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文集 九
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策，在有革命局势时和没有革命局势时，是不相同的。这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浅近真理。”（列宁）
中国过去的革命是否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是否尚未到来，现在的阶段是否还在两个革命间之过渡时期，换句话说，现在是否已有革命局势，这是决定现在政治斗争的策略与口号之先决问题。
中国的革命局势，不仅单就本国情形来看，它和国际的革命局势也有密切的关系。共产国际能够依据整个的国际局势，对于中国革命给予以正确的政策之指导，更有绝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自西欧各国革命失败，世界革命潮流移到东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如有正确的政策指导中国党，中国革命如果成功，必然影响到欧洲革命高潮之再起。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是世界革命之整个的时期，中国革命失败，这一时期乃告了结束，从此世界革命形成了退潮时期。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一九二八年）所谓世界革命已进入第三时期，这不过是史大林、布哈林这班国际领导者说几句空洞好听没有证据的话，以安慰群众，以遮掩他们自己对于中国革命之机会主义政策失败的羞颜。瞿秋白说：“世界革命进入第三时期即非事实，亦不妨写在决议案上。”好乖巧的孩子，真能仰体上峰的意旨！现在他们竟弄假成真，居然信口胡吹“欧美和东方革命新高潮的兴起”，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他们把历史上自有工厂即有经济斗争的罢工，都算是革命高潮；又把自己盲动命令所造成的柏林五一示威和卸甲丢盔的各国八一示威，也算是革命高潮；甚至把反动势力进攻苏联，法西斯特派及工会官僚进攻赤色工会和工会中的革命派，大批的开除革命工人出会，各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到处都转到反革命的营垒去，到处都发动反共产运动，也都算在革命高潮之内，这真是无聊之极！革命高潮，必须依靠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在阶级对比上加强，在阶级的斗争之进展上，能够适时的向走近崩溃的统治阶级蜂起进攻，才能形成。单是被压迫阶级之困苦，统治阶级之压迫和资本及一切反动势力之进攻这些客观条件，不一定时时都会促成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潮。现时欧洲工人群众虽然有往左的倾向，而目前尚未左倾到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圈套，尚未左倾到共产党方面来。在共产国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这几年来在数量上，在政治地位上，大部分是削弱而非加强；同时，改良派的社会民主党和劳动党其势力反日见增长。国际帝国主义间，尤其是英美间和美日间的利益矛盾虽然日益加紧，而目前尚在利用改良派之暂时的弥缝，以和缓战争之爆发，以便各自勾心斗角的力争武装和外交之制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在革命中的作用，已经告终，革命的使命正在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转移到无产阶级的期间；在这一期间，因为各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党不健全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之背叛，革命运动不免还要经过许多困难与顿挫。此外，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即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及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没有正确的政策能够脚踏实地的推动世界革命的主力军——下层群众势力向前发展，只有向上的让步妥协和向下的不适时机的盲动；并且苏联本身也有了右倾和保守政策所产生的危机，影响到世界革命运动进展之迟缓。因此，国际一般形势，只是在革命新高潮之酝酿时期，并不是什么“世界革命高潮之前夜”。所以国际右派的取消倾向固然是错误的，而盲动主义的史大林派大喊“革命复兴”、“新的革命浪潮”、“第三时期”，也是错误的。
单就中国讲，自从共产国际及中央以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组织都溃散了，党与工农群众断了联系，党本身也几乎解体；紧接着革命失败群众溃散之后，又加上共产国际的盲动政策，自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经过两年多盲动主义的摧残，不但工农群众的组织没有恢复，即各地散漫的一些经济斗争萌芽，都被党的盲动政策铲除干净；阶级力量之对比及阶级斗争之进展，既然是这样的状况，那里会有革命高潮从天上掉下来！因此，资产阶级的军阀在战胜无产阶级及农民之后，虽然经过其内部不断的战争，仍然能够从容的巩固了他们的军事专政的政权，厉行对革命势力之白色恐怖，形成了中国革命低落之整个时期的现阶段，即反革命的阶段。这一现阶段是过去革命中及革命失败后一切事变一切错误政策所积累之结果，同时也就是走到将来新的革命高潮所必然经过之道路。我们若不认识现阶段，则过去的失败不能给我们一点教训与经验，并且眼前复迷陷在乱山中，找不着怎样由现在的政治斗争开步前进走向将来新的革命之出路。
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一点也不认识中国革命由三次失败（上海、武汉和广州），所形成的现阶段是什么，并且他们实不愿意认识它是什么。这就是因为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布哈林为了要掩饰他们自己过去引导中国革命三次失败的机会主义政策之破产，为了避免证实托洛斯基同志对中国革命政策和事前预料之正确，乃始终讳言中国革命失败，始终说中国直接革命形势依然存在，乃由极右的机会主义一跳跳到极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冒险政策。那时在莫斯科如有人敢说一声“中国革命失败”，马上被斥为“取消派”、“托洛斯基主义”，直到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们自己也觉得中国革命失败的形势已再遮掩不住了，才把盲动政策的错误推到中国党身上，说中国党犯了盲动主义。可是把革命已经失败误信为直接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的中国党，那时已经撞得头青脸肿，已经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彻底肃清，把党的干部及一般积极分子摧残殆尽了！即在第九次扩大会，国际领导者仍然是说：“中国目前的情形是一种革命潮流在两个浪潮中间，……现在正在新波浪开始的前面，在新高潮的足下。”到了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八月），国际领导者一面口头上大喊反对盲动主义，一面又大喊，“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我们面前是一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并且还说：“武装暴动在有几种例外的情形之下是可以干的。”同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见地，仍然和第九次扩大会一样，胡思乱想的在什么一个潮流两个浪潮中间乱滚，根本不认识现在是没有一点浪潮革命低落的整个时期，所以它仍然和第九次扩大会一样，虽然嘴里大喊反对盲动主义，手里所做的自然只有盲动，除非是不动；所以虽然承认把“武装暴动”变为宣传口号，虽然说：“只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时候，这个口号才重新变为直接行动的口号。”而未能前进一步指示中国党在革命高潮未成熟以前现时的政治斗争中，用什么做行动口号，而且反对中国党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一直到现在，他们自己还没有向中国党指示出来任何政治口号。这自然是因为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即在前面，即在足下，“武装暴动”的口号已在喉中呼之欲出，用不着别的政治口号；否则便是认为现时不必做什么政治斗争，不必有什么行动，一总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时再武装暴动。此外，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失败后新阶段中的认识与策略，没有一点别的高明见解。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第六次大会反对中国党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和其第七次执委扩大会（一九二六年）反对中国党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同样是不认识新的客观局势，同样是把中国党送到绝路上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论在过去或将来的革命高潮中，都看做金科玉律，一步也不敢越过它的范围，独有在没有革命高潮的现在，反而把提出民主主义的口号当做机会主义，这是什么理由，不但别人不懂得，恐怕他们自己也不懂得。最近国际第十次执委会（一九二九年七月）以来，他们索性决定中国新的革命浪潮已经成熟（附注一）；那末，“武装暴动”当然要重新变为直接行动的口号了，所以江苏省代表大会已经发出“地方暴动”的口号。将来弄糟了，当然仍旧是归咎到中国党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和不久以前对于富农问题归咎到中国党犯了机会主义是一样。像这样的国际领导机关，那里还有一点资格配领导世界革命！
统观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失败后现阶段之认识与策略，中间虽然经过一些曲线，而始终一贯的精神是：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并未完全失败，一直到现在还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对于现阶段的策略，始终是直接进攻，始终是武装暴动与苏维埃政权，民主的要求口号与运动一点也用不着。这分明是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变成了“革命高潮不断论”。这种不断论表现得最充分的就是中共第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所谓“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承认中国仍旧在革命的阶段，是把中国现在的反革命阶段和将来的革命阶段混乱在一起。由这样现在和将来不分的混乱思想，遂产生混乱的“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就是所谓“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把目前日常斗争的口号，过渡时代的要求和将来夺取政权的政纲，都混合在一起，就是把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混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不学无政府主义者，两眼只看着最后的目标而放弃目前的现实的政治斗争，对于现阶段，我们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必须认识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二次大革命已经过去了，是完全失败了，各国革命史已告诉我们，大革命失败之后，必然经过一个反动时期，中国也没有例外，无产阶级在这反动时期的现阶段中，应一面采取防御战略，培养自己的能力，彻底反省过去失败的教训，溶化过去革命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以锻炼自己，重新团结离散的队伍，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积聚阶级的力量，以筑下将来新的进攻时自己阶级力量的坚固基础；一面重新估量现阶段中新的客观局势，采用现局势所需要所可能的策略与口号，重新闯进政治舞台，由现在的政治斗争，开辟新的革命环境，从反动时期的现阶段，走到新的革命阶段。
