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中短篇小说集
作者：张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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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涧集
宋代诗文别集。14卷。许应龙著。全书以策论为主。《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文章“深厚简切，大抵疏通畅达，切中事理”。如在《民兵论》中提出发展民兵的主张：“李德裕为郑滑节度使，徙剑南西川，至则率户二百取一人，使之习战，缓则农，急则战，谓之雄边子弟，良以民兵可用，胜如官兵。”文章中表现了对国事的关切。诗词仅1卷，多酬答闲适之作。偶有少数佳作，如《荠菜》：“拨雪桃来叶转青，自删自煮作杯羹。宝阶香砌何曾识，偏向寒门满地生。”以荠菜的生于田野，寓不媚权贵之意，含蕴深远。又如《题西岩寺》：“第一岩前风景殊，山僧去后野云孤。归来不费丝毫力，幻出天宫一画图。”设想新奇，情趣盎然。
梁京寺纪
一卷。不著撰人。此记无著述时间。此记升元寺条中,记载李玉时期升元阁仍存在,此梁朝文物,故推断此记为宋代初年手笔。是篇记梁代诸寺院,文笔雅洁。唐代释清澈著《金陵寺塔记》30卷,收入《唐书·艺文志》中,是现存最早记载金陵佛刹的书籍,是研究金陵寺塔珍贵的资料。该书收入《说郛(宛委山堂本)卷六十一》、《五朝小说》、《魏晋小说外乘家》、《五朝小说大观》、《魏晋小说外乘家》。
至正四明续志
浙江地方志。元王元恭修，王厚孙纂。十二卷。元恭字居敬， 自号宁轩，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授正议大夫，转庆元路总管。厚孙字叔载，一字燕贻，自号遂初老人，浙江鄞县人。初官训导，授教谕。 《延祐志》后二十二年，元恭等修此志以补续前志，至正二年(1342)告成，记事止至正元年(1341)，约十三万字。分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城邑、山川、土产、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十二门，门下又细分若干子目，按目载述，颇为详实。如记市舶物质，分细、粗、五谷三类，分载珊瑚、玉、玛瑙、象牙、槟榔等二百三十二种，反映了当时宁波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和对外贸易繁盛。物产分药材、果实、草木、器用、毛族、羽族、水族，记动、植物一百四十四种。载各种赋税，诸如铁冶、皮货、市舶等二十余种。集古所记多为宁波古迹。全志体例完备、载事详全，为元代名志，对后世颇多影响。元刊本已佚。今有清咸丰四年(1854)徐氏烟屿楼重刊本，同治重刊本，上海、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清全祖望《至正四明续志跋》(《鲒琦亭集外编·卷三十五》)、徐时栋《宋元四明六志作者传序目》(《烟屿楼文集·卷十一》)及今人郑芳华《宋元四明六志简介》(《图书馆学文选》浙江图书馆学会宁波会员小组1980年编)可资参考。
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
《太极左仙公请问经》，《正统道藏》题作《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古灵宝经」之一，约成书于东晋末南朝初。陆修静《灵宝经目》已着录。原经二卷，上卷有敦煌抄本（s135l号）；下卷收入《正统道藏》太平部，经名误题作「本行宿缘经」。本书上卷乃太极左仙公（葛玄）向「高上老子无上法师」请问修行善功之事。经文下卷乃葛玄向「太极真人高上法师」请问人生宿缘之事。谓世人各有本行宿缘命根，随先世善恶之不同而受命有异。罪福之报应如影随形，而报在三世。修道受戒者来世可得福报，作恶犯戒者生受刑罚考治，死入地狱受苦，来世转生为 ... 仆役或边夷残疾。全书主旨在劝人修道行善。
班超
《少年丛书》之一，《少年丛书》最早于1908年冬天由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少年丛书》共28册，分别讲述了28位中外名人的人生故事。《班超》孙毓修著。班超 (32—102)东汉名将、外交家。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固弟。本读诗书,后投笔从戎,随外戚窦固击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在西域31年,为西域都护,巩固了汉在西域的统治。封定远侯。暮年回京,不久病死。
出定后语
富永仲基著,是一部批判佛教经典的著作。写于1744年。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13章,依次是:教起前后、经说异同、如是我闻、须弥诸天世界、三藏阿毗昙修多罗伽陀、九部十二部方等乘、涅槃华严二喻、神通、地位、七佛三祗、言有三物、八识、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下卷12章,依次是:戒、室娶、肉食、有宗、空有、南三北七、禅家祖承、曼陀罗氏、外道、佛出朝代、三教、杂。在此书中,富永仲基提出了思想发展的“加上法则”,即认为一切思想的发展,都是后起的思想排斥了以前的思想,因而便在以前的思想上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创立新思想。如,佛教最初是阿含的小乘教,其后被般若、法华、华严、涅槃、禅、真言依次否定前说,加上一些东西,创立新的宗派。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是:“诸教兴起之分,皆主出于其相加上,不于其相加上,则道法何张,乃古今道法之自然也。”证明了大乘教是很久以后的后代人的做作,是不足凭信的。他还论证了关于佛教的须弥山说和三千大千世界等思想不可信的原因:“世界之说,其实漠然,不过以语心理,亦何知然否。”他又否定了三世因缘之说,排斥阿赖耶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批判了佛教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仅仅留下了他认为合理的可取部分——道德说,断定佛的真理归根结蒂“只在于树善而已”。他还将这种“加上法则”推广应用于儒学和神道的研究,认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王道之说,乃出自齐桓、晋文的霸道之上。伺在儒教之中,孔子殁后,儒分为八,而皆出于孔子之上。此后也是一一相否加上。不但儒教如此,神道也是这样。一切思想都是跟着时代推移,没有一成不变的。仲基的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观察方法。这种对于佛教经典的考证的、批判的研究,把以往儒者从道学的、经世的和有几分认识论的观点所进行的佛教批判提到更高一级的阶段,成为佛教的历史研究的先驱。对佛教来说,大概是最根本的沉重打击。仲基的这一研究方法被后来的服部天游和平田笃胤所继承,同时他的见解也受到了僧侣方面的猛烈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