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清廷机构类
管理宫廷生活的清代内务府组织机构及其档案
历代封建王朝均设有为封建皇帝及其家族、亲近侍从和宫女太监等服务的机构。这种制度渊源于奴隶社会。约于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周礼》一书，在“天官地官”篇中著载不少为奴隶主生活服务的官员的官职。如职官有：膳夫，专门管理帝后吃饭的事；掌炭，为供应柴炭的官；司服，为管理奴隶主的袍带鞋帽的官；凌人，为夏季供应冰块的官；草人，为刈除宫廷杂草的官……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王朝把这一套制度基本上都继承下来，直到我国历史上最后的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如明代有内府衙门和二十四司衙门，就是管理宫廷生活的机构，而它的各机关职掌内容，大体可在正史中追证，但不能求其细而全。至于当时的文书档案，和前代一样，都已无存，只能在编修成书的正史、会典和宫史中寻求大概。清王朝一切政治结构大都因循明旧，在清初设内务府，顺治十一年裁，置“十三衙门”，有司礼监、尚方司、御用监、内宫监、尚衣监、尚宝监、司设监、御马监、兵仗局、惜薪司、钟鼓司、织染局、尚膳监等，十八年裁十三衙门，仍置内务府，总理诸务。在清代《国朝宫史续编》中说：“宫中生活本周官九式羞服币帛匪颁好用之各有常经”，说明它的制度渊源有自。在顺治十八年废十三衙门，仍称内务府，下设“七司三院”。辛亥革命后，由于“七司三院”大都在皇城区，不在紫禁城内，所以在王朝灭亡时各衙门档案均已散佚无存。独内务府堂衙门是在紫禁城内，而清代末帝溥仪在辛亥革命后仍居住在紫禁城内廷皇宫里，过着小朝廷生活达十余年，日谋复辟，一九二四年在人民呼声下将其驱逐出宫，因之内务府堂档案得获保存。对于清代皇帝宫廷生活，有文献可征。按清代内务府，其地位比拟清王朝的中央政府，“七司三院”比拟中央六部各机关，如广储司管理财政，庆丰司管理牛马牧放繁殖，掌仪司掌管礼制，慎刑司管理司法，会计司管理财务，计划都虞司管理山林河道，营造司管理工程建筑。七司除掌管主要职掌之外，还兼理宫廷中各项杂务，如广储司兼管磁器库、缎库、茶库、绮华馆（清代末年慈禧在宫中专设纺织绸缎厂），营造司兼管出租皇室房产，会计司兼管净身太监等事。此外为管理御用马匹的上驷院，管理禁卫军械的武备院，管理园囿的奉宸院。以上总称为“七司三院”。在皇宫内廷中，还有四执库管理帝王冠袍带履，缎库管理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所进贡的丝织品及特制的帝后服饰绸缎，茶库管理江南产茶各省进贡的各种名茶，如意馆为宫廷中画家供奉春帖子、吉祥帖幅、节令画等。这都是宫廷中小机构。“七司三院”则为较大的机关。内务府堂总管上述大小机关，其衙署设在皇宫内廷。辛亥革命后，溥仪仍居住在紫禁城内廷地区，因之内务府堂的档案亦得以保存。设于皇城区的内务府所属机构的档案虽然大都散佚，而在内务府堂的档案中均可窥其梗概。笔者在整理清代档案工作中，随手摘记档案内容，分列如下：
（一）上谕档类
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载：凡总管内务府大臣所奉谕旨及奏事官员、宫殿监督领侍传宣谕旨……由堂主事笔帖式等承接，坐办堂郎中逐一查明，交各司院抄出。
按封建皇帝给内务府谕旨，有由奏事处奏事官呈递者，亦有宫殿监督领侍口传者，宫殿监督领侍为皇宫中品级最高的太监，是四品官，所有宫中太监均归其管辖。内务府堂主事，是在内务府负责一部分较高工作的官。笔帖式，为内务府掌管起草文书之官。坐办堂郎中，是内务府大臣之助手，类似今之秘书长。内务府所存的上谕档，为钞录的副本，其式如军机处上谕档簿。
（二）题本
内务府题本在顺治时有朱批者，每月缴进，康熙朝改为汇总上缴，旧存广储司，题本内容以钱粮经费的统计簿为大宗，在乾隆时改名奏销档，此改则名副其实。
（三）绿头牌档
绿头牌档是用以上报紧急事件，旧时是书于木片上，清代进关后已不贫纸，有时仍书旧名曰“绿头牌档”，实际已书在纸张上矣。
（四）红本档
为钞录奉有朱批奏折档簿。
（五）白本档
为钞录无朱批奏折档簿。
（六）奏折
内务府所上之奏折发下后即存内务府堂备查。
（七）奏稿
内务府所上奏折之原稿。