中国从辛亥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一二七年第二次革命，中间相距至十余年之久；从第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到将来的第三次革命；其间距离之长短，是要靠国内的阶级斗争进展之形势及国际形势来决定，此时还没有人能够预见。但其间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的现阶段，这已经是一件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们的责任，不是在否认这一过渡时期的现阶段，而是在怎样发展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加速这一过渡时期之缩短，怎样努力参加现阶段的政治斗争，减少从反革命阶段到革命阶段的障碍与困难。现阶段尤其目前的局势之特征是：
一、自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革命，盲动主义的政策铲除了革命的势力，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犹未回复其创伤与勇气能够立起来和统治阶级作最后的决死战。在目前所有的斗争中，都只是对资本进攻的防御战，根本没有武装暴动的进攻之可能，连即时实行准备武装暴动也谈不上；尤其是缺少一个有团结力有战斗力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此时虽然各地劳动者和店员有些对于资本进攻的防御斗争，即令各地再有些农民饥民兵士散漫的骚动，而没有整个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有计划的有准备的为之领导，也决不能形成革命的群众运动高潮，很容易为统治阶级各个镇压下去。
二、资产阶级在击败无产阶级屠杀工农民众之后，不能不容忍在国民党训政之下各系军人的军事专政，以镇压工农革命之激进，以保持他们在革命中所获得的利益。国民党各系军人代表各地方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互相冲突，发生了蒋桂，蒋张，蒋冯，蒋唐等资产阶级内部争夺政权的公开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都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走向崩溃，而是走向逐步的统一与相当的稳定（附注二），虽然其前途尚有不少的困难或意外的阻碍；其主要的有力的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东南的银行工业资产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心势力和帝国主义特别是需要向中国输入资本的美国急于在中国扩大市场的德国，各应他们的需要，都一致企图援助中国代表整个的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之统一与稳定。
又如宋庆龄骂倒了国民党中无论那一派，这当然等于骂倒了整个的国民党，她并且宣称不怀疑国民党已经给全国人民所唾弃，所蔑视，所憎恶，然而她同时却又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从来没有在那一天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吗？孙中山以国际资本开发中国实业的计划，显然是主张由外国帝国主义来复兴中国经济；因为一直到现在，还只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而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孙中山在世所领导的党，不只一次宣布他们的革命政府将遵守一切国际条约，决不侵犯列强在华权益；不只一次希求由列强承认他们的政府来打击北洋派；他并且公然替帝国主义威吓中国民族，说：“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中美绝交，在一个月之后，美国便可以亡中国。”“法国也和英国一样，最多不过两个月，便可以亡中国。”（民族主义第五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向国际帝国主义投降，向日本帝国主义不抵抗之理论的根据。“四万万人都是像阿斗”，“这些阿斗当然应该欢迎诸葛亮来管理政事”。“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民权主义第五讲），把人民看做“是很庸愚的”阿斗，把国民党看做是“万能”的诸葛亮，把管理政事的“治权”交给先知先觉的国民党，把名义上的“政权”奉诸不知不觉的人民，把人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看成“放荡不羁”和“一盘散沙”而加以掊击，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以军阀官僚的权威压倒民权摧残人民自由权利之理论的根据。“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农民可以得到益，地主不致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训词）宣布阶级和平，用不着阶级斗争，反对所谓“大贫”的工农，向所谓“小贫”的地主资本家斗争，教成千万成万万饥饿垂死的农民，等候着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等候着国民党政府规定地价几十年后把涨高的地价归公的办法，来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第二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镇压农民土地斗争之理论的根据。
这样的三民主义，谁要说广州政府，武汉政府，南京政府，不曾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谁就不曾认真研究过三民主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三民主义，这样的国民党，能够提高国民经济以救中国吗？
代表资产阶级及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既不能够提高经济以复兴中国；别派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能力当更在国民党之下，那么，提高经济以救中国的责任，只有放在代表无产阶级及贫农利益的共产党双肩之上了。
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官僚，立在绝对相反的地位，它是在最近十余年来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反资产阶级反地主之不断的流血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已经不是仅仅写在政纲上的白纸黑字，已经在它所领导的农村苏维埃区域见诸实行；虽然还没有统一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来解决整个的帝国主义及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苏维埃不仅是整个的无产阶级联合机关，而且是一种广大而富于伸缩性的组织形式，一切觉醒起来，反资产阶级反地主的城乡被榨取的劳苦民众，都能够参加进去。苏维埃政权不是由少数人在上面统治民众，而是由民众从下创设起来的政权，除了游手好闲靠榨取他人血汗以生活的社会寄生虫，都有参加这一政权的公民权利，它废除了立法权和执行权无益而有害的分立，它撤去了人民和政府间的障壁，它引进了广大民众直接参加国家的政治及经济之管理，它废除了以官吏为职业的特权阶层，它扫清了国会及地方议会等猪圈，它实现了直接选举一切公务人员和随时撤换的彻底民权。
在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有充分的保证，能够实现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三个根本条件：推翻帝国主义之控制，解放农民和肃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担负得起复兴中国的大责任；所以苏联五年计划之初步的成功，已在事实上表示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之优点与伟大力量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
在二十二期《红旗》周报上，张闻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妙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开宣称它是工农民主的专政，……它剥夺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者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它所要走的道路，是苏联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所要走的道路。”我读了这一段妙文，十分感觉得史大林派的先生们的头脑实在与众不同！在他们所谓“苏维埃临时政府”统治下的选举制和领导权的阶级性，其实质究竟是怎样，在这里不必讨论；我们必须要问：既然剥夺了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既然是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与一个党——共产党的领导，所走的是十月革命道路，这和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样只能算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工农民主专政；那末，要怎样才算是无产阶级专政呢？难道十月革命所走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吗？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读到托同志这篇文章，才知道张闻天这样与众不同的头脑，并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从他们的老师——马奴易斯基那里取来的，马奴易斯基这一“布里丹驴子式的理论”（托同志在今年一月给我们信中批评马氏的话。此信曾登在《无产者》第十期，信中所云对马氏论文之批评一文，即是这篇“狼狈的溃退”），我以为不完全如托同志所说：“狼狈的溃退”和“为了抛弃民主专政的反动公式之面子”。如果他们真是在革命战略之总路线上决定了政权的阶级性，只是为了面子问题，还要保存“工农专政”这一名称，则已大大的减少了问题争论之重要性。革命之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的阶级性如果决定了，什么是民主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只是玄学的学院的争论，至于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引到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初期，还会有民主主义阶段，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反对派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挟有丝毫怀疑的态度。列宁曾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七月苏维埃政权时期，更进一层的实现工农专政了。”托洛斯基同志也说：“工农专政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在实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则是分成数部分，民主专政的空壳，只附托在当时苏维埃暂时的拥护克伦斯基与柴来特里的身上；而土地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果实之获得，只在工人阶级胜利以后，这个民主专政辨证的分化，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没有懂得。”
