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文集 十
孔子与中国
尼采说得对：“经评定价值始有价值；不评定价值，则此生存之有壳果，将空无所有。”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
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
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摈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见《论语·先进》），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见《论语·述而》）其对于天道鬼神的态度，见诸《论语》者：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矣。（《公冶长》）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述而》）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
重人事而远鬼神，此孔墨之不同也，孔子之言鬼神，义在以祭享。为治天下之本，故《祭义》说：“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至于鬼神之果有或无，则视为不可知之事，而非所深究；孔子之言天命，乃悬拟一道德上至高无上之鹄的，以制躬行，至于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则非所容心，此孔子之异于道家也。不但孔子如此，在儒道未混合以前，孔子的嫡派大儒如孟子如旬子，亦力唱仁义礼乐而不言天鬼，至战国之末，不知何人，糅合儒道二家之说，作《中庸》（《中庸》言华岳，又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这明明是和李斯辈同时代人的口气，决非孟子之前东鲁子思所作），始盛称鬼神之德与天道，于是孔子之面目一变；汉初传《周易》者，取阴阳家《系辞》归之孔子，大谈其阴阳不测之谓神，大谈其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大谈其精气游魂鬼神之情状，大谈其极数知来，极深研几，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中庸》犹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犹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大谈其河出图，洛出书（《论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说，大约亦此时窜入，崔述已辨此非孔子之言。《春秋纬》有“龙负河图，龟具洛书”之说，可证为阴阳家言），于是孔子之面目乃再变；董仲舒号为西汉大儒，实是方士，成、哀以后，谶纬大兴，刘氏父子著书，皆兼采儒与阴阳二家之说，班固、许慎承其谬，于是孔子之面目乃三变；东汉诸帝，笃信谶纬，无耻儒生，靡然从之，白虎观讲议诸人，都是桓谭、王充所讥的俗儒，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德论》，广引纬书，侈言三纲、六纪、五行、灾变，可说是集儒道糟粕之大成，然而桓谭还公言反谶，几以非圣无法的罪名见诛于光武，郑兴亦不善谶，乃以逊辞仅免，王充著《论衡》力辟神怪，贱儒贾逵以附和谶纬取媚民贼，亦尚言“五经家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到郑玄，他早年师事第五元，本是习京氏《易》、公羊《春秋》的，故晚年笃信谶纬，博采纬书神怪之言以注《毛诗》、《周礼》、《论语》、《孝经》、《礼记》、《尚书大传》等，至此孔子之面目乃四变，而与阴阳家正式联宗矣。从此贾逵、郑玄之学日显，桓谭、王充之说日微，影响于中国之学术思想不为小也。
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中国的社会到了春秋时代，君权、父权、夫权虽早已确定，但并不象孔子特别提倡礼教，以后的后世那样尊严，特别是君权更不象后世那样神圣不可侵犯，而三权一体的礼教，虽有它的连环性，尊君却是主要目的；这是因为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渐陵夷，各诸侯国中的商业都日渐发达，景王之前，已行用金属货币（见《周语》及《汉书·食货志》）。郑桓公东迁新郑，与商人立“无强贾”、“毋匄夺”的盟誓（见昭十六年《左传》）。齐擅鱼盐之利，“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见《史记·货殖传》）。“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见《汉书·食货志》）“桓公曰：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见《管子·轻重篇》）“及周室衰，……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见《汉书·货殖传》）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业，已经动摇了闭关自给的封建农业经济之基础，由经济的兼并，开始了政治的兼并，为封建制度掘下了坟墓，为统一政权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产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春秋之末，商旅之势益盛，即孔门的子贡亦“废著（《汉书》作“发贮”）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见《史记·货殖传》）。是为战国白圭、计然、猗顿之先驱，这便是司马迁所谓“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势力愈盛，封建制度愈动摇，遂至诸侯亦日渐陵夷，大夫陪臣挟“素封”之势力，政权乃以次下移。孔子生当此时，已预见封建颓势将无可挽救，当时的社会又无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欧洲的中世纪之末，封建陵夷以后，亦非直接走向民主，中间曾经过王政复兴君主专制的时代，Machiavelli的君主大权主义，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于是乃在封建的躯壳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谓尊卑长幼之节，以为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妇之别普遍而简单的礼教，来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见昭七年《左传》）的十等制，冀图在“礼”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礼，并且在整个社会复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礼，拿这样的连环法宝，来束缚压倒那封建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维持那日就离析分崩的社会。所以孔门的礼教即孔门的政治思想，其内容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也。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可废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
七月十六日
陈独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论游击队
时论对于游击队或者都有点毁誉过分罢。我所得的材料，却是可以毁的多过可以誉的，然而现在还不能下一个最终的结论。可是我们对于游击队有两点必须充分认识，方不至为时论所迷。
第一，正当的游击队有两种：一是属于正规军队指挥供给的别动队，一是民众自携武器、粮食的武装队，这两种游击队，也都必与正规军配合起来，才能起较大的作用。第三种便是在民众之外在民众之上向民众征发军器、粮食的游击队，辛亥革命以来有所谓“民军”，即属此类，在战争中，在战后，往往为社会国家之累；在此次抗战中，被人骂为“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亡国的游击队”的，正指此辈。
第二，即正当的游击队，虽有它的特殊作用，即战争中扰乱和牵制敌人，战争失败后使敌人不容易安全统治；然一离开正规军，而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国家，便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近代国家已经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敌人首先要占据的是我们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他们占据这些城市，便可支配全中国，别的比较不重要的地方，即令我们的军队或游击队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都可以暂时不管；因为他们懂得大城市在近代国家之重要。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阿比西利亚的农村中，至今尚有不少的游击队，不断的袭击意大利军队，我们能说阿比西利亚还不曾亡国吗？印度西北至今还有一些所谓“王国”，我们能说印度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吗？
我们必须充分在原则上认识这两点，游击队运动在抗战中始有利而无害！
七月二十一日
说老实话
“负责任，说老实话”，汪精卫先生这两句话，特别对于现在的中国人（精卫先生自己和我当然都在内），真是逆耳的良言！
我以为这两句话实在是一句话，不说老实话的人，决不会负责任，话既然不老实，根本便无责任可负。说老实话，可以说是负责任的基本条件。
说老实话的意义，在表面上好像就是不说谎；然而更进一步解释起来，似乎前者比后者还有积极的意义，不说谎，只是消极的不说谎话欺骗人；说老实话，更是积极的举世非之而不顾的把真理说出来，在欧洲许多国的语言中，“老实话”和“真理”可以同用一个字，例如英语之Truth，俄语之Pravda。
说谎话说出最高的价值，也不过是宗教；宗教是要靠说谎才能存在的，说老实话乃是科学的。科学家有时也有错误，然错误不过若干假定之不成立，真正科学家都不曾有心说谎。科学正是严肃的制止人们说谎，欢喜说谎的人们所以也厌恶科学。
欧美学术界，自从科学战胜了宗教，能够说老实话的人，日多一日。政治界便逊色多了；然而比起我们的士大夫群，还老实得多，譬如：他们的右派便自称是右派，资本主义者便自认是资本主义者；我们的右派和资本主义者，如果被人称为右派和资本主义者，心中便感觉得不愉快，甚至勃然大怒。
在抗战八股大流行的今天，把宗教般的感情代替了科学，说老实话更是不合时宜了。后方的英勇战士实在太多了，尤其在开会宣言和通电的时候。全民抗战，各党合作，全国精诚团结，民众奋起，歼灭敌人，最后胜利，如此等等，似乎都已经不成问题，事事结果圆满，处处印象极佳，即有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此种状况究竟能够支持几久呢？个人不说老实话，其事还小；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容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至于纯洁的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信从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那便是无药可救了！
现在的环境并不容许我说我所应说的老实话，即偶然吐出万分之一不忍附和时论的话，已经使有些人大大的不快了。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
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如此国家，自然不会灭亡，即一时因战败而亡，其复兴也可坐而待；否则只会有相反的结果！
七月二十七日
敬告侨胞
——为暹逻《华侨日报》作
此次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需要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不愿受日本帝国主义工业的统治，所以这一战争，除了少数汉奸外，凡是中国人，无论国内国外，都应该尽他所能尽的力量，援助这一战争。国民对战争愈尽力，胜利愈有希望，即使不能胜利，甚至因战败而亡了国，全世界也不至把我们看成永远亡国而不能复兴的民族。我们须自信：我们在全世界历史上，是伟大民族之一，只要多数国民能为国家尽力，是不会日久被人战败或征服的。
在此次战争中，海外各地侨胞，对于祖国之热望与援助，使我们住在国内的人，不但兴奋，而且惭愧。
关于侨胞的状况，我不大知道，本来不能有所贡献，只感觉有两件事要和诸位谈谈。
第一，我们的民族运动，是站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上面，和帝国主义者以夸大自己的民族为口实来侵略兼并别人的民族主义（如以前俄国沙皇的大斯拉夫主义及现在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义，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等等）根本不同；因此我们侨胞所在的地方，如果是一个民族的独立国家，如果她不公开的直接加害于我们，我们便不应该站在自己民族利益的立场，或站在什么“阵线外交”的立场，来妨碍别人以民族利益为本位的外交政策。这样的妨碍，不但违反了民族自决的精神，而且只有迫着他们对我们益加疏远，甚至仇恨。至于对于所在地的人民（无论是独立国或外国的殖民地），更应该公公正正的平等看待，断不可有伤害本地人民经济生活的侵略行为；我们自己正在为反抗日本的侵略而战争，便没有理由侵略别人。
