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日本的前途
试图解答日本战后的问题是矛盾的。我们既希望看见日本人未来能够在自由、安分守己的实质水平以上生活，也期望日本不再重蹈侵略他国的覆辙；这两个愿望颇难调和一致。不过，我愿在此不揣冒昧，提出几项建议。
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将领们不是傻瓜，这可从过去几年来他们占领大片土地得到证明。他们虽然为保有这些土地而奋战，现在已经知道即将失去它们。日本有句成语说：“用剑赢来的东西只能用剑输出去。”他们于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就已料到可能会输。他们发动战争的理由有二：（一）衡诸世界局势，他们认为时间恰当；（二）他们知道如果不打，最终将会被非轴心国家强迫放弃在亚洲大陆所赢得的一切。美国的经济实力如此巨大，中国的抵抗如此久长，日本不打只有投降。因此他们宁愿打，即使打包括可能失败。军事领袖们觉得如果一定会败的话，则日本现在战败可以作出将来环境有利时再战取胜的准备。
日本陆军和海军将领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以维护他们已经肿胀不堪的帝国。他们将用尽每一点滴的能量来储蓄足够的力量，以准备将来的进攻。其中一个目标是在幕前或幕后控制日本战后的政策。
我知道，没有一个军人，无论阶级或军种，如果被容许保留职位或担任顾问的话，不会对将来的世界和平不怀敌意。他们的训练使他们不适任于文明政府，不适合与其他国家合作。这个战争和他们的失败将不会改变他们的心态，失败治不好狂妄、野心和残暴。
日本军人长期接受令人厌恶的教导。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百姓在新闻管制下完全无从知道任何岛外世界的真实情况，这实在令人气馁。过去几年来，日本百姓犹如生活在幕府将军的封建锁国时代，他们不可能知道那些自大的陆军和海军的不人道和错误的行为。我怀疑一般日本百姓知道他们的军队在中国、菲律宾和其他地方的暴行，而即使听到，会相信那些报道的真实性。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老百姓不会相信那些难以置信的报道。
日本陆军和海军军官受到的歪曲思想压力胜过一般百姓。军官们受到诸如荒木、真崎和末次等高级将领的影响。训练不仅包括纯军事内容，他们的思想已经被灌输“精神”、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极权主义和“日本主义”。
日本军官很自豪于他们所接受的“精神”训练。他们说：“军事规则是人体的肉和骨；精神训练是刺激人体的脑和神经系统。效忠、勇气、服从是军人精神的三大要素。”自从1878年（译按：应为1873年）陆军卿山县有朋制定这些宣示以来，日本陆海军军官一直——特别是近几年——接受这种奥秘的教导，使他们的思想遭到永久损伤，以致他们不适应信赖。
这些军官所受的教导和行为特质，使他们不适合担任权力职位。如果把有影响力的职位给予那些参加过导致中日战争的一系列事件的，属于板垣的“大陆帮”，或属于石原的“俄国帮”的任何曾经参与大陆或南洋侵略行动的日本军人或平民，将是不可思议的事。
每一个有才能的军官都曾经在那些地区或本土为反对自由民主的政府，和反对增进国际礼仪工作过。有人也许会问：“那些太年轻的军官怎么样？”答案是，他们的心态已被教导所扭曲，他们全都追随像板垣、真崎、石原那样的领袖。这些青年军官将永远受到那些已退役转入幕后的将领们的影响。
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外国人一直认为日本海军比陆军“文明”。可是我们已经看到长谷川清海军大将于1937年8月蛮横地把中日战争从华北扩张到上海，我们看到野村和米内的极致政治操弄。海军多年来接受的灌输其实与陆军是一样的，虽然他们不那么轻易接受，但最后还是接受了。
珍珠港事变时海军的思想模式可从1936年7月政治评论家室伏高信①的一篇文章中窥见。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南进》。以下是他的观点：
日本传统的北进国防政策既不能解决人口问题，也不能解决贸易问题。满洲的经济，即使在“沈阳事变”以前，早已在日本人手中；中国长城以南地区已经人口过剩。日本应该向南扩张，因为南洋人口稀少，生产条件可以辅助日本的工业。北进受制于该地区越来越恶劣的气候，以及民族主义。南洋地区全年都是夏季，土著不多而且性情懒惰。由于日本人含有若干马来血统，他们可以适应南洋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因此日本的将来依赖南方，而不是北方，日本应该专心致力于增加海军实力，陆军只须足够维持大陆现状即可。南进没有损失，只有增益。
珍珠港事变之前，海军和陆军的思想只有某些程度上的差别。失败的惨痛将有可能消灭任何差异。
至于日本其他的统治阶层：掌权的贵族们，譬如闲院宫亲王，他们倾向像天皇那样软弱、胆小；或者像近卫那样奸诈、两面人。“中间派”或“自由派”大都被诱惑或威胁以致支持“少壮军人”的不健全理论；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党则或被捕下狱，或大多数从左移到右，转向支持军方。
