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一卷）
作者：白寿彝
白寿彝总主编，共12卷、22册，1400余万字，系统地论述了自远古时代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本书开创了一种新的综合体史书体裁，其中包括编年体、传记体、纪事本末体、图版语表体、史论体及章节体。全书从1979年开始，在数万名专家学者20年的努力下，于1999年全部出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来部头最 大、水平最高的一部通史著述。《中国通史 第一卷——导论》本卷是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即编纂理论部分。本书共分9章，着重论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国家与法，社会意识形态，史学体裁与历史文学，中国和世界等问题。本书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这种独创的新体例编写中国通史，贯串古今，以阐述多民族国家历史为主旨，联系世界历史考察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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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传记性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写于1913年。着重叙述了高尔基童年时代的生活。高尔基生在俄国沙皇时代,那是一个黑暗的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他五岁时死去了父亲,度过了困难的、充满痛苦的童年。但是,苦难的生活,却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从小就从外祖父、两个舅舅等人的身上看到了残暴、吝啬和庸俗的市侩作风,他痛恨这一切。同时,他又从正直的青年工人伊凡、勤劳的老匠人格里哥里,特别是从无私的、慈祥而勇敢的外祖母那里,受到深刻的教育,使他从小就懂得痛恨压迫和剥削,同情受折磨的劳动者,逐渐形成他坚强的敢于反抗旧世界的革命气质。作者通过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描绘出社会生活的广阔图画,反映了在社会“底层”长大的儿童的共同的不幸经历。
中国目录学史
目录学著作。姚名达著。1938年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84年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复印本。姚名达(1905—1942),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42年日寇侵入江西,正任教于中正大学,奋身参加战地服务团,不幸在新淦遇敌,死于石口村。另有《目录学》、《目录学年表》等著作。本书是《目录学》历史篇的扩大与补充,是作者的代表作。全书不以时代为纲,而是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诸篇,通论古今,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最大特色是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未能以学术分类为基础,不能反映图书内容本质,因而有解题是唯一优越于西方目录学的地方。批评现代目录学一味效法西方,不但未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反将解题这一可贵之处也丢掉了。提倡主题目录,反对十进分类。认为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应分开,前者依分类,后者依主题。希望统一分类和标题编目,使治书之业,寻书之法,易做易学,并使目录学成为人人知道的通俗常识。本书比较详细地概述了自古到抗日战争前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材料丰富,可供研究整理古籍和治目录学的读者参考。1957年商务印书馆再版时,曾请王重民校阅,撰《后记》一篇,指出本书的优点和局限性,并对本书中一些不妥之处,作了补充说明。
百家姓考略
《百家姓考略》是清代学者王相所作的考证《百家姓》的著作
张惠言论词
词论。 清张惠言(1761—1802)撰。一卷。惠言有《词选》已著录。此编系今人唐圭璋辑录张氏《词选》中评语而成，又附《词选序》、《重刻词选原序》、《词选后序》等六文而成。计收张氏对十二位词人三十三首词之评语，约万余字。张氏精于词学，《词选》一书尤名重词坛。于各家词作之评语中，多有高见。评温庭筠词达十二首，提示简要明达，使温词朦胧晦涩处豁然清晰。然亦有囿于陈说处。如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张氏难脱“刺明微也”、“暗时也”、“爱君不忘也”之陈说，并谓“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殊为失当。附录诸篇，为严整论文，颇有价值。有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春秋集注
四十卷。高闶撰。高闶字抑崇，鄞(今浙江宁波)人，宋代着名经学家。高闶八岁即通经史大义，宋高宗绍兴初赐进士第，累官至国子监司业。时兴太学，闶奏宜先经术，高宗然之。南宋初学制多为其所创建，官至礼部侍郎。后因忤执政，一斥不复，家食累年，中寿而卒。学者称之“息斋先生”。此书为高氏晚年家居所着，大旨以程颐《春秋传》为本，故仍冠以程颐原序。其说则杂采唐宋诸家，以己意折衷，不复注明引者姓名。南宋古文大家楼钥《序》称：“自顷王荆公废《春秋》之学，公独耽玩遗经，专以程氏为本，又博采诸儒之说为之集注，其说粹然一出于正。”此书虽宗程颐，但却时有从违。如程颐据汉薄昭与淮南王书有“齐桓公弟”之语而谓公子纠为桓公弟，而高氏则依据三传、《史记》、《荀子》之文，谓公子纠为桓公之兄。但其大义则全主程氏。程氏《春秋传序》云：“后世以史观《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高氏发挥其说，认为孔子“惧先王经世之法坠地莫传，欲立为中制，俾万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托始于隐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后王，以周公之事业望鲁之子孙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万世通行之法也。”主旨虽谬，然于考证亦有所得。如解“向戌盟于刘”云：“凡因来聘而盟者，必在国内。刘，王畿也，岂有来聘鲁而远盟于刘者乎?盖下文有‘刘夏’，传者以为春夏之夏，与文四年‘夏，逆妇姜于齐’文同，故误增‘于刘’二字耳。”其精辟若此。《四库提要》评其书“惟于地理少疏……然在宋代《春秋》诸家中，正大简严，实可与张洽相匹，非孙复、崔子方辈可几及”。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此书采取最多。此书最早为南宋刻本，但原书久佚，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及各书所引高闶说中辑出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十四卷，《四库全书》编辑者因其篇页繁重，乃析为四十卷。现存清聚珍版本、闽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文殊师利问菩提经
一卷，秦罗什译。佛初得道，在伽耶山。与千比丘，万菩萨俱。入诸佛甚深三昧，谛观诸法性相。文殊知之，即问云何发心？佛以无发是发义答之。月净光德天子问言，缘何事故，行菩萨道？文殊答以大悲为本，大悲以直心为本，直心以等心为本，等心以无别异行为本，乃至正观以坚念不忘为本，共十六句。又四心能摄因，能摄果；一者初发心，二者行道心，三者不退转心，四者一生补处心，广作种种譬喻。次有定光明主天子问菩萨略道？文殊答言，一者方便，二者智能，又一者助道，二者断道等。次有随智勇行菩萨问菩萨义，菩萨智？文殊答言，义名无用，智名有用。复语天子，菩萨有十智，十发，十行，十思惟，十治法，十善地。二随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