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前期封建制发展时期（汉至晋）哲学史史料（一）
一 《新语》和《新书》
陆贾和贾谊是汉朝初年的两位思想家，贾谊尤为重要。陆贾的著作名《新语》亦称《陆子》。贾谊的著作名《新书》亦称《贾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儒家“《陆贾》二十三篇”，“《贾谊》五十八篇”。现在传下来的《新语》和《新书》，均非《艺文志》著录的原本。《史记·陆贾传》：“凡著十二篇。”《隋书·经籍志》：“《新语》二卷，陆贾撰。”《新唐书·艺文志》：“陆贾《新语》二卷。”今本《新语》二卷，十二篇，有清宋翔凤校本，民国唐晏校注本。《隋书·经籍志》：“《贾子》十卷，录一卷，汉梁太傅贾谊撰。”《新唐书·艺文志》：“贾谊《新书》十卷。”今本存目五十六篇，有清卢文弨校本（《抱经堂丛书》本，《二十二子》本），俞樾、刘师培、孙人和有补正。
二 《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汉初儒家著作的一部总集。这部书所包括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宋明道学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礼记》各篇思想发展出来的。
旧日有所谓三礼，即《仪礼》、《周礼》和《礼记》。《汉书·艺文志》著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七十”当作“十七”）；这“古经”与“经”，就是今古文之分。经十七篇就是现有的《仪礼》，这是今文。古经五十六卷是后来发现的，这是古文。照《艺文志》所说，古文中有十七篇和今文的十七篇是“文相似”；就是说，在古文五十六篇中，有十七篇基本上就是今文的十七篇。其余多出的三十九篇，在当时已经没有人能了解，后来也失传了。所以关于《仪礼》，虽然在汉朝已有今古文之分，但是后来的经学家们没有因之而发生争执。因为古文十七篇基本上和今文相同，其余三十九篇已经遗失，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了。
在春秋以前，奴隶主贵族们的一切行动都有一定的规矩。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表示出他们特殊的地位。不同等级的贵族，也有不同的规矩；这也是等级制度的一种表现。这些规矩是很繁琐的，往往连贵族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遇见重要的场合，贵族们就需要他们所养的一些专家帮助他们，这种帮助叫做“相礼”。“相”就是帮助的意思，“礼”就是那些复杂的规矩。这些专家们便以学习这些礼并辅导别人行礼，作为他们的职业。儒家的儒，本来就是指的这种专家，这种专家就称为儒。后来的儒家的人也以“相礼”作为他们的一种职业。
（一）卢文弨校刊本，以聚珍本为主，收集了当时学者对于这部书校订的成果。
（二）《春秋繁露注》，清凌曙撰，收在《皇清经解续编》内。这是一部最早的《春秋繁露》注。
（三）《春秋繁露义证》，清苏舆撰。在凌曙的注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资料，也改正了凌曙的一些错误。
五 《淮南子》
《汉书·淮南王传》说：“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杂家“《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又《数术略》著录：“《淮南杂子星》十九卷。”现存的只有内书二十一篇，即《淮南子》。高诱说，这部书原名《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后来“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高诱《淮南鸿烈注》叙）。
在汉朝的贵族中，有他们自己的内部矛盾。皇帝主张中央集权，当时分封在各地的诸王主张地方割据，与中央政府相对立。刘安即诸王之一。他聚集了很多在中央不得意的知识分子，其中著名的有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披、伍被、晋昌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合著成这部书。当时中央政府正在定孔子为一尊，以儒家统一思想。刘安及其左右反对统一，也反对统一思想，认为各家都有所长，不可专要一家。