紫光阁。
赏阿克伯先（二品伯克二品顶带）锦二匹、漳绒二匹、小卷八丝缎三匹、小卷五丝卷三匹、大荷包一对、蓝瓣小荷包二对、银五十两。
剿捕教匪档（嘉庆四年二册、六年一册、七年一册）
这是嘉庆年间镇压四川、湖北各省，以地方宗教为掩护的农民反抗运动，著名者有张汉潮等人。
剿捕教匪档内容一例：
军机处奏片：
臣等遵旨传到四川教谕彭昭麟，面询川省贼匪情形，谨将该员亲笔书写奏片呈览，谨奏。
十一月二十二日。
各衙门文书簿
内容为随手档，存道光朝所登记的，多为京中各衙门，有内阁、宗人府、顺天府、内务府等机关。
各衙门文书簿内容一例：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三日，一号，顺天府为皇太后普济穷黎谢恩。
阁议档（清宣统三年存一册）
这本档是清代即将垮台的时候，辛亥（一九一一年）将策划镇压全国人民，军机处机构废除，后改立内阁，这内阁实际上是皇族内阁，这样改制，也没有挽回它灭亡的下场。在成立内阁四个月以后，民军在武昌起义了，清朝封建政权随之倒台了。
阁议档内容一例：
内阁总理大臣和硕庆亲王臣奕劻等跪奏：为遵旨议奏，恭折会陈仰祈圣鉴事，二月十九日奉旨……
行文档（道光五年三月存一册）
此为军机处附属方略馆编辑书籍，移送武英殿修书处行文。
行文档内容一例：
方略馆为片送事，照得辽、金、元三史语解，本处业经缮妥十卷，先行移送贵处。其余现在赶紧缮写续完续送可也。须至片者，右片送武英殿。
道光五年八月初八日，提调安、收发阿布。
上谕档
上谕即封建王朝的皇帝所下的命令。从秦始皇帝时，称皇帝的命令为“诏书”。旧史书称皇帝尊之曰“上”，所以诏书又称上谕。
清代上谕档内容一例：
道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晋昌等奏宗室觉罗学生，不敷应考额数，请展限考试一折，盛京宗室觉罗学生，现届五年应行考试之期，据该将军等查明额数不敷，请展限办理，著照所请，准其展限五年，俟届期足敷额数，再行谘报宗人府，奏请考试。钦此。
办理校勘（陕甘云南回匪方略、贵州苗匪纪略）行移档（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存一册）
这是军机处所属方略馆编纂方略印刷事宜咨文各有关单位的事务档。
办理校勘行移档内容一例：
方略馆为知照事，本馆办理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贵州苗匪纪略，于光绪十九年七月初五日奏请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集字板印刷，奉旨，依议。钦此。现拟即行开印，所有贵衙门，应备一切事宜，希查照。同治年间刷印粤捻方略，成案办理可也。
右 知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当日汪兆铭埋藏炸弹地点，过去一般均认为是后海之东尽头处银锭桥，不知实为甘水桥水洼暗沟前之小石桥。数十年前，东莞张次溪先生写过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刊于《中国史迹风土丛书》中。对汪兆铭埋藏炸弹地点进行考订，征文考献用力至勤，确定为是甘水桥暗沟小桥、与予幼时所闻先君之述旧事相合。张次溪先生在一九四三年北京沦陷之际，曾上书当日北京市当局，建议将此小桥改称庚戌桥，亦刊入史迹风土丛书中。事虽未行，亦可作旧北京在沦陷时，国难史中随汪者为其所作之挽词观之也。其上书曰：
监察院简任秘书张江裁呈为标定地名以存史迹而重名贤事。案北京地安门外清摄政王府附近小桥名甘水桥，小石桥者实为今国府主席汪公精卫于宣统庚戌，发难举义谋炸权贵以告国人惊天破地之处。吾中国历史地理上所当揭橥珍重之一大端也。豫让刺赵襄子伏于桥下，施全刺秦桧之亦伏于桥下，彼二子往迹皆以桥下著名，况此甘水桥有系于我民族史迹之重回非前二者之侔乎。今甘水小桥应定名为庚戌桥，标定地名以存史迹。使百世之下闻风者得以兴起实为公便等语。
张江裁先生此文正是汪兆铭与蒋介石争权，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俯首帖耳于日本军国主义之下，做亡国奴之时。汪氏之为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固已盖棺定论，已不足道矣。至于谋杀摄政王载沣之事，在其出狱后，在风土丛书中还刊汪兆铭几段《正月的回忆》中写道：
