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多方面的学习
一 请教过的几位师友
有一天葆玖在大众剧场（即华乐戏院旧址）贴演《打渔杀家》和《女起解》。梅先生请王大爷去听戏，想请这位老前辈给他的孩子以指教。在我们要上馆子之前，有一个谈话的机会。
“我家学戏的传统，从我祖父起，就主张多方面地向前辈们领教。拿我来说，除了开蒙老师吴菱仙以外，请教过的老前辈，那可多了。让我大略地举几位：
“京戏方面，我伯父教的是《武家坡》《大登殿》和《玉堂春》。
“陈老夫子在昆、乱两方面都指点过我。昆曲如《游园惊梦》《思凡》《断桥》……对我说过好些身段，都是很名贵的老玩艺儿。京戏方面青衣的唱腔，也常教我。
“《虹霓关》是王瑶卿先生教的。《醉酒》是路三宝先生教的。茹莱卿先生教我武工。
“钱金福先生教过我《镇澶州》的杨再兴、《三江口》的周瑜。这两出戏学会以后也就只在我的一位老朋友家里堂会上唱过一次，戏馆里我是没有贴过的。《镇澶州》是跟杨老板（小楼）唱的，《三江口》是跟钱老先生唱的。其余带一点武的戏，钱老先生指点的也不少。
“李寿山大家又管他叫大李七。他跟陈老夫子、钱老先生都是三庆班的学生。初唱昆旦，后改花脸。教过我昆曲的《风筝误》《金山寺》《断桥》和吹腔的《昭君出塞》。
“专教昆曲的还有乔蕙兰、谢昆泉、陈嘉梁三位。乔先生是唱昆旦的，晚年他就不常出演了。谢先生是我从苏州请来的昆曲教师。陈先生是陈金爵的孙子，也是我祖母的内侄。他家四代擅长昆曲，我在早期唱的昆曲，都是他给我吹笛的。
“我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移家上海。又跟丁兰荪、俞振飞、许伯遒三位研究过昆曲的身段和唱法。
“上面举的几位都是直接教过我的。还有许多爱好戏剧又能批判艺术好坏的外界朋友，他们在台下听戏，也都聚精会神地在找我的缺点，发现了就随时提出来纠正我。因为我在台上表演是看不见自己的表情和动作的，这些热心朋友就同一面镜子、一盏明灯一样，永远在照着我。
“从前有一位老先生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唱戏的好比美术家，看戏的如同赏鉴家。一座雕刻作品跟一幅画，它的好坏，是要靠大家来鉴定，才能追求出它真正的评价来的。’
“我的姨父徐兰沅告诉过我一副对子。共计二十二个字。里面只用了八个单字，就能把表演的技术，描写出许多层次来。我觉得这副对子做得好，就把它记住了。请你写下来吧：‘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
我听完了，好费脑筋地思索了一下，才想出这副对子的确是用字简练，含意微妙。梅先生所说八个单字，是指上联的“看我非我”和下联的“装谁像谁”而言，其余的字，都是重字了。
二 二本《虹霓关》
“这几十年里边，”梅先生接着说，“学的玩艺儿真不算少，有些可也模糊了。就跟一面镜子上有了灰尘一样，得用我的脑力追索，才能拂拭干净。所以写这篇舞台生活，对我的回忆上，倒很能起一点温故知新的作用。
“我打唱过《玉堂春》以后，不久跟着就唱《虹霓关》《樊江关》《汾河湾》……一路的戏，都宗的是王大爷一派。二本《虹霓关》更不用说了，是他亲授的。《汾河湾》是我老看他表演，不知不觉地就学去了的。
“我学《虹霓关》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先是常看他演这出戏，发生了兴趣。后来我伯父也觉得我的年龄演这出戏非常合适，就跟王大爷商量请他教给我。有一天我伯父带我到王家，要我向他烧香磕头，正式拜师。王大爷很干脆地冲着我说：
“‘论行辈我们是平辈。咱们不必拘形迹，还是弟兄相称。你叫我大哥，我叫你兰弟。’我伯父跟他交往最密，知道他的个性爽朗，不喜欢客套，也就恭敬不如从命地依了他的话。所以我们虽有师徒之分，始终是弟兄相称。
