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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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理发馆
[日]式亭三马著,周作人译。《浮世理发馆》是日本江户时代古典文学中“滑稽本”的代表作品,鲜明地描绘了平民百姓的诸多身份、个性以及生活样貌。那些前来理发的客人中,有无所事事晃来晃去的无聊汉,有争相为猫取名的闲言女人,有间或嗟叹世道的学者……借着你来我往的对话应答,有世态,也有人情,谑而不虐,妙趣横生。
泰泉集
十卷。明黄佐 (1490—1566)撰。黄佐,字才伯,号泰泉,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人。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选庶吉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佐学以程、朱为宗,惟理气之说,独持一论。学者称“泰泉先生”。及其他著述凡二百六十余卷。生平著作宏富,有《泰泉集》、《乐典》。佐文章衔华佩实,足以雄视一时,其诗谈吐冲和,颇见研练,古体微伤堆砌,律体与七言断句极得唐人格意。《泰泉集》初由黄佐门人李时行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刊刻,其稿乃黄佐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时自定。凡十卷,前有屠应峻、林云同、薛应旂序。此外,万历年间,其嗣子在中、在素、在宏又重新编辑刊刻行世,署名《黄文裕公泰泉先生集》,凡六十卷。此集前载隆庆五年(1571年)制诰文,以及张璧、陈绍儒二序,后有其门人欧大任跋。现有明万历年间刻本及 《四库全书》本存世。
出使日记续刻
游记。清薛福成(1838—1894)撰。十卷。福成有《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已著录,此系续集,其子莹中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辑编成书,自光绪十七年三月至二十年五月共四十个月之日记,约三十五万字。继前书后续记出使各国和中外边界各谈判事宜,但内容广涉当时世界各国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种、民族、部落、科学技术、地理形势、山脉河流、土壤所宜、动植物品种、特产、工农业生产状况、城市建筑规模、世界人口、土地开垦、宗教信仰、文化艺术、语言文字、海陆交通、名胜古迹、历史典故、风俗习惯等,内容十分广泛。虽以游历国为主,国内事物也屡见不鲜。尤重中外交涉,或战事,或通商,或建交,或国内外对比。华侨的历史和现状,记载细致。间涉国内经济发展,民族振兴,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修筑铁路,开办矿山,自建工厂。是中国近代史地重要典籍,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历史和思想史的重要史料。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传经楼校刻本,1985年湖南岳麓出版社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本。
人伦大统赋
一卷,金张行简撰。此书《金史》不载,黄氏《千顷堂书目》有《人伦大统赋》一册,不言撰人;《永乐大典》所载,则皆题张行简撰。是书有元薛延年注及皇庆二年(1313)序。延年字寿之,临汾人。此书专论相法,词义颇为明简,“芟诸家之冗繁,撮百氏之机要;提纲挈领,不下三二千言,囊括相术殆尽,条目疏畅而有节”(薛延年《序》)。虽其中亦不免有语涉虚夸之处,仍属相书中甚有影响之作。有《四库全书》本、《十万卷楼丛书》本、《玲珑山馆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钟情丽集
明代通俗言情小说。四卷,现存为弘治十六年刊本,传为成化时作者邱濬为记自己少年遇合事而作。又见于《风流十传》、《万锦情林》、 《燕居笔记》冯本(以上三种均为一卷) ; 《国色天香》、 《燕居笔记》林本、《花阵绮言》、 《绣谷春容》(以上三种为二卷, 《绣谷》篇名为《辜辂钟情丽集》)。叙辜辂和黎瑜娘的爱情故事。琼人辜辂到祖姑家读书,与祖姑的孙女黎瑜娘相爱,二人以诗词书画传情。辜生原住西轩,假说有鬼移入东轩,靠近女室,得与瑜娘通,两情缱绻。辜生两次回家后遣媒求亲,黎父允婚。后辜父死,家境衰落,生守制两年未通音信,黎父又允婚苻氏,瑜娘执意不肯,自缢得救。辜生第四次来黎家,在祖姑的帮助下,二人终于私奔。苻氏告到官府,辜辂、瑜娘陷入囹圄。虽经曲折,终成眷属。其间穿插诗词韵和,才子佳人小说格套。此小说早在明嘉靖年间晁氏宝文堂就出过单行版,后被收入《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风流十种》等多种集子,在明代得以广泛流传。然而,由于《钟情丽集》与邱濬的形象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反差,此说长期备受质疑。
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
全一卷。成都府慈恩寺僧藏川述。略称地藏十王经、十王经。收于卍续藏第一五○册。本经叙说人死亡后,于冥途中经十王殿受善恶审判之情形,及地藏菩萨发心之因缘。即初述佛临涅槃时,放大光明照耀阎罗国,阎魔王及十大王众皆来集会;次述众生之三魂七魄,及命终后须经秦广、初江、宋帝、五官、阎魔、变成、太山、平等、都市、五道转轮等十王殿,受生前所造善恶业之审判,并叙述地藏菩萨发心之因缘与本愿,及明示阎魔王之本地即是地藏菩萨;最后则以佛性偈为终结。一般所谓之十王经,系指本经与‘预修十王生七经’二经,关于二经之异同处,有诸多异说,略述于下:本经之经名下题有成都府大圣慈恩寺藏川述,此与预修十王生七经之署名相同,且据本经古本卷末之记载,本经系东汉严佛调三藏于入定时,承真佛示现授与,后至宋仁宗天圣十年(1032),由藏川法师译述,与预修十王生七经为同本异译。然日人景耀于其所著之考信录卷四中则举出,本经之文体稍杂乱,且混合许多日语在文句中,故推测本经非为我国之译述,或系日本平安末期或镰仓初期,由日人根据预修十王生七经而伪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