史大林派现在不但辞句上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开宣称它是工农民主的专政”，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并且，有些地方的苏维埃还是富农的领导，有些苏维埃区域共产党还不是公开的组织。在将来，如果他们发见了还有在革命高潮中向左盘旋■（原文此处为■，下同）■■资产阶级统治■■■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党派，他们还试试民主专政这一法宝，而放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适当的时机，这就是他们不肯决然地抛弃“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之真正原因。这一口号之真正危险亦即在此，我们和他们的争点亦即在此，面子和名称还不是重要问题。
我在这段文章写好之■，又看见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二十三期《红旗》周报上，载有一篇《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在这一文内说：“这一大会将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她将根本摧毁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度，没收地主阶级豪绅军阀的土地归中农贫农雇农与红军兵士……她将废除地主国民党军阀一切……”全文内没有半个字提到资产阶级；富农的土地当然也丝毫不能侵犯。现在国民党政权是地主政权；这些自然都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留了一席地；这就是他们所以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之原因。
独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辩 诉 状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只有最受压追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即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公有，由社会公共机关，依民众之需要计生产消费之均衡，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使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较今日财产私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高度发展，使社会物质力量日渐达到足够各取所需的程度。所以共产主义，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度发展的生产制，犹之资本主义较高于封建生产制也。此决非世俗所认为简单的各个穷人夺取各个富人财产之意义。此种生产制，决非我等之空想。经济落后的俄国，已有初步尝试；而获得初步成功。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国家无不陷于经济恐慌的深渊，独苏联日即繁荣。此新的生产制之明效大验，众人之所周知也。
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先于苏联者七年。今日二者之荣枯，几不可比拟，其故可深长思矣。或谓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是妄言也。此一终极目的，固非旦夕所能完成，亦非“和平”所能实现。为实现此目的而清除道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
一曰：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盖以中国的海关、矿山、工厂、金融、交通等经济命脉，都是直接间接宰制于帝国主义之手，非采取革命行动，击碎此等宰制吾人之镣锁，中国民族工业将无发展之可能。列强的海陆空军威吓着全国大都市，日本更以武力强占了中国领土五分之一，此而不加抵抗，或空言欺骗，均与卖国同科，尚何“民族主义”之足云。
一曰：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盖以军阀官僚自由发动他们的内部战争以破坏经济，自由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公债以饱私囊，自由制定法律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自由任用私人以黜抑人材、毁坏政治效率，甚至自由勒种鸦片、贩卖鸦片以毒害人民。军阀官僚政治不彻底肃清，所谓国家统一，所谓民力伸张，一切都无从谈起。国家不统一，民力不伸张，国外帝国主义之宰制不推翻，国内的军阀官僚之毒害不扫除，即所谓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亦属梦呓。中国终于是半殖民地，终于落后而已。
一曰：改善工农生活。盖以近代产业工人及其所领导的农民，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资本家地主及其政府，在物质上精神上抑压工农，即不啻为帝国主义挫折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锋刃。在农业的中国，农民之衰落几等于民族之危亡。倘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诸贫农，农民终岁勤劳只以供地主之剥削，则不独无以挽回农业之就衰及农村之破产，而且农民购买力日弱，直接影响到城市工商业。即令能由城市输资设立农村借贷机关，亦不过向农民增加一种剥削机关而已。
一曰：实现彻底的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盖以贤人政治及保育政策，已不适于近代国家，更不能存在于民主共和国。北洋军阀既废，代之者只应是人民的〔权力〕，若仍尚贤人与保育，则谁是贤人，堪任师权力保，伊何标准，北洋军阀亦得而尸之。况当外患空前的今日，人民无组织，即无能力，无政治自由，即无责任心，亦不应课以责任。若不立即实现全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完全自由，实现普选的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以制裁卖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一切政权归诸人民，集合全国人民的力量以解决全国危急问题，其何以立国于今日！
凡此为中国民族利益，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劳苦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之大纲，予以前和现在都愿意公告全中国，以征求全国大多数人民之赞否。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数人民之拥护，而不尚少数的英雄主义，更非阴谋分子的集团。予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于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者相反。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资产阶级国法学者之通论，非所谓“共产邪说”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叛国”者何？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国罪状，刑法上均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辞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一非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民国者何？民主共和国之谓也，亦即别于君主专制国之称。欧洲各国推翻专制者，流血以争民主，其内容无他，即力争宪法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之自由权利，及实行不参政不纳税之信条已耳。此不但民主共和国如此，即在民主政治的君主国亦如此，“危害民国”者何？共和政府剥夺人民之自由，剥夺人民之参政权，乃由共和到帝制之先声，罗马历史，十九世纪法兰西及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均遗同样之教训于吾人。即或不然，人民无权利无自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等官吏，则在议亲议贵之列，是以共和其名而专制其实矣。倘实失而存其名，则军阀之魁，民众之敌，亦得以“三造共和”自诩，妄人亦或以“共和元勋”称之，其实毁坏民权，罪即类于复辟，以其危害民主共和国之实质也。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国民党竭全国人力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无诚意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组织，钳制人民口舌，使之“镇静”，使之“沉着应付”，即使之驯羊般在国民党指挥之下，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
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以力服人”之政策对付吾国，同时国民党已挟同样之态度以压吾民，最近竟公然以“背叛党国”之罪枪决新闻记者闻矣。而予则力争表示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力，力争实现普选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民主扩大到它的历史最高阶段；予现在及将来都无篡夺民国为“党国”之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故予曰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也。