一九一〇年我在北京企图暗杀当时摄政王未成，被拘禁狱中。一九一一年正月在北京铁窗下过的，当时北京的监狱正在改善囚犯待遇不久，比诸以前要人道的多了，但是我的脚还是上了镣铐。每三餐叫做老米已很陈，脂肪早已失去了的带色粗米饭一碗，咸萝卜一碟，汤一杯。每五天吃一次豆腐，但比诸过去已好得多了。但当时我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始终闹肚饿荒。吃肉是一年三次，端午、中秋及元旦，尤其元旦每人给一斤肉。在狱中过去的这一年正月，忘却一切、贪婪的吃肉。暗杀摄政王计划的同伴是叫喻培伦号纪云的，千叶医专出身的医生。在我们之间有点化学知识的只有他一个人，所以由他担任制造炸弹。他后来死于黄花岗之役。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方法，曾经有一次把我带到法场上逼我变更革命的决心。他常到监狱中与我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歌，我是能免一死，也许是一种政治作用的。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的政治家。
汪兆铭的回忆，是感谢清王朝肃王善耆免他一死，汪还评价善耆是清朝的伟大政治家。汪兆铭晚节早已盖棺定论，不再作评论，这篇供词发表于此，作为史料观之可也。
另：在检出此旧钞时，回忆起一九二五年初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文物时，参与者有北京大学讲师、助教等。当时这些师长曾编印小型刊物名曰《文献》。委余以编排校对之事。在《文献》刊物中，曾发表有汪兆铭供词，是在宫中杂档中发见者。其时清代军机处档案，在辛亥革命后，即移存旧民国国务院，故未见此供词。当日编者在《文献》中发表，与予在一九三〇年由军机处档案所见者不同。编者曾写前言讶其供词，仅寥寥数百言为之惊异。在一九二五年编《文献》刊物时尚未发见。余在军机处档案中所见者，或即世所传者汪氏供词之万言书乎？今将一九二五年所刊者附录于后：
附：一九二五年《文献》刊物上所发汪兆铭供词及前言
前清宣统二年，汪兆铭谋刺监国摄政王载沣，事泄被获，先定死刑，嗣载沣鉴党祸日久相寻恐益重其怒，乃作释怨之举，以博宽大之名，肃王善耆从而和之，因饬法部改处以无期徒刑、加重永远监禁。翌年辛亥革命军起义，溥仪下诏罪己，并释汪狱，交两广部督张鸣岐差委。当其被获堂讯之时，外间所供万言，而查内府旧档仅寥寥数百言耳，兹将供词录后，胡厚庵、罗世勋供词附。
汪兆铭供：字季恂，别号精卫，系广东番禺县人，今年二十七岁。十五六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兄弟四人，现长兄尚存，久与兆铭不通音问。兆铭十九岁应试入学，二十岁由本省遣送日本，进法政学校速成科，孙文虽系同乡，从前本不相识，到东京后始相往来，孙文一切革命举动，兆铭文人无能帮助，只在《民报》馆充当主笔，发释宗旨。及前三年朝廷宣布立宪，兆铭改入法政专门，研究学问，不复与问报事，故《民报》二十六号以后，无兆铭论文。数年以来，见我国预备立宪办法颇难满足吾人的希望，思于京师据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于今年二月初间，将从前孙文处所得之炸药携带来京。谂知素识之黄复生在琉璃厂开设照相馆，遂以三百元入股，固得寄居黄复生寓所。兆铭从前同学之人在京者甚多，此次来京，固恐被人识破，日间从未访过一人，在京察看情形多日，拟在什刹海小桥地方埋藏炸药。兆铭不通北京语言，先托词有不可透光的照相药料，须用铁罐装贮，嘱黄复生代觅工人配作，当时并未将炸药之事告知。及铁罐做成，兆铭一人将这炸药密装入罐，配好电线，于二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日晚间，独乘人力车到彼。车夫去后密往小桥下掘土按置罐、电线等件。二十三晚九钟后，忽见桥边有人持灯来往，因恐败露，遂携电池出城。次日本欲前往探视，又怕认出，始得将前情告知黄复生，商允伊出什刹海打听，及伊归，称说看不出有无败露痕迹。二十七日黄复生回寓言及朋友在相馆谈说城内已发见炸药，彼友虽不悉内容，我们却自知失败。这照相馆兆铭平日本未去过一次。初七日一早，在寓听仆人来说照相馆不知何故被警察搜捕。兆铭知事已发竟恐他人无辜受累，拟即自赴相馆投首，至中途即被捕归案。今承讯问兆铭埋藏炸药意在牺牲性命震奋人心。并非预备暴动亦无人事后为之接济。至所埋炸药兆铭以前并未经试验，不知实在力量大小，此事以秘密为主，同谋并无别人。即黄复生在二月二十四日以前尚不知情。罪只兆铭一人望勿株连。