第二，我们国里的贪官污吏对于人民欺压敲诈，是世界各国中最可怕的地方，回国侨胞吃过他们苦的事实，大概十本书也写不尽；然而侨胞断不应该因此对于祖国失望灰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国家的公仆，公仆不良，主人有权利起来赶走他们！不起来赶走他们，是人民自暴自弃；失望灰心，更是自杀！他们虽然是些公仆，而有了累代传袭的权威，“奴欺主”的局面已非一日了，赶走一批，又来一批，根本解决，只有主人渐渐起来亲理家政；主人能分神亲理家政一分，公仆的权威便自然减少一分。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然而我过去不曾自暴自弃和自杀，将来也不会自暴自弃和自杀，但愿与海内外志同道合的人们携着手共同奋斗到底！
我所欲言者，暂止于此。
民国廿七年八月一日于重庆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1938年11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
现代的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私人资本制度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国家资本制度也是资本主义的范畴；节制私人资本，只有使资本主义之发展停滞缩小，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所号称的统制经济更是大规模的大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要不废除财产私有，都不能走出资本主义的范畴。因为私有财产制是资本主义之骨干，它之存在与否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水岭。
如果有人新发明一种制度，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那么我便要请问他：在这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财产私有制是否存在？这一种新经济制度的生产和分配方法，究竟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此外还有许多根本的理论，我另有专篇论列，兹不赘及，现在只提出两个无关宏旨的枝叶问题，唤起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注意一下：
第一，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这正合你们的口胃；并且你们所谓中国社会生产力是封建的，这一怪论也从中共抄来；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呢？
第二，欧美的知识分子，毕竟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点知识，不会象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许多新发明，他们如果认为你们反对资本主义是不诚实的，他们便知道你们将和希特勒一样，以反对资本主义始以充当大资产阶级的豪奴终；如果认为你们反对资本主义是认真的，他们便知道你们必然要走共产的道路（德意的法西斯道路，仍然是资本主义；如果他们不是资本主义，不是为商品交换而生产，便不需要殖民地和市场了），无论你们愿意或不愿意。并且像你们“一反近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为交换而生产”的主张，这正是全世界至少是几个最主要的国家社会革命成功后，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所谓“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苏俄，还不敢也不能如此主张，你们居然想把它运用到国民党及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几个党员这样随便谈谈，还不关紧要，倘若抗战建国纲领真采用了这样幻想的主张，则敌人将如何宣传，国际形势将发生如何变化，这是可以预见的。
这虽然是两个小小的枝叶问题，也值得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认真考虑一下罢！
八月二日
我们为什么而战？
要问日本兵士为什么而战，他们多数的答复是为执行上官的命令而战，稍稍进一步的答复是为国威而战，此外便没有了，只有他们的政府知道真正是为什么而战。
我们为什么而战呢？我们多数的兵士知道为了日本鬼子欺压我们，我们是为民族生存而战，在这一点，我们的兵士比他们要进步得多。可是我们的政府和知识分子，对于此次抗战，应当更有进一步的了解。“为民族生存而战”，这句话当然没有说错，并且比“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要高明得多；但还未免抽象一点，笼统一点，并未表明为怎样的生存而战。
各个人以至全民族是不能靠空气生存的，要靠衣、食、住、行上物质的条件，而且要有很好的丰富条件，才是光荣的生存，而不是贫苦的屈辱的生存。日本广田曾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他这几句话，正是不要中国有民族工业，要中国民族永远为日本民族生产工业原料，做他们的农奴；日本民族永远过工业的光荣生活，中国民族永远过农业的屈辱生活，如此，中国民族并不是不能生存，而乃是屈辱的生存，不是光荣的生存。如果真照梁漱溟先生的办法，以乡村建设为主要事业，而无视城市工业，则正合日本的口胃，日本固不必加兵于我，而我之抗战也是多余的事。可是事实上，日本不惜消耗大量的飞机大炮，炸毁我们的大城市，炸毁我们的工厂，正是因为要消灭我们的城市工业；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与之抗战，也正是不甘心做他们的农奴，而力争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受她的束缚。所以，此次我们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了正确的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
“战争与革命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这句话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例如此次战争，不但中日两国都因为发展工业而战争，而且两方面都因为工业有了发展才至于推动战争。先就日本说，轻工业的日本，在经济上本非什么了不得的强国；欧战以后，工业突飞的发展起来，原料和市场都不能与之相应，于是不得不急于在中国取得煤铁羊毛棉花与市场，在库页岛及南洋取得煤油，非此则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停止发展；因此，她对英、荷对苏俄尤其是对中国之冲突，遂日益加剧。在中国呢？中国有广大的市场，有丰富的煤铁羊毛与棉花，我们如果以乡村建设自足，无意发展民族工业，广大的市场听〔任〕日货倾销，工业的原料让日本尽量取用，这正是日本政府心目中的中日亲善的真实意义，她便没有对中国作战之必要了；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尤其不堪比较的长期战争。可是自欧战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毕竟缓慢的一直发展着；国民政府对于工商业，对于币制，对于交通，对于军事，都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着手建设，虽然因政府政策的错误建设得很缓慢；这便是告诉日本以及全世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这一新兴国的企图，使大部分靠着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才能够继续发展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大吃一惊，于是在全世界人士心目中，发生了究竟将来谁是中国主人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最后只有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以工业的日本统治农业的中国，只有用战争来打破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新国家之野心；中国不甘心受日本的统治，要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也只有努力抗战以打破敌人的企图。
中日战争在客观上是无可避免的。有些人以为中国对日抗战太晚了，又有些人以为开战太早，这是战争的时期是否于我有利的问题，而不是战争本身的中心问题。
无论战争的时期是否有利于我们，而既已战争，我们只有把握住此次战〔争〕本身的中心意义，即是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而不为一切空话大话所眩惑，大多数人才能够脚踏实地的始终为抗战而奋斗。大众只能为切身利害的问题而奋斗，不能为虚无飘渺的空话大话而奋斗。
只要大家靠定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这一具体要求，即令此次战争完全失败，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瓦解冰消；可是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在空洞的“民族利益”口号或什么“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之下再起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一听到有人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便认为是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种狂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乐闻的，我们不应该起来严肃的加以纠正吗？
八月八日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1938年11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资本主义在中国
——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
人类进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循序的进化，一是跳跃的进化。循序的进化是依一般进化的阶段，循序渐进：跳跃的进化是跳过中间阶段，突然进化到较高的阶段。循序的进化之真实性，除了进化论的反对者，已为众人所周知，现在无庸多讲了，至于跳跃的进化，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每个民族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力量，固然能够使循序的进化比较的加速，而跳跃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界之影响。例如：在古代社会史上，北朝鲜及日本有些地方，跳过绳纹陶器时代，由无绳纹陶器直接走到铜器时代，甚至走到铁器时代，这是因为受了中国输入铜铁器之影响。又如近代史上，俄国因为西欧的影响，由封建的农业国，很快的经过了甚至于可以说跳过了西欧手工工厂时代，一跃而为近代工业并且踏进了产业托拉斯边沿的国家；在中国，一面继续前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一面采用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最新的纺织机器，跳过了英国数世纪的循序进化，所以在上海马路上往往可以看见独轮车和无轨电车及最新式的汽车并行，马拖的公共街车时代则未曾经过。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工业之所以在中国有些跳跃的进化，也和俄国及其他落后国家一样，是受了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外来影响，而不是由于内部力量以循序进化的。