若认为一为共产党人即属犯罪行为，则欧美民主国家若法若英若瑞士等几无此事，各国共产党人莫不有集会、出版、参加选举之自由权利，与一般人民无异，若认为人民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一个人，即为有罪，则只远在二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所谓言论自由也。而廿世纪之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有此怪现象。若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即“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即为“危害民国”（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此直是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与科学家的把戏，彼时固无公认之信仰与自由也。而今日之民国绝不容有此，民国而若容有此，则不啻为日本帝国主义证明其“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之非诬。
总之，予生平言论行动，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昔之“法利赛”不仇视罗马，而仇视为犹太人之自由奋斗的“热狂党”，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非军阀官僚，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努力于最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之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威迫利诱，使之自首告密，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彼等此时有权在手，迫害异己之事，固优为之，予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陈独秀
上 诉 状
五月二十七日奉读贵院判决书，所据理由颇露布予等政治主张，使之有目共睹，其是非当否，正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无待废辞众应瞭然矣。惟是，贵院亦自宣称：“该反对派尚无实行暴动之准备。”仅据予等政治主张而判谓“危害民国及叛国毫无疑义”，而判以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似此显有疑意之判决，关系予等罪状之事小，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之事大，故不得不将不服判决之理由为贵院缕晰陈之。政府即国家，与夫行使中央统治权者即统治权、即国家之说，贵院亦知其乖谬过于显明，不便公然采用，乃苦心文饰，易以国民党国民政府为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之义；其词虽与前说异形，而含意所趋仍在与前说同质，其不能据此构成予等叛国之罪，亦复无殊法王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其意亦以身致法国富强之巨任丰功自许，反之者即目为叛国。清朝以为中国开辟疆土自夸，中国士大夫亦以“我国家深仁厚泽”颂之，反之者即罪以叛逆；“保中国不保大清”，即爱新觉罗氏穷治康、梁之唯一罪状。自古帝王无论创业继统，悉如梨洲所讥“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此辈专制独夫，其家天下之谬见固已无足申论。独是国民党革命，正为颠覆帝制，标榜建立民国而起，帝政仆而仍继前轨，弃“天下为公”之说，以民国为一党一人之私产，目反之者为叛国，岂其以万世一系之天赋特权自居乎！此于建设民国之约言岂不显然背叛乎！视建设中华民国者之自身即为国家，犹之视建筑房屋之匠人即为建筑物，谓反对建设民国者之自身即为根本推翻民国，亦犹之主张更易匠人即等于毁坏建筑。世间滑稽之论，宁有过于此者乎！再衡以建设中华民国之现状，无冠之王遍于宇内，田赋附加增逾正额十倍以至数十倍，新税名目多至难以悉数，贪夫盈廷，饿殍载道，农夫辍耕于田亩，工贾咨嗟于市廛，鸦片官营已为公开之秘密，士流动色相戒莫谈国事，青年出言偶激辄遭骈戮，民国景象固应如是乎？此即判词所谓“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乎？六年以来内战大小十余次，破坏铁路车辆七千有余，增加内债十余万万。最近更由政府借入美国农产品价值二万万元，既以加速农村之破产，又阴增人民对于未来内战军费之负担，此即判词所谓“于训政时期以内指导人民为革命建设之进行”乎？前年不战而断送东北三省，今年不战放弃热河及平、津以东，南渡之局已重见于今日，崖山之迫亦难免于方来。政府复纵百万虎狼于民间，所谓抗日捐，所谓救国公债，所谓防空捐、飞机捐，成为强征暴敛之最新名词，人民之爱国心渐为迫于暴政苛征之惨痛心情所排而去。瞻念前途令人不寒而栗。此即判词所谓“从事于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之所应从事者乎？以予等反对如此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而谓为“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而诬为“将中华民国之建设从根本上推翻”，而判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莫须有”三字其何以服天下后世。“图谋变更国体”，亦为贵院判词指责予等危害民国及叛国之一要点。夫所谓国体其大要有三：曰君主，曰贯族，曰民主共和。由民主共和而改为帝制，或前王复辟，如袁世凯与张勋之所为，固为变更国体；由帝制而民主共和如国民党之所为，虽视前者顺逆不同，而变更国体则一也。民主共和已达改制之极则，过此便无国家改制之可言。世界政论已无于民主共和之外别标新制，即根本已无变更国体之要求者，只在采用若何方法或和平进化或革命斗争，以达到巩固共和发展民主为歧点耳。是以十月革命后之新俄，国体仍属社会主义苏俄联邦共和国也。苏维埃并非新奇怪物，只“工农兵会议”之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先于苏维埃俄国而共和之中国，恢复帝制者二次，至今仍徒有共和民主之名。后于苏维埃俄国而共和之德国，年来帝制复活运动已公然行之国中，魏马宪法不绝如缕。独苏俄共和国日臻巩固，此非世界共见共闻之事乎。以言民主，其一即由大多数人民管理政治，亦即由大多数人民代表政制行使国家统治权，此乃君主一人统治及贵族少数人统治之对称也。是以自英人边沁著作以迄最近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和平申请书，悉以所谓“为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幸福”一语相标榜；但以何阶级人民占全国大多数，资产阶级政论家自来避而不言，以自君主贵族衰亡以来，财产权以至统治权悉操诸极少数人资产阶级之手，彼单所标榜之民主政治，虽与君主或贵族专制有别，而仍不越统治者资产阶级之狭小范围，所谓大多数人民幸福等诸空头支票。惟自占人民大多数之工人、贫农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始获睹真正大多数人民统治之实现；在此政权统治之下，大多数人民幸福始庶几可得可期，亦惟有经过此政权，始有达到全民福利之途径。盖以任何优良之社会制度，只能使人人为生产者（工人或农民），不能使人人为剥削者（资本家或地主），苏维埃政权正为消灭剥削制度之工具，人剥削人之制度消灭，始有全民福利之可言。即以欧美资产阶级所标榜之民主国家而论，所谓民主，虽实际只限于狭小范围，而其统治者亦不敢公然躬自撕毁其民主之假面，不得不以普选议会之名，掩饰其专政。是以自组织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维埃政制为违背民主共和，为危害国家，为叛国者，在欧美标榜民主之国家实属罕闻之事；即在君主立宪之英国，不独二百余年来无人目所谓“王之反对党”为叛逆，即今之共产党亦不被认为犯罪集团，其公布政纲、竞争选举、列席国会与法、德诸国无异。两月前独立工党集会时，党魁其高呼打倒现政府，高呼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亦不曾以图谋变更国体，危害民主政治及叛国被控于法庭。统治英国之资产阶级何以如此宽容，以不便自毁其民主之假面。故“特克诺克拉西”运动方轰行于美国，近复延及法兰西，其公然拮〔抨〕击资本主义及私产制度，主张根本取消之，主张组织技术家苏维埃，以实现技术家之统治，主张以“能力证券”代替金银货币，其论旨、其方策虽为左方之共产主义者及右方之资本主义者所夹击，然不闻美、法政府曾以推翻现行制度、图谋变更国体、危害共和民国及叛国罪之，美、法之统治者何以如此宽容，亦以不便自毁其民主之假面。故独至东方民国之统治者仅此民主假面亦不惜躬自毁也，即此一点，已充分说明危害民国者乃所谓建设民国之领导机关之自身而非他人也。欧人有言曰：“民主政治不适用于野蛮民族”，吾人深吟此语宁不痛心！此予等所以主张继续革命，实现苏维埃政权，以完成第一次、第二次革命所未完成之民主任务所由来也。贵院判词谓予等主张苏维埃政制为变更国体，为危害民国，实属无稽。盖以苏维埃政制并与民主共和无忤，在民国而图谋变更国体仅只恢复帝制之一途，由北京政府而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而苏维埃政府，均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趋势，根本与国体问题不相牵涉也。北京政府由北洋各派相继行使中华民国中央统治权者十余年，吾人能谓十六年北伐战争为变更国体，为危害民国乎？复次，贵院判词又以“中华民国为民主国家，其主权寄于全民，故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在苏维埃国家，则主权仅寄于工农阶级，除此特殊阶级以外之人，皆无参政权。两种制度“显然为两种国体”为言，予等于此则益有说焉。吾人第一须知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国家，无所谓全民主治之说，所谓“全民主治”或“全民统治”及“全民政治”者，皆不合逻辑之言，近代统治国家之资产阶级用以欺骗人民者也。最新之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级，亦仅只达到以大多数人民统治国家已耳。过此以往，必待剥削制度消灭，因之阶级消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界限消灭，夫然后乃有真正全民平等之一境。谓阶级存在而全民得以平等者，非有意欺世亦自为童稚。剥削阶级因有被剥削而存在，统治者乃对于被统治而言，既无被统治者则全民政治所统治者何人？所以剥削制度及统治、被统治阶级既已消灭，全民平等之社会既已出现，则所谓国家统治权及一切政制悉成为历史上过去名词矣。故曰“全民主治（全民统治）（全民政治）”皆不合逻辑之诳言也。吾人第二须知主张苏维埃政制之共产党人，固不屑以全民统治之妄语欺世欺人，而并世英、美、法、德等号为民主之国家，其实际无一非资产阶级专政，所谓民主更无不限于其阶级之狭小范围，占人民大多数之工农劳苦贫民，胥隶属于被统治者之地位。至于在数十万国民党员统治下之中华民国四万万人民，益复被谥为阿斗，更明明无参政之权，兹忽为之曰全民，未免过于揶揄；判词谓为“全民主治”不知置国民政府现行之“党治”及“训政”制度于何地？谓予等图谋变更“全民主治之中华民国国体”，更属无的而放矢矣。夫“主权”及“统治权”，乃英、法、德文“权威伦特”一语之异议，后一译名视前者较有实际意义。所谓“主权在民”，所谓“主权属于人民全体”，所谓“主权寄于全民”，其空洞无实权，以视清代加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尤过之，以故虽袁世凯以至曹锟，亦并不惜承认“主权在民”之说，盖以主权而不行使，仅只在之、属之、寄之之虚名，实际统治者固不惜慷慨奉送也。