而一般日本百姓，一旦从好战宣传中觉醒，他们会跟其他国家的百姓一样。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他们一直受着“日本主义”的扭曲灌输，外界影响完全被隔绝。这不能完全怪群众，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类似情形。即使是美国，大多数群众都受好莱坞的低级趣味、华而不实的杂志、虚假扭曲的广告所影响。低级兴趣的本质来自对金钱的爱好，不像在日本，是来自对领土扩大的渴望。
我们希望从日本的百姓当中，能够出现聪明而有原则的领袖。不过，我不能说绝对，从过去的日本领袖中，不会有谁会在战后出来努力建设一个能被国际社会尊敬的日本。
譬如尾崎行雄。如果他还活着，有84岁了，为国家服务太老了。自从1890年议会成立，他一直在众议院。尾崎是少数敢于为议会政府力争的人，只有他和1932年5月15日被刺的犬养毅从来不作竞选活动。多年来尾崎都随身带着保镖以防被“皇道派”的狂热沙文主义分子袭击。1914年他揭发海军财务弊端，他在议会中一再起立质询，引起军方和法西斯分子的恼怒。甚至在珍珠港事变七个月之后，他还被军方控告发表反对军方的言论。日本无线电台报道这件事之后，从此不再提他的名字。
尾崎担任过许多重要职位：1896年外务省顾问；1898年文部大臣；1903年和1908年两度东京市长；1914年司法大臣。此后，他不再做官，成为无党籍国会议员，为建立议会政府而奋斗。
在文部大臣任上，他因不满“大企业”而名噪全国。他在宣言中说：“如果日本成为共和国，三井或三菱将会出来竞选总统。”②1937年2月，他在众议院发言：政府一再误导国家和国际情况以加强国防；从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来判断，日本是个没有政府的国家；如果我们采取友善提携的政策，中国是可以合作的；日本没有理由加入德国的防共协定；不可强迫控制人民的思想；根据天皇的意旨，军队不可干预政治；日本不应支持现行的“重新分布”殖民地的理论。远在1929年和我的私人谈话中，尾崎痛斥日本的对华政策，我相信他言所当言。
尾崎可能是八千万日本人民中唯一的一位。但还有几位像他一样的人，譬如民政党的斋藤龙光，他于1940年1月在众议院站起来质询中日战争的进度和前景，以致被军方视为“对圣战的侮辱”。三年前，1937年1月，立宪政友会的滨田国松，在议会中站起来指控陆军的行为像独裁者。
在1940年质询陆军之前，1936年2月26日东京叛乱之后不久，斋藤在众议院发言说：“女人小孩都知道军人参与政治，尽管这种行为是明治天皇禁止的。”他要求整个陆军省重组。当然，东京暴乱之后，陆军的威望暂时下降，不需要很大勇气即可批评军方，但是在1940年，当陆军威望上升之后，斋藤着实有勇气。他曾经在耶鲁大学留学一年，从1912年起九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对宪法造诣极深。
滨田现在75岁左右，不知道是否还活着。他曾连任12届众议院议员，一直反对军部，拒绝放弃原则与他们妥协。
第四位政治家，值得特别介绍，因为他不但勇于表达反对陆军干涉政治，而且也是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在1928年退居预备役前官拜空军大佐。他，宫胁长吉，从1936年起经常在议会中站起来质询国防预算、军队净化、军人干政，以及中日战争等问题。他的质询逻辑分明，军方恨他比其他三位更甚。
联合国应该至少把信心放在这几位反对陆军的人物身上。可能还有更多相似的人，也许在“中间派”或者左翼可以找到没有向军部屈服，或者屈服了而如今活在痛苦悔恨之中的人。危险的是，不管过去的活动和现在的言论，这种人很可能都曾经为“少壮军人”企图达成的目标服务过。
当大部分亚洲和我国全部海岸仍然在倭寇铁蹄之下时，我无意提供远东战后的计划。我有信心敌人将会从占领区被赶回他们自己狭窄的家园，日本军队的实力将被全面摧毁。不过，许多专家已经开始研究和讨论怎么处理日本的问题。也许，鉴于我与领导人物和平民的长期接触，我的几个意见可能不至于完全没有价值。
我们中国有句成语，“慢藏海盗”。③在亚洲，除了日本，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自卫能力。于是软弱招来欺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1941年珍珠港事变的开端。一些日本“少壮军人”不实地指控中国人拆毁两英尺的铁轨：多年来中国的血和财富付诸东流，美国的血和财富也为了故事书里神秘的海岛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果这个战争让我们意识到在世界任何角落的一处弱点的麻烦会为全球带来战争，我们将会学到一些东西，特别是战胜者，不管麻烦有多远，都要尽早解决。不过，随同这个现实，我们需要更多理想。很不幸，大部分政治领袖和外交官几乎全都是现实的混合物，他们大抵会为强者牺牲弱者，虽然有时候在做的时候表示不愿意。好在美国人的理想比其他国家的人多，这是为什么全世界的人信任美国人比任何其他人为多的缘故（我没有关于南美人态度的一手知识）。