“二本《虹霓关》的丫环，老辈是穿花褶子长坎肩。我看见过时小福老先生一张画像，还是这样的打扮。等我看王大爷表演这出戏，就改穿了袄子、坎肩和裙子。我是学他的，当然照着他的路子扮。你要问我到底打谁身上才开始改的，那只能请王大爷本人来解答。一会儿他去看我，我们在后台可以详细地问问他。”
这天葆玖演双出，我们很早就到了馆子。王大爷还没有来，看见了谭元寿；他是谭鑫培的曾孙，富英的儿子。梅葆玖是梅巧玲的曾孙。今天这两位都是四代专唱一工的戏剧世家的后辈传人，合演《打渔杀家》倒是很有意思的。
梅先生看见催戏单上，写着“谭梅”两个大字，很感慨地说：
“从前戏班里的惯例，当天晚上的戏码，写在一张黄纸上，由管事的在上午派人送来，让这位演员可以计算时间，不至于误场。如果是好角，譬如俞菊笙的《长坂坡》，那催戏单上就只写一个大‘俞’字，下面开列着许多配角的名姓。我当年陪谭老板唱的时候，催戏单上也是这两个字。想不到三十几年后，又让我看见了。”
这两位演员都已扮好，快要出场。只见梅先生跟王大爷手挽手地走了过来。我赶着招呼王大爷，他也笑容满面地招呼我：“许先生，数日不见，又写了什么好文章？”
“哪儿的话。”我也笑着回答他，“我们正要请教您一个问题，可以跟我谈谈吗？”
“不成，您哪。”王大爷说，“今儿是老梅请我听小梅，我得细细地瞧《打渔杀家》。有事明儿请到我家来细谈吧。”
“不错。”我说，“这出《打渔杀家》的萧桂英，是打您那儿唱红的，得要前辈来指点一下。”
“这倒不敢。”王大爷说，“您别瞧这出小戏，可不好唱。因为桂英是个配角地位，应该处处衬托着萧恩。同时自己还要在范围里边找‘俏头’，否则就容易唱瘟了。以前的好角儿，是不唱这出的。”他用手指着梅先生接着对我说：
“就打我们两个人手里，才把萧桂英在台上的地位提高了一步。我始终是陪着谭老板唱，他是当年为了捧余叔岩才唱这出的。”
场上换了场面，萧桂英在帘内的倒板“海水滔滔白浪发”已经唱完，他们两位都隐蔽到纱窗棂子里面，全神贯注地往外瞧，我也转到前台听戏去了。
第二天晚上，王少卿请我们到他家里吃晚饭。饭后，因为葆玖在民主剧场（即开明戏院旧址）贴演《玉堂春》，梅先生拉着他的儿子对我说：
“我们上馆子啦，您别走，跟王大爷去谈谈《虹霓关》吧。”
我打少卿住的南院转到王大爷住的北院。走进这二十年前常来的屋子，只是床的部位有了一些移动，别的都保持着当年的形式。他正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听他的两位朋友——杜颖陶和周贻白——在谈着旅行西北的故事。看我进去，他捧着水烟袋，招呼我坐下。
“对不住。”我说，“打搅了你们的清谈。”
“不相干，我们天天见面。”王大爷说，“都是熟不拘礼的朋友。您夜过小斋，有何见教？”
（按）王大爷的谈话，经常是幽默而诙谐，同时喜欢引用舞台上的戏词，描绘他的朋友；高兴起来，还会专编一套词儿，来形容他的某一个朋友的性格和特点，让你听了，就好像看到电影里这个朋友的一个特写镜头似的。所以当年这屋里老是高朋满座，都是爱听他的高论的。
“梅先生让我来问您，”我说，“关于二本《虹霓关》的丫环的打扮，您是根据了谁来改的？”他抽了一袋水烟想了一会儿，就这样地答复我：
“二本《虹霓关》的丫环，时小福是穿花褶子和长坎肩的。我这出戏是先跟万盏灯学的。后来我改穿袄子坎肩，下穿裙子，是按照余紫云的扮相改的。不过余老板的脚上可支着跷，我不支跷，就有这点区别。
“戏里面丫环的扮相，有大丫环与小丫环的区别。像二本《虹霓关》《佳期》《拷红》《闹学》这一类的戏，都是大丫环的身份，应该穿袄子、裙子、坎肩，不能单穿袄裤的。从前二本里的东方氏，也穿花褶子，后来大家都改穿裙袄了。
“东方氏是刀马旦应工，丫环是青衣应工。当年余紫云扮丫环，演得最好，别人唱他不过，就都不敢动这出戏。学会了不敢唱，谁还肯白费这个事呢。到后来会的人也就少了。我搭小鸿奎班的时候，班主陈丹仙是汪桂芬的师兄弟。他从南方邀来了一位李紫珊，艺名万盏灯，擅长刀马旦兼花旦，如《马上缘》《小上坟》《虹霓关》……都是他的拿手戏。第一天打泡戏，就贴《虹霓关》。班里的青衣，只有我跟班主的儿子陈七十，两个人都不会演这丫环。陈七十是少老板，不会就不唱。我可不能说不唱，赶着现学吧。先向李先生请教，他倒是很仔细地给我说。学会了身段，再请我老师谢双寿先生教唱腔。我陪李先生唱了两次，很受台下的欢迎，我也就因此而红起来了。这是我学《虹霓关》的经过。至于畹华跟我学这出戏，是他的伯父带了他来请我教的。我跟雨田的交情很好，他的意思，好像我那时会的戏比畹华多，这出二本《虹霓关》想我让给他的侄儿唱，故此，等畹华学会了，我就不再演它了。