倘责以应由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则必闻而大骇矣。“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大会闭会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此非赫然载在国民政府所须颁布之约法者乎？即宋财长最近在美国人面前之饰词，亦仅云“中国政府之后盾筑在强固之中产阶级”，奈何贵院判词竟以所谓“主权寄于全民”与“全民政治”为之遮饰耶！吾辈无欺之共产党人，固尝提出由无产阶级、贫农专政之苏维埃政制之主张，以诉诸人民公意，此一政制特为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者也。持试此以与现行政制两两相较，孰为合于民主制度，孰为危害民国，尚希贵院平心静气一思之。贵院判词当有最后之一盾，即现行法律是也。兹姑退一步而在法言法，按之现行刑法，关于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秘密罪，均有具体说明：关于内乱罪，乃以“意图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僭窃土地或紊乱国宪而着手实行者”为条件，予等固未有此判词亦未援侵此条文。再退一步而言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此法第六条第二款所谓“叛国之宣传”，何谓叛国并无定义，稽之此法全文亦无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即为危害民国及叛国之明文规定。贵院判词所援用者何为“按诸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立法精神”，贵院仅知揣摸该法之“立法精神”，而忘却民主国家所应尊重之思想、言论自由精神，而且于法律明文之外揣摸“精神”，此种神秘方法，在法言法者固应如是乎？依上所述，予等认为贵院判词于理于法两具无当，此即所以不服判决要求上诉之理由也。
陈独秀 六月十五日
1933年8月13日 《法治周报》第一卷第三十三期
再抗辩书
为提出抗辩事，顷奉读高等法院检察官六月二十二日上诉答辩书，对于予等六月十五日上诉书所陈各种重大事实与理由，一概抹然，置之不理，并未根据法理法文及民主政制之原则，逐点驳答，只仍旧重复前此起诉书及判决书中若干说法，并以“核阅上诉理由书意旨，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及“上诉意旨强为曲解，殊难认为有理由”等简单空洞而武断之词句了之。此绝不成其为答辩也，予等尚不欲遽以“不以法不以理只以权力”之说，轻篦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故提出再抗辩书如左文。
检察官答辩书之主要点有二，一曰：“核阅上诉理由书，谓英美法诸国对于共产党行动未认为危害国家，何以中国独异云云，殊不知一国有一国之政制，未可强为比拟。”按中国固有政制，君主专制行之数千年，辛亥革命，改建民主共和，其为取法法美政制，应无辩争之余地，并世各国政制，固非一端，辛亥改革，自系择善而从，予等主张，亦复如是，上诉书征引英美法诸国政象，并非盲效某一国家，乃以明民主政制之通则，倘并此而亦目为“强为比拟”充其义必至认为“民主政制不适用于野蛮民族”。袁世凯以至古德诺筹安会诸人正以“中国有特别国情”、“人民程度不够”之说，毁坏民主共和，为此说者正为危害民国之罪魁，甚望今人勿复拾此牙秽矣，即不以择用别国善良政制之见地而言，孟子古之圣贤也，曾谓“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黄黎洲中国之名儒也，亦曾讥君主政制“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也”。此岂可谓为出于旁行典籍或强为比拟别国政制也耶。一曰：“即以打倒三民主义，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为目的，即为危害中华民国。”按行使国家统治权之政府或人物、与所统治之国家、三者界义各别，正不必旁征欧美学说。上举孟子梨洲之言，即已显示三者之非一物，倘强认三者为一物，谓国民党国民政府即国家试问在未有三民主义之国民党以前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中国乃一未有国家组织之部落社会乎，或谓前此已有国家，国民党颠覆满清政府及北洋政府，亦为叛国乎，此固皆常识所不许也，故即现行之约法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亦不敢悍然有国民党国民政府即国家以及颠覆国民党国民政府即为叛国或危害中华民国之规定，今高等法院检察官竟公然作此警人之解释，在近代国法学界、在中国司法界，皆属空前之壮举，奈陷国民党国民政府如梨洲之所讥何。
上举二点，关系于中国民主政制之进退存亡者，至钜且急，不得不向贵院再贡一言，贵院如认为“牵引”认为“曲解”，亦应依据法理政制，详示以曲解之所以及不应牵引之正当理由，斯折狱之道也。
陈独秀
〔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
几个争论的问题
我们过去和现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果具有现实性，我们必须有个真实的解决；否则一切工作，特别是内部教育和对外的政治宣传，因为两方面相反的意见相互掣肘而一步也不能进行。我特地写出这篇短文，以贡献一点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
（一）民主运动问题
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能比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即是说，它能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得到政权，这本是“不断革命”的主要概念之一。这一“不断革命”的战略，在十月革命前，乃是布尔什维克和门什维克的争论之中心；两方面在各种事变各项问题上不同的策略，都由于这一不同的中心战略而分歧。门什维克阶段论的战略，即是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只好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政权。这样划断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革命论，已经由“十月”打得粉碎了。我们还很有理由可以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推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斗争中，如果当时有相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会首先在法国民主革命中出现了。我们也可以因此假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中，如果中国党采用了“不断革命”的战略，谁也不能够武断说无产阶级绝对不能取得政权。不但是理论上，而且在好几次历史大事变的证验上，已经破产的阶段论，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它，真是不幸得很！如果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阿谀者，便应坚信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决不是卑怯的中国资产阶级所能完成的了。例如：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全国政权之统一，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召集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会议，由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等等，没有那一样是社会主义的，没有那一样是中国资产阶级所愿做所能做的：只有由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之胜利，取得政权，才能完成这些任务。这便是“不断革命”的战略应用于经济落后国之具体说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走“不断革命”这条生路，如果不把民主运动当做自己的事业去拼命，如果不认为民主斗争之胜利和无产阶级政权斗争之胜利有相互不可分离的密切因果，而认为只有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成熟时代才谈得上夺取政权，那么，真要如布哈林所说须等到数十年整个时代以后了！我敢说，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会成为无产阶级之致命伤。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者，有二种人，一是巴枯宁主义者，他们根本鄙弃它；二是门什维克主义者，他们把民主主义限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改良运动。门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党内有深的根蒂，并且带到左派反对派中来了；至少在许多人的下意识中还未能肃清。因此他们仍旧用门什维克的见解，把国际左派反对派给我们的革命民主口号右化，即是：国际左派反对派告诉我们，革命民主主义不仅用在反革命时期打击军事独裁，并且还可用在革命时期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我们的阶段论者却认为民主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只能用在反革命时期，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做做改良运动，到了民众运动高涨起来，便用不着它；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口号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这样还不是门什维克的阶段论，怎样才是阶段论呢？这样还不算是将民主口号右化了，怎样才算是右化呢？他们由于将民主口号右化出发正会走到感觉它不中用，想根本放弃它，会在长篇的政治论文中取消它的地位，竟以别的没有一点革命意义的口号代替它，或者仅仅为了敷衍国际左派反对派的面子，或者为了搪塞同志间的责难。在左派反对派的理论，史大林主义的理论以及其他的理论之杂货堆上，也不痛不痒的安上民主运动和国民会议几个孤单词句，作为各种杂货之一，这更是对于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之刻薄的讽刺。因此，我必须坚决的说：我们如果不是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主义者，我们对于关联中国无产阶级运命的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必须有深切的认识，必须认识它已经由资产阶级打击封建势力的武器变成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在反动时期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武器，并且是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策略，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二）“民众政权”口号问题
