同起来的主观唯心论的错误，阐明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他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束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117列宁深刻地提出了哲学党派性的问题，说明现代的唯物论属于无产阶级的党派，现代的唯心论属于资产阶级的党派。他深恶痛绝地反对那种妄图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上、或者调和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所谓中间派或无党派的资产阶级哲学。列宁的这些深刻英明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划时代的贡献。
第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总结了自然科学上的最新发现，丰富了辩证唯物论。十九世纪末年以来，自然科学上许多新的发现，打破了从前物理学上的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从前的物理学认为物质有不变的性质(如不可入性、惰性、质量等)，认为原子是一种不能再分割的物质粒子，由于电子和放射性的发现，这种关于物质结构的传统观念打破了。于是那些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受了唯心论影响的物理学家就认为”物质消灭了“物理学的”危机到来了，形成了物理学的唯心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利用关于科学上的最新发现之唯心论的解释，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大声叫嚣着“物质消灭了”，“唯物论也消灭了”。列宁为了粉碎这类敌人的攻击，唯物地概括了自然科学这些最新的成就，指出自然科学中所发生的急剧的变革，不仅不否定主张世界物质性的唯物论，并且进一步证实了唯物论的正确，加深了关于物质及其特性的观念，丰富了唯物论的内容，并且赋予了唯物论以新的形式。列宁还指出，自然科学家只有自沉地成为辩证唯物论者，才能在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开辟广阔的新途径。
列宁的这部著作，不仅清除了一切唯心论派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种种“修正”和曲解，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并且总结了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斗争的新经验和自然科学上的新发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部著作在反动的年代里，奠定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类智慧的宝库。
《哲学笔记》是列宁钻研哲学问题所作的大量笔记的汇集，包括对几十种哲学著作的摘要和批注。这部笔记虽然并不是准备公开发表的著作，但是却记录了列宁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的极其深刻和丰富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这部笔记的小部分写于1895 年，大部分则是1914 年到1916年写的。列宁非常重视唯物论的辩证法，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他的一切著作，都是应用辩证法分析革命问题的榜样。1914 年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后，无产阶级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已经迫在眉睫。关于帝国主义矛盾的问题、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破帝国主义锁链的薄弱环节的问题、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民族问题、殖民地问题，以及反对修正主义者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一些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所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为要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具体的、深刻的分析。列宁正是为了这个紧迫的革命任务而用极大的努力研究哲学问题，写成了这部《哲学笔记》。
《哲学笔记》的中心问题是辩证法。在《笔记》中，列宁着重钻研了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剥取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外壳中的辩证法，加以改造。他一面摘录黑格尔著作中含有合理内核的片断，一面做出自己的论断。列宁研究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提出辩证法的十六要素，分析了三大规律的各个基本环节。他主张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其他两个规律都可以根据这个规律去说明，所以他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118。又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119。。这些原理对于帮助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神实质，起了极大的作用。
列宁认为，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他说：“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120因而断言，“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21因此，在《哲学笔记》中，除了辩证法问题以外，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点。列宁着重说明了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是辩证法的反映论。他特别用很多篇幅，研究了黑格尔对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批判，论证了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他指出了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许多基本原则，如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客观标准，认识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辩证过程，认识不是直线而是螺旋状的曲线，等等。这些原则，都是研究唯物论的认识论所必须遵守的。
列宁认为，辩证法又是逻辑学，他给逻辑学的本质作了科学的规定：“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122从这个规定的内容来看，它和关于辩证法的规定是符合的。列宁还谈到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关系，他说：“逻辑学是和认识论一致的”123。“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124” 因此，他认为： 在《资本论》中，逻辑学、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125。列宁关于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的同一性的指示，以及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一致、理论与实践的一致的指示等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总起来说《哲学笔记》是辩证法的宝库，其中每一个原理都需要作专门的研究。
此外，列宁为反对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而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 年)，为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而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和《国家与革命》(1917 年)等著作，都捍卫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列宁的哲学的斗争，反映了他从前世纪来年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并领导这个斗争的数十年的历史经验。他的哲学的斗争与他的革命的政治斗争联系着，他之促进唯物辩证法的发展，与他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形势的分析，与他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的指导相联系，并且他还摄取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充实了唯物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发展到了新的高级的阶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列宁阶段。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粉碎了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的进攻，捍卫了列宁主义。他根据列宁的遗教，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击败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的进攻，保卫了社会主义的祖国。在这些艰巨复杂的斗争中，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的哲学专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的关于哲学的部分，或者是尖锐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对唯物辩证法的歪曲和攻击，或者是纠正了革命队伍内部在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或者是以简洁通俗的形式阐明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些著作在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斯大林的著作尽管包含着一些不正确和不完善的论点，但是总的说来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文献。
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继列宁之后，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的是毛泽东同志。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这个最大的国际市场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封建阶级、买办阶级之间的斗争，使旧中国成了近代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艰苦卓绝地进行谋求解放的斗争，前仆后继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了八十年的奋斗和摸索，中国人民终于在十月革命之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科学武器，建立了自己的战斗司令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结果就在中国埋葬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敌人强大，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园中取得伟大胜利的经验，必然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大力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共产主义世界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这一新的更为艰巨的任务的过程中，正在不断地取得伟大的胜利，积累着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也必然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宝库添加新的财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者背叛革命，背叛马克思主义，向无产阶级疯狂进攻。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自夺取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后，全面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提出了系统的修正主义纲领和路线，为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开辟道路，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击退现代修正主义的逆流，中国共产党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同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大论战。这次具有空前规模的世界性的大论战，也必然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推进到新的境界。