说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又会引起过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过去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有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其实呢，一个社会的经济，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都往往继续并存着，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因此，我们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那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来确认它是那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因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中国的中外银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经济，间接支配了小城市经济，中外的工业商品和中央货币普及了穷乡僻壤，农村生产品如棉花、丝、茶、烟草、桐油等，其扩张或缩小，不但听命于本国市场，且听命于国际市场；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便可以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在中国，一方面由先进国的资本主义之影响而发生而跳跃，一方面也由它（资本帝国主义）的阻碍而未有高度的发展，因此庞大的商业资本，还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之工业化则更加谈不上，统一的国内市场还未形成，产生工业生产工具的工业，几乎还没有，比起资本主义先进国来，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
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之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生产制的缺点与罪恶；在目前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
人们或者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既然含有缺点与罪恶，我们何不取法乎上，再大大的跳跃一下，采用生产力更高的社会主义呢？诚然，社会主义生产制，比资本主义生产制有更高度的发展，也能以清除资本主义的罪恶，已经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中国，便不能够说没有跳跃进化之可能；可是，我们所相信的社会主义，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特质是废除私有及生产集中，和固执私有及均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不象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资本主义比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因为前者使生产力增高，后者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却不能等待。
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陈独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八一三”
此次抗日哉争，自历史上的意义言之，自当溯之“七七”芦沟桥事变，然由地方事件发展到中央出兵，形成两国正式战争之开始，则为“八一三”上海之战。
自“八一三”上海开战之前夕以至今天，对于在南方开战之当否，始终有两种意见之不同。一种认为战争宜限于北方，在南方开衅，则于金融工商业牺牲太大；一种认为北方地形不利于我，而且惟有战地扩大，才能够达到消耗敌人之目的。我以为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既然开战，只有采用全面战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敌人不但在军事上强过我们，在经济上亦富过我们，我们本消耗不过他们，我们之所以欲于采用消耗战的战略，一是因为我们有可能得到外国的援助远过于敌人所能够得到的；二是因为我们是以全力作战，敌人须分力以备别的国家，如陆空军之对俄，海军之对英、美；三是因为敌人能战而不能拼，我不能战而能拼。第三点尤为重要。
自开战以至今日，我们始终不曾幻想在军事上能够得到若何显赫的胜利，我们所有的把握，只是一个“拼”。我们地大人众，我们是农业国而非工业国，我们拼着失地，拼着丧师，拼着牺牲工厂，拼着伤亡满地，甚至拼着一片焦土，敌人是暴发户，我们是破落世家；破落户本一无所有，性命更不值钱，暴发户的绅士，慢说大门前的旗杆被人打毁，就是绸长衫被人撕破，也够大失体面，我们并不奢望能够打死这暴发户，只要拚得他无可奈何，不得不对我们稍微客气的说和，我们便算是胜利了。
我们若始终忍受暴发户横霸无己的欺凌，而不与之较，今天丢一屋角，明天丢一块田地，后天又丢一处祖坟，现在变成脓包，将来更要讨饭无路走，只有死里求生的与之一拼。这一拼的损失，虽然不如敌人所说非五十年不能恢复，而牺牲与痛苦却是太大了，尤其是南方各省。
我们的出路，只有忍受这不堪忍受的牺牲与痛苦，给敌人一点小小教训，使他知道我们也不甚容易欺负，或者会知难而退，尤其是到了国际形势稍稍于我有利之时。我们只要恢复一个像样的国家，只要我们在痛苦牺牲中，真正得到教训，真正懂得科学与工业之重要，真正懂得建立民主政治使人民与国家融合之重要，真正懂得绝对停止内战与军队统一、国家统一之重要，真正懂得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之重要，经过两三个五年计划，我们便可以由破落世家变成新兴世家。
始终不抵抗，始终做脓包，固然毫无出路，即抗战限于北方，也正中敌人逐步南侵节省兵力财力之毒计；所以为扩大战地消耗敌人兵力财力计，由“八一三”上海之战开始全面战争，在战略上我认为是没有错的。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日本如果还有社会主义者，我这篇文章便是献给他们的。
把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分别看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分别开来，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即令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者（战时两方的工人及社会主义者，自然都包含在内），也应该援助这一反抗战争；这本是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前辈自己所曾经实践的遗教，而为今天我们的日本同志所背弃了。
据我所知，首先背弃的便是山川均先生，我很奇怪巴金先生还会和他说道理，他还有什么希望呢？第二个背弃者便是我们的老友忠厚的佐野学，我们曾称他是日本的李大钊，他现在变得太不忠厚了！第三个乃是最近铃木茂三郎先生的所谓转向，他们都由社会主义转向爱国之战了。
我们责备他们转向爱国主义，他们会愤愤不平的责问我们在中日战争中，只许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赞助爱国运动，而我们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转向爱国主义就应该被斥责吗？我以为这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玩弄名辞，而不曾考察其实际内容，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这是对于爱国运动之辩证的见解。山川、佐野、铃木诸人不至于不懂得这个，如果他们真来责问我们，这只是证明他们是自觉的背弃了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遗教！
还有班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的藉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人们；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这种发源于背叛国际主义者“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应用到帝国主义的日本，更是错上加错。不把建设社会主义立足在革命的国家间分工互助上，而立足在预先占取资源以争胜，这是中国旧时大家庭各房媳妇抢着“积私”的丑态，还配谈什么社会主义的建设！现在已经不能实现一个幻想自给自足的法西斯国家，将来还会有一个幻想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就现在的生活说，日本除了供给财阀军阀填不满的欲壑而疯狂的扩张军备疯狂的侵略战争所需要外，究竟影响到平民生活的资源贫乏到什么程度呢？日本帝国主义来到世界上太晚了，要想学资本主义先进国，把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来的一小小部分，喂养劳工贵族，已属不可能，无产大众更不待言，她的商品和别国竟争，贱价劳动力始终是她的特长，那是骗人的改良运动，是如何可怜，所以日本对外侵略战胜一次，即紧跟着军备扩张一次，工农平民生活亦即紧跟着降低一次。如果说获得了丰富的资源，日本的资产阶级才有施行改良政策的物质条件；那末夺取了中国东北四省丰富的资源以后数年中，何以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还是下降，而不是上升，农村更加破产而不是恢复呢？“九一八”前，日本输入满洲的商品价值七千万元，芦沟桥事变前已达到三万万元，同时物价总指数却比“九一八”前高涨到百分之百，这是表示工农平民的生活改善了吗？况且拿分润掠夺品的余沥来鼓动工人阶级赞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路战争，这本是欧洲资产阶级御用的所谓“社会主义者”的背叛行为，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也学会了！
又有一般人（自称社会主义者的高畠素之）责难胡适之为什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亲近英、美帝国主义。这一责难，表面上好像很公平，可惜他是日本人，就天然不免有点为日本帝国主义做说客的嫌疑！我现在没有必要代胡适之先生答辩，我只得正告他们：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曾企图在帝国主义者当中选择主人，我们认为中国的解放，必须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制，并不只是日本；可是事实上，近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公开的压迫之尖锐化，超过任何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的横暴，因此只好集中我们可怜的力量，来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有人教导我们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我们只有认为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中国国民党从前的政策，本来是不反日而反英的，后来为什么走到相反的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何以不自反省，反而责难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呢？
我还要告诉一切日本的平民，我们的所谓“抗日”只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财阀和军阀，而不是反对日本的平民，我们知道侵略中国，本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要求，而不是日本平民的要求。任何派社会主义者，都不能附和极少数人所谓“纵断的民族运动”的说法，不但理论上说不通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这回事，中国人中有大批汉奸，日本人中有不少同情于中国抗战的人，鹿地亘夫妇就是代表，请问这将如何纵断法？我们的纲领是，结合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平民，共同打倒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不独中韩人民，即日本人民，也只有到这时才能够得到解放。
如果许我做一个荒唐的假定，中国战胜日本后，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侵略日本时，则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便应该首先反对本国政府赞助日本政府及人民对华抗战！
我这些话决不是对山川，佐野，铃木这等人说的，我希望日本的工人和倾向社会主义的青年，能够听到我的说话，而且得到合理的回声！
最后，我还要说到我们的周作人先生，敬爱日本人民的诚实和勇敢，洁静和富于同情心，甚至承认日本政治也比中国清明，并且痛恨中国社会之堕落和政治之不良，我都和周作人先生没有两样；然而这一切决不能减少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心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尖指挥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中国的汉奸卖国贼领导之下高谈中国文化再生，这不能不是人类文化之奇耻大辱！因此我不能不为周作人先生惋惜，严格的说，应该是斥责而不是惋惜，虽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