“民众政权”本来只是在民众运动高涨而还未达到能够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的中间斗争环境中一个临时的鼓动口号；它根本不能和党纲上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专政这样表现政权阶级性的问题相提并论。前年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潮时，此口号一提出，即受到疯狂的反对。由杜畏之传染到彭述之。述之因反对这一口号，走到根本反对在宣传鼓动上涉及政权问题。他主张只提出国民会议，不说政权。我问他，既然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群众如果问国民党打倒后，谁接受政权，我们如何答复呢？他说此时根本就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可是此时许多学生群众已经在南京喊出这一口号，可惜述之无力制止他们的“过火”！述之走得这样远，恰好证明当时实有提出这一类的口号之必要。史大林派起初也很尖刻的笑骂这一口号，可是在群众中碰壁后也采用了这一口号。我们如反对这一类的口号，现在无问题，将来一定碰壁。有人说，民众政权即资产阶级的政权。说这样话的人，未免太过阿谀资产阶级了！大家都知道，即在法国大革命中，历史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是反对民众政权的。真正民众政权，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会出现。他们又自相矛盾的说，民众政权不表示阶级性。我以为正因为不明显的表现阶级性，它才不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及工农民主专政鼎足而三的东西。他们又问民众是什么？我可以反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人民”是什么？托同志所谓“布尔塞维克主义”在一九一七年的进程中，是一真正的俄国国民的“党”。之“国民”又是什么？正确的答复，只有如托同志自己所说：“我们所了解的国民，不是有特权的头目，而是大多数的人民，即是说，工人与农民。”（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之二九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马克思眼中的民众，也作了同样的解释：民众即工人与农民。听说最近临时大会以“人民建立自己的政府”代替“民众政权”的口号，从前反对“民众政权”口号的人们也同意了。其实这两个口号的内容是一样的；反而是我觉得此时不需要这一类的口号，因为这一类的临时鼓动口号，不宜于把它用做比较有永久性政纲性的宣传口号，一切策略，一切口号，都有它的时间性，都会因易时而变质，由正确而变为不正确甚至错误。
（三）国民会议问题
对于国民会议之错误的见解，不用说是从对于民主主义的谬见演绎而来的。施存统近来颇倾向史大林派，因为他认为左派反对派的国民会议太和平了。我们且慢点责骂施存统诬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有许多自命为左派反对派的人们，其诬蔑我们的民主口号，也不亚于施存统，或者还要厉害些。国民会议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国民会议只能是两个革命间反动时期的口号，国民会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国民会议运动不应涉及政权问题，不应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综合起这些意见看来，能够说施存统诬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比这样更恶毒吗！？托同志曾告诉我们：国民会议须由民众暴动来实现；中国的党能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举行武装暴动取得政权；由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国民会议通过苏维埃政制等等。在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人们眼中看来，托同志这些指示未免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吧，因为托同志这些指示，和他们门什维克的头脑中所想像之国民会议和平运动的景象太相违背了。同志们，让我们不要取学者态度，专门研究研究国民会议在学理上的定义，在历史上是那一阶级的性质和能不能解决那些问题；让我们取革命战士的态度，努力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民会议奋斗，为逼迫它解决我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而奋斗，以至激起大众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这便是左派反对派的头脑中所想像之国民会议运动的景象。有人曾批评我故意把国民会议口号革命化了，是的，不错；但这不是我的罪过，只怪中国无产阶级不安分不听和平的门什维克学者们劝告，而要走上“不断革命”的“迷途”。说不定将来又要劳驾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先生们，在国民会议斗争高涨中，再玩一次制止“过火”的把戏！
（四）经济复兴问题
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俄国无产阶级，与其说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不如说吃了资本主义太不发达的苦（这句话用在中国更适当），在这一观点上，列宁和斯徒卢威是一致的。然而列宁的革命政策，便不因此而和他一致了。我们现在且不说资本主义比较不甚发达的国家，是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之一环，正容易爆发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还有其他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承认，任何幼稚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同盟者，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如果认为必须资本主义发达到和先进国相接近的程度，那里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必须从经济落后国家的字典中永远除去。所以，如果有人把中国经济复兴问题和现存的无产阶级能否担负革命任务的问题牵连在一起，我必须要问：所谓革命任务，是指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还是民主任务？如系前者，便是门什维克传统的思想；倘系后者，便是把中国无产阶级的评价拉退到中国还没有左派反对派，还没有共产党以前了。梁干乔正因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失望，对于农民也失望，这才走回到他们的老营寨去。这是一个危险的思想！如果所谓经济复兴问题，是简单的说，主张在落后的中国经济范畴以内，我们应该把手放在经济状况上升或下降这一社会的动脉上，来决定我们政治的及罢工的策略之进攻或退守，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共产主义的A. B. C。我们已不需要这一原则的讨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现实的经济状况之升降或其征兆。史大林派固执其经济危机有利于革命发展这一不完全的理论，即谬论，到处夸大经济衰退的现象，到处隐蔽经济上升的事实，以求符合于他们的盲目政策之前提，这当然是含有罪过成分的错误。倘因为反对这一错误，而走向另一极端，即是将斗争策略依靠在虚构的还没有征兆的经济上升之前提上面，形成等待主义，这便是反对错误者多走了几步，自己也陷入错误。有些人预测的中国经济复兴，经过了整个的一年，一般的国民经济之崩坏，反而日见加大其深度与广度。现时统治者的欢迎外资（统制经济也包含在内）运动，虽然是使中国更加陷于殖民地化的运动，在经济上可算是得以稍稍活跃的征兆；但是这种征兆毕竟还很脆弱，因为国内各种纷扰，使南京政府的统治还没有能恢复到它在一九二八一二九年那样稳定的地位。即令因外资的关系使经济稍稍活跃，有利于工人运动之进展，而也决不能将这种可怜的经济“复兴”说成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即是它有推动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进步到能够担负这一任务这样动力的大事。这样程度的经济复兴，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谁敢在中国能民主革命完成之前作此幻想呢？在这样的经济复兴以前，除了所谓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又有那一阶级能完成民主革命昵？这样循环推论的结果，非使人们陷入绝望的深渊不止，这样危险的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中，非即时停止不可！
（五）帝国主义进攻苏联问题
无产阶级的苏联之孤立，只有靠推动世界革命来救济。“国际条约和国内宪法同样是自身无力的白纸黑字。”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条约，大部分是靠着帝国主义之国际的国内的矛盾冲突和苏联停止世界革命企图以求得帝国主义谅解作保障的。如果世界革命来得太迟缓，或史大林派的统治被左边来的力量所削弱以至代替它来得太迟缓，则世界资本和俄国内部的特尔米多势力相呼应，史大林派的左右跳跃政策，重复着又加强这一呼应，帝国主义并不一定要采用武装进攻政策，也可以使无产阶级的苏联不能长久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巍然独存。至于武装进攻苏联，帝国主义者过去已经有过苦的经验，现在的情形更不同了。帝国主义者不是疯子，它们武装进攻苏联，必须依据它们的可能与必要，不会作冒险的尝试。现时帝国主义有武装进攻苏联的可能吗？现在的苏联已经不是以前的苏联了；在帝国主义绅士们的眼中，它已经是一个不易欺侮的泼皮。各帝国主义自己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穷于弥缝应付，又加以各国内部的牵制，它们那里有武装进攻苏联之可能。有必要吗？也没有！它们迫切的武装进攻苏联，是因为受到苏联推动世界革命之威胁。在史大林派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由这一理论所产生之无条件的和平政策统治下之苏联，帝国主义并不甚感觉着有这一威胁了。单看下面二件事，已可见这一威胁的程度。苏联的美国顾问Thomas Campbell，在他的著作中说：“史大林君……将我的手握在他的双手中（对我说）……在托洛斯基当权时曾有过普及共产主义到全世界的企图。他说这是他与托洛斯基决裂的最初原因。”（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一五一页）欧洲进攻苏联之组织者——法兰西统治阶级代表赫里欧，游俄后大肆宣扬其钦佩史大林之“六原则”。如果我们认为上述的情形一时不会改变，便应该认为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已经解体，并且不是什么暂时的事。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它未能和法国、奥国、波兰的关系弄好以前，亦未必敢于冒险。所以托同志说：“苏联的危机在国内不在国外。”如果我们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则与其说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条约政策是掩蔽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烟幕弹，不如说史大林派夸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是掩蔽国内危机的烟幕弹！