上述这些斗争的舵手，就是毛泽东同志。这些斗争的理论结晶，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和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全面的，其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占着突出的地位。这里不可能系统地论述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光辉贡献，只能就几个最重要的方面作一些简略的说明。
第一、毛泽东同志把党内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斗争提到哲学的高度，作了系统的解决，为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和可靠的保证。
共产党是革命的向导。党要把革命引向胜利，就要有正确的路线。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党的正确路线，只有严格依据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可能产生。如果背离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党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路线错误，把革命引向碰壁。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唯物辩证法同主观主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曾经在1927~1934年间占居过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 直到1935年1月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中国革命才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从胜利走向胜利。长期的革命经验证明，不彻底击败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要彻底击败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就必须挖掉机会主义的老根，即用唯物辩证法的武器彻底清算主观主义的思潮。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一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肃清了在党内许多同志中长期认识不清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1)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认为，正确思想是从头脑里随便创造出来的，或者是从书本上抄来的。因此他们制定政策的时候从来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或者从书本上的某些现成的公式出发，被他们俘虏的经验主义者也相信他们的这一套。《实践论》指出，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即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 不亲身参加具体的革命实践，不从实际出发，要取得正确思想是不可能的。(2)判定思想正确与否以什么为标准？教条主义者实际上认为，思想的正确与否是依引证经典著作词句的多少而定，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的。因此他们尽管在实践中一再碰壁，还是硬说自己的路线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经验主义者也附和了这种看法。《实践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革命的实践。只有当人们在实践中实现了预定的目的时，人们的思想才被证明为正确，在实践中一再碰壁的思想只能是错误的思想。(3)如何处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教条主义者实际上认为理性认识不依赖于感性认识。因此他们从来不肯下苦工夫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从中引出必要的绪论，而是凭热情和感想办事。经验主义者则实际上认为感性认识无需上升到理性认识，因此他们不肯也不善于在理论的指导下总结经验，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而满足于狭隘的局部的经验。《实践论》指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只抓住一个片面是不能取得正确认识的。(4)如何对待认识的发展？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不了解认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们或者是当客观过程向前推移转变了的时候还使认识停留在旧的阶段，犯右倾的错误; 或者是当客观过程还没有推移转变的时候使认识超过了一定的发展阶段，犯“左”倾的错误。《实践论》指出，人们的认识必须同一定的具体发展阶段相一致，即求得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一切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以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粉碎了一切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思想，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
《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角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着重解决了下列问题： (1)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矛盾论》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贯串于每一过程发展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 然而每一过程以及每一发展阶段的矛盾又有质的不同，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即富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因此，研究任何问题时，必须以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认识为指导，深入地具体地分析特殊事物的矛盾特殊性，找到普遍和特殊的联结，并反过来丰富和发展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认识。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不懂得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或者是忘记了矛盾的普遍性，或者是忘记了矛盾的特殊性，他们都不肯或不善于在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2)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矛盾论》指出，矛盾双方具有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即互相排斥而又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关系，研究问题时必须同时把握这两重关系。主观主义者在看到斗争性的时候看不到同一性(例如“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看到同一性的时候看不到斗争性(例如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民族资产阶级“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结果使自己的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3)对抗和非对抗的区别问题。《矛盾论》指出，必须善于区别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的矛盾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成才能解决(例如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非对抗性的矛盾则不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例如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问题上); 当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搞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了的时候，解决矛盾的形式也应当随着转化。主观主义者不懂得这种区别，他们或者用非对抗的斗争形式来处理对抗性的矛盾，或者用对抗的斗争形式来处理非对抗性的矛盾，或者当矛盾性质转化了的时候不知道相应地改变处理的方法，结果就不能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矛盾论》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武装了全党，击破了主观主义思潮。
毛泽东同志的这两部伟大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武装了全党，给全党同志提供了一个观察革命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提供了一个鉴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试金石，因而从根本上摧毁了一切形态的机会主义，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实践论》和《矛盾论》不仅是反对数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强大武器，同时也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因为修正主义的认识根源也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
