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稿
作者：林剑鸣
研究秦史专著。林剑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林剑鸣,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秦史研究,另著有《秦国发展史》。 本书分14章,约34万字,记述了秦国自传说时代开始,至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为止的历史发展过程。第1章“绪论”分别就秦史的对象和分期,秦史的年代问题以及研究秦史的主要资料作了概述。第2章记述由传说时代至西周末年的秦人早期历史。并针对秦人来自西方的传统论点,从图腾崇拜、经济生产,墓葬等方面进行详细考察,提出了秦人来自东方的观点,并认为秦的祖先同夏、商、周的祖先一样,都是属于华夏族的一部分。第3—6章论述了秦的奴隶制政权由产生、发展至衰落的全过程。论证了秦国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的特点,政治统治形式的特点,宗法制的特点以及对秦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第7—12章论述封建制在秦国的产生、确立及其飞跃发展。第13、14章叙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至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为止凡15年的历史。书后有“结束语”1篇,《秦世系表》《秦史大事年表》两个附录。本书是比较系统、全面、深入研究秦史的专著。不仅博引历史文献,而且十分注意利用云梦秦简、秦陵兵马俑、马王堆帛书等考古新成果。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作者并将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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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向内在
刘子健著，该书主要讲述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绝对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终于被树立为国家正统，这就是影响后世中国近千年之久的“理学”。然而，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来说，这却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11世纪曾经纵横恣肆、辉煌一时、充满外向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在正统的笼罩下趋向内在、保守、封闭、自省，失去创新的动力。
风劳臌膈四大证治
内科著作。清姜礼撰。不分卷。礼字天叙,江阴 (今属江苏) 华墅人。读书好学,于医尤精内科,善治疑难病,且有高尚医德。每遇贫患常赠药济之。著有 《证治汇理》 等。风劳臌膈历为疑难之证,姜氏总结前人有关治验,结合个人数十年临证经验撰成此书,刊于嘉庆元年(1796)。书中重点论述风、劳、臌、膈证治,同时对霍乱、呃逆、噫气、嘈杂、咳嗽、梦遗、小便癃闭诸疾也作简要介绍。所论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内容详备,切于实用。如虚劳证治,论理以 《内经》 为宗,论治从 《难经》 之说,辨证遵仲景之法,并广引东垣、丹溪、嘉言、立斋之言,及绮石之“治劳三本”,生 生子之 “治劳三愆”等。内容丰富,为较好内科著作。对后世临床内科影响颇大,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有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铅印本。
洞玄灵宝六甲玉女上宫歌章
洞玄灵宝六甲玉女上宫歌章，撰人不详。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赞颂类。内载六甲玉女上宫歌章六首，皆为五言韵语，乃道教科仪唱颂之词。
程杏轩医案
医案著作。3集。清程文囿(杏轩)撰。分初集、续集、辑录3集。合刊于道光九年(1829年)。后遭兵燹,由其后人于光绪六年(1880年)将3集合为一书,重予校刊。此书不分门类,内、外、妇、儿各科咸备,收载病案192例。医案完整详尽,间有医论(如答门人问等)。书中个案,不乏疑难重证,程氏皆辨析精要。获效者,畅论医理,解析答疑;不效者,论其得失长短,总结经验,供后人借鉴。学风严谨,实事求是。程氏主张“蔑古则失之纵,泥古又失之拘”,应“以古为师,间出新意以济古法所未及”。其于真寒假热、实证类虚、阴极似阳等危难病证,审因辨证,尤为精当、慎重。程氏用药善于温补,长于调理脾胃、肝肾,并认为情志之病,畅达心胸可不药而愈。此书有多种清刻本,并有《珍本医书集成》本及《中国医学大成本》等。
春花
现代长篇小说。王统照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12月初版，列入“良友文学丛书”;上海晨光图书公司1948年5月重版，改题《春华》，列入“晨光文学丛书”。收《自序》1篇。小说反映了山东济南的一群知识青年，在五四运动后各自所走的不同道路。作品描写坚石原是黎明学会的中坚分子，学生运动受了挫折后，他从斗争中退出，对理想感到茫然。为了避开苦闷的人生，他决定离家出走。过了8个月的佛门生活之后，他后悔与老朋友分道扬镳，最后又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巽甫是个幻想变革的青年，他辞去路政局的美差，与一些青年去苏联考察，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回国后参加了实际斗争。身木立志科学救国，努力读书，后来由中国共产党秘密送往海参崴学习深造。义修是个矛盾论者，又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当遇到挫折后，便感伤厌世，看破红尘。作者采取若干主角平行发展的结构方式，“在不同的生活途径上显示只有大同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动态”《自序》)。
四书正误
共6卷,清初哲学家颜元编,为读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和讲解《四书》所作的笔记。后由门人辑录成册。今有《大学》、《中庸》、《论语上》、《论语下》、《孟子下》各一卷。除注释外,多为批评程朱的内容。《四书正误》认为宋儒理学的“明理”,是“离了治情讲心性,离了平好恶讲治情,离了待人接物讲平好恶,所以为禅宗”(卷一)。脱离现实的理学是流入了佛教禅宗一路。“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之所谓理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卷六)。意谓理学之“理”并非儒家经典原义,而是源于佛教。认为“理”不过是事物的“条理”,“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卷六)。批评理学以作事会妨碍“存心”、“尽心”的明理工夫,鼓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勇于任事,努力作事。“不任其事是程子特见。若吾儒隐居求志,凡兵农礼乐,为君为相为百职,职掌机宜,哪一件不去理会……无志小儒、章句禅寂之士不得假此以文其陋。”(卷三)，批评理学的“即物穷理”只是读书穷理,对与实际事物有关的学问则茫然无知。“自汉宋来,学字已误,况博乎!况问、思、辩、行乎……学,学礼、学乐、学射、御、书、数等也。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以多读为学,圣人之学所以亡也。”(卷二)理学家只是“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大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卷四)。1923年收入《颜李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