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传

作者:简又文
冯玉祥传

冯玉祥由一个不识不知的贫寒小子,艰苦奋斗,屡著勋劳,而成为功业煊赫、权势重大、拥数十万大兵之军事领袖,其中年为国民革命努力以完成北伐之殊功伟迹,与晚年团结戮力以达到抗战胜利之苦心孤诣,耿耿精忠,自无可非议。但也因其间及晚年与国民党中央时合时分,屡有不协之言论与行动,不免受人指摘。 作者简又文曾任冯玉祥军中政治部主任,与冯半生结患难之交,以第一手资料,站在客观的历史立场作此传记,再现冯玉祥沉浮一生。

简又文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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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常识

《中国书法常识》集中反映了潘伯鹰的书学主张。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和附录,上卷为作者的学书技巧,指导书法学习者如何入门,并罗列了学习书法的参考书;下卷为书法欣赏,作者对隶书及二王、颜柳等名家进行了点评。附录为作者的一些书法知识趣闻,是不可多得的一部中国书法入门书籍。

猫城记

长篇小说。老舍著。最初 连载于1932年8月至1933年4月《现代》杂志第1卷第4期至第2卷第6期。1933年8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全书共二十七节。这是一部寓言体的讽喻小说,借描写火星上的一个猫国来影射讽喻中国的现实。作品描写猫国的人们吸毒成性,凶暴残忍,极端自私,空谈苟安,教育腐败,道德沦丧,崇洋媚外等等。最后在外国的侵略下,猫国灭亡。整部作品对种种“人间的毛病”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与作者的早期作品相比,它对黑暗现实和国民劣根性的揭露更为全面。但作者是有感于“对国事的失望”而写, “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并且由于作者当时对革命缺少认识,抱有怀疑,因而作品“严重歪曲人民革命运动,并错误地嘲笑了革命者”(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后来老舍也说:“《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的揭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作品情节的大胆想象和夸张,明显是受了英国作家赫克斯莱的《新的勇敢的世界》和奥威尔的《动物农庄》等作品的影响。

三礼图

四卷。明刘绩撰。绩字用熙,号芦泉,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官至镇江府知府。为《礼》作图,始于后汉阮谌,之后有郑玄、夏侯伏朗、张镒、梁正及隋文帝开皇年敕撰之礼图,宋聂崇义又集此六家而成《三礼图集注》。刘绩据宋陆佃《礼象》、陈祥道《礼书》、林希逸《考工记解》、《宣和博古图》等而成此书。是出于宫室制度、舆轮名物等图以解之,而房序堂夹之位,輢较贤薮之分详加分析。其他珽荼曲植之属,有七十余处增旧图之未备,于聂(崇义)林(希逸)之图都可拾遗补缺。所采陆、陈诸家之说,去取颇为谨严。然为刘氏所着力据为本者之《宣和博古图》,却为疏漏颇多之作,其揣摩近似,强命以名之失为洪迈等人所指摘。刘氏以汉儒为弃作,故依《宣和博古图》,遂沿其讹,被后学者视为颠倒。有《湖北先正遗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刊本。

春秋分纪

九十卷。程公撰。程公说字伯刚,号克斋,丹稜(今属四川)人,宋代着名经学家。此书采用《史记》之纪传体体例重新编排原为编年体的《左传》。其第一部分为《年表》,包括周王及列国、王后,鲁、晋、宋、郑四国执政之卿,共九卷。第二部分为《世谱》,包括王族、鲁晋宋郑卫等国之公族以及诸臣,于鲁国则另增妇人名、仲尼弟子,燕则有录无书,附有考异,共七卷。第三部分为《名谱》,凡见于《春秋》经传之人,分列国君臣、古人物、五官五正、五纪官、四夷名录五类录之。第四部分为《书》,有《历书》(实为春秋长历)、《天文》、《五行》、《疆理》、《礼乐》、《征伐》、《职官》七门,共二十六卷。其中最重要的是《疆理书》,附有地图,又有《地理释异》,最便学者检阅。第五部分相当于《史记》之《纪》,有《周天王事》、《鲁事》,共八卷。第六部分为《世本》,相当于《史记》之《世家》。以晋、齐、卫、陈、郑等国分为大国、次国、小国列之,其事则以经传所载分隶之。条理分明,叙述典赡,后还有《附录》,共三十八卷。此书之编纂,既便于初学者检索,亦便于研究者探讨,故《四库提要》誉之曰“诚读《春秋》者之总汇也。”程氏既重视《左传》之史实,亦兼采《公羊》、《穀梁》,旁及诸子。其全书大旨,则仍以胡安国之说为宗。此书卷首《述纲领》云:“以圣经为本,而事则按《左氏》;其《左氏》间若近诬,则采《公羊》、《穀梁》及先儒义之精者以证之;文句有小未安者,用啖赵《集传》例,颇为删削;若所论述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取程氏、胡氏之论;杜预为《左氏》学祖,其师说今注虽本之,而至其曲说以求通,则不免有所更定,别以新注。”淳璠三年(1243),程公说之弟程公许刻其书于宜春,此本今存。

黄书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一卷,收入《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臣》、《离合》等七篇论文,并附《后序》。作于1656年,是作者早年的政论著作。通过评述历史阐发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提出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解释仁义为“以仁爱人,不授以制而尽其私。以义制我,不私所爱而厚其疑”。(《任官》)仁义的最高意义便是维护民族利益,“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若不能保护民族的利益,便失去了仁义的真髓。“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后序》)指出“天下之势,有合者,有分者,有张者,有翕者”(《古仪》),而没有万世一系的天下。强调天下不是一姓的私产,指责“秦私天下而力克举,宋私天下而力自诎”,是孤秦陋宋,导致了天下的祸乱。认为改朝换代是自然的事情,但不能容许他族入主华夏,“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原极》),高度重视“夷夏之防”。指出要永保民族的利益,就必须公天下,“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宰制》)。收入《船山遗书》。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将此书与作者另一著作《噩梦》合编刊行。

金色王经

佛说金色王经,一卷,元魏瞿昙般若流支译。说金色王之事,与菩萨本行集经第二品同。说佛昔为金色王,遇十二年大旱,仅存一食,转供辟支佛。天即雨饮食众宝。以济阎浮提,出菩萨本行集经第二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