胡厚庵供：我系四川巴县人，今年二十五岁。宣统元年五月间来京找事，侨居川南会馆。本年正月间由喻云纪介绍在琉璃厂守真照相馆佣工兼学照相手艺，月给工价洋四元。至于我们掌柜黄复生因何被捕，实在不知情，所供是实。
罗世勋供：我系四川内江县人，年二十八岁。宣统元年四月间到京，八月考入吏部学治馆肄业，向往川南会馆。旋因旧友黄喻云来京，因其介绍又识黄复生。本年正月，黄复生开守真照相馆，约在该馆充当伙计，月给工资十元。开馆后仍兼上学用功、盘费不济，遂允其约。至于黄复生有无另外事故，实不知情，所供是实。
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起事进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我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簏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各家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照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家。黄君等皆系知精卫目的所在。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疑，颇有疑心，故照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忽闻传言，照相馆中有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自被逮以来，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呜呼，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党人观之，则数年以来，其益吾民之怨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少减于曩昔，且日以加甚者也。今之持立宪之说者，以为立宪则必平满汉之界，而民族主义之目的可以达；立宪则必予民以权，而民主主义之目的可以达，如是则虽君主立宪不可以即于治。以吾党人论之。姑勿论所谓平满汉之界与所谓予民以权者，为果有其实否，即以君主立宪之制而言，其不能达济国之目的，可决言也。谈法理者，每谓君主仅国家之最高机关，有宪法以范围之，则君主无责任而不可侵犯，故君主立宪尝不可以治国，此于法理则然矣，以事实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经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此强权，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法国当路易十六即位之初，盖已几树立宪君主政体矣，而后卒，不免于大革命，其故实由于此。此非惟民主国之法国为然，以君主国言，若英所谓宪法之母者也。若德、若日本所谓君主立宪政体之强国者也。今之言立宪者多祖述之，其亦尝一按此三国之历史乎。英国无成文宪法，其所谓权利请愿与所谓大宪章者，实由几度革命所造成，其宪法发达之历史，盖递迁叠变以至于今日者。法学者谓英国之国体，虽曰君主制，而以其政治而论，实为民主政治，非虚语也。德国之宪政，由日耳曼诸邦自治制度夙已发达，足以为其根本，故君主立宪之制可行之而无碍。至于日本，则所谓最重君权之国也，其宪法上君主之大权，远非德国可比，微论英国。今中国之言宪政者，或谓宜以日本为法，或谓其君主大权过重，戾于法理为不足学。吾以为前说固无足论，即后说亦徒为法理之空谈，非事实之论也。夫谓日本宪法君主大权最重者，于法理上则然耳，至于事实则大权固不在君主也。