“头、二本《虹霓关》的东方氏，老路子是一个人唱到底的。像现在头本先演东方氏，二本改演丫环，是打畹华兴出来的。这是因为他的个性不合适演二本的东方氏，才这样倒换了唱的。”
“梅先生的《虹霓关》是您教的，我们都知道了。他还说《汾河湾》没有跟人学过，老看您演就看会了，有这可能性吗？”我这样地问。
“太可能啦。”王大爷说，“我们内行有两句话，叫做‘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说来叫人难信，我的《汾河湾》，也是老看时小福表演，就这么看会了的。我跟您说，以前柳迎春出场，先唱二黄慢板，打薛仁贵出场起，才改唱西皮。在窑外一段唱功，和进窑以后的道白，那简直跟《武家坡》是一个版子印出来的，太没有意思了。就从时小福手里才把他改成全唱西皮，并且词儿也有变换，比较生动得多，我是照他的样子演的。
“我第一次唱《汾河湾》是在清宫里跟李顺亭合演的（时小福在宫里，也常跟李顺亭合演《汾河湾》）。后来我陪谭老板唱的次数最多。畹华在早年也陪谭老板唱过几次，后来就常跟凤卿唱了。当年的演员，每人都讲究下工夫钻研一两出戏，所谓‘不要十样会，只要一着鲜’。像余紫云的《虹霓关》，时小福的《汾河湾》，就都是‘一着鲜’。”
这时候屋里的客都散了，我也就向他告辞了。赶到戏馆子，等葆玖唱完《玉堂春》，我又搭了梅先生的车子回去。
我们走进了客厅。梅先生换了衣服，刚坐在靠火炉边的一张沙发上，走过来一只灰色的小猫，“扑”的一下，跳到他的身上，睁着一双眼睛，很亲切地冲着他望。梅先生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摩它，一边听我把王大爷的话叙述了一遍。
（按）梅先生夫妇近几年来，都喜欢养猫。前年在上海思南路家里，养过一只最心爱的小白猫。它的毛片白得就跟雪似的，也真能惹人喜欢。它经常是不下楼的，晚上也就睡在他们的卧房，老跟他们作伴。梅先生还很耐心地常替它流洗毛片。有一天，这只小猫忽然病了，给它灌药、打针，怎么治也医不好它的病。在一个清晨，对它的主人行了一次最后的注目礼，就永远离开了他们。那天我正在他家，看见梅先生夫妇还为它的死而流泪呢。后来让一位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又送给他们一只白猫，名唤“大白”。它的毛片，也白得可以的，比以前那只更是活泼。拿一块纸包的小方糖，随便往远处一扔，它马上就飞奔过去，把它衔着送还给它的主人。说来也真正奇怪，它仿佛能通人性似的，看见梅先生坐下来吃饭，照例是跳在他的怀里，仰着头，摇着尾巴，用两只前脚靠在桌子边上，等着主人给它吃。只要梅先生接过手巾一擦脸，它会懂得主人已经吃完饭，也就跳下来，把身子抖一抖，走开去了。
“二本《虹霓关》《樊江关》《汾河湾》这几出戏，都不好演。”梅先生说，“唱功少，说白多，重在表情和做派。非得多看前辈名演员的表演，才能往深里揣摩，单靠老师的教授是不够的。
“二本《虹霓关》的丫环，是一个正派角色。要演得活泼娇憨，不能做出油滑轻浮的样子。我跟王大爷都是青衣底子，演来还不至于过火。如果让专工花旦的角色来唱，容易偏在冶荡佻的一面，那就不合这戏的身份了。也真怪，我从小看这戏就感到兴趣，学会以后，演出的次数也最多。后来又学会了《佳期》《拷红》和《春香闹学》都是这一类的大丫环戏。我把这几出戏融化了来互相运用，从此又体会出许多玩艺儿来。也许是熟能生巧的关系，我每演一次二本《虹霓关》，就有一次新的收获。所以别瞧这短短两刻钟的一出小戏，我在去年倒的确能拿它来叫座的。