八月二十一日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不但是亡了国只要丧失了煤铁棉花等重要原料的区域而不能恢复，工业也很难发展。在抗战中，工厂被破坏，海口被封锁，更谈不上工业，因此也谈不上什么主义。如果我们一面高唱抗战建国，一面却因为回避意见纠纷，主张不谈主义，即不谈究竟采用何种主义的经济制来建设工业，那便有点莫名其妙了！
因为铁的事实之教训，即便向来迷信东方精神文化的人们，现在也很少公然反对发展工业，这是中国的幸事。然而采用何种经济制度来发展工业呢？资本主义制还是社会主义制，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在进步的青年心中，成了火热的希望着解答的问题。对于一般本来头脑不清又怀着成见的半老人，我们值不得跟着他们缠夹，而对于纯洁的青年，却不能放弃指导的责任，不抹杀他们前进的心理，也不因为顾忌他们的幻想，而造出莫名其妙的理论，来迎合他们，欺骗他们，以图拉拢。
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封建经济制的特质是土地附着于封主，农民附着于土地，工人附着于行会；世界各国所行过的封建制度，虽不尽同，而这三个根本特质是相同的。有些人把中国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现象，都称为封建，这不是科学的说法。聪明的人类，能够修改自己的缺点，为适应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打破封建制对于生产力之束缚，使土地有买卖自由，农民有迁移自由，工人有劳动自由。经过长期奋斗，由前资本主义时代以至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制代替了封建经济制，人类社会生产力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的特质是“财产私有，自由竞争和生产集中”，这本是打破束缚和补救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落后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之下，生产力是大大的发展了，生产也集中了，惟以财产私有之故，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制造贩卖的商品增加少数私人资本而生产，不是直接为大众消费而生产。生产物之分配，以财产大小有无为标准，不以大众需要为标准。因此发生了生产力与购买力不平衡即伪生产过剩的问题。于是限制生产，毁坏生产物，为争夺市场与原料争夺殖民地的战争，都缘此而生。为战争而不得不扩张军备，于是人类一大部分力量，不用在生产养人的生活品而用在杀人的工具上面。这便是资本主义制自身的缺点。聪明的人类，乃企图设法再修改自己的缺点，即是废除束缚生产力的财产私有制，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至于生产集中和技术增高，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和资本主义相同的。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为取法乎上计，我们为什么不应该采用社会主义制来发展工业？
诚然，社会主义制好过资本主义制；并且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和资本主义制同时发生。世界各国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发生，也几乎紧接着都有社会主义运动。它们的成败，都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使然，并非人类主观上故意要先采用较坏的资本主义制，后采用较好的社会主义制。远在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中，南方各省的大层居民，要求在革命期间没收的土地及财产无报酬的分给贫民，而为三级会议所拒绝。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由国会多数党（独立派）分出了约翰李尔波恩所领导的“平均派”，他们的理论家乌伊可吞利主张共同耕种土地，共同消费，废止买卖，废止货币，废止雇佣，政府指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在十八、十九世纪间法国革命中，有巴黎公社代表者苏美时派、许伯派及被人称为“疯人”的甲格龙、华来等，要求向富人征收所得税及财产税，组织公共作场，把国家一部分财产出租给无产人民，严惩高利贷者，由城市政府廉价售粮食给人民，并且企图掀起反抗富人的新革命。有巴比夫、达尔脱等组织的“平等社”准备以暴动的手段，来实现平等者的共和国以代替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那是建立劳动者革命专政的政权，主张共和国国民财富之分配，必须用在保证共产主义公社每个社员（即六十岁以下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在里昂工人暴动中，有布南克巴尔比士领导于一八三六年成立的“四季社”反对人剥削人，反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平等，主张用革命建立独裁政府，实现平等的原则。这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暴动，都相继失败了，只是为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路。这并非证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好过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之历史发展上，资产者、小有产者以及工农平民为生活的需要，一致急迫的要求生产力增高。同时在旧社会的母胎内，已经由高利资本、商业资本和手工业资本，造成了资产阶级的优势。当时还没有集中的大产业，因此也没有能够领导一般平民执行社会主义任务的产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沉醉在阻碍生产集中和生产力增高的“均产”、“平等”之幻梦。他们的失败命运，本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他们的失败，正是社会之进步，虽然他们的英勇斗争，至今还值得令人钦佩，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日渐巩固，资本主义的罪恶日渐暴露出来。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各派别，乃如雨后春笋普遍的发达起来，特别在法国，主要的，如圣西门派、傅利耶派、路昌伯朗派、浦鲁东派、卡白派、勃兰克派，一时风靡了欧洲。这些派别，痛恨资本主义是一致的，他们当中，除了勃兰克派和以前的巴比夫一样主张由少数革命家的秘密组织武装组暴动，夺取政权外，其余都是和平宣传者，希望统治者或慈善的资本家，接受他们的主义主张，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斗争，甚至反对工人运动。他们除了做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科学的社会主义先驱外，自然不能有所成就。
现在的中国，也有许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我们必须向他们指出不根据经济发展，不根据政治斗争，只满怀着厌恶资本主义感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区别。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根据俄国的特别国情，来否认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制，直接走到社会主义，跳到〔过〕资本主义阶段免得受它的毒害。其时俄国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反动思想，加以严厉的抨击，因为这种思想没有一点现实性，只有阻碍俄国社会跳跃的进化。列宁曾劝俄国的民粹派学习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计划是革命的。我希望历史不至重演，希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至于倒过来学习俄国的民粹派！
此时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缠夹意见，我们不需要加以讨论。因为他们并非真心反对资本主义，更非因为爱好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口中所说和手中所做的是两件东西。我只提出老经济学者马寅初先生的意见讨论一下就够了。马先生的大意是：中国不能走俄国的路，走美国的路，又流弊很大，很危险；于是马先生感觉得没有出路，仍旧只有提出发展国家工业，同时容认私营工业而加以节制的主张，这正是罗斯福经济复兴计划的骨干；然而却没有人认为罗斯福的计划已经走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马先生也不曾否认资本主义。不过马先生要注意，今日的中国，并非美国可比，且以世界大势而论，来得太晚的中国资本主义，即将来也不会有他的十九世纪的末期一个饥寒交迫的人，而日夕彷徨为预防将来发财时子孙滥用是谋，这和马先生同样是杞人忧天。并且这一杞忧，便会和张之洞“中学为体”的意见一样，又要阻碍中国工业发展数十年，岂非中国民族活该倒霉！由国家来发展工业中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须局部的采用。可是由中国过去的经验，由日本明治初年，国营工业的经验，由中国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绩对比的经验，都同样警告我们不要对国家经营工业的办法渲染得乐观过分。即使国营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范畴，就人们所歆羡的苏俄国家工业说罢，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在别的国家，如果有人一提到国家工业便以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又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那更是轻浮之见。
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蜴，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
我们不像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有丝毫虚矫之气！
八月二十四日
抗战一年
此次对日全面抗战，虽然开始于去年八一三上海之战，而历史上的意义，当以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始，至今恰好一周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过去对外战争，对方都是些文化较低的民族，此次对日战争，对方乃是文化较高的民族，可以说虽败犹荣。
此时战争还未停止，最后胜利究竟属谁，姑且不论，根据这一年的事实，我们算得是胜利了。敌人的军器、军事技术、人才和经济力都强过我们，这是全世界周知的事实。他们军事上的胜利，本有科学的必然性，这是不必讳言的；然而经过一年的战争，以一个大力士竟然不能够击倒一个病夫，使他不敢还手，全世界人士都眼见这位大力士的本领不过如此，这位病夫也不是人们以前所想像那样容易驯服的民族，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一点。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而政治上仍然毫无办法，不但未得着一个张弘范、洪承畴，在民族意识压迫之下，并没有一个稍负时望的人肯认真为他效劳，因此敌人对于一般汉奸，很少敢于信任，一年以来，未曾出现一个有力的汉奸，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二点。敌人对我民族污蔑的宣传，曾经普遍了深入了全世界，然而在此次战争中，我民族抵抗强者的人格提高了不少，同时敌人野蛮无赖的面目，在全世界文明人士面前无隐藏的暴露出来，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三点。敌人对我之侵略战争，尤其是长期战，并非真是全国一致的。最热衷战争的，只有少壮派军人和军事工业家；工农劳苦大众甚至小商人，根本反对战争，轻工业家和元老重臣甚至老成持重的军人，对于长期战争，也都有各种程度的怀疑，尤其是有头脑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都眼见对华长期战争减弱了对英、美、俄国防的力量，感觉得是他们国家致命的危机。这各种程度的反战情绪，将随对华战争延长而加强，如果进攻武汉战旷日持久，得不着效果，受军事压迫的各种反战分子，会日渐抬头，这是敌人失败之第四点。
