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之春
作者：王统照
现代散文集。王统照著。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3月初版。收作者1931年春天旅行东北所写的散记20篇。在《自序》中，他说在东北“见过不少的各样的人物，听过些令人难于想象的事情”，所作的笔记，“虽然不是质直的纪事，也有两篇仿佛是在写小说，而感想、议论的文字却也不少。原想利用这样不拘的体裁，可以自由多写一点”，“这里面虽然不是详密的调查，而对于现在想知道一点点东北情形的也不无裨益，我也可以借此作那次旅行的纪念”。他以亲身的经历见闻为题材，反映东北3省的严峻局势：日寇步步进逼，醉生梦死者麻木不仁，下层人民苦难深重，昭示了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性，表达了忧国感时的沉重心情。这是作者印行的第一本散文集，也是他纪实散文的一个开端。他随后的纪行写实散文结集还有《青纱帐》(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10月初版)、《游痕》(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2月初版)和《欧游散记》(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5月初版)等，与本集文风一脉相承。
章节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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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则吉尔老婆子
短篇小说，高尔基著，一八九五年发表在《萨马拉日报》，是高尔基早期革命浪漫主义创作的代表作。高尔基对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体现在对民间传说的情节和形象的借用上。而他对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则是通过塑造具有高尚理想的新人形象来完成的。在《伊则吉尔老婆子》这篇作品中，有两个显明对立的传说故事。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腊拉。腊拉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杀死了一个无辜的少女，从而遭到人民的惩罚和唾弃。他在人民的生活中失去了位置，在草原上游来荡去，最后变成了一个像影子一样的人。第二个故事讲的是集体主义英雄丹柯。他年轻、勇敢，对人民怀着强烈的爱。当人民需要自己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燃烧着的心，把它高高地举在头上，照亮了拯救人民的道路。
海国四说
十五卷。清梁廷楠(1796—1861)撰。梁廷楠字章冉,广东顺德人。副贡生,咸丰年间赐内阁中书,加侍读衔。通史学,善诗文,精音律,并颇注意研究西方国家政治情况。曾赞助林则徐、邓廷桢禁烟,支持广东反对英军入城的斗争。其《夷氛闻记》对鸦片战争情况有较真切记载。凡《耶苏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四种。初刻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后经修订,复刊于咸丰年间。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外国史地研究著作之一。
东京梦华录
宋孟元老撰。十卷。元老生平未详， 自号幽兰居士。从其父宦游南北，于崇宁二年(1103) 卜居京师二十三年。经“靖康之变”后徙居江左，追念汴京繁华往事，以为如“华胥之梦觉”，乃以《梦华录》名书。成于绍兴十七年(1147)。共八十六目。卷一记东都旧京城、河道、禁中宫殿、内外诸司;卷二卷三记街巷、酒楼、饮食果子、交易、铺席;卷四记宫中婚嫁;卷五记民俗、娶妇育子、京瓦伎艺各色人名;卷六至卷十记正月元旦至立冬、除夕等全年节日风俗，以及宫廷上寿仪式、歌舞、百戏、关扑等娱乐。所载各色点心、小吃、果品、面食、香药等，不下数十百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反映北宋末年城市繁华盛况、民间风俗，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化水平，于美食、文娱生活颇有参考价值。有日本《静嘉堂秘笈》本，《津逮秘书》本等。一九五六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标点本，一九五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一九八二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刊行《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与本书之合刊本。
中国文化的展望
中国殷海光著。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出版。“序”称：针对“近年来”中国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传统跟随”(即以承继“道统”和弘扬“历史精神文化”自任)等“心理迷雾”，旨在“论列中国近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并“试行寻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以“天朝模型的世界观”来概括视自身文化为一“自足的系统”的传统观念。不赞成将中国文化染上“道统”和“理学”的色彩。又以“变”与“不变”之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轴心，着重考察和评价了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倾向”，强调：“道德、自由、民主、科学”为中国应走的道路，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今后的责任在“创建适合大家生存、发展的新文化”，从目的社会走向开放社会。1988年又收入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学者文化研究丛书》。
炮炙大法
本草著作。不分卷。明缪希雍(仲淳) 口授,其弟子庄继光录校,成书于天启二年 (1622年)。此书在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90余种炮制品基础上扩充而成。卷前列“雷公炮制十七法”,继列药物439味,分水、火、土、金、石、草、木、果、米谷、菜、人、兽、禽、虫鱼等部。
花草蒙拾
清代词话著作。1卷。王士禛撰。此书专门品评《花间集》与《草堂诗余》两部词集所收录的作品。王士禛论诗提倡“神韵”，论词也持同样的主张，认为《花间集》与《草堂诗余》的妙处在于蹙金结绣而无痕迹。词须雕组而不失天然，要能够“写照象外”，极妍尽态，以此达到追魂摄魄的目的。本此出发，他高度评价李煜、苏轼、李清照的作品，说李煜入汴以后诸词，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同是千古情种”。对鲖阳居士屈解苏轼〔卜算子〕咏鸿词的行径深为不满，斥为“村夫子强作解事”。称苏词“直是轶伦绝群”，其“枝上柳绵”一首，恐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又引苏轼与黄庭坚的话概括苏词的特点，如醉后作草书，酒气拂拂，从十指间流出，又如其书挟海上风涛之气。凡此评论，都十分中肯。谈及诗、词、曲的分界，他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话虽然简略，但可令后人解悟三体的不同的抒情风格。本书有《昭代丛书》本，唐圭璋据以编入《词话丛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