“民国二年的五月间，广德楼有一次‘义务夜戏’，是俞振庭办的。谭鑫培、刘鸿声、杨小楼……这些好角儿，都被邀去参加会串，我也在被邀之列。预定我的戏码，是跟王蕙芳合演《五花洞》。凑巧我那天另外在湖广会馆有堂会，赶不过来。管事觉着有这许多好角儿，我少唱一出，也没有多大关系。谁知道刘鸿声、张宝昆的《黄鹤楼》唱完了，谭老板扮的《盗宗卷》的张苍还没有出场，台底下观众已经鼓噪起来，没法维持秩序，派人赶来找我。我跟蕙芳正在台上唱二本《虹霓关》，刚下场，派来的人就堵着下场门跟我说：
梅兰芳饰丫鬟（二本《虹霓关》）
“‘戏馆的座儿不答应，请您辛苦一趟。’
“‘好吧，等我们卸了妆马上赶来。’
“‘不行，您哪，救场如救火，来不及了，您就上车吧。’
“不等我的回话，就把我们推上了车。我们带着头面，穿着行头，坐在车里，互相看着，也觉得好笑。
“《盗宗卷》快完了，大管事见我们走进后台，抢着过来说：‘好了，好了，救星来了，快上去吧。’
“观众看见我出场，大概也猜着我是赶来的，所以对我很表示同情。那种热烈的情绪，到今天想起来还使我深深感谢他们的好意呢。
“我记得那天陪我唱王伯党的是陆杏林。他也是刚唱完《盗宗卷》，临时赶唱《虹霓关》，来不及打扎巾，带着甩发上场。台下看了一定要觉得眼生，可是我在台上看他这样扮相，倒认为很合乎剧情的。一个被俘虏的敌将，带着甩发很可以表现出他在战场上打得狼狈的形状。
（按）台上的武将带到甩发，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表示战争的双方，都厮杀得十分激烈，如《葭萌关》里的张飞和马超，都带甩发；一种是表示战争中失败一面的武将，被人打得卸甲丢盔的样子，如《枪挑穆天王》里被擒的杨宗保，上场就带甩发的。
“如果把那天的义务夜戏，当做了我们后来唱的义务戏，那就算看错了。它的性质相等于现在北京流行的合作戏。这一段过程是有关我们戏剧界后来业务的发展的，我应该简单地述说一下：
“前清时代，北京的各戏馆，一向规定不准带灯演戏。这是老听戏的都知道的。这样在白天演戏，时间上往往不够支配，因为每天的戏码，总有十几出，也跟现在一样，好角的戏是排在后面的。在夏季天黑得晚，还可以从容唱完，到了冬季天短了，大轴子戏，老是天黑才能上场。政府的禁令，既是不准带灯，馆子方面，根本也就没有灯的设备。那怎么办呢？一般的习惯，点几个火把照着唱，这火把都是用香点的。自然啦，观众就同雾里看花似的，哪能够瞧得很清楚呢。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事：有些人看过谭老板许多次的戏，对他的面貌，还不十分认识，就是这个缘故。幸亏当时的观众，对这方面的要求，并不太高，就在这火把底下，渺渺茫茫地看完了事。要搁在今天的戏馆里，还是这样的做，观众早都不来光顾了。
“民国初年，这是一贯地保持着旧的习惯。我们戏剧界有几位前辈们，就想来打破这重难关。先拿‘义务’名义，请准演唱夜戏，其实集合许多好角，大会串一次倒是他们的目的。所谓‘义务’，不过随便借用一个学校之类的筹款名义，表示跟普通营业戏的性质不同，避免禁令的约束。这也可以看出在那种封建淫威下面，戏剧界业务上不自由的情况，才只得想出这种名不副实的办法，来应付当时的环境。
“从这义务夜戏唱开了端，才渐渐地把‘不准演夜戏’的旧习惯、旧脑筋改变过来。进一步就连戏馆的营业戏，也普遍地都演夜戏了。”
（按）以前的北京，不但禁演夜戏，还不让女人出来听戏。社会上的风气，认为男女混杂，是有伤风化的。仿佛戏是专唱给男人听的，女人就没有权利来享受这种正当的娱乐。这真是封建时代的顽固脑筋。民国以后，大批的女看客涌进了戏馆，就引起了整个戏剧界急遽的变化。过去是老生武生占着优势，因为男看客听戏的经验，已经有他的悠久的历史，对于老生武生的艺术，很普遍地能够加以批判和欣赏。女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自然比较外行，无非来看个热闹，那就一定先要拣漂亮的看。像谭鑫培这样一个干瘪老头儿，要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看了是不会对他发生兴趣的。所以旦的一行，就成了她们爱看的对象。不到几年工夫，青衣拥有了大量的观众，一跃而居戏曲行当里重要的地位，后来参加的这一大批新观众也有一点促成的力量的。