十月八日，一九三三年
中国的一日
朋友嘱我为《中国的一日》写点感想，在这天，我没有什么感想，且就本地风光，即就《中国的一日》这个题目，说几句话吧。
《中国的一日》似乎是模仿《世界的一日》而作的。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在这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中，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的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若有人把整个的世界纵断成不相依赖的无数世界，幻想在纵断的各别世界中，完成人类的理想，而不把国际间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看成各别的纵断世界中斗争胜利之锁钥，这也是反动的观点。在一个国家中，也是这样，也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之存在，抽象的整个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利害不同，取舍各异，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根本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痴子犹可恕也，骗子不可恕矣！
整个的国家，永远是不存在的；整个的世界，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会出现。凡是读《中国的一日》以至读《世界的一日》的人们，应该很客观的想想这个问题，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
老子考略
一 老子与道家
道家本黄帝之言，道家之名非古也，初见于《史记》，《史记·陈丞相世家》：“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前此战国诸子概称为“黄帝之言”，当时所谓“黄帝之言”、“神农之言”，与儒、墨并行于世，故司马迁日：“《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荀子·解蔽篇》曾称引“道经”，而他书则称“黄帝书”或“黄帝言”，黄帝轩辕氏，当非一代帝王称号（远古无帝王），或亦非专谓一人，可假定其为诸夏有力之一族（因有阪泉涿鹿战争之传说）。据《大戴记·帝縏》，黄帝产青阳及昌意，昌意产颛顼，颛顼产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吴回产陆终，陆终产子六人，六人即《国语·郑语》己、董、彭、秃、妘、曹、斟、■（原文此处为■，下同），祝融八姓之祖，《史记·楚世家》称重黎、吴回相继居大正，为祝融，是祝融乃世袭名号，非一人之称，黄、熊、融三字皆取于火，盖是族以发明用火著称于世，故或言黄帝，或言有熊，或言祝融。《淮南子》、贾逵注《左传》、许慎注《说文》、高诱注《淮南子》，均谓祝融死为火神，祀于灶，祝融为黄帝之后，亦两汉诸儒无异辞，■、楚诸王率以熊名，亦可证有熊祝融同一族系，此族入中国或最早，自阪泉战胜，追逐先住民族之苗黎，渐至燕齐以南，析为八姓，与夏商之先王同时，其后八姓除楚外，多为商周所灭，其子孙当更由徐淮（八姓之彭已居彭城，即徐淮境）南徒吴越，留燕齐者与殷之遗民混合，西阻荆楚，与兴周声教遂不相通，然楚及吴越之文化，并不逊于北方，儒书率鄙夷之，实乃偏见。史称重黎世掌天地四时之官，即后世阴阳家及数术方技诸家之所祖（重黎之术或与南方原住民族有关，《大荒南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曰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注云：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大荒西曰：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按常羲、常仪、羲和，皆即重黎，八姓据地南达江淮，曰东南海，曰天虞——天虞即天吴，由地名或族名转化为人名，为水神名——曰生十日，皆可证南北文化之交流，羲和之传说，或即吴地故事，经过祝融八姓，传至北方中国，犹后世以盘古为诸夏之初祖也），此皆道家者流，道家称黄帝，并不比儒家称尧舜更为无稽。周人崛起西土，祝融八姓则广布于东土滨海之地，其环境，其生活，其文化，其思想，自难强同；自姬周统一以至春秋之世，中国学术思想，惟儒道二派，余皆后起，老聃、杨朱、邹衍、秦越人、阳庆、淳于意、蜎渊、黔娄皆燕、齐、楚地之人，秦、汉间方士，亦多出于燕、齐海上，其操术与西土周儒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异趣，以六艺与道家之天文、地理、历象、医药较，其优劣亦难言也。自学术言，道固无逊于儒，以政治制度言，道术已不适用于经济发展之秦、汉社会，以此道家学术虽广行于民间（儒家且窃取道家之言为己有，如《周易·系辞》，如《洪范》、《五行传》），而政治则不得不屈折在儒法二家之下（汉时法家言兵家言多羼入老聃书，即以此故）。自汉以来，貌为尊儒，实际所用者乃法家言，然儒有尊君之义，近于法家，以取宠于历世民贼，道家未能与之争衡（世之谀媚权贵不识人间有羞耻事者，缁流之外，即为儒者，黄冠多隐逸，其人品之高下，非偶然也），故文献日益散佚，先秦诸子所称引之“黄帝书”及“道经”，今已不可考，即《汉书·艺文志》所录《黄帝四经》四篇，《杂黄帝》五十八篇，《黄帝君臣》十篇（班志于后二书均谓为六国时所作，而于黄帝四经则否。隋志亦谓：“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是《黄帝四经》隋时犹存也），亦久已散亡，今所存者，惟先秦及两汉诸子百家所称述者而已，其言义理最完备者，则为《周易·系辞》及《老子》。汉初称黄帝之言为黄老，或黄老言，或称黄帝老子之术，司马谈著《六家要旨》，班固著《艺文志》，始以道家与阴阳、儒、墨、名、法并称，魏晋以后，又称老庄，罕言黄帝矣，其后更以老子为道家之初祖。其实庄周并非道家（《庄子·天下篇》所举五家——惠施别篇，不计在内——《荀子·解蔽篇》所举六家，《天论篇》所举四家，《吕览·不二篇》所举十家，皆未老庄并列，以庄子与黄老同列道家者，始于刘歆班固），庄子虽喜称引黄老，而其根本思想“一生死齐彭殇”，实与道家背道而驰也。老聃在春秋战国间，与秦越人杨朱、邹衍，皆道家钜子（阴阳，五行，医方，历数，皆黄帝之言，司马谈分道家与阴阳家为二，刘歆、班固从之，更置数术与方技于道家之外，是不知黄帝之术者也。《史记》自叙称父谈：“习道论于黄子”，《汉书·司马迁传》师古注谓黄子为儒林传之黄生，按《史记·儒林传》，与辕固生争论之黄生，显然为法家，非道家，太史公父子于自身讲习之师承尚不明，述古学流别，自不了了也。汉之儒者，于各经师说之不同者，门户甚严，然以阴阳卦气说易，以五行说尚书春秋，则又大开其门户，不明古学流别，不独太史公父子然也），而非道家初祖，老子以前，已有“道经”与“黄帝书”行世，老聃不过祖述黄帝之言者之一人而已。《庄子·天下篇》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老子与道家关系也如此。
二 老子略历
神仙家所传老子之神话固全然无稽，即《史记·老子传》，亦全不可信，即如开始一段中所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据三注合刻本）此所记各事，无一足以征信。《庄子》、《列子》均载杨朱至沛见老聃，以老子为楚苦县人，乃由于以老莱子与老子相混而致误。先秦诸子称引老聃或老子之言，其词或义，多见于今本《老子》（例如：《庄子·天下篇》引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今本《老子》第二十八章作“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淮南子·道应训》引“知其雄，守其雌，其为天下溪。”为老子语，又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权势不可以借人……其说在老聃之言失直也。”《喻老》篇：“势重者人君之渊也，……故曰鱼不可脱于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庄子》“天运”、“庚桑楚”、“则阳”、“寓言”诸篇，均于一事之中老聃与老子并用，明明以老聃、老子为一人。《史记》以前未有称老子为李耳者；老聃或即姓老，《韩非子》《战国策》以前，只见有老姓，不见有李姓，《风俗通义》：“老氏，颛顼子老童之后。”至于老子字伯阳，则更非《史记》原文所有，乃后人据《列仙传》而增改者（《史记》索隐曰：“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可见索隐本《史记》但云名耳字聃，并无字伯阳之文。王念孙《读书杂志》按《经典释文》序录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阳。《史记》云字聃。《文选》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诗注，引《史记》曰，老子字聃；游天台赋注，及《后汉书·桓帝纪》注，并引《史记》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则陆及二李所见本，并与小司马本同。……又按《文选》反招隐诗注，引《史记》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仙传》曰，李耳字伯阳；然则字伯阳，乃《列仙传》文，非《史记》文也）。《史记》又称老子为隐君子，依老子之思想，此说颇可信；果尔，则东土之隐君子，何至不远千里西适周而为守藏史乎？史官世业，又岂容远方流寓之人为之，且周文史官又如何弃文武周公之道而祖述黄帝也。所谓周守藏史，乃由于以老聃与周太史儋相混而致误。不但《论语》未称及老子（《论语·述而》篇何晏集解引“苞氏曰：老彭，殷贤大夫也。”皇侃亦以老彭为彭祖。郑玄以老为老聃，不足信；如果老是老聃，则应云彭老，不应称周人于殷人之上。或谓彭聃声通，老彭即老聃，更非是。彭聃二字，声类绝远，即声通亦不能以此决定重要史事；依声通假，亦如辨伪，固为解释古书之良法，然滥用之而流为谬妄者亦多矣），即《墨子》亦无之，《孟子》只言杨朱而未言老聃，可知老子并不与孔子同时。《论语》“以德报怨”“无为而治”等语，或原为古语，或出于“道经”或“黄帝书”，不能据此以为老子在孔子以前之证；犹之《金人铭》亦颇类老子语意，然《荀子》（见《太平御览》）、《说苑》及《太公金匮》（见《意林》）均以为黄帝之言，或即《汉志》所载黄帝六铭之一。至如王肃所辑《孔子家语》后复几经改窜，其中所载子路之言，更不足据。孔子问礼于老子之说，乃由于孔子见老莱子之传说演变而成。《史记》以老莱子为楚人，与孔子同时，著书十五篇；《汉书·艺文志》有《老莱子》十六篇，亦注云：楚人，与孔子同时。《大载礼·卫将军文子篇》，记孔子称老莱子之行曰：“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贫而乐也。”《庄子·外物》篇老莱子教孔子之言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由此观之，孔子见老莱子即不必为信史，尚不失为一种近乎情理之传说。再就诸家言孔子见老子之事一观之：（一）《史记·老子传》，老子谓孔子曰：“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大戴礼》则以“良贾深藏如虚，君子有盛教如无”为曾子之言。《庄子》则以“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为老聃教阳子居之言。又《史记·老子传》，老子谓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此与《庄子·外物》篇老莱子教孔子之言相同，仅“躬矜”易为“骄气”，“容知”易为“态色”而已。（二）《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孔子年十七，……偕敬叔适周见老子之事，其时间之违误，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即已致疑，清梁玉绳崔述更详证其误。