攻击一开始即予以制止，是公认比较容易而且节省财富与生命的做法。如果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内遭到抑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就不会有勇气学日本走向帝国主义。
对于亚洲，白人国家应该放弃肤色优越感，就像我们中国和日本应该放弃古老文化的优越感一样。在这个战争中与白人盟国平起平坐的，只有中国人和菲律宾人，以及少数自由泰国人。其他亚洲的有色人种，总括来说，看不出日本人和英国人有什么不同。白人优越感，特别是白人报纸、国会、议会以及白人政府的政策，为敌人免费提供有用的宣传材料。
大多数来过美国的中国人，偶尔会被问：“你的洗衣店在哪里，查理？”当一个美国人被问：“你们每个人都是传教士吗？”他会觉得问题的荒谬。可是一个弱国人民也许比强国人民更加敏感和爱国。不经意的轻蔑或故意的轻蔑必定发生后果，弱国人民会记得他们被强国忽视，穷家儿童比富家儿童更爱他的家。可是外交家会在繁文缛节中、官僚喧闹下、国家紧急时忘记小事。1939年2月在河内时，我很难回答一名日本记者的问题：“朝鲜被日本统治，令人同情，可是那和安南被法国横加支配有什么不同？”如果白人列强继续像战前那样支配亚洲人，亚洲人不会忘记这几年战争中日本的宣传。
日本军队实力消灭之后，应该注意日本目前的教育制度。日本人本身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那易受影响的小学和中学年代，他们的心灵被扭曲。在那里他们被灌输了太多虚假的神格天皇，和神化的祖先。他们被教导日本高于一切和有权统治世界的理论。
改变日本的教育将可消灭天皇的神话。有史以来，日本统治者始终属于一个家族或家族群，令人印象深刻。日本历史是事实与幻想的混合体，皇帝的“世系”已经在位二千六百零四年。虽然许多日本皇帝曾经受到不当对待，虽然多达五位皇帝曾经同时存在，日本人在学校里并不知道这些事实。即使对一些西方人，日本皇帝古老的“世系”是很动人，甚至神秘的；于是有些人认为裕仁天皇的皇位应该保留，因为可以利用他的威望，日本军部曾经跟利用占领区的傀儡们一样地利用过他。许多西方人觉得裕仁是个爱好和平的统治者，甚至聪明过人的罗斯福总统曾经发给裕仁一封电报，敦促他维持和平。几天后，珍珠港被偷袭。④
关于日本天皇的神秘理论是反动的日本学者和军事领袖编出来的，完全没有必要支持这些理论。在“九一八事变”以前，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并不相信这些。一个日本人甚至告诉我，裕仁并不是他父亲（大正天皇，1912～1926），而是他祖父，明治（1868～1912）的儿子。大正神经不正常，因此不能有小孩。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它的流传证明天皇的神话在日本并不是完全被支持的。这是西方人完全没有必要支持它的缘故。
裕仁是对战争最应负责的人之一。日本宪法规定，天皇全权决定国家政策。我肯定裕仁一定爱听东条关于已占领马尼拉，已占领新加坡，已夺取荷属东印度油田的报告；一定不爱听东条的继任首相小矶有关盟军夺回油田，日本退出马尼拉和新加坡的报告。裕仁是日本侵略的最强大的武器之一，他应该与军队一起被除掉。裕仁是不是应该由其他皇室成员继承，等战后了解日本情况之后再决定。
除了日本军人、天皇，和参与过军事侵略行动的文官之外，必须强调日本警察。日本警察与上述人员同样罪无可赦。我来美国已经四年了，这期间从来没有警察上过门，连战时最有效率的联邦调查局（FBI）也没来过。然而，我在日本当学生时，日本警察每星期必来两次，查问我在做什么和想什么。他们甚至强迫看我用日文写的日记，好在日记的内容无非是一个学生生活的流水帐。我怀疑任何到过日本的外国人没有与日本警察有过不愉快的经验。
如果日本警察的恶行仅仅是侵宅扰民，那还不太坏，可是他们对外国人和自己同胞极端残酷。最近几年，许多日本知识分子被警察摔进监牢，从无控状，死在狱中。警察破坏人民“思想”无所不用其极。有些日本人解释警察的不人道行为说，他们薪水极低，每月只有40日元，因此他们用残暴来补偿不足。他们更有可能自认是天皇的代表，认为自己高于他们自己的法律和道德规范。除非清除过去几年来的警察，大幅减低新警察的权力，我们有一天可能看到日本的侵略行为在警察横行之下卷土重来。
①室伏高信。著有《中间阶级的社会学》、《革新论》。——译者。
②尾崎幸雄于1898年11月在文部大臣任上发表“共和演说”，导致大限重信内阁总辞。——译者。
③原句“收藏财物不慎，等于诱人偷窃”，源自“慢藏诲盗，冶容诲淫。”——译者。
④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12月6日下午9时（日本时间为7日上午11时）发出亲电给驻日大使格鲁转裕仁天皇，但由于陆军下令截留，格鲁迟至7日下午10时30分才收到，天皇于8日凌晨三时才看到。此时是夏威夷上午八时，日本飞机已经飞临珍珠港上空了。——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