我们只顾着说话，门外的西北风刮得呼呼地叫，炉火已经不旺，屋里的温度，渐渐低下去，梅先生看看表说：
“了不得，快四点了，睡吧。明天是星期日，已经约好一位四十年的老朋友言简斋，他是来得早的。”
第二天中午，我们正在整理稿子，这位言先生果然来了。听见我们在写那天的义务夜戏，他就嚷着说：
“巧极了，那天的盛会，我正赶上啦。当时台下那种鼓噪的情形，虽然隔着快四十年，在我却还是像在眼前一样的。”
“那太巧了。”梅先生说，“我那天赶场，只知道后台那一会儿的事情。前台是怎么样闹起来的，请您来说吧。”言先生坐下来，点着一支烟卷，仰着头，想了一想，就开始很详细地述说当日前台紧张的情形。
“不错。这是在民国二年的初夏，日子记不清了。我跟几个朋友预先定好了一个包厢，同座还有红豆馆主侗五爷。我进馆子的时候，台上正是吴采霞唱的《孝感天》，下来就是《黄鹤楼》，刘鸿声的刘备，张宝昆的周瑜。那时听戏的人，也太感情用事。刘备跟周瑜对桌饮酒的时候，不是周瑜要冷笑、刘备要傻笑吗，台下就叫了几声好。因为两个演员，都有表情，跟着又找补一句，‘刘鸿声的好’。在好上加演员的名姓，实在是少见得很。无怪侗五爷听了要发愣了。
“戏单上写着梅兰芳、王蕙芳合演《五花洞》，戏码正在《黄鹤楼》前面一出。观众先以为是把两个戏码换了演的，那么下面该是《五花洞》了。等到瞧见《盗宗卷》的太后上场，就知道不对了。《盗宗卷》是谭鑫培的张苍、贾洪林的陈平、戴韵芳的太后、谢宝云的张夫人、陆杏林扮张苍的儿子，照习惯是不会唱在《五花洞》的头里的。那准是《五花洞》不唱了。登时台下不答应，骚动起来。人丛里面乱哄哄地有许多人在自由发言，说：‘为什么没有《五花洞》？为什么梅兰芳不露？’您想楼上下都这样嚷着说话，秩序还能好吗？这情势越来越严重，就连老谭的张苍出场，也压不下来。等他唱过两场，台上贴出一张纸条，上写‘梅兰芳今晚准演不误’九个大字，这才算稍为平静了一点。在这种纷乱的情绪里面，老谭也唱不痛快，把这出《盗宗卷》总算对付过去。跟着王蕙芳扮的东方氏上场，台下又都嚷着说：‘《五花洞》改了《虹霓关》，梅兰芳又露了。’等梅先生扮丫环出场，观众是欢声雷动，就仿佛有一件什么宝贝掉了，又找了回来似的。那种喜出望外的表情，我简直就没法加以形容。
“扮王伯党的又是陆杏林。一声‘押上堂来’，看他的扮相，真有点碍眼。照例是戴扎巾，穿箭衣。那天的王伯党，头上不戴扎巾，而带甩发。等他答应了东方氏的亲事，我旁边一位老听戏的说：‘瞧他怎么拜堂。’内行在台上可真有他的办法。你猜怎么？他加戴了一顶红风帽，这不就对付过去了吗。”
“我们内行后台的习惯，”梅先生告诉他的老朋友说，“遇到赶场或者开打时候，演员不小心把头掭了（演员卸除头上的网子水纱，内行叫做‘掭头’），惟一救急的办法，就是加上一顶风帽。”
“原来如此。”言先生接着说，“这是我们外行所不能知道的了。大轴是《殷家堡》，杨小楼的黄天霸、黄三（润甫）的殷洪、钱金福的关太、王拴子（长林）的朱光祖、九阵风的郝素玉，搭配得非常整齐。可惜时间已晚，观众也都尽兴了，有不少人就离座走了。”
“您的记性真好。”梅先生说，“四十年前的旧事，讲得这样的清楚细致，真不愧是一位听戏的老行家。”
言先生走了，就有人问梅先生，这位老朋友并不常来，跟他是什么关系？梅先生放下手里正拿着看的一本《五十年来北京戏剧史料》说：
“他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外国语学校（译学馆）的学生。我在文明园演唱时期，这班学生，课余常来听我的戏，都是我早期的忠实观众。那时池子里听戏的有一班纨袴子弟，脾气很是骄纵，经常包着当中几张桌子，在里面横行霸道，任意胡来。遇到演员出场，不是他们爱看的，就脸冲着墙，喝茶，抽烟，嗑瓜子。有时还毫无目的叫‘倒好’、‘打通’。场内有了他们，秩序就不能安静了。
“译学馆的学生，在当时是比较热情而天真的。看不过这种怪样子，就在这一班捣乱的看客周围定了一圈桌子。遇到这些捣乱分子叫‘倒好’、‘打通’的时候，他们就大叫其好，盖过了‘倒好’和‘打通’的声音。这样才把那班纨袴子弟的气焰压下去了。”