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们自己怎样呢？我们的政治、军事、工业、经济、文化，事事不如人，吃败战是当然的；所幸在这一年抗战中，我们的一切缺点都暴露出来了，只要不是痴子和骗子，都应该勇敢的承认，不应该自欺欺人。勇敢的承认缺点，认真的改去缺点，比轻浮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要有益万倍。最后胜利并非必然的，要努力改去缺点，才能接近胜利之路；倘若轻浮的狂妄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把我们的眼睛蒙住了，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此乃失败的道路。
说到改去缺点，真是千头万绪，现在已经有点缓不济急。在战争第一的今天，只好从治标方面，择其有利战争而不妨碍战争的几点着手，因为战败亡了国，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
第一，外交上坚决的择用以本国现实利益为本位的政策，不但要从各与国获得大量的物质援助，特别是军器，即令是魔鬼的国家，只要它有利于我国或者不利于敌人，我们都应该尽量的利用；假如意大利能有助于我，我们便不惜承认它兼并阿比西尼亚。什么阵线，什么军事同盟，什么某国出兵，诸如此类的幻想，都应该断然抛弃。打吗啡针虽然能够暂时兴奋，结果是有害的。在野党倚外援以自重及利用外交来压迫政府，更是万分卑劣！
第二，民族垂危的今日，在野的党派应该口心如一的援助政府抗战，获得胜利。不应该有保存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我们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代，在今天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即使有某一国家军器的援助，也不能成为西班牙的局面，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作战，和德、意援助佛兰哥的形势不同，并且那时的国际形势会有利于日本。
第三，政府应该迅速决心解除人民的痛苦，扶助各业人民的群众组织，改去过去一盘散沙的状态，使之有力量援助政府继续抗战；人民有了庞大的组织，募债和征兵的问题，便易于解决了。
第四，政府应该下大决心，严惩从高级官吏一直到保甲长的贪污分子，代之以奋发有为的青年，以利抗战而挽人心；任何达官贵人，凡生活豪华，狂嫖滥赌，人民侧目者，此种毫无心肝的亡国大夫，应一律发往前线，参加开挖战壕工作，或编入运输队，以示薄惩。
以上四事，虽然卑之无甚高论，都是目前迫切应该力行的事。
如果力行此四事，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则今后七七纪念，比双十节还有价值，如此方不负抗战中军民的痛苦与牺牲！
陈独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
张伯伦说：“任何国家，欲以武力统治全世界，余则认为非抵抗不可，因在此种之统治下，酷爱自由之人民统不能一日生存也。”罗斯福也屡次显明的以摧毁民主与自由斥责希特勒之统治。东西两半球这两大民主国的政治领袖，对于法西斯制之批判，可谓切中要害。
全世界近几百年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大部分是为了自由。
自由为什么是如此重要呢？
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群兽，而为之灵长，正因为主思想之大脑特别发达，生物学家，人体生理学家，同样告诉我们：人体及一切生物器官，愈用愈发达，愈不用则愈退化以至消灭。法西斯的统制，是要停止人们思想之自由，全德国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图把全国人变成无知的牛马，随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转动，人们失了思想自由，大脑自然废而不用，日久不用的器官，自然只有退化消灭。人类因为能够自由思想，才由猴子变成人类；法西斯统治停止自由思想，会把人类变成猴子。这是法西斯统治发展的自然逻辑。即短时期不至变为猴子，而失去公法上自由的人民，除了绝对服从奴隶道德外，不能课以任何道德的及政治的责任。
希特勒为德国自由而撕破凡尔赛和约，我们是应该举起双手赞成的；然而事实上得着自由的，只是希特勒及其党徒。其余的德国人成了希特勒的牛马奴隶，这又何能够得到全世界酷爱自由的人士之同情！
号称民主共和国的捷克，直到国家垂亡的今天，最近改组的薜拉维内阁，以与捷克民族合作著称的斯拉伐克民族尚无一人参加；斯拉伐克自治政府和立法机关，斯拉伐克省以斯拉伐克语文为正式文字，今天才被容许（斯拉伐克民族或者会感谢希特勒！）；其对待他民族可知。任锡曼说：“捷克苏台区内之人民，素在毫无生趣之情状中渡其时日，直至三、四年以前，德国始予彼等一线希望。”捷克民族所独霸之政权，其对待异民族之专横，我们不必为之讳，希特勒高呼为捷克境内的日耳曼民族自由而奋斗，也未尝不动人听闻；然而我们要问：日耳曼人在捷克无自由，归并到法西斯特统治下的德国，自由又在哪里？如果希特勒、任锡曼认为捷克境内的日耳曼人处在十八层地狱，我们则认为德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是处在十九层地狱！
希特勒大声攻击别的国家，“自称为独裁制之政府，其存在全赖屠杀冤狱者，反被誉之为民主政体。”我们固然没有一点理由为这一独裁政府辩护，我们却可以劝希特勒拿镜子照照自己，免得只看见别人，看不见自己，也不能以别人吃海洛英作为自己抽鸦片烟的理由。希特勒夸耀自己并夸耀墨索里尼都为“举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九所拥护之政府”，其实一切独裁政府，都会耍这套把戏，独有民主政府办不到，这正是它的优点，因为它不敢象独裁政府那样无法无天的干。
本年三月七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有一段攻击法西斯特的文章道：
全世界优秀的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都很清楚的认识了法西斯主义在展开进攻正义和真理的暴行。在这些法西斯主义横行的国家中，所有优秀的国民都被钳制了行动，封锁了耳目。日本的进步作家鹿地亘先生说：在日本文化已经失掉了，民众的呼声已经听不到了。‘文化’在牢狱里面。法西斯的流氓们，要把世界拖回黑暗中古的时代，要把历史向后转，他们疯狂的杀人放火，‘焚书坑儒’，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他们明目张胆的在进行破坏人类幸福的浩劫，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这一段话真说的痛快淋漓！可是我们也要劝他们拿镜子照照自己！凡是攻击法西斯特的人们，便应该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和法西斯特同样的行为，不要在别人是“暴行”、“横行”、“钳制”、“封锁”、“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在自己便是政治斗争的正当手段，说什么“只问目的，不择手段”！
我们之反对法西斯特，不唯其名唯其实，无论他挂的是何等金字招牌，无论他为了何种目的，只要他在事实上采用和法西斯特同样的手段，我们都一律反对。
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拿出毅力来救救人类的大脑吧！不要跟着法西斯特“把历史向后转”，不要领导人类退后到猴子的道路上去！
十月十二日
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作于四川江津
“人生自古谁无死”，原来算不了什么，然而我对于蔡孑民先生之死，于公义，于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
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度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度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我第二次和蔡先生共事，乃是民国五、六、七年间在北京大学，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较久，我知道他为人也较深了。
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
蔡先生没有了，他的朋友，先生的学生，凡是追念蔡先生的人，都应该服膺他这两点美德呀！
蔡先生逝世后，有一位北大旧同学写信嘱我撰一文备登公祭时特刊之类，并且说：“自五四起，时人间有废弃国粹与道德之议，先生能否于此文辟正之”，关于此问题，我的意见是这样：
凡是一个像样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说他的国粹；在全世界文化的洪炉中，各民族有价值的文化，即是可称为国“粹”而不是国“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毁，甚至那一民族灭亡了，他的文化生命比民族生命还要长，问题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灭亡了，甚至还未灭亡，他的文化即国粹乃由别的民族来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国粹”之说，在这点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的来看待，把国粹离开全世界学术孤独的来看待，在保抱残守缺的旗帜之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甚至拒绝用外国科学方法来做整理本国学问的工具，一切学术失了比较研究的机会，便不会择精语详，只有抱着国“渣”当做国“粹”，甚至于高喊读经的人，自己于经书的训诂义理毫无所知，这样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
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种不可少的维系物，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无耻的小人；但道德与真理不同，他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他有空间性和时间性，此方所视为道德的，别方则未必然；古时所视为不道德的，现代则未必然，譬如：活焚寡妇，在古代印度视为道德，即重视守节的中国人也未必以为然；寡妇再嫁，在中国视为不道德的事，在西洋即现时的中国，也不算得什么大不好的事；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事，然而在战场上能多杀伤人才算是勇士，殉葬和割股更是古代的忠孝美谈；男女平权之说，由西洋传到中国，当然和中国固有的道德即礼教，太不相容了，然而现代的中国绅士们，在这方面已不公然死守固有的道德了，其实男子如果实行男女平权，是需要强毅的自制力之道德的，总之，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反之，西洋诸大科学家的行为，不比道貌尊严的神父牧师坏；清代的仆学大师们，比同时汤斌、李光地等一班道学家的心术要善良的多，就以蔡先生而论，他是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对祀孔的，他从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敢说蔡先生和适之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和我的意见大致是相同的；适之还活着，人们不相信可以去问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于认为我这话是死无对证信口开河。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我的根本意见
（一）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说成革命局势：即把统治阶级战胜后，开始走向稳定，说成是走向崩溃，把中间阶级离开革命阶级而徘徊动摇，说成开始离开统治阶级而徘徊动摇，把革命阶级打败后的愤闷情绪，说成革命情绪之高涨。我们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压力愈大反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现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的动力为条件。
（二）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之后，或社会经济大恐慌之时。
（三）无产阶级没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没有经济的政治的组织，和别的居民没有甚么大的不同。特别是十余年来苏俄官僚统治的经验，中日战争及此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经验，使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的集团之开始。
（四）应该严格区别小资产阶级“集中”、“统一”的武断性，和无产阶级“集中”、“统一”的自然性之间的不同。
（五）应该严格区别急进而虚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坚决而坦率的无产阶级分子之间的不同。
（六）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时代，不但在落后国家，即在欧美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武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进步作用，已经完全走到反动的营垒，这只是种下了将来资产阶级表现进步作用时向之仓惶投降的后果。