维新以前，幕府专制，天皇仅拟虚位，是故倒幕之役，实为日本政治上之大革命，西乡隆盛以兵东指，德川幕府以兵迎降，政治上之大权已稳于维新党之乎。于是德川归政，天皇总揽大权。要其实，则天皇高拱国事皆取决于倒幕党之手。是故日本之宪法，以法文而言，则大权总揽于君主，而以历史而言，则其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今以此三国立宪成迹衡之中国，乃无一相类，既非如英国宪法之以渐发达，又非如德国有自治制度以为根本，而又非如日本之曾经废藩倒幕之大革命，其专制政体行之已数千年。自二百六十余年以来，且日益加历。所谓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在于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为奴仆，供奔走而已，一旦慕立宪之名，而制定宪法大纲，其开宗明义以为宪法所以巩固君权。夫各国之立宪，其精神在于限制君权，而此所言立宪，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然则吾侪谓如此立宪，适为君主权力之保障，为政府之护符，其言有少过乎，呜呼！如此之立宪，即单以解决政治问题犹且不可，况欲兼以解决民族问题乎。夫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有密接之关系。民族主义谓不欲以一民族受制于他民族之强权，民权主义谓不欲以大多数之人民受制于政府之强权，然所谓强权此即政治上之权力。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历，其终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不亦宜乎？论者又曰：此为国会未开时为然耳。国会已开，则民权日以发达，故为政治革命计，当以速开国会为惟一之手段，为此言者可谓惑之甚也。夫立宪所以巩固君主之大权，上文已言之矣。而国会者，即为此大权所孕育而生，如婴儿之仰乳哺，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如是之国会，而欲其能与政府争权限以为人民之代表，庸有望乎。吾敢断言，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未有所变易，而贸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其结果不出三种：一曰国会为君主之傀儡，前此之土耳其是也。土耳其尝立宪矣，其宪法悉模仿欧洲君主立宪国条文，颁布之后，以亲侫之臣组织内阁，以各省总督为上议院议员，以阿附朝廷之小人为下议院议员，粉饰苟且，殆如一场戏剧，未几新内阁颓然而倒，而国会亦闲歇不复开，至昨岁而有少年土耳其党之大革命。二曰国会为君主之鱼肉，今之俄罗斯是也。俄自与日本战败后，迫于民变，不得不立宪，其宪法条文之完善，较之宪法大纲相倍蓰也。其政党之强立，较之今日请开国会者之儿戏相霄壤也。其宪法由民党数十年血战所购得，较之今日所谓立宪又不可同日而语也。然而国有权力发动之根本，无所变易，国会终不能与政府之威权相敌，故自有国会后，以持正议之故屡被解散，议员之逮捕者累累不绝，浓血充塞之历史如故，革命之风潮亦急激如故。三曰国会为君主之鹰犬，今之安南议会是也。安南隶属于法，法欲苛敛其民，而虑以是激民，乃开议会，以安南人之有资望者，为豪杰员，为会同员，每欲加税，辄开议会，使议决号于众，曰此议会议决也。故安南之有议会，实为法国官吏之鹰犬，协力以搏噬其人民者也。由是观之，即如请愿国会者之所期，其结果不出此三者。请愿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实通于天也。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实革命党所久已决议者也。若夫避战争之祸，而求相安之法，则前此革命党人（下缺一二行）宪政体则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之目的，皆可以达，而战争之祸亦可以免，诚哉言也。或有虑此为不利于满人者，不知果不言立宪则已，如其立宪则无论为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皆不能不以国民平等为原则，谓民主国体为不利于满人者非笃论也。