三 《汾河湾》
“旧戏的情节，”梅先生接着说，“有好些是改头换面，套来套去的。譬如《桑园会》《武家坡》《汾河湾》这三出戏的故事，相同的地方就很多。这里面的秋胡和薛仁贵，在历史上还提到过；那薛平贵可就找不着他的出处了。好像是凭空杜撰的，但是在陕西居然有王宝钏的寒窑和坟墓，还有他们两个人的塑像，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以上三出戏，我是比较喜欢《汾河湾》。因为它的剧情比较来得细致、曲折和生动。而且老生和青衣，只要都会做戏，就容易找‘俏头’。可是，有任何一方面的演技差一点，马上也就会显得不够紧凑了。
“谭老板和王大爷，都是唱做的‘好老’（后台称名角为好老）。他们合演这出戏，自然精彩。我最初看了，就发生兴趣。后来他们每次贴演《汾河湾》，我是必定去看的，还看得非常认真，所以印象也最深。看完回家，就揣摩他们的动作、表情，再把我自己在台上的经验，掺合进去，渐渐地才有了新的领会。到了谭老板的晚年，我还赶上陪他唱过几次，以后就经常跟凤二爷唱了。
“外界对我跟谭老板合演《汾河湾》，有过两种传说，都是说谭老板故意在台上跟我开玩笑，使我受窘。你想，他是久享盛名的老前辈，我是初出茅庐的后生晚辈，这戏里除了一个小孩儿之外，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是陪他唱的，如果把我窘住了，台下一起哄，不等于开他自己的玩笑吗，哪有这种道理呢？有时他站在剧中人的立场上，倚老卖老地临时加一点科诨，来博取观众的一笑，那倒是常有的事。我今天把这经过的情形，自己来说明一下。
“第一种说到我们在念白里的问题。薛仁贵进得窑来，先跟柳迎春吵嘴。吵完了嘴，接着就问柳迎春要茶要饭。这时候的台词，他们夫妻二人，照例有两次问答。第一次薛问：‘口内饥渴，可有香茶？拿来我用。’柳答：‘寒窑之内，哪里来的香茶，只有白滚水。’薛说：‘拿来我用。’第二次薛问：‘为丈夫的腹中饥饿，可有好菜好饭？拿来我用。’柳答：‘寒窑之内，哪里来的好菜好饭，只有鱼羹。’薛问：‘什么叫做鱼羹？’柳答：‘就是鲜鱼做成的羹。’薜说：‘快快拿来我用。’我陪他唱过几次，都是这样念的。
“有一次，我念完‘寒窑之内……只有白滚水。’他临时加了一句：‘什么叫白滚水？’的问话，我答了他一句：‘白滚水就是白开水。’下面他说：‘拿来我用。’就收住了。因为北京话，只说白开水。这白滚水是上韵的戏词。他一时高兴就加问了一句，也准知道我会这样答复他，不就把台词的意思解释明白了吗？
“我又念到，‘寒窑之内，哪里来的好菜好饭。’他紧跟着又加了一句：‘你与我做一碗‘抄手’来。’我当然要问他：‘什么叫做‘抄手’呀？’他那时冲着台下的观众，指着我说：‘真是乡下人，连‘抄手’都不懂。‘抄手’就是馄饨呀。’我接着就说：‘无有，只有鱼羹。’下面我们仍照原词对念完毕。
“‘抄手’是湖北土话。谭老板是湖北人，他打起乡谈来，不要说我不懂，就是满园子的观众，除了他的老乡之外，恐怕没有人能够懂的。他叫我做‘抄手’，我很可以答复他‘无有’，下面紧接着‘只有鱼羹’，不也就过去了吗？可是，这样一来，观众的心里，对这‘抄手’，就永远成了一个闷葫芦。同时谭老板用的湖北土话，也变成一句莫名其妙的台词，那就大煞风景了。
“观众在台下听了，觉得今天的词儿跟以前不一样，以为我们的问答里面，出了错儿，就有人对我说谭老板是故意开玩笑，使我受窘。其实像这种即景生情、随话答话，有舞台经验的老演员，都能够随机应变、从容应付的，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可是这种随话答话，也得有个范围，不能离开剧情太远，随口乱扯的。谭老板那天加的问话，拿剧中人的身份来说，一对久别了的夫妻，一旦会面的时候，增加一点调笑取乐的气氛，这样在剧情范围以内加些科诨，是说不到有跟我开玩笑的意思的。