（三）《庄子》言孔子见老子之事最多，《天地》篇称孔子问老聃以辩者离坚白若县寓之言；《天道》篇竞称孔子繙十二经以说老聃，又与老子谈仁义及兼爱；此皆墨翟孟轲以后之事。《天运》篇谓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按《史记·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实五十一），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明年定公十年，孔子为鲁司寇，此二年中皆无南见老聃之事；此篇又载孔子谓老聃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又载“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又载老聃谓子贡曰：“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此亦墨翟孟轲之事。（四）《礼记》乃杂采诸子而成，本不能谓为信史，其中《曾子问》尤来历不明（《大戴礼·曾子立事》等十篇，可视为汉志《曾子》十八篇之数，《小戴礼·曾子问》体裁与大戴十篇不同，不能视为十八篇之一）。《春秋经》明载：哀公二年二月季孙斯……帅帅伐邾；冬十月葬卫灵公；哀公三年秋七月季孙斯卒。而《曾子问》竟载：孔子告曾子曰，“昔者卫灵公适鲁，遭季桓子之丧。”其所称述不足信如此。此篇所载孔子自谓“吾闻诸老聃”者四事，无一非守礼（不仅是知礼）老儒之行；倘或欲以此证明老子与孔子同时，其须承认周末有两老聃，一为与孔子讲礼之老聃，一为著书反礼之老聃（如汪中即以孔子所问礼者为周守藏史老聃；著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之老聃乃太史儋）。礼若作宗教民俗解，殷礼周礼自无根本差异，而儒家之所谓礼者，非尽为实有之宗教民俗，更非所谓“不争”、“柔道”、“拘谨”之义，乃儒家杂采殷周之宗教民俗而增损之，其微言大义，在别尊卑，教忠孝，以挽封建之颓势，此儒所谓“礼”之特殊意义，乃为儒道二家不可逾越之万丈鸿沟；不明此义者，不知儒亦不知道也。如谓老聃立反礼之教，而躬行又唯礼是崇，此曲学阿世之徒，以自身滑头改容之行为，厚诬古人也。近有妄人谓老子《道德经》之思想，乃在老聃五十岁以后即与孔子讲礼以后，思想改变之结果；此类无稽之谈，与老子亦儒家及老子化胡说同属妄诞。
《史记》又谓：老子，或是老莱子（有人谓老子传中言及老莱子，是附传，正义误认为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此说非是，附传不应有或曰二字），或是周太史儋（《史记·老子传》自“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至“世莫知其然否”一段，或非原文所有，而为魏晋间神仙家所增——《列仙传》已引“史记云二百余年”——原文首尾已确定老子之籍贯姓名及子孙系谱，而中间忽置以莫知然否之疑词，太史公不应糊涂至此。况《仲尼弟子列传》，明以老子老莱子为二人，周秦两本纪均载太史儋入秦之事，而无一涉及老子，衡以老子传首“字伯阳”为后人所增改，传尾又有人据自叙妄增，“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十字，此段由后人妄增，亦非不可能也）。按《庄子》明分老子老莱子为二人，《史记》在《仲尼弟子列传》亦为二人，今本《老子》多载先秦诸子所引老聃之言而无一语属于老莱子《大戴礼》载孔子所称老莱子之行，亦不能证明与老子为一人。聃儋耽（《吕览》“不二”篇、“重言”篇均作老耽）三字音义相同，太史儋入秦在周烈王二年（西历纪元前三七四年），下至西汉文景之世，不过二百年，假解固得为其七八代子孙，太史儋即老聃，固不失为有力之见解（毕沅汪中同以老子为太史儋，然毕氏以孔子问礼之老子与著道德书之老子为一人；汪氏则以为彼此意见乖违，年代又远隔，不能为一人，乃分为“孔子所问礼者聃……而著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者儋也”。按毕说固失，汪说亦未为得）；然而先秦诸子所称引老子之言见于今本《老子》书中者。概称之为老聃、老耽或老子，未有称老儋或太史儋者；且老聃与太史儋意见亦甚乖违：一指斥前识为愚之人，如何入秦予言周秦复合而霸王出；一隐居之道家，又如何同时而为游说诸侯之纵横家；周之太史，更不至同时成为痛斥周礼之叛徒。
《史记·老子传》中较为可信之事，仅末一段所记老子子孙之谱系：
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齐焉。（按此谱系注字，日本河上本《老子》葛洪序作瑶，宫字神仙传作言，假字葛洪序及神仙传并作瑕，正义本亦作瑕，日本武内义雄谓宫为崇之讹，崇即《战国策》魏将段干崇，而斋藤拙堂则以宗为段干崇。）
膠西王印死于汉景帝三年，司马谈生于文景之世，与假解为同时人，见闻较确。以三十年为一代计算，由汉景帝三年（西历纪元前一五四年）上推二百四十年，为周安王八年（西历纪元前三九四年），在孔子死（西历纪元前四七九年）后八十五年，老子果于此时生，则其时代应与孟子相前后，孟子见梁惠王，在惠王三十五年，即周显王三十三年（西历纪元前三三六年），在孔子死后一百四十三年，惠王称孟子为叟，此时孟子若在六十岁左右，其出生亦在孔子死后八十年顷。倘以魏将段干崇为老子之子宗，则已在战国末期，去秦始皇不远矣。《史记·魏世家》载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战国策》载魏不胜秦，使段干崇割地而和，事在魏安釐王四年，秦昭王三十四年，即周赧王四十二年（西历纪元前二七三年），去始皇元年只二十七年，此时在孔子死后二○六年，在孟子见魏惠王后六十三年，则老子乃远在孟子之后。然《史记·庄子传》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载楚威王使使迎庄周，许以为相；《庄子》记与惠子之问答有八，《吕览》记匡章与惠子之问答有二；据《庄子·齐物论》及《徐无鬼》，则惠子死后庄子犹存；据《庄子·徐无鬼》“儒墨杨秉四”之说，则庄子犹得见少年公孙龙子之成名；由此可见庄子与孟子同时而年较幼。《庄子》各篇均无与老子会见之事，内篇《养生主》又明记老聃之死，则老子显然在庄子之前（近有人谓老在庄后，承袭庄子思想而发展之者；果尔则庄书明记“老聃死秦失吊之”以后，乃又有一老聃出世，承袭庄子而发展之乎？此谬见实不值一驳），决不能后于孟子，《战国策》颜斶对齐宣王已引老子语。因此，以宗之孙宫当魏将段干崇为妥。总之：《史记》既言老子之子为魏将，《文子·精神篇》亦引《老子》“秦、楚、燕、魏之歌异传而皆乐”之言，以燕魏与秦楚并称，应在战国之世；又《韩非子·内储说》上，有齐王问治国于文子之记载，文子乃老子弟子，生于齐称王以后，老子年代便不应前此过远也。《孟子》杨墨并称，杨朱当在孟子之前；《庄子》以后诸子无不称引老聃，而独不见于《孟子》（即庄子盛称老聃亦多在外杂篇，内篇仅三见，乃述其事而罕举其言，庄周盖未亲见老聃著述也），可见老子并不在孟子之前，虽与孟子同时（或年稍长），以其为隐君子之故，名亦未显于孟子生前也。孟子拒杨墨排神农之言，而未及道家或黄帝之言者，当时杨朱实道家之代表也。由此，吾人得以推定：
老子即老聃，沛之隐君子也。生于周威烈王或安王时，在墨子之后，庄子之前，略与申子、惠子、孟子同时，与关伊同悦黄帝道术，著书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今名《道德经》。
关于老子略历，其比较可信者如此而已。
《史记·老子传》又谓：老子去周至关，为关今尹喜著书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此一子虚乌有之事，亦由周太史儋入秦说献公之事伪变成。《史记》之后，复代有增饰，《史记》但云“至关”；葛洪乃谓为散关，且杜撰度关日期为十二月二十五；《列仙传》作者更赠老子以青牛车；后《列异传》作者，又夺车而强令老子“乘青牛而过”。《史记》但云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王弼、葛洪乃为之署名《道德经》。《史记》但云“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列仙传》作者更加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有真人当过，物色而迹（今本作遮，兹以《史记》集解所引及索隐注作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授之；《列异传》作者又从而附益之曰：“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史记》但云：老子为喜著书而去，“莫知其所终”；班固《艺文志》增为“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列仙传》作者则又强令关尹喜“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兹从集解引，今本《列仙传》作“与老子俱游流沙化胡”）；于是道士王浮遂撰《化胡经》一卷，由晋至唐，增为十卷或十一卷，唐时更有老子化胡图，至宋时乃附八十一化图于《化胡经》内；附会老子西去流沙化胡成佛之事日益增盛。
其实，《庄子》内篇明记“老聃死，秦失吊之”，安有西游化胡之事。由《庄子·天下》篇观之，关尹似犹在老聃之前；合观《庄子·应帝王》及《吕览》“审已”篇、“下贤”篇，关尹子乃与子列子、壶丘子、郑子产同时；即令原本《老子》乃老聃自著，是否由于关尹之请，亦难确证；其他神话，更不足信。《化胡经》图虽经元朝屡次严禁之后而亡失，近年敦煌发见唐代《化胡经》残本，其第一卷中有如下之文：
后经四百五十余年，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以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轮，说经，试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人天，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至凿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象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此辈热中化胡成佛之道士，以道教而窃取佛教故事词句，以杜撰《化胡经》，已可耻矣；高谈化胡成佛，并印度佛教和波斯摩尼教之分别而不知之，益可悯矣。
三 老子著书
《老子邻氏经传》四卷，《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均见《汉书·艺文志》，而早已散佚；《汉志》虽无二篇之说，而《史记·老子传》言老子著书上下篇，《汉书·扬雄传》赞亦言“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两汉通行本《老子》，其为上下两篇可知。宋时《老子》注家谓：刘向定著《老子》二篇，八十一章，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或云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今本《老子》多为上经三十七章，下经四十四章）；然司马迁、班固所见《老子》是否如此分章，殊难确知矣。《老子》注家，据唐陆德明《释文叙录》所载，共有三十一家，陆氏《释文音义》所征引者，只河上公、王弼等十三家，此谅为陆氏所亲见者。《老子》古注之存于今而可信的，亦仅王弼、河上公二家。河上公《老子章句》四卷成于汉文帝时之说，自不足信，葛玄、葛洪以前未闻有此注，为其祖孙所作而托名河上公无疑。至唐时河上公注已有二本（陆氏《释文》中往往举河上本及河上一本之异文），历代河上本经文存于今而可考者，有唐代景龙碑之《道德经》及焦山定慧寺之老子经幢，宋刊河上公本（今在《四部丛刊》中），明世德堂本《老子》及《道藏》各本，日本所传旧钞河上公本有五种，法国巴黎图书馆亦藏有敦煌唐钞河上经注残本，诸本字句颇有不同，而上篇题道经，下篇题德经则同；惟日本旧钞本之存于大阪府图书馆者，每章只提行，不题章名（见武内义雄之《老子原始》），此或为河上本之原式。王弼《老子》注本，只署《道德经》，与河上公本上篇题道经下篇题德经者不同，每章又无章目，与通行之河上公本一章为体道章，二章为养身章等亦异，故宋晁说之云：“弼题是书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于古欤。”陆德明《释文老子音义》乃依据王注本，只分上下，不记章目，此为王本不分章目之证。现行之武英殿本及浙江书局本王注《老子》，虽非以