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下贤集
作者：沈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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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都孤儿
原名《奥立弗·退斯特》,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第一部社会小说,1838年出版。主人公奥立弗是个孤儿,在教会办的收容所里过着非人的生活。由于带头要求增加食物,被赶出收容所,来到一个棺材铺当学徒,但他不堪忍受老板的辱骂、殴打,逃往伦敦。幼稚的奥立弗又被一个小骗子带进了贼窝,被贼头逼迫行窃。一次行窃时被绅士布龙洛抓住,布龙洛出于同情决定收留他,但奥立弗在替布龙洛上街买书时又被小偷发现,再一次沦陷于贼窝。这时,收容所的一位老护士临终前告诉了女管事一个秘密:奥立弗的母亲给他留了一只金盒子,嘱咐她好好保存,将来交给儿子,但女管事见财起意,私留了金盒子。奥立弗同父异母的兄弟蒙克斯为了达到独占遗产的目的,找到女管事,拿到了金盒子。此后他又找到贼头,让他们折磨奥立弗,把奥立弗训练成贼,将来好坐牢、杀头,这样,他就可以侵吞奥立弗将要继承的遗产。此事被布龙洛得知,决定设法证实奥立弗的出身,挫败蒙克斯的阴谋。后来贼头被抓获并被判处死刑,蒙克斯也被迫远走他乡。奥立弗终于得到了父亲的遗产,并被布龙洛收为义子。小说通过奥立弗的遭遇描绘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哀苦无告的生活画面。尽管作者还没有认识到社会罪恶的根源,设计了一个让奥立弗被有德行的资本家解救出来的结局,但表明了狄更斯对贫苦人民的关注和同情,是其创作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燕台再游录
《滦阳录》 另名《热河纪行诗注》，是朝鲜正祖14年(清乾隆55年，1790年）,柳得恭随同参加乾隆帝八旬万寿节的进贺使前往热河与燕京时，留下的诗篇和纪行记录。《燕台再游录》是此后十多年后的顺祖1年（清嘉庆6年，1801)，作为朝鲜使臣前往燕京求得有关朱子的善本书而留下的燕京纪行记录。
守宫砂
稗史之兴，原用助正史之不足。若忠奸贤否，英雄豪杰，绘色绘声，跳跃纸上者，为其使愚者阅之，知所以劝善而惩恶也。是书以有明武宗任用阉宦，卒至谋乱，河南一幸，几致宗社覆灭。幸李广、楚云辈出，先事预防，拨乱反正，始得转危为安。然其中所谓忠奸贤否，英雄豪杰，无不毕露。阅者深读而玩味之，或亦谅作者之有心惩劝耳。
![宋宰辅编年录[四库本]](/d/file/books/cb0a457278a04a1960cdb2fad30e2eec.jpg)
宋宰辅编年录[四库本]
《宋宰辅编年录》20卷,南宋徐自明编撰。徐字诚甫,浙江永嘉(今温州)人。此书是一部专门记载宰相、执政〈宰相的副职〉任免情况的著作,在徐自明之前,宋人的这一类著作已出现了不下10种,但这些书大都是以年表的形式记录宰辅的任免,而对他们任职,去职的缘由及在位期间的政绩等等不作交代,徐氏有鉴于此,便重新编纂了这部《编年录》。此书上起北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记载了两宋13朝250余年间宰相、执政大臣的任免情况。其体例是以年月为经,以人物事迹为纬,在每人之下,先列任免时间,注明此人自何地何职升为宰辅,或是免去宰辅后改任何职,下面再引录宰辅任免制词,最后详细记载此人的字号里贯,并大量引述各种史籍有关此人任免缘由的记载。此书材料来源,记载任免时间和职务,主要依据前人的几种记录宰辅任免情况的专著。而记述宰辅政治活动的部分,则取自各种史书、政书、笔记、诏令奏议集、行状碑铭等等,在每段引文后面都注明出处,总计引书约为50种,资料可靠,叙事详实,在南宋的私家撰述中算得上是一部内容严谨的著作。这部《编年录》对于研究宋代宰辅大臣的政治活动以及宋代党争最有价值。
王制集说
不分卷。清廖平撰。廖平持今文家之说,认为《王制》乃孔子制作。孔子弟子论其制度而成《王制》一书。今学礼应以《王制》为主,六经皆素王所传,此正宗也。至于古学则以《周礼》为主,不信素王改制之说,以六经皆旧文,归本于周公、孔子之经,而以古礼说,此别派也,故应博采古说经义以明《王制》。凡古礼之与《王制》异者,则附存异义以相启发。实际上《王制》一书,应作于秦火之后,《周礼》未出之前,是秦汉间儒者杂采孟子等书及各家传论而集成之。故其书与《周礼》颇多违异。孔颖达认为《王制》之作,应该在秦汉之际,其言实为确当。卢植谓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其言宜有其合理处。廖平持今文家说,甚尊孔子,以 《王制》 为孔子作,其说确有值得商榷处。《王制集说》有民国三年(1914)存古书院《新订六艺馆丛书》刊行本。
礼记纂言
三十六卷。元吴澄撰。澄字幼清，号草庐、江西崇仁人。南宋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荐擢翰林应奉文字。泰定初年开经庭，澄为讲官，曾主修《英宗实录》，诏加为资善大夫，广招门徒，从学者数千百人，卒谥文正，为元代着名学者，着有《老子注》和诸经《纂言》等。据元代危素为澄所作《年谱》载，至顺三年(1332)澄年八十四，是年为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于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可见此书为澄晚年之作。《礼记》，据《汉书·艺文志》载为《仪礼》附庸，原有一百三十一篇，后戴德取其八十五篇而成《大戴礼记》，其侄戴胜则删作四十九篇，是为《礼记》。《礼记纂言》每卷为一篇，其大旨以为《戴记》经文庞杂，故疑其多有错简，故每一篇中，其经文皆以类相从，使其上下意义连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其三十六篇次序也以类相从。共有《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有其标目。如《通礼》首篇为《曲礼》，而以《少仪》、《玉藻》等篇附后，与《礼记》原有体制大有不同。又如《大学》、《中庸》别为一书是为遵程朱之法；又以《投壶》、《奔丧》归入《仪礼》；并将《冠礼》、《昏礼》、《乡饮酒礼》、《射义》、《燕义》、《聘义》六篇单辑为《仪礼传》，多有诸如此类迥然与古制相异之法，确为其独到之处。其说解亦常发前儒之所未发，颇有新意。全书结构严整、次序井然，颇得时人誉言。虞集于吴氏《行状》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靠者，统表而存之，各有所附。所评虽未免过誉之处，然作者不袭旧例，自创新制的方法确为《礼记》研究另辟了蹊径。有明正德间刻本、明嘉靖中新安黄氏刊本、崇祯中刊本、高安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