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出走了
郁达夫在外祖父面前经常写悔过书，多写后就不起作用了。因此一九三二年一月的一天，我叫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的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郁达夫亲笔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存一份。
版权赠与书
著作者郁达夫愿将所著《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日记九种》《迷羊》及译稿《小家之伍》等书版权及附属于各书之权益全部赠与王映霞氏，除与出版者重订新合同外合将此旨记明各书三纸以一致出版者一存律师处一交王映霞氏收藏为据。
版权赠与人 郁达夫
证人律师 徐式昌
证人出版者 上海北新书局
被赠与人 王映霞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
我有一个好友叫刘怀瑜，河南人。其父在浙江安吉经商。她比我小一岁，却比我早一年考进杭州女师，我在学校里与她一见如故，她为人潇洒，谈吐风趣，是个可亲可敬的朋友。我与郁达夫结婚后居家上海时，她考进中国公学读书，毕业后又回杭州女师教书。
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天在下雪，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等领导的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爱国精神的影响下，对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史称“一·二八事变”。这年的阴历二月初八，刘怀瑜和一个女同事到上海来参观十九路军的战果，住在三马路（今汉口路）的惠中旅馆，她叫人送信，信中说，在上海只待三天，希望我们接信后马上去她那儿见见面。
我给郁达夫看了信，见他面有难色，就建议我们吃过晚饭，等孩子们睡觉后去吧。他听了不置可否，微微地点了头。我和郁达夫到了惠中旅馆后，看不出他有什么奇怪的心境。他看见这是一个双人房间有两张床，并带有浴室，还说：“今天我们可以在此地洗澡了。”我和怀瑜好久没见面，说话自然较多，郁达夫偶尔插几句，他见我们越谈越热烈，就说，他先回去，叫我住在旅馆陪刘多谈谈，而且还约好次日清晨他来陪我们去吃早餐。我听了真高兴，觉得他挺体谅我。
第二天，郁达夫一早就到旅馆来，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到大三元吃早点，中午又共进午餐，在三人谈话中，我一点也没有看出有什么异样。午后四时，他叫车与我一同回家。但汽车驶到嘉禾里弄堂口，他先下车，站在汽车旁，等我下车后，突然他又回到车里，对我招招手，说：“再会了。”车子也就马上开走。我心里很纳闷，刚才的快乐一股脑儿地被扫荡了，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走进房间，发现床上的棉被少了一条。我坐在床上，茫然地望着地上，不知该干什么。这时家中的女佣进来对我说：“昨夜少爷一个人回到家中，不多一会儿，就手提被包对我们说，少奶奶已和别人住在旅馆里，不回来了，我也要住到别处去，你们看好两个孩子。”
我听了这些话，知道他又犯老毛病了，不像当初他第一次莫名其妙出走时那么惊慌，只静静地在家中待着。三天后，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封套上写着本市邮寄。打开来读了信，才晓得他是负气出走，并说文章写好就会回来。
“负气”，气打哪儿来！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他“气从何来”。后来他告诉我，他是怀疑我与怀瑜同性恋爱，好一个爱幻想的大作家。他还告诉我，他在外面半个多月中，时常回来，躲在门外，看我和谁在一起，有谁来看望我。结果他经常看到的是邵洵美和姚蓬子，也就没闯进来与我怄气。
他信中说的文章，就是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郁达夫就是在上述这种奇异的情绪下写了这一本小说。此书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出版不久，即被当局查禁。十二月，纸型移交现代书局再版。其实，这本书大致写一个丑八怪的女性仗势强横虐待另一个女性的所谓“同性恋”的小说，郁达夫也自认是失败之作，只因其中有些违碍的字句，而遭禁。
有人批评过：郁达夫凭自己构想的框子来写作，把文学作品当成自己的思想图解。所以，郁达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篇小说，大约也将变成我作品之中最恶劣的一篇”。
过了七八天，已回杭州的怀瑜写信来，问我怎么没有再去看她，也没写信给她。她问：“《大晚报》上刊有你和郁达夫先生在闹离婚，是真的吗？”这突如其来，意外的问题，使我惘然。我自然无可奉告，因此只得不回信。
大约过了二十天，郁达夫拎着棉被回到了家中，又若无其事地照常生活，和没事一样。
我本不在乎他的穷还是富，我只需要他以真挚的感情对待我，就像他当初狂热地追求我那样，可现在又怎样呢？真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