或有虑此为不利于君主者，然以较诸鼎革之际，其利害相去当如何，历史所明示，不待详言也。所谓愿汝生生世世勿在帝王家及所谓汝奈何生我家者，其言抑何惨也。设不亡于汉人，而亡于邻国，则法之待安南，与日本之待朝鲜，视去其国王如一敝屣，而其国王乃日鼻息以求活也。以较之日本德川幕府奉还大政身名俱东者，其相去何如乎？上之所言，于国内现象略陈之矣。至于国外之现象，其只使中国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国人于庚子以来，颇知敌国外患之足惧，至于今日反熟视，若无所骇，此真可为痛哭者也。夫中国自甲午战败以来，所以未至于瓜分者，非中国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国平均势力之结果而已。庚子之役，俄国乘势进兵于东三省，久驻弗撤，实启瓜分之局。日本以均势之故，遂与之战。战役既终，而各国之形势为之一变，前此日英同盟与俄德法同盟相对抗，迨日俄战后，而有日俄协约，有日法协约，有英俄协约，所谓协约，质而言之，实协以谋中国而已。前此欲谋中国，而各国自顾其利害，势有不均，遂相冲突而出于战，今则鉴于战祸，而以协约为均势之不二法门，一旦各国势力平均，则保全瓜分惟其所愿，顾所以苟延至今者，以英法虑德为之便，而日本又虑美国之议其后也。比年以来，日美之冲突日以弥甚，数月前，且有日美开战之说，而日英美同盟之议嚣然大起，日本新闻从而论之曰：日美英同盟成立，则可以制支那老大帝国之死命。其谋我之亟有若是也。夫美富而日强，两国虽各怀敌意，终不敢遽如日俄之肇衅，则其彼此利害冲突之点，终必以协商定之。诚使英德法俄美日对于中国之均势政策略定，则自甲午以来中国所赖以苟安偷活者，至是已失其具，保全在人，分割在人，有为波兰之续而已。分割之惨，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谓保全者，其实祸无异于分割，国不能自立，而赖保全于人，已失其所以为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所谓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也。识者有忧于此，乃渴望清美同盟，夫同盟之目的，在于互相扶助也，故有两强国同盟者，而决无以强国与弱国同盟者，以强国而与弱国同盟，是必强者以同盟为饵，而钩此弱者也。前此之清俄之同盟，是其例矣。夫国不自强，万无可以与他强国同盟之理。而非于国家权力发动根本上有大变革，又无可以自强之理，爱国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今之谈国事者，不以此为忧，而顾以迩来中国与外国交际，其体面较优于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国所以不见礼于外国者，以其有贱外排外之思想，然虽如是，而俄人固尝以深情厚貌相亲，而因以攫大利矣。今中国人之思想，由贱外排外一转而为媚外，而各国之智孰不知俄，知中国之所重者，不在主权、不在土地人民，而惟在体面，遂亦兢以深情厚貌相结，以期外交上之圆滑，而中国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间有一二小小权利得侥幸争回，则尤大喜欲狂，而于外国之协以谋我，瞠乎若无所见，此真燕雀巢于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将倾矣。此无他，由人人心目中以为今已预备立宪，凡内治外交诸问题皆可借以解决，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如相饮以狂乐，猥日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后，中国之情状其有不忍言者矣。由此言之，则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矣。
（选自《我在故宫七十年》）
文殿试题目档
