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

曹汝霖（1877年1月23日—1966年8月4日），字润田，1877年1月23日(清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十)生于上海。父曹豫材，主管江南制造总局材料库多年。

曹汝霖幼年入私塾，继往汉阳铁路学堂读书。1900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政大学。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文武合计五十余人，组织留学生会馆，曹汝霖被公推为干事之一。在留日期间，他对日本帝国势力的发展十分崇拜，并站在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鼓吹君主立宪。他参加了留日学生组织的励志社，该社的活动主要是联络感情，研究学术，有时讨论时事，后改定章程，主张君主立宪。曹汝霖和同在日本留学的章宗祥、陆宗舆情趣很相投，对亡命日本的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很赞成。他们鼓吹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曾与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留学生张继等人进行辩论，甚至发生激烈冲突。1902年清政府派载振出使日本，曹以留学生代表身份，“极力逢迎，大得载振欢心”。

1904年曹汝霖归国，被派任清政府商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不久，他通过留学生特科考试，中进士，授六品奏任官主事，归商部候补。次年冬，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派代表来北京，要求清政府承认其在此次战争中从俄国手里夺得的有关我国东北三省的特权。曹充当袁世凯的随员，参与同日本代表谈判，订立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使日本的侵占合法化。此后，曹被调入外务部。1911年春，清朝政府设立以奕劻任总理大臣的新内阁(即“皇族内阁”)，曹任外务部副大臣。

辛亥革命后，曹汝霖改当律师。1913年袁世凯指派他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曹在担任议员的同时，还致力于为袁世凯办理政党事务。并曾受进步党首领汤化龙委派为代表，与国民党的邹鲁、张耀曾等协商两党合作问题。1913年6月30日，曹汝霖被参议院举为宪法委员，10月4日公布了总统选举法。10月6日，正式投票选举，曹前往投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同年8月，曹就任外交次长，“仪同特任，与总长同等待遇”。

1914年9月24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借口对德宣战，派兵在山东龙口等地登陆。先是袁世凯政府已宣布中国守中立，至此又被迫划潍县以东为“交战区”。但日军竟于9月25日悍然占领潍县车站，准备西进。10月2日，曹汝霖以外交次长身份声明：胶济铁路将不转让给日本以外的第三国;战后日、德如对该路订有任何协定，中国政府将“不持异议”，企图用出让主权来缓和日军的行动。但日本帝国主义不予理会，继续西进，强占了胶济铁路全线和青岛。

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隈重信内阁经过预谋，向袁世凯正式提交了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接着袁起用陆徵祥代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和曹汝霖一起，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曹不仅参与正式谈判的全部活动，而且曾受袁世凯之命，多次私访日使，探听日方意图，密议成交条件，起草有关文件。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日本以最后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声明，除第五号五项“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5月25日，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关于山东、南满的条约二件，换文十三件。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借口“筹一国之治安”，公开鼓吹帝制。9月，曹汝霖参加筹议国体问题的宴会，他在会上发言，担心外国不承认袁世凯之帝制。但当他知道筹安会是奉命行事后便恍然大悟。11月，曹先后前往日、英使馆进行活动，“谓现在各省安靖，中国政府自信确能维持地方秩序并完全负保护外人责任”。他和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叶恭绰等一起加入“大典”筹备处，成为“办事员”。12月20日，曹以外交次长身份，向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告知袁将于1916年元旦称帝。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袁于3月22日被迫宣告取消帝制，仍任大总统。袁世凯于1916年4月任命曹汝霖为交通总长，5月又兼署外长，至袁世凯毙命时为止。同年秋，曹继梁士诒任交通银行总理。次年1月曹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台湾、朝鲜银行团借得五百万日元，此为“西原借款”的开端。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段祺瑞以“讨逆”名义，起兵进京，重握北京政府大权。在此期间，曹汝霖通过日本银行替段祺瑞筹措军费。7月17日，曹任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1918年3月又兼任财政总长。当时，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企图以借款等方式，支持段祺瑞政府，以便达到进一步独霸中国的目的，又派西原龟三来华活动。曹汝霖按照段祺瑞的旨意，和西原密谋，向日本特设银行团(由兴业、台湾、朝鲜等银行组成)进行大宗借款。曹直接经手者，公开数字达一亿多日元，是“西原借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借款主要供段祺瑞政府用于购买军火，充作军饷，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进行内战。他们为了取得借款，不惜把中国的银行、矿山、交通事业等作为抵押品。

1918年秋，日本寺内内阁眼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深恐日本从山东掠夺到手的利益有所丧失，除用二千万日元借款取得对济顺、高徐二条铁路的控制权外，又向中国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照会，其中包括战后胶济铁路“归中日合办”等七项内容。北京政府只求有钱可借，不惜断送山东主权，而予以承认。由曹汝霖电驻日公使章宗祥，授权他以“欣然同意”的复照，交付日本。

曹汝霖依仗着在交通、财政方面所窃据的职权，取代了交通系头子梁士诒的地位，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曹汝霖继任钱能训内阁的交通总长。当时，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曾经向“和会”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等要求，但仅有“山东问题”一项被列入讨论。中国方面要求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利。日本却以“二十一条”业已签订并有1918年“欣然同意”的换文等为借口，坚持其既得利益。后来，中国的要求全被与会列强所拒绝，战前德国在山东权益由日本继承被明文载入对德和约。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但曹汝霖仍然坚持媚日卖国的立场，他向大总统徐世昌进言：“决不可失日本之欢心、必须顺从其意。”在国务会议上，还公开为日本侵占青岛辩护，说什么“独索日本之青岛，甚非公平之道”。

5月4日下午，北京学生三千余人，集会于天安门前，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学生游行队伍向曹的住宅赵家楼进发，包围并冲入曹宅。曹汝霖躲藏起来，正在那里的章宗祥遭到痛打。有人还放火烧了赵家楼曹宅。在工人阶级、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爱国斗争的威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下令罢免曹、陆、章三人，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此后，由于北洋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曹依赖搜刮所得的资财，进行投资。他在继续担任一个短时间的交通银行总理后，被他所投资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等推为董事长。抗日战争时期，曹仍住北平。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扶植汉奸建立伪临时政府，曾“聘曹(汝霖)为最高顾问，月赠公费二千元”。继又聘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咨询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他从北平迁居上海。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曹汝霖往台北。1950年经香港赴日本，在东京等地居住，受到日本吉田茂等的庇护。1957年曹汝霖迁居到美国，1966年8月4日死于美国底特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