所以这部书有杂家的倾向。最后一篇《要略》，是全书的序。在这篇序里，作者认为先秦各家的学说都是为了解决一时或一地的问题，因此各有所长，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至于淮南王自己的书“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这就是说，它兼有各派的长处；这就是杂家的倾向。
书中《地形训》讲九州。在这个九州里，第一个就是东南神州。照驺衍的大九州的说法，中国名为赤县神州。《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论衡·难岁篇》也说，照驺衍的说法，大九州中，在东南方的名曰赤县州。可见《淮南子·地形训》所说的神州，就是驺衍大九州中的一个。《地形训》所说的九州就是驺衍所说的大九州。这一篇可能有一部分就是驺衍的学说。书中的《时则训》和《吕氏春秋》十二月月令相同，也是阴阳家的学说。书中的《缪称训》，有大部分跟《太平御览》所引的《子思子》相同，这篇可能是采自《子思子》，这是儒家的思想（说详杨树达《淮南证闻》）。
可见这部书是许多人采集许多书拼凑成的，其中道家思想比较多。汉朝的道家，本来有杂家的倾向。司马谈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论六家要指》）《淮南子》正是这样的道家。
这部书在汉朝有两个注解，一个是高诱注，一个是许慎注。唐朝以后，许慎注遗失了，只有高诱注。可是现有的高诱注也搀杂了一部分的许慎注。据近人的考证，每一篇题目下的注解有“因以题篇”几个字的是高诱注，没有这几个字的是许慎注。例如《原道训》下注说：“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因以题篇。”这一篇注解就是高诱注。《人间训》下注说：“人间之事，吉凶之中，徵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几也。故曰人间。”这篇的注就是许慎注。
关于《淮南子》的注解：
（一）《淮南鸿烈注》，汉高诱注。
（二）《淮南集证》，刘家立撰，中华书局本。
（三）《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撰，商务印书馆本。
（二）（三）两部书都收集前人校勘和考订工作的成果。刘家立只注重前人的研究成果，自己的判断不多。刘文典后来又撰《三余札记》，对于《集解》有补充。
六 谶纬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天人感应”。这是汉朝统治阶级用以麻醉人民的一种方法，也是统治阶级企图用以限制皇帝权力的一种方法。汉朝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讲“天人感应”的很多。《汉书·五行志》记载了他们的学说。
《五行志》引《周易·系辞》的话：“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它说，据刘歆的解释，《易经》的八卦，是根据《河图》作出来的；《洪范》是根据《雒书》作出来的。《洪范》中有所谓九畴，其中之一，就是五行。九畴共有六十五个字，刘向父子认为这六十五个字就是《雒书》的本文；《洪范》的其余部分都是六十五个字的解释。照《五行志》的说法，刘歆以为“《河图》、《雒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这就是把所谓九畴抬到同八卦相等的地位，把《洪范》抬到跟《周易》相等的地位，认为它们是互相补充的。
刘向他们又引用《春秋》所记的事迹，以比附《洪范》。《春秋》有三传，《五行志》又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公羊》和《穀梁》都是今文，《左传》是古文。所以刘歆又与董仲舒、刘向不同。《五行志》又说：“是以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班固以董仲舒和刘向、刘歆的著作为基础，加上当时别的阴阳家的学说，成为《五行志》。《五行志》是汉朝阴阳家的思想的综合体系。
董仲舒和《五行志》的思想继续发展，成为西汉末年的所谓“谶纬”。纬是对经而言。经字的本义指布的直线；纬字的本义指布的横线。据讲纬书的人的说法，孔子先作了《六经》，又恐怕后人不能完全了解，所以又作了一些补充的著作，对经而言，名之为纬。有《易经》就有《易纬》；有《礼经》就有《礼纬》；有《诗经》就有《诗纬》；有《书经》就有《尚书纬》；有《春秋经》就有《春秋纬》；有《孝经》就有《孝经纬》。每一种纬又包括许多篇，各有些奇特的名字。