（七）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八）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九）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十）此次国际大战，自然是两帝国主义的集团互争全世界霸权的战争。所谓“为民主自由而战”自然是一种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认英、美民主国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里，在野党，工会，罢工之存在，是现货而非支票，除了纳粹第五纵队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诡辩来否认的。我们更未曾听到美国用纳粹对待犹太人的办法来对待孤立派。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纪宗教法庭更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国家中土著纳粹及各种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自由意志的牛马器械；所以全世界各国中（德国也当然在内）有良心的进步分子，在此次大战一开始以及现在与将来，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其他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步意义。因为希特勒的纳粹一胜利，甚么社会主义，甚么民主主义，甚么民族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
（十一）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国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例如英国人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若被革命推翻，其时的英国海陆空军势必分裂削弱，革命的新政权，又决不能在短时期内生长成强大力量，来抵抗纳粹军队侵入英伦（若说“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之失败，无疑是较少祸害的”，那么现在被纳粹征服的捷克人、法国人真是幸运！），忽略了时间问题，真理会变成荒谬。人们有理由认为中日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然不能因此便主张在中国采取失败主义。重庆政府之毁灭，在今天，除了帮助德、义、日加速胜利外，不能有别的幻想。我们也以同样理由，不主张在苏联采取失败主义，虽然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史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十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革命之基础准备，即群众结合，在有若干民主成份的政权之下，比在纳粹极权统治之下，更为艰难；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纳粹胜利比其失败于德国革命运动更为有利。纳粹霸权在欧洲能支持好久，无人能够为它算命，如果拿纳粹胜利后必然崩溃，来做帮它胜利的口实，这样大的牺牲，这样滑稽的战略，和以前在德国国内政变时，史大林宣布“让希特勒上台”、“他上台不久，就要失败”等说法，没有两样。并且现在的欧洲，也和中国的战国时代及欧洲近代初期一样，在经济发展上要求统一，因为没有革命的统一，纳粹党反动的统一，也有客观条件使其能够实现之可能。不过这种反动的统一，在经济上不能够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私有财产制），像欧洲王权时期动摇封建制度对于生产力发展之束缚（农奴与行会），那样的进步作用。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
（十三）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
（十四）国际战争，只有在两方武器和军事技术相等的国家，才能把人数、民气和作战精神，看做决定胜负的因素；即在国内战争，十九世纪新武器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二十世纪新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
（十五）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同时也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会得到胜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全世界奴隶统治权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战争，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或者还是更换一个更凶恶的主人，即使更换一个较开明的奴役主人，较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经济之发展，而根本不能改变原来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奴役地位。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悼老友李光炯先生
六年前老友李光炯先生视余于金陵狱中，别时余有奇感，以为永诀。其时余生死未卜，先生亦体弱多病也。抗日军兴，余出狱避寇入蜀卜居江津，嗣闻光炯先生亦至成都，久病颇动归思。闻耗后数日梦中见先生推户而入。余惊曰：“闻君病已笃，何遽至此？”彼但紧握余手笑而不言。觉而作此诗录寄余光烺君以纪哀思。光烺笃行好学，足继先生之志。先生无子而有婿矣。
民卅夏日（1941年）
自古谁无死，于君独怆神。
撄心为教育，抑气历风尘。
苦忆狱中别，惊疑梦里情。
艰难已万岭，凄绝未归魂。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历史决不会重演，此次大战已使世界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或已发生巨大变化之萌芽，拿过去理论公式的表格来填写将来的事变之发展，简直不中用了。
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第一种结果之可能最少，我们似不必加以推测，第二种和第三种以何者最大呢？以现状观之，自然是德、日占优势。开战已两年多了，又因得到苏联出来撑持，英国全然休息了半年，此时以全力仍不能敌住德国在北非的少数部队，若说它能够于最近的将来战胜德国的大军，这是很难想像的事。若认为英国在各战场之失败，都由于陆空军之寡不敌众，再过一年或至一年半，英、美军器生产大扩充之后，战局便会转变；惟现时虽有人发出“全面改厂”的呼声，而鉴于过去直至现在，政府官吏之因循误国及工厂主只顾私人的利益，将来军器生产之竞赛，英、美能否胜过德国本土及其可能利用之邻邦，确实大成问题。即假定将来可以胜过，又有何神秘能够使希特勒及其伙伴，在此一年甚至一年半以内，按兵不动，静候英、美扩充军备呢？德国的内部危机，诚然大过英、美，然在对外战疲或溃败前未必爆发。德国唯一的弱点是缺乏煤油，这也只是她在始终无力夺取高加索或伊朗的条件下不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因素。基于各种情势，德国利于速战速决，英、美则利于持久战，双方都以争取时间为第一要着；所以迫在目前之德国的春季攻势，无论发生在地中海或欧俄大陆、马尔他、直布罗陀、苏伊士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线之胜败，或莫斯科、高加索、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线之胜败，都可以说是决定此次大战全局胜败之最大关键。这一战线之胜利若属于德、意、日，英、美是不能够长久支持下去的，自古至今，单是地大人众物博，并不是决定胜利的重要条件。
倘胜利属于英、美，德、意、日都完了，英、美在和会中，或国际善后会议中，便开始形成对立的局面，战后英国收拾欧洲、北非洲、近东以至中东，已非易事，一时决无力量及于远东，远东以至南洋、澳洲，自然会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那时苏俄将是两方面拉拢的奇货，英、美的命运乃决定于下次大战。
胜利倘属于希特勒，英国便完了，美国也只得暂时划两洋以自保。希特勒虽胜利，他的枪口仍然要向着西方，自乌拉山、伊朗、印度以东，则非他的军事力量直接所能及，那时无论美、日是否成立和议，日本将是美、德两方面拉拢的奇货。美国固然未必继续对日战争，希特勒在未征服美国以前，他也不会为了远东问题开罪日本，逼迫他所倚重的同盟者转向美国，自断其两洋夹攻美国之右臂，希特勒知道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消灭后，他若威胁日本，日本有获得美国退出远东的条件而和美国妥协之可能。美、德的命运乃决定于下次大战。
世界还会有几次大战，我们还不能知道，所能知道的只是在战争的因未除去以前，战争的果是不能免的，并且胜利若属于德国，下次战争必然来得更快。美、德间固然虽无所谓和议，而实际战斗亦必告一段落，德国固然需要一停战时期，建立她的新秩序以收胜利之果，更需要补充足够渡美的战舰及运输舰之时间，然一过此时期，德国对美战争便会从南美洲开始。本来每次国际大战都不过是前次大战之继续延长，我们切不可为“永保和平”、“民族自决”、“民族平等”、“资本制度消灭”，如此等等好听的宣传所眩惑，梦想战后这些都会实现。
欧美人想就资本制度加以改良的企图，不自今日始；然而其结果乃是在股份公司、合作社的旁边，巍然起来了脱拉斯；在劳动立法普遍了半个世界之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还得恢复计件工资。改良制度既非易事，消灭资本制度更不能够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轻松。此次大战后，不但英、美，就是在德、意、日的世界里，也必然企图改良资本制度，以适应他们的统治，希特勒一向非难资本主义，这并不能够欺骗任何人，只是他和他自己开玩笑。他们改良的企图，不外拿关税协定甚至经济同盟，来减轻各集团圈内的关税壁垒；拿物物交易来减轻各集团圈内的货币作用；拿产业国有化，来代替某些私人的企业。各集团圈内关税壁垒即能减轻，对于另一集团圈的关税壁垒势必还要加强；物物交易的办法，不但不能全部施行，即其所能够交易的，仍旧以货币计算，仍旧是商品交易，而非分工互助，某种产业国有，已经是前世纪所有的事，全部国有化，即实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上好似说得通，而事实上必不可能。占有生产工具的大集团，不经过革命的没收，而自愿的把私有财产贡献给国家，这是不可想像的事。如果有人幻想能有一个超然政府来和平的没收。这一所谓“超然政府”，上午企图没收别人的企业，他的政府下午即被别人没收了。所以以上三种改良企图，决不能动摇资本制度的基础。资本制度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发生，利与弊都势必顺着她自身发展的逻辑逐日增长，一切改良方法既不能动摇其基础，节制之，更只有使整个的社会经济趋于衰落，欲只得其利而免其弊的如意算盘，是不会成功的。私有财产制和商品生产制，是资本制度之基础，亦即其弊害之根源。这一生产制，其目的是为拥有生产工具者出卖商品，增加其私有财富而生产，不是为直接供给一切人民食用品而生产；其生产力愈益发展，依供求律愈益失去生产力与购买力之均衡，因之，而生产过剩，而物价低落，而工厂倒闭，而工人失业，而形成经济恐慌；经过一时期，生产力削弱而恢复原状，后又因生产力比以前更加强而走向更大的恐慌，如此循环而构成恐慌之周期律。自来救济生产过剩之策有二：一是自动的减少生产量甚至毁坏生产品这一愚蠢可笑的办法；一是争夺殖民地及国外市场走向战争这一疯狂可怖的办法。为了必须把国内生产过剩的商品向国外市场推销，还必须阻止国外商品侵入国内市场，就不得不加高关税壁垒，扩张军备，准备战争，以至实行战争。这一串因果相联的现象，都是现代国家当局所必须采用的步骤。因为他们既不能消灭资本制度，便只得让资本制度牵着鼻子走，否则只有失败，这本是事实之必然，决不是什么思想，什么良心所能使之改变的。在全世界几个强大国家必须争夺市场，必须准备战争，必须实行战争的时代，大家尽力扩大其势力范围，他们彼此挤得水泄不通，怎样谈得上民族自决、民族解放呢？上次大战之终了，威尔逊的十四条，未尝不轰动全球，而随即销声匿迹者，并非路易乔治和克利蒙梭欺骗了威尔逊，乃是威尔逊欺骗了他自己，并且这一欺骗，亡了法国，害了英国和美国，对日本丧失了强国的体面。此次大战后，谁还要在资本制度世界标榜和平主义的幻想，在下次大战中，谁就是失败者。