清代沿袭明代科举制度，读书人经过县一级考试，得中后名为秀才；省一级考试得中后，名为举人；各省举人，齐集京师参加会试，得中后，名为贡士，然后贡于朝，举行殿试，贡士在皇宫中应试，所以名殿试，其意即为皇帝亲自临轩策士，得中后，赐名进士，分为三级：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考清代殿试仪注，在康熙时缪彤著有《传胪记事》，近代人傅增湘著有《殿试考略》，商衍鎏著有《清代科举考试述略》。缪氏所著虽时间较早，似亦未见此档，至于傅、商二氏，所记均为同治、光绪两朝时事，更无由得窥清初之秘。此档为清代内阁大库旧档，时间是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事。一九三一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整理清代历史档案时所得，及迻录全文，以供研究清代初年科举史仪注者参考：
康熙四十五年三月丙戌立
文殿试题目档
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钦点出卷官
大学士马、席、张、李
礼部侍郎王顼龄
兵部侍郎梅、曹鉴纶
詹事府詹事宋大业
内阁学士蔡升元、王云枢、杨瑄
俱至畅春苑庙内，拟定十题，不翻清只写汉字，学士王云枢写在白折子上，本日申时，满汉读卷官，俱穿便服，进畅春苑启奏，奏旨，钦定四题，钦此：读卷官大学士张、李等，将此题首尾编集成题，学士王云枢写在白折子上，一更时分，满汉大人齐集畅春苑东门，交与奏事傻子[1]等转奏，奉旨：好。将题捧回庙内，闲杂人等尽行逐出。点出，中书邹球用白榜纸誊完，学士黑寿、侍读华善、中书吴学颢，对读一次，贴在板上，典籍苏赫、庞铨，看刻完毕，用黄奏本纸刷印三百伍张，于二十日黎明，将刷成题目呈堂，用黄袱包好，典籍庞铨，送至午门，交侍读韩奇、华善，由午门中门，一直至太和殿左侧所设黄案前，学士黑寿，接捧安置黄案，少顷复捧起，授与礼部侍郎在檐下跪接，安置丹陛黄案上，行三跪九叩头礼，礼部官散题目试卷时，本衙门大人俱回衙门，受卷官将交过卷，随交随送，弥封官封过，交与收掌官韩奇、华善，卷面粘贴二寸宽、四寸长空签，将读卷官姓按次排写，送读卷官看阅，本日读卷官，即在会典馆看阅，阅完卷子，在空签上或加三圈，或二圈，或一圈，或一、二、三点。周流阅完，收堂收贮，二十一日拣阅一遍，二十二日复拣阅一遍，自拟一拟二拟三，至二百九十卷，写汉字签，大人亲看，留写红字处，照次序粘贴，将上等十卷，用绢袱包好，余卷各十卷作一包，用黄榜纸包好，包皮上写第一封几卷，第二封几卷字样，又外加封字，典籍备朱锭、笔墨、水壶各一件，盛黄匣内，同点出十卷，申时持捧随读卷官至乾清门，读卷官将拣选十卷，并请定二甲数目，绿头签一个，又请用宝，绿头签一个，入乾清宫启奏，余典籍苏赫，同点出中书邹球等，俱在乾清门伺候，少顷，钦定一甲一名、二名、三名自内批红发出，并余卷着读卷官等俱送入会典馆，照签将弥封拆开，学士蔡升元、王云枢、杨瑄，朱笔填写票签，中书法素，挨次唱名，满汉写榜官各填草榜、大小金榜、三传折子，一夜写成。二十三日黎明，皇上未升殿之先，执事官俱穿朝服，三传折子交与鸿胪寺官，大金榜用六尺宽长黄绢袱，小金榜用一尺五寸黄绫袱包好，中书邹球、许迎年恭捧随未点出学士拉都洋至乾清门，将小金榜交与奏事傻子等转奏，未经发出大金榜，学士拉，用宝完毕，黄袱包好，侍读韩奇恭捧随学士执事人，由保和殿后阶东边直出至太和殿左侧，安设黄案前，未派出学士拉都洋接捧安置黄案，执事官员由东陛下俱趋至读卷官处，候皇上升座，听鸣赞礼毕，未点出大学士陈，由太和殿东边进至黄案上，捧榜自中间东边隔扇出檐下，授与部大人跪接讫，鸿胪寺用三传折子传胪礼毕后，侍读学士韩奇、华善将文卷放在箱内，令供事捧至乾清门阶下伺候，皇上升殿，未及看，傻子传旨，将卷送至畅春苑，御览，即于二十三日，将殿试卷十本一包，用黄纸包好，至三十卷，用黄绢袱包裹，共二百九十本，典籍厅庞铨送至畅春苑，于二十四日午，交与奏事傻子等收讫。其殿试场所用桌椅、地席、应用物件礼部备办取用，殿试进士名数，并阅卷处所，及各仪注，礼部至期开送。
（选自《我在故宫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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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傻子”为当时某内侍太监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