所谓谶大部分都是些隐语，据说能预告将来的事情。譬如在秦始皇的时候，有一个谶语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认为胡是匈奴，于是就派很多的军队，驻在北方的边境，防备匈奴。可是后来秦朝亡在二世皇帝手里；他的名字叫胡亥，所谓“亡秦者胡也”的“胡”是指胡亥。在王莽时期，有一个谶语说，“刘秀当为天子”。刘歆企图应这个谶，就改名为刘秀。其实后来成了皇帝的是另外一个刘秀。这些谶语，当然都是有人故意制造散布的。有的谶语，后来就被人揭穿了。例如秦末陈胜起义，用一块绸子，上面写“陈胜王”三个字，放在鱼肚子里。他手下的人买了这条鱼，剖开鱼肚得到这块绸子。“陈胜王”就成为谶语。他又派人在夜间装作一个狐狸的声音说：“大楚兴，陈胜王。”这也是谶语（见《史记·陈涉世家》）。
纬书的主要倾向就是要把六经神秘化，把儒家思想宗教化，把孔子说成是个教主，其中也有一些预言。例如有一篇《春秋纬》名《汉含孳》，说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制法”；孔子预先知道后来有个汉朝，替汉朝制定了一些政治上的原则。纬跟谶混合起来，称为谶纬。这种倾向开始于董仲舒，到后来发展到非常奇怪可笑的地步。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汉书·五行志》及谶纬构成西汉统治阶级的神学的体系。
汉朝今文经学的特点，就是用谶纬解释儒家的经典。这种办法从董仲舒开始，到后来越来越盛行。古文经学家反对这一种做法。他们反对谶纬，更反对用谶纬解释儒家经典。在汉朝，今文经学“立于学官”；古文经学在民间与之对立。当时的今文与古文之争，不仅是关于一些文字异同上的争执，实际上是民间的学问和官学的斗争，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意义。西汉末年和东汉的几个唯物主义者如杨雄、桓谭、王充，在经学上都是拥护古文的。
《汉书·艺文志》没有提到谶纬。刘歆所处的时代正是谶纬盛行的时代，他不可能没有看见过这些东西。但是他是一个古文经学家，他在《六艺略》和《诸子略》里，对于先秦学派的起源，作了说明。他的说明固然不一定正确，但他是企图用历史的事实说明历史的事实，完全不用谶纬中的宗教迷信的说法。这说明，他虽然作了像《五行志》所说的那样的著作，但是还没有如谶纬那样荒谬。
谶纬本来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后来发展的结果，对统治阶级也有危害性。统治者可以制造一种谶来肯定他自己的政权；反对他的人，也可以制造另外一种谶来反对他的政权。因此，到南北朝时候，统治者又禁止谶纬。照《隋书·经籍志》所说，刘宋开始禁谶纬，萧梁又加强了这个禁令。隋文帝也禁止谶纬；隋炀帝更派人到各地方检查书籍，凡是与谶纬有关系的书全都烧了，私藏这种书的人犯死罪。《隋书·经籍志》把唐初尚存的纬书篇目，别为纬书一类，列于诸子之后。现在存在的纬书只有很少数的几篇还是完全的，其余都是些零碎的字句。
七 《太玄经》和《法言》
在西汉末年，杨雄（或作扬雄）反对谶纬和“天人感应”而自成一个唯物主义的体系。他也尊崇孔子，但是在他看来，孔子只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是人，不是神。
杨雄的哲学著作有《太玄》和《法言》。在形式上《太玄》摹仿《周易》；《法言》摹仿《论语》。《太玄》中所谓“首”，相当《周易》中的卦辞；“赞”相当爻辞，“测”相当彖辞；其余各篇，相当于系辞等。刘歆看了杨雄的《太玄》，以为太深奥，担心后来懂的人少，要用它“复酱瓿”（《汉书·扬雄传》）。可是后来研究《太玄》的人还是不少。后汉末年，就有宋衷作《太玄》注，三国时陆绩又作补充。
关于《太玄经》的注解：
（一）《太玄经注》，晋范望注。以宋衷、陆绩的注为基础，“因陆君为本，录宋所长，捐除其短”（自序）。这是现存的最早的《太玄》注。
（二）《太玄经集注》，前六卷宋司马光撰，后六卷许翰撰，集宋代及宋以前的关于《太玄》的注解。
（三）《太玄阐秘》，清陈本礼撰。
关于《法言》的注解：
（一）《杨子法言注》，晋李轨注。原有侯芭和宋衷的注，现均不存。李轨注是现存最早的注。
（二）《五臣法言音注》，晋李轨，唐柳宗元，宋宋咸、吴秘、司马光注。
（三）《法言疏证》，清汪荣宝撰，1911年排印本，这是《法言》的比较详细的注解；后有1933年排印本，改名《法言义疏》。
八 辑佚书
西汉以前的书，有许多全书虽已失传，但其篇章字句，散见于别的书的引文中的，也还不少。这就是所谓“佚文”。清朝有些学者，作了“辑佚”的工作，把已失传的书的佚文，收集起来，编辑成书。前面几章所说的失传的书，例如先秦的《申子》、《邹子》，西汉的纬书，都还有不少的佚文。把它们收集在一起，虽不能完全恢复原书的本来的面目，但也可以见其大概。这种辑佚的书有：
（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辑。
（二）《玉函山房辑佚书》，清马国翰辑。
（三）《黄氏逸书考》，清黄奭辑，内有《通纬》七十二种，《子史钩沈》八十二种。
三书互有详略，佚文编排亦有不同，可以互相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