此次大战后，无论胜利属于何方，帝国主义的统治都仍旧不变吗？资本制度存在一天，由它所自然产生的帝国主义，当然不能自动的根本放弃，但统治的形式必然有所改变，即是：由民族化到国际集团化这一形式的改变；这一改变并非帝国主义制度之终结，而它反走向扩大与加强。今后不但十九世纪以前的民族国家运动已随着帝国主义发生而没落，即二十世纪初期的七八个帝国主义列强之对立也要完结。德、意、日都是由民族国家进而为帝国主义国家之较幼者，日本是最后一个，全世界殖民地及落后国的市场都已为他人捷足先得，这就是他们不得不冒着危险，疯狂的以战争来改变帝国主义世界旧秩序之唯一的原因。战争的结果，真正完全独立不受他人支配者，只能有两个领导国之对立，美、德之对立，或英、美之对立，其他国家民族，都不得不在同盟或全面合作等名义之下，分别隶属于这两个领导国所领导的集团圈之内。日本和苏俄，当然都有各自领导其集团圈之野心，然而生产力终于要决定他们的命运。其他殖民地及落后国，若企图由民族斗争而产生新的独立国家，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各集团圈内，依国力之强弱，其地位略分四等，第一等是较有面子的所谓“同盟者”，例如日本之于德国，苏俄之于英、美；第二等是半殖民地，例如意大利之于德国，荷兰、法、比之于英、美，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政治尤其是经济，都多少要受领导国支配；第三等国是被保护国，例如法、比之于德国，丹麦、意大利之于英国，菲律宾之于美国，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而不能有独立之外交；第四等是殖民地，连自治政府也没有，统治权操诸领导国总督之手。比殖民地更次一等，自来是没有的，有之便是种族日渐消灭之美洲、澳洲之土人。各集团圈内的国家民族地位虽高低不同，而有一共同点，即是他们的政治及经济制度都必得或多或少的按着领导国的模样改造，根本相反的制度是不能够存在的；德国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都要按纳粹制度改造；英、美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也要按着民主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呢？这要靠着领导国的革命成功才能实现，才能够影响整个集团圈，依俄国革命的经验，帝国主义世界中最弱的一环之破碎，终于不能够使它全部瓦解。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她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
有些欢喜做梦的人，当此次大战一开始，便梦想弱小民族独立的机会到了；其实亚洲的殖民地，一脱离英、美便入了日本的掌握；非洲的殖民地一脱离英国便入了德、意的掌握。有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已经不胜悲哀，如果再觉着今后连民族斗争都会受到限制，并且纳粹党会支配半个地球，他们将感觉着由欢喜的天国坠落到悲哀的深渊，将感觉着命定的要走下坡路了，其实人类进化史，它始终很冷静的走着它前进的道路，此时它并未意图走向天国，也不是走向毁灭坠落深渊，对于人们自己由虚幻的希望欢喜而来之失望悲哀，它不负任何责任。此次大战，即使不幸得很，胜利果然属于纳粹，它竟至支配了半个地球，这占人类半数的人民，在政治上将受到整个时期窒息的大灾难，而在经济上和英、美胜利一样，固然不能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而资本制度的范畴以内会有一大进步，例如由币制统一、减轻关税壁垒、物资集中等等，渐次减少世界上许多小的经济单位，除去一部份经济发展之障碍，将比战前的社会生产力要突飞猛进，这是在客观上为将来的社会主义世界开辟宽广的道路，加强物质的基础，这本是资本主义在血的罪恶中产生进步的惯例，只有眼光狭隘的教派之人，才见不出这一远景。人类历史和地球一样，无论在光明的白昼或黑暗的深夜都是进行不息的。
正经的说来，认真的民族解放，只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实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之“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本是一种幻想，何况在两派帝国主义的主脑，争着以战争状况裹胁全世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的今天，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这句话，只有欢喜幻想的人听着才感觉得惊异，如果从全世界经济由统一而进步的观点看来，民族斗争受到限制，不一定完全是很坏的事。无论是全世界或一个国家以内，没有革命的统一，反革命的统一也有进步的意义。例如吴佩孚的统一比军阀割据好，刘湘的统一比防区时代好。并且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这句话，并不是说被人领导的民族将驯羊似的一无所作为，只是今后的民族斗争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有此警觉才能够开始实行有效的步骤：（一）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之进展，以增高在集团圈内之地位，现在已经不是李鸿章时代，不应仍做富国强兵一跃而为十八、十九世纪式民族独立国家及二十世纪式世界头等国的好梦；（二）创造自己的实力（工业及民族的组织），以准备与领导国国内革命相应和的斗争，以达到自己的民族的真正解放与进步，不应幻想关起门来，在一个国家内以一个民族的力量，能够排除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实现民族资本主义的国家之独立；（三）对于国外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因为专制的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个民族之最后铁丝网，这已经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问题，若仍旧由民族立场出发而斗争，印度眼前的敌人便是英国，中国将来也要再来一次抗美战争；（四）我们应该尽力反抗帝国主义危及我们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应该拒绝它的文化。拒绝外来文化的保守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滞而走向衰落。中国文化诚然有它的优点，惟如果渲染过当，便会使之高踞在形式上的地位，俯视一切，形成偏畸的发展，竟把民生国防所依赖而应该特别重视的物质文明，排除在文化以外，还有人竟把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光荣，印刷与火药之发明，也排除在文化以外，把文化缩小在文艺圈子里，这样误解文化的结果，遂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发生了万分不应该发生的两件事：一是把口里哼哼诗词手里耍耍笔杆，应该称为“文人”的，无端改称为“文化人”，这和日本称中国为“文字国”同样是对于中国文化之讽刺；一是继续义和拳符咒能够抵挡枪炮的思想，企图用标语、口号、歌咏来抵挡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便是中国文化畸形发展之末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经害了我们半个世纪没有长进，我们不要高唱“本位文化”、“东方文化”再来害后人吧！
或者有人认为此次大战是轴心和非轴心两派帝国主义各自扩大其势力圈之斗争，非民族解放之斗争，弱小民族之参加毫无意义。这一见解是由于他们不明白民族解放自然不能够依赖帝国主义帮助而成功，也不是弱小民族自己力量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中立”这一名词，现在战争史上将不会再见了。缅甸人如果说：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而不能和不认识的天使来往；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并不知道现世界有甚么天使，只知道你们所谓认识的魔鬼，比你们不认识的魔鬼，还要凶恶十倍！中国如果有人说：帮美国打日本，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我们应该告诉他：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
以上的说话，或者有人认为是低调，那只好让将来的事实教训他。
〔一九四二年〕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再论世界大势
有人说我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中所估计的国际形势，将来只有帝国主义的天下，这未免太悲观了。我以为评量客观上的估计只应问其现实性如何，不必论其是否悲观。现世界自前世纪之末以来，金融资本即已冲破了民族界限，帝国主义的天下已经成为事实，不如此便不成其为帝国主义。这并不是将来的问题，将来不过是七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再火并为两个帝国主义集团而已。一天没有振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之干涉，这种状况仍要继续下去，而且会发展到比我们所估计的或者还要坏些，即是：此时大战如果胜利属于希特勒，英国固然完了，罗斯福或也至倒台，美洲的希特勒将起而代之，下次的世界大战亦即德、美战争，将不是民主与纳粹之斗争，而是两派法西斯蒂集团之火并；如此则会真是如罗斯福所说，民主自由将丧失数百年才能恢复；如此则人类进化史将走入如上表的道路。
未 来 世 界
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法西斯蒂专制
近 代 世 界
资产阶级民主制
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
古 代 世 界
（希腊罗马）
城市市民的民主制
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制
上 古 世 界
氏族社会民主制
照上表，则将来法西斯蒂专制会和以前的专制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亦即每个时代民主制向前发展之先，都经过一专制黑暗时期；如果人们躺在幻想和乐观的安乐椅上，听任纳粹存在发展，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一黑暗的时期到来之可能。
客观上的估计和主观上的努力虽然不能相差很远，而也不一定都走同一方向，譬如：我们估计此次战争德、日胜利的可能较大，这不阻止我们主张在胜负尚未决定之前，力助英、美获得最后胜利；同时也不能因为应该力争民主同盟方面之胜利，遂盲目认为轴心国家只有失败。我们可以追求理想，而不可追求远离事实的幻想；只可认清非绝对不可能的理想，艰苦的前进，那怕较为辽远，却不可拿乐观的幻想以自慰。与其以乐观的估计构成海市蜃楼来自己安慰自己以至松懈了事前的戒备；不如拿可能的悲观的估计，以警策自己，以唤起别人，加紧事前之努力。如其闭着眼睛否认将来会只有帝国主义的天下；不如睁开眼睛，看清可悲的趋势，承认将来还有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制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之危险，因此加紧主观上之努力，在此次大战中，彻底击溃希特勒及其伙伴的势力，而加以严厉的惩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没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战后胜利的国家内，以别种形式而复苏，而蔓延，使人类近代的进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不经过整个黑暗时期的法西斯蒂专制，而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走到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影响下一代的青年，继续努力缩短将来的法西斯蒂黑暗时期，至可能的极限。我们可能追求的理想如此而已；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这即是我所以不顾旧日同路人的讥评，而始终赞成联合英、美向纳粹进攻之理由。最坏的是以客观上乐观的估计，来代替主观上的努力；假使在此次大战之前，张伯伦、伏罗西诺夫和诺斯克，不取轻浮的乐观态度，把敌人看得不值一击，而很慎重的以充分的军事准备，替代大言壮语，此时战局形势当然要好的多；因为现时的敌人，不像清朝的总理衙门可为外国人的大言壮语所吓倒，也不会为口头宣布的军备扩充案或军火生产激增的数字所欺骗，由恐吓欺骗而得到胜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三月十六日李维诺夫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聚餐会演说中，有几句话说得很对：“余信时间之因素，为作战双方均不可恃之诡诈盟友，吾人一方面从事持久之战争，另一方面准备军需品与后备力至于超过敌人之程度，固为得计；但此种计划，必须敌方保证在该期间内无所事事，方克有济。但君等均悉吾人之敌方必不如是，彼等必将利用其现有之成功，继续推进，继续占领土地，囊括原料之新来源地，奴化百千万人民，甚至获取新与国，敌方所获之此项利益，其结果势必较之我方在此种单方面停战状态下所获得之军备上优势，超过我方之成就而有余。”“吾人苟竟以吾人无战败可能一类泛泛之论，互相告慰，则吾人之距离胜利之实际途径，亦必愈远，此为吾人所常引以为惧者也。”这即是对于美国人以及所有同盟国的人“最后胜利天然必属于我”，“德、意、日只有失败”。这等轻浮的乐观，加以痛切的砭针。既往不咎了，时机不容我们一再放过，今后要想获得最后胜利，必须痛戒轻浮的乐观，我们试将哈里法克斯（此人是敦刻尔克战役后英国舆论所指谪的张伯伦内阁中误国罪人之一）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乐观的演说，和同时李维诺夫的说话（见上）对照一下，我们更应该根绝乐观态度，把他看作敌人，而严肃的注意下列几件事以代替乐观：