“第二种是身段上的问题。陈十二爷在《旧剧丛谈》里面，记载过这样的一段故事：‘民初段宅堂会，外串鑫培、兰芳《汾河湾》。接近兰芳者，以其初次合演，面托鑫培格外关照。鑫培云“诸大老如此热心，余敢不竭力。”况兰芳晚伊两辈，在理尤应护持，情词极为真挚。及演至《闹窑》一场，兰芳“杀过河”时，与鑫培里外错走，不免相撞。仓卒之间，殊无人理会，鑫培于末场白中，打救孩童句下，忽加“叫他这边躲，他偏往那边去”二语，即景生情，妙语解颐。鑫培受人之托，有言在先，乃临时竟不为之回护。想亦积习难忘，忍俊不禁了。’
“他写这一段的意思，是说谭老板对于同台演唱的配角，有了错儿，是不肯替他们遮盖的。这在谭老板一生演出的过程当中，也不敢说他没有这样的事实，但是这一件事，却未免冤屈这个老头儿了。你想，这《杀过河》是两个演员对做的身段。一个往里边过来，一个准就住外边过去。谁唱也不会走错的。我是一个极笨拙的人，在台上向来不敢大意，尤其跟谭老板配戏，更是处处留神，所以这个身段是不会撞的。
“他又说我的朋友在事先面托谭老板格外地关照我，也没有这一回事。谭老板跟我祖父很有感情，我伯父又替他操琴，我们的关系不算疏远，用不着外界朋友从中再来请托了。这两点大概是他听了旁人的误传来写的。
“这两个月里面，因为写这篇舞台生活，我要提到了几十年前的旧事，就得静静地先追索一下，才能说来比较清楚。这一次的经验告诉我，最难记的，就是某一件事发生的年月和地点。往往为这一点小问题，可以让你想上好半天的。这还是讲我自己的经历，如果记载别人的事，要把它写得跟事实不走样，那不就更难了吗？”
四 《樊江关》
梅先生早年常演的戏《虹霓关》《汾河湾》已经谈过了。还有一出《樊江关》也是他很能叫座的戏，我也请他讲一点。
“《樊江关》是出对儿戏。”梅先生说，“什么叫做对儿戏呢？就是说在这出戏里，有两个角色的地位都重要，不大容易分出他们的轻重来。这出戏的樊梨花是刀马旦应工，薛金莲是花旦应工。王大爷当年总是扮樊梨花，我是扮薛金莲的。樊梨花是一位元帅的身份，出场就坐帐，气派比薛金莲要大，念的词儿比薛金莲多。所以我们后台的演员，都认为樊梨花应该比较重要一点。可是前台观众的看法却不这么呆板，完全跟着演员的技术走。王大爷唱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樊梨花是主角；等我唱的时候，又好像看重薛金莲。打我的薛金莲唱开了头，程砚秋、荀慧生也都扮薛金莲，只有尚小云是两个角色调换着唱的。
“这两个角色，瞧着仿佛有点相似，其实她们的身份和性格是迥乎不同的。薛金莲是一个娇憨天真的姑娘，倚仗着老母亲的疼受，就到处撒娇。樊梨花是一个当家嫂嫂的派头，应该描摹出她的爽快和明朗的个性。再说她们的扮相，都相当漂亮。樊梨花是扎靠。薛金莲是穿的‘玻璃肚子’，相当于一种软靠。因为樊梨花是元帅的身份，当然要扮得隆重一点，同时两个人换换扮相，观众瞧了也容易区别。
“这出戏，我根本没有正经学过。我是先看王大爷、路先生……这几位前辈的表演，最初对这两个角色毫无成见，付与同样的注意。后来我自己觉得我的个性，还是扮薛金莲比较合适，我才决定在薛金莲身上找‘俏头’，这就叫‘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经过钱金福、茹莱卿两位老先生的指点和纠正，我在早年就常常演出这戏，很受观众的欢迎。往往馆子唱完，到堂会再唱，一天要赶三四处。
“陪我唱樊梨花的最早是王蕙芳，后来朱桂芳、芙蓉草、小翠花、魏莲芳……也都唱过。”
（按）王大爷告诉过我：“当年我唱《樊江关》，是王蕙芳的薛金莲，他老惦记着要唱樊梨花。等他跟畹华唱《樊江关》，就变成他的樊梨花，畹华的薛金莲。他算是达到目的了。可是台下又很不客气地换了一种看法，欢迎薛金莲的程度，又超过了樊梨花。所以他始终对这出戏没有唱痛快。其实蕙芳的扮相和技术，都够漂亮和纯熟，不过在描摹剧中人的性格方面，就不如畹华的细腻深入了。当时兰蕙齐芳，盛极一时，可惜好景不常，蕙芳很早就谢绝了舞台的生活了。”
梅先生提到王蕙芳，很感慨地接着对我说：
