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四库本]
作者：刘知几![史通[四库本]](/d/file/books/866d328d8cd31fa5d3186dbadc484b74.jpg)
刘知几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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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昌黎文集校注
唐韩愈所撰别集的校注本。愈籍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而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以昌黎名集。清末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该书共计包括文集八卷,文外集二卷,遗文一卷,附录集补文三篇,集传一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复据该书分段标点后重排出版。本书收集了韩愈的全部文章,在文字训诂、名物制度、史实疏证等方面,都对旧说作了补充和订正,对旧本字句的讹误也作了校勘。其中所收“守戒”、“圬者王承福传”、“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论捕贼行赏表”、“黄家贼事宜状”和“论变盐法事宜状”等文反映了韩愈以道统论和性三品说为指导的丰富的法律思想。其中提到的“圣人”立法设刑的法律起源论,关于“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的治国主张,以及在法制方面,所主张的信赏必罚,上下一体守法,采取严刑,使“下者”“畏威而寡罪”等等,都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苏平仲集
十六卷。明苏伯衡撰。苏伯衡,字平仲,浙江金华人。伯衡博学勤奋,元末时负誉于乡,明初,用为国子学录,后迁学正,著《苏平仲集》。是集凡十六卷,初刻于洪武年间,由林方直编辑。卷首有刘基洪武四年(1371)序、宋濂洪武十三年(1380)序。收文十五卷、诗一卷。其文颇受宋濂等人推重,宋濂在 《送平仲还乡序》称:“平仲辞章,体裁严比,姿态横逸,如春阳被物,或根或芗,或卉或条,或大或小,或圆或扁,各随其物而畅之,无有同者。”显然是过誉之辞。郑瑗《井观琐言》则称 “其用意太苦、遣辞太繁缛,不可为法,”道出了苏伯衡为文的弊病所在。其诗作较少,且无佳作。集末有洪武八年 (1375)胡翰跋语,称苏伯衡选为太学官,“居太学六年。”考《明史》称苏伯衡在丙午 (元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为国子学录,苏伯衡所著《国子学同官记》称以丁未 (元至正二十七年,即1367年)升学正,其诗文又有庚戌 (明洪武三年,即1370年) 七月十日奉命编《摩国史口号》,则苏伯衡由学正擢编修,实在洪武三年(1370)上距丙午仅五年,是胡翰误将时间多记一年。是集为正统七年 (1442)处州 (今浙江丽水等地)推官黎谅所重刻,收入《四库全书》。还存有《金华丛书》(同治光绪本、民国补刊本) 等。
鄱阳记
刘澄之纂刘宋朝修本，佚《说郛》(百二十卷本)卷六十二望夫冈、莲镬、沙堆、清湾、白云亭,录晋刘澄之《鄱阳记》五条。《中国古方志考》，《鄱阳记》宋,《说郛》本。宋刘澄之纂。按，是《记》《说郛》本题晋刘澄之,其清湾条有隋开皇中太守梁文谦,白云亭条有隋州刺史题诗,当是后人续补。
太上灵宝朝天谢罪大忏
太上灵宝朝天谢罪大忏，撰人不详。从内容文字看，应为南宋道士所造。十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威仪类。书分十篇，皆乃元始上帝演说。内称元始上帝在大罗天中会见群仙，讲说妙法。因见末世众生愚痴暗昧，不奉三宝，罪恶缠身，不得解脱。上帝乃大发慈悲，派遣真人降世，传布此经。谓世上帝王国主、后妃贵族及奉道之民，若能志心朝礼十方天尊、上帝、真人、天师及诸天仙官，按时念诵此经，或设斋朝天谢过，忏悔罪愆，即可安镇国祚，消灾纳福。书中每卷之末，皆附冲妙先生朝天谢罪颂一首。「冲妙先生」疑即南宋上清派三十八代宗师蒋宗瑛。
西征随笔
笔记。清汪景祺撰。二卷。存一卷。景祺原名曰祺，字无己，号星堂，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康熙举人。尝自邢州取道晋阳、河东入潼关至雍州，凡路之所经、身之所遇、心之所感、口之所谈，皆记之，遂成是书。雍正二年(1724)游陕西以是书干抚远大将军羹尧，三年羹尧因罪抄没，是书遂为朝廷所得。世宗以书中有讥讪圣祖语，旋刑部议景祺大逆不道，罪拟斩立决。书凡三十五篇，三万余字。内容多涉时事，于当时政治人物辄加讥弹，如《卓子山番人》、《钱通政条奏》等篇，言辞不驯，直斥其弊，在整个清代笔记中亦属罕见大胆之笔。可为研究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此外，亦详载西部社会生活情况，如《遇红石村三女记》等篇描写陕西胭脂匪事，可补史阙。其中亦有情寄脂粉，语涉狭邪处。有民国十七年(1928)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铅印本，民国二十五年北平故宫博物院铅印本等。
左传补注
六卷。清惠栋撰。此书是惠栋《九经古义》之一。惠栋认为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祛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其中于古今文之同异者尤悉焉。”(《自序》)此书所搜集之先秦两汉古训极为宏富，除“春秋”经传之外，诸子有《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吴子》、《尉缭子》、《潜夫论》、《论衡》等十几种，史书有《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世本》等，此外还搜集有《水经注》、京相旸《春秋土地名》、《说文》、《尔雅》、《玉篇》、《经典释文》、《隶释》、金石资料等专门性着作，偶尔亦引用宋儒之说。其考证相当精核，如隐五年《传》“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僖公五年《传》“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道》、《月令》章句，证腊不始于秦。僖公二十二年《传》“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文公十八年《传》“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公二年《传》“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作“示”为误；宣公三年《传》“不逢不若”，引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伪写；成公十六年《传》“彻七札焉”，引《吕览·爱士篇》，证郑康成一甲七札之说；襄公二十三年《传》“娶于铸”，引《乐记》郑注，证铸即祝国；襄公二十七年《传》“崔抒生成及强而寡”，引《墨子·辞过篇》，证无妻曰寡；哀公二十五年《传》“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等，如此之类，皆言之有据。惠氏所处之时代，小学尚未发展到高峰，因而惠氏对古训缺乏分辨能力，其考证体现了一种唯汉是从之倾向。如昭公三年《传》“君子不悛，以乐慆忧”，杜预训慆为藏，刘炫训慆为慢，惠氏则据《诗·唐风·蟋蟀》“日月其慆”毛传“慆，过也”，主张训慆为过。杜氏训慆为藏，是用假借；刘氏训慆为慢，则由《说文》引申；而毛氏训慆为过，于诗文义贴切，但非慆之本义。惠氏用毛传，于此则与文义扞格。又如“公即位”之“位”，惠氏认为应从古文作“立”；“屡丰年”之“屡”认为应从《说文》作“娄”，皆是泥古之论。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云：“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非常恰当。此外，此书引证虽富，但疏于材料之鉴别，如其引用《竹书纪年》，未注意古本与伪托本之别，其常引用之《小尔雅》，亦非汉孔鲋所撰。现存乾隆三十七年胡亦常刻、三十八年张锦芳续刻本、《贷园丛书》本、阮刻《经解》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