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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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日记。清薛福成(1838—1894)撰。六卷。福成,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同治时充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筹办外交。光绪十五年(1889)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此书即此行日记。起自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十一日,迄至次年(1891)二月三十日。从吴淞口出发,经香港、越南、新加坡、锡兰岛、亚丁、塞得港、西西里、马赛、巴黎、伦敦等地。对所见各国山川地理、人口数量、气候变化、政治议院、土特物产、商业税收、纺纱工厂、军械器物、邮政电信、医疗事业、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宴请交往与外部往返洋文照会、书信、交涉要件等,据实详记,编纂成帙。薛氏主张效法西方,发展中国工商业,强调私人集股成立公司,反对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垄断政策。对研究近代丝绸之路及中西文化交流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有光绪年间石印本。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收入《走向世界丛书》中。
清河书画舫
十二卷。中国书画著录书。明代张丑撰。丑生平在《张氏书画四表》中著录。此书成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取黄庭坚“米家书画船”诗句意为此书名。前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严诚序及例略。卷一至卷二为三国、晋(莺字号、嘴字号),卷三至卷五为南北朝、唐、五代(啄字号、花字号、红字号),卷六至卷十一为宋元(溜字号、燕字号、尾字号、点字号、波字号、绿字号),卷十二为明(皱字号)。全书共收自晋钟繇至明仇英一百四十家。其中书家包括少数书兼画家共七十人左右,书画几乎各占一半。以书画家为纲,以其书画作品流传者为目。首列真迹,次采与真迹有关之题跋等,各注所出。其题跋有录自真迹,有录自书画史、书谱、书品、题跋、著录及各家文集,有据传闻补入。均为有作者生平、作品的形成、品评、流传、递藏、鉴定等方面的内容。时有张丑进行评论及考证的按语。所采详备,考证亦精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明代赏鉴之家考证多疏,是编独多所订正”。如《宋史·米芾传》载米芾卒年四十八,而米芾尚有四十八岁以后所作真迹流传;张丑据此考证,认为米芾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卒于大观元年(1107年),年五十七,恰与米芾印迹“辛卯米芾”相合,足补《宋史》之失。此书成后,时人“一时服其精当”,以真迹就示张丑以求鉴定者曰众。后世收藏家也多据此书辨别书画真伪。于今对古代书画作品真迹的赏鉴、流传、递藏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书初以抄本流传,原本仿谢枋得《文章轨范》之例,以“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为序编排。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池北草堂以原本刊出,并附刊米芾《宝章待访录》于第九卷(点字号)后、张丑《鉴古百一诗》于十二卷(皱字号)末。《四库全书》本作十二卷,删去严序及例略。又有光绪元年(1875年)有竹主人刊本、光绪十四年(1888年)孙溪朱氏重刊本传世。
落霞孤鹜
长篇小说。张恨水著。1931年8月上海世界书局初版。本书描写了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之间的爱情，以及男女之间缠绵悱恻的缘分、爱情的纠葛。
十国春秋
清吴任臣撰。一百十四卷。纪传体。包括本纪、世家四十二卷,列传六十六卷,表六卷。另附拾遗、备考各一卷。书成于康熙八年(1669)。以《新五代史》记十国事甚多漏略,因博综《资治通鉴》、两《五代史》及五代、两宋有关史著、地志、笔记、类书、文集、金石、碑志数百余种,汇为此编。以国分编,各系纪传。凡称帝者皆入本纪,称王者别入世家。约九十余万字,记述人物一千三百余,篇帙繁博,超过前人。所设纪元、世纪、地理、藩镇、百官五表,统记十国,甚便考览,地理、百官二表考订尤为精密。十国史迹历来记载散乱,有此一编,秩然可观。惟取材仍有遗漏,尚欠熔铸剪裁,间有误记。书初刊于康熙十七年。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
吕氏春秋白话文译文
也叫《吕览》。先秦诸子散文著作。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共二十六卷,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其著述目的是为秦统一天下进行思想与理论准备。书中内容兼容儒、道、名、法、墨、农及阴阳各家思想。《汉书·艺文志》列其于“杂家”。它虽汇集众说,不名一家,其占主导地位者则为道家思想。全书结构安排精工,组织严密,艺术上也能兼采战国各家文章之长,文笔繁缛,善于取譬设喻,形象、生动地说理。其富于创造性的编写体例与严整的结构对后世散文著作的编撰起了典范作用。此为吕氏春秋白话文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