“从蕙芳入川以后，一晃差不离有十年不见了。近年偶然接到他的来信，知道他在那边教戏。因为儿女成行，生活的负担太重，境况怎么能好呢？幸亏有一位也是爱好戏剧的外界朋友叫高牧山先生，很关心他的生活，常常照顾他。这位高先生也跟我通过信的。今儿是旧事重提，想起这四十年前老伙伴的晚景，真有点不堪回首了。”
五 《儿女英雄传》
有一天，梅先生同我夜访王大爷。正赶上那天王家没有客，我瞧他们俩可真谈得够痛快的。他们谈起民国初年同班演唱的《儿女英雄传》，梅先生有一次在台上忘了词儿，居然没有被台下观众听出来的一段故事。
“这件事出在中和园。”梅先生对我说。“那天我要唱两个馆子。先到廊房头条第一楼刘鸿声的班子里，唱完一出《三击掌》，回来再赶这边的八本《儿女英雄传》。
“这出戏是我们内行跟外界爱好戏剧的作者集体编写的连台好戏，一共八本。演员支配得相当整齐，王大爷的何玉凤（十三妹）、凤二爷的安学海、朱素云的安公子、黄三（润甫）的邓九公、贾洪林的华忠、李顺亭的纪献堂、张文斌的赛西施、谢宝云的张太太、李宝琴的安太太、我的张金凤。在这三本、四本、八本里边，都有我的事儿。
“当时我还不怎么会念京白，请王大爷教给我念。谁知道刚念京白，对说话的语气，往往弄不连贯，遇到大段道白，就不大顺嘴了。那天我赶着上场，唱到张金凤劝说何玉凤嫁给安公子的一场，我们两个人正对坐在场上。糟透了，我忽然忘了词儿，怎么也想不起来。台上的玩艺儿，到地方就该张嘴，也不让你有想的工夫，那可真把我急坏了。我先使了一个眼神，走到王大爷的身旁，在他耳朵边轻轻地告诉他：‘我忘了词儿，请您提我一下。’同时冲着台下我还来上一小表情，仿佛是在劝何玉凤的样子。王大爷也真有本领，故意想了一想，不慌不忙也来一个身段，叫我附耳上来，把这句该念的词儿，告诉了我。我有了词儿，又做出一个合乎剧情的表情，照着念下去。才把这紧要关头安然渡过了。台下不但没有看出我们的把戏，还以为我们加了些新鲜玩艺儿，有人还大叫我们的好呢。
“第二天王大爷告诉我伯父，就在背后夸奖我，说我将来有希望。这件事到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可怕。如果不用这个办法，愣在台上，‘倒好’准就不客气地叫上来了。好的是张金凤跟何玉凤两个人，无论在书上或是戏里面，都说她们的关系够得上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所以我们这样咬耳朵的做派，对剧情没有什么很大的妨碍，观众才不疑心到我是忘词儿。也幸亏遇到王大爷在台上的经验丰富，才能不露痕迹地帮了我这个大忙。”
“这种救急办法，要来得快。”王大爷说，“只要愣一下，台底下准就不放你过去了。”
“我是忘了词儿，在台上着急。”梅先生接着说，“还有过一位根本没有词儿，愣在台上受窘的故事呢。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家园子贴演《彩楼配》，王三姐没有扮好，临时让一个丫环在头里加一个‘吊场’（在一出戏之前，临时现加一场，内行叫‘吊场’，这是一种小的垫戏性质）。这扮丫环的演员，不知道应该上去讲些什么，愣在后台‘发怵’。那时后台管事的作风，是相当专制的，不管他会不会，就把他推了出去。他上了台，还是没有词儿，怪僵地站了一会儿，才勉强说出了一句极可笑的话白：‘奴家不会强推出。’台下观众就大声地说：‘你不会，快点儿给我滚下去吧。’他冲着台下做了一个尴尬的表情，口里用上韵的道白，说了一个‘是’字，就匆匆退下去了。”
我们听完这段故事，想到当时这个丫环的窘态，都忍不住笑起来了。梅先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
“这错儿哪里在这丫环身上，应该责备后台管事的，为什么把这种不太简单的工作，交给一个很幼稚的演员去做，让他出乖露丑呢？只要听他现编的这一句寥寥七个字的道白，就充分表现出他的满腔怨恨，在向台下观众诉苦。可是观众是来听戏的，他们急等着要看主角上场，不会同情到这样一个无名演员的悲哀的。这都是当年后台不合理的制度，才造成了管事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