第二，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系统地、深刻地、简要地、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它具体化为党的工作方法，使它成为广大革命群众能够直接掌握的尖锐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时，才能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群众化，是一项极其重的任务。马克思和列宁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曾考虑过写一本通俗简要地论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小册子，作为教育广大工农群众和党的干部的材料，但是没有来得及实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著作，把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任务完成了。这些著作对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作了全面的、严整的、集中的论述，使人读了能够有系统地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些著作不但概括了人类几千年来的认识成果，不但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而且概括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全面的发展，论述得特别深刻; 这些著作的篇幅都不大，而且用的是人民群众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富于形象性，结合了群众的切身经验，使人感到亲切易懂。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具体化为党的工作方法，即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26”这样，唯物辩证法这个人类认识的最高成果，就经过毛泽东同志这位巨匠之手，真正变成每一个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都可以直接掌握的尖锐武器了。现在，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高潮，广大群众不仅在课堂里和学习时间里，而且在车间里、田头上，在生产和工作的休息时间里，都可以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见面，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他们已经能够或者正在学会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哲学同群众的结合还从来没有这样紧密，哲学所发挥的物质力量还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空前未有的新局面、新境界。这种新局面和新境界的出现，无疑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的功绩127。
第三，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的独特条件之下，创立了一整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的学说，光辉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家中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在以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问题。如列宁在1919年11月所说，这样的任务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128。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完满地解决这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以及其中的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的矛盾，从而正确地规定了中国革命的纲领、路线、战略、策略。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129”。因此，必须一方面坚持革命发展阶段论，把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明确地区别开来，一方面坚持不断革命论，把这两个阶段的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尽一切可能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不停顿地立即展开社会主义革命。他指出，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保证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和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他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必须同他们建立最密切的联盟;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和动摇性的两面性的阶级，必须对他们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他们的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实行联合，对他们的动摇性和妥协性进行斗争。由于实行了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就使得党在各个革命阶段能够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武装斗争的问题上，他突出地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性的作用，提出了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路线; 他以极大的精力研究了革命战争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条件下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提出了一整套使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人民军队高度无产阶级化和革命化的建军理论，使当初数量很小、装备很差的人民军队在斗争中愈战愈强，终于战胜了数量庞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反革命军队。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他提出了既要肃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党内斗争方针，创造了整风运动的党内斗争形式，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保证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巩固。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贡献，不但保证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同时对于正在争取革命胜利的世界各国人民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解决上述这些极其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他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等等方面的著作，处处都贯串着唯物辩证法的精神，都是唯物辩证法的活的范本。因此，他在光辉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的时候，也光辉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这些发展，集中地表现在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伟大的著作中。
第四、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新的历史条件，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学说，从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发生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又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通过武装进攻或“和平演变”。于是，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关系到共产主义事业最终胜利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同志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武器，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并且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其他著作中，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批驳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也澄清了革命队伍中的错误认识。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适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串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政我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对人民内部矛盾应当用民主的方法处理，对敌我矛盾应当用专政的方法处理。只有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正确处理，才能够困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战胜那些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基于上述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诸如：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准备条件的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 以不断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打击资本主义势力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为目的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 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做准备的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方针; 为密切党群关系、防止官僚主义而实行的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为巩固国防、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而实行的一整套建军原则，为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永不变色而提出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条件和办法，等等。只要坚决地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的成果，并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是前无古人的，这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伟大的革命勇气和严谦的科学精神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底的结果，这是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独特的光辉贡献。
实践出理论。千百万人民和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必然要通过伟大的革命领袖之手而集中起来，成为伟大的理论。这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译东同志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解决当代革命斗争中的极其复杂的新问题的过程中，必然要以新的内容独立地推进唯物辩证法，把它提到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是迄今以来人类历史上一切先进思想的概括和总结，是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唯物辩证法在当代的伟大发展。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同他的整个革命理论一起，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掌握千百万革命人民的心灵，在世界上各个角落点燃革命的火炬，为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