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皇帝：袁世凯传

记述了北洋军阀领袖袁世凯复杂多变的一生。1859年，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项城一个官僚大地主家庭。袁家上辈人官运亨通，袁世凯的野心亦不小。他曾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不中。郁郁不得志的他即便结了婚，做了父亲，也还像个胡天胡地的恶少。1881年，一事无成的袁决定出走家乡，前往登州投军……1912年，临时参议院以全场一致的17票选举袁继任临时总统，所得票数比之孙中山当选时竟还多了一票。1915年，袁宣布“接受”帝位，准备成立中华帝国，可惜直至83天后帝制取消，他仍未正式行登基之礼。1916年，袁靠着一剂强心针由昏迷状态苏醒过来，留下人生中最后四个字：“他害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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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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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卿子伤寒论

伤寒类著作。明张遂辰撰。七卷。遂辰字卿子,号西农,祖居江西,后迁杭州。少年体弱多病,钻研医术,博览历代名家著述,对伤寒论研究尤深,医名显赫。因其学生张志聪、张锡驹均为钱塘人,又皆系伤寒名家,故有钱塘“三张”之称。卷一为辨脉、平脉法。卷二至卷六为辨六经病脉证并治等。卷七为霍乱、阴阳易及汗吐下可不可诸篇。张氏认为《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其内容仍是仲景之旧、成无己之注,“引经析义,尤称详洽”。故凡引成氏之注,“悉依旧本,不敢去取”。并在成注基础上,选用朱肱、许叔微、庞安时、张洁古、李东垣、朱丹溪、王安道等家注释,以补成注不足。同时对成注中错误,亦能结合个人临床经验,提出己见。注释较为客观,流传甚广。有明刊本,一九五六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据清初圣堂藏版重印本。

江苏省通志稿职官志

宣统元年(1909)始修，由江苏通志局主持，缪荃孙任总纂。职官志。凡历代置官在今江苏方域者，如州郡或为府路及省司道县，汉至南朝封国则有相或有诸卿，或三卿以下，见正史百官公卿表、百官志、职官志、三通、会典者，皆汇辑为考，重复者删，曰职官表。几自县令以上有年月名氏可纪，见正史、实录及郡县志，省、志若建康实录之类者，皆仿汉书百官公卿表式，分格列表，其武职可表同。宋景定建康志有官表，吴郡志，镇江志纪官员拜免，亦同详于表。

邺侯外传

又称《李泌传》。传奇。唐李蘩撰。一卷。蘩，赵郡中山(今河北赵县)人。李泌之子。是篇子为父传，为传记文学，写泌生平政绩，凡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累为权倖近臣妒陷，数遁隐山林学道，复诏入相。顾问朝廷，提出许多治乱兴邦之策，对中唐政治颇有积极影响。主要情节与两唐书《李泌传》相符合。唯述其智慧过人，深究鬼谷，极尽神秘化之能事，对个人作用亦有夸饰。有《唐人说荟》、《唐代丛书》、《龙威秘书》、《艺苑捃华》等丛书本。又《古今说海》、《历代小史》、《五朝小说》、《五朝小说大观》等丛书均题《邺侯外传》。商务印书馆《说郛》又题《邺侯家传》。

尚书疏衍

四卷。明陈第撰。此书前有自序一篇，其序称“少受《尚书》，读经不读传注，口诵心维，得其意于深思者颇多，后乃参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于深思者附着之。”第博学聪悟，治《尚书》径自经文入手，覃思精研，期合于古义，不为前人成说所囿，故其创获良多。如论《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谓不得以《周礼》诠释《虞书》、斥注疏家牵合之非；论《武成》无错简、《洪范》非龟文，如此之类，皆见解独到，足破前儒穿凿附会之说。惟其笃信伪古文，以朱熹疑其伪为非，于梅鷟《尚书考异》、《尚书谱》二书尤多排抵，是其缺憾。此书有《陈一斋全书》刊本，万历壬子(1612)刊本，路有抄本。

春秋尊王发微

十二卷。孙复撰。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着此书。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着。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着，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穀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穀梁》以名宛为“贬郑伯、恶与地”，这是贬。而《公》、《穀》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穀》根据日月例，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着《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

般若心经释要

般若心经释要，一卷，明智旭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