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乘
作者:许奉恩
近代文言笔记集。又名《兰苕馆外史》。清许奉恩撰。八卷。奉恩字叔平,安徽桐城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秋闱报罢,身历太平军之乱,流离转徙,间关数万里。尝记所闻为《风鹤涂说》,藏稿武林,城陷,因遭散佚。是书仿《聊斋》、《阅微》,积三十余年,于同治年间成书,凡一百四十余则,约十四万字。旨在表彰忠臣孝子,仁人志士,阐发因果,以警于世,故内容多言人事,如科举之成就,家道之兴衰、人事诉讼之成败等均归于善恶之报。所载闺阁儿女私情,亦发乎情,止干礼,以利风化。偶言神鬼狐妖,如《林妃雪》、《吴真人》、《俞寿鹤》等篇,或以善孝登仙,或以恶罚地狱,亦关乎劝惩。《笔记小说大观》云:“《聊斋志异》以文词胜,《阅微草堂》以论断胜,皆千古不磨之作。此书独兼有其长,谈狐说鬼,无殊淄水之洸洋,善劝恶惩,犹是河间之宗旨。”然其说教过多,文情稍逊,难与《聊斋》、《阅微》并论。有光绪五年(1879)常熟抱芳阁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
许奉恩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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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村类稿
元代诗文别集。30卷。宋元间王义山著。由其子王惟肖所编。书前有作者自序,谓“一生刻苦文字间,止如此,亦特一家说耳”,编集的目的在于教训子孙,而非为示人。序作于“彊圉大渊献月正元日”,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王义山晚年退居东湖之上,读书著文,其读书室名曰“稼村”,故以“稼村”名其集。作者在《学稼斋记》(《稼村类稿》卷7)中解释“稼村”之意说:“余之稼不在田也”,“余之稼乃稼于书,非稼于田地。稼其托也,村其寓也。种学绩文,无往非稼;存心养性,何适非村?”即并无种田的意思,而是读书笔耕。此集分类编排,卷1至3为各体诗;卷4至6为序;7至15为记、碑、铭、赞颂、赋、传以至策问等各种杂文;16至19为“讲义”,系解经考证之作;20至29为策文、奏札启事、墓志等;卷30为乐府乐语,收词9首及乐语寿崇节致语、对厅致语等。其诗多题赠迎送唱和应酬之作,方板平淡,缺乏诗的激情,且间杂性理议论之作,如《偶成》之一:“五性感而动,其间善恶萌。危微相对立,体认要研精。《太学》静而得,《中庸》诚则明。原头不参透,何以约其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诗文皆沿宋季单弱之习,绝少警策,王士祯《居易录》以为芜浅无足取,而至诋为最下最传。”但又说:“集中说经之作亦往往能自出新意”,而不同于抄袭;“表启诸作,清华流丽,组织自然,实与刘克庄《后村集》蹊径相近,固未可以其他文之骨干未坚而概加排斥矣。”盖其文略胜于诗,启表奏札之类,多骈散结合,组织颇工整;记、序之文,亦不乏清新淳朴的散文,如《重修旧屋记》等。卷末的乐语,保存了当时乐府演唱的重要资料,可供有关研究者参考。今存《四库全书》本及明正德年间刊本、丁丙“八千卷楼”藏抄本等版本。
太上洞渊北帝天蓬护命消灾神咒妙经
元始天尊述善恶因缘、六天宫门,劝人念六天门名、诵天蓬神咒,以获天蓬大将佑护。
吕祖师三尼医世说述
文所以载道也,余闻世间是文久矣。忆自弱冠时,得侍东篱老师于桐柏山。
隋史遗文
明代通俗长篇历史小说。袁于令编撰,刊印于崇祯六年(1633)。全书十二卷六十回。今存名山聚藏板本,全称《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隋史遗文》。本书说的是隋末农民起义和唐代开国的故事。《隋史遗文》是根据晚明说唱文学编写的,柳敬亭所说评话《秦叔宝志传》可能就是它的底本。本书为英雄传奇小说,秦琼与程咬金等是书中的主要人物,隋末唐初的帝王将相反居于次要地位。小说为我们展现了隋末大动乱的历史画卷,较全面地揭露了隋炀帝的荒淫与罪恶,也描写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草莽英雄。《隋唐演义》的故事,大部分源于此书。
元明事类钞
杂事类书。清姚之骃撰,龚骏文校,牛稔文复勘。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之骃字鲁斯,钱塘(今杭州市)人。康熙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尚著有《后汉书补逸》等书。40卷。摘取元明诸书,分门编纂,形式似类书。纂述大抵皆典则可观,所载事实,足补《元史》诸志之缺及列传之所未备。但明代说部浩如烟海,所采自不可能详赅。万历以后,门户交争,所记多不足凭,所取尚较审慎。据元史、明史、明纪编年、明史纪事本末、元典章、明通纪、典故纪闻、初学记、元通鉴等书摘取元明两代的朝章典故。分天文、地理、岁时、君道、政术、官品、仕进、人伦、艺术、释道、文学、武功等二十余门。其中与法制关系密切的有:君道门中的君德、驭臣、纳谏、巡幸等;政术门中的法制、任官、赋役、盐法等;官品门中的内阁、翰林院、都御史、通判等;仕进门中的荐举、除授、科第等。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集于该馆刊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中。
知圣篇
《知圣篇》是廖平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分正、续二编,正编初稿成于光绪十四年(1888),改定于光绪二十七年,光绪三十年(1904)由绥定府中学堂刻成;续编则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与正编合编,先后收入《四益馆丛书》和《六译馆丛书》。《知圣篇》成书于廖平经学思想转向今文立场的“二变”时期,历经十年才修订付梓,在其思想已趋成熟的“四变”时期仍有补充完善,可见此书在廖平经学中的特殊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