（一）英、美两国必须对俄国不怀疑忌之心，而以大部分力量协同俄国军队保住莫斯科，不可再像李维诺夫所指谪“把配备很好的军队放在没有战争的地方”；也不可相信某些人的胡吹，俄国在战争中已证明他的实力超过了英、美，她可以击溃希特勒；更不可认为保住莫斯科只有利于俄国。军器生产之增加，是同盟国最后胜利之保证，而军器生产需要时间，哈里法克斯很乐观的说：“美国尚具有军事上与工业上之潜在力量。”他忘记了我们不能用魔术使那些潜在力量很快的变成军器，希特勒把春季攻势推延到夏季，大约他的进攻目标还是莫斯科，只有保住莫斯科至一年，或是一年半，使希特勒无法抽调大军南下，美国和英国才能有够用的时间，增加军器生产至超过敌人的程度；否则一旦莫斯科陷落，俄国军队精锐溃丧，这正中了希特勒各个击破的计划，乘战胜之威，移军南下高加索、伊朗、伊拉克，和日本会师苏伊士，以封锁地中海，此时英、美军器生产之增加尚未成就，而大势已去矣！
（二）增加军器生产，不是空喊所能收效的，求与敌人的军器不但相等，还要超过，现有的军器制造厂当然不够用，建设新厂时间来不及，唯一的办法只有“强迫改厂”，即是尽可能的将别种工厂改造军器。没有超过敌人的军器，即没有最后胜利。说到这里，恐怕又有人反对，说这是“唯武器论”。其实人类自发明石矢以来，战争的胜利即日渐依赖武器，到了现代，几乎可以说战争是武器的竞赛，法军在绥丹，英军在敦刻尔克以及马来、新加坡之英勇的惨败，都证明了这一真理；反对唯武器论者，他们自己向美国要求坦克车和飞机的呼声，也并不弱于别人，其自身也证实了这一真理。
（三）以过去国际联盟的经验，要得到战争的胜利，要得到战后的集团安全，都须要组织有领导有相当强制力的经济及军事之国际集团，由民族化趋向国际集团化，这不独是今后势之所不免，而且是人类进步的要求，要求——我们应力争以民主集团代替法西斯蒂——走向世界联邦之过渡。至如尼赫鲁所主张之除开英、美的亚洲集团，说起来很漂亮，其实这样只有使亚洲落后延长，而且这和缅甸人“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的说法，同样是一种人种的偏见，同样会替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张目，我们必须排斥这一有害的幻想！在唯力的现世界，离开英、美和德、意、日这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而苍头特起，这不是幻想，便是欺骗。尼赫鲁亚洲独立的主张，和苏巴斯鲍斯印度民族独立的呼号，虽然动机不同，而结果都只会帮助德国和日本。
（四）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的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民主自由，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谪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他们的共同意见，是民主自由已不适用于现代国家，他们所谓现代国家，无可争辩的是德、意、日，或者还包含着俄国，而当然不是英、美。这样，是否会使全国进步分子不明白我们抗日战争扩大为反德、意、日战争到底为了甚么？是否会使全国战斗意志分散；是否会帮助敌人讥笑美国“拿民主物资援助非民主国”这一毒辣的宣传；又或是否会使友邦怀疑到我们参加民主同盟之忠实性；这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或者有人认为今后永远只有法西斯蒂的天下，并不只是一个时期；民主自由将永死不能复生；这种没有多少事实或历史依据的估计，只能说是一种思想，这也无所谓悲观或乐观。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被压迫民族是资本帝国主义之产物，被压迫的劳动者为他生产商品，被压迫的落后民族为他推销商品和生产原料，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两个支柱。
被压迫民族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至走到战争，那是天经地义，无可非难，这样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大斗争，无论为何人所领导，民族中一切进步分子都应该拥护；因为不但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有打击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
但是这一斗争若限制在民族斗争的范围以内，其前途如何呢？
第一，自国内言之，活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战争对于民族落后性，不但不能减少，而且是增加，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因此向后转且不论，单就经济而言，在持久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封锁及通货膨胀，因为没有社会制裁，政治上的组织又薄弱，很容易为贪官、奸商和地主造成囤积居奇大发其国难财之千载一时的机会，因此陷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和后方刻苦力作的平民以饥寒困苦，你若主张用不很和平的手段去掉这种现象，便有人大喊：这是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破坏了一致对外的民族阵线；并且实际也真是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然而这种现象不去掉，正是民族解放战争的致命伤，而又不是宣传劝告或政府一纸禁令所能去掉的，这便怎样办？
第二，自国际言之，各派帝国主义相互争夺殖民地及落后国市场极端尖锐化的今天，甘地认为一民族不能依赖强国的帮助而得到自由，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可是没有别的强国帮助，也不能脱离眼前的强国之压迫；并且有些强国不管你依赖不依赖它会强来帮助；这也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于是尼赫鲁没有出路了，他和甘地或者微有不同，即不主张拒绝美国之帮助，美国势力如进了印度，我们知道它对于殖民地的态度，不但好过德意日，并且好过英国，菲律宾便是榜样；然而菲律宾并不算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印度人以民族独立的理由（这理由当然十分正当）排去英国势力，另换一个新主人日本，那便更糟了，甘地和尼赫鲁无论如何强调宣言印度受外人压迫时代已经过去；然而他们内心也未必认为他们自己的力量真能够赶走英国，同时又击退日本和德国；结果不过是照旧屈服在新主人的统治之下，继续执行不合作运动而已。这又怎样办？
所以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较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对于我这一见解，或者有人提出两种驳论：一是说，落后民族如何谈得上社会主义，又如何能够和别国的劳动者及别的弱小民族结合在一起？一是说，社会主义是否包含民族解放问题？
提出第一种驳论的人，是被旧的民族观点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将来国际化的新趋势，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如何发展也谈不上。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行，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便能够认识这种命运；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打破了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此次大战后，各派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将由殖民政策，转化为更集中的更有机性的国际集团，所谓大西洋宪章，所谓太平洋宪章，如此等等，便是这一集团运动之开始。如果有一个领导国际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于纳粹失败后的德国，先进国和落后国不久便会融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联邦；即在资本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集团内，落后国将被吸引着被强迫着和领导国全面合作，即此不平等的合作，也能给集团圈内的各落后民族和领导国的劳动人民相互结合的机会，这便是帝国主义强盗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强压迫者之大结集，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
提出第二种驳论的人，是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弄迷惑了，第二国际只企图在资本统制之下，从事改良运动，所以不曾计及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因为它是资本帝国主义支柱之一，真正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统制，所以自第一国际以来，“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旅”是这一运动的两面大旗。社会主义革命一成功，只要不中途变质，他是不能日久和商品货币制度及国家制度并立的，到此时还有什么被压迫民族存在呢？这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实际经验，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国外把帝俄时代对被压迫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动的宣告废除了。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一一宣告放弃了。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如果有人根据近来苏联对于中日战争及此次大战之初对于波兰及希特勒之政策，而怀疑到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这乃是他自己不明了！有班人所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联，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惜的后期苏联，大大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苏俄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着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塌社会主义了！假使俄国仍旧坚苦的守着当年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中日战争一开始，她便应该以全力援助中国，这就是说，不应该和英美同样站在事外援助中国，而应该以领导中国对日抗战为她自己的责任，并且应该出兵参加战争，拼着苏联和中华民族共存亡，这才是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这才是领导国的态度！如果是这样，日本便没有那么容易占领上海和南京；至迟在张鼓峰事变发生时她不再和日本妥协，武汉也决不会陷落；中俄一直共同抗战到今天，日本便无力横行南洋，蹂躏菲律宾、马来、爪哇、缅甸，这一大群弱小民族了！当纳粹军队进攻波兰时，苏联若仍旧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便不会和希特勒妥协，便不会把代表民主主义，领导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进攻这一伟大事业，说成为他人在火中取栗，更不会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兰！这时英法比联军还未崩溃，希特勒并未曾认为能够在东西两战场同时得到胜利，孤立的波兰失败后，东战场没有问题了，希特勒才有力量击溃英法比联军，才有力量征服挪威、荷兰、丹麦、南斯拉夫、希腊这一大群小国！
单就俄国前后立场不同其结果也不同这一串历史故事，已足够说明国际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了。
俄国在欧洲，毕竟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她的全民族政策之后果如何呢？她为俄国安全计，以向法西斯蒂妥协代替了向法西斯蒂进攻；其结果俄德战争不开始于希特勒在欧洲孤立之时，而开始于希特勒击败了欧洲各国之后，俄国不但向法西斯蒂妥协的代价之半个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仍为希特勒所有，连欧俄的大部分土地人民也都沦陷于法西斯蒂军队之手；若没有英美的援助，莫斯科也未必守到今天。她为俄国安全计，始终避免和日本开战，连中国共产党都因此被人加以“游而不击”的恶名；其结果，明天日本仍会协同希特勒夹攻俄国，陷俄国民族于不很安全的地位，那时将不能得到中国有力的声援，因为她已坐视中国被日本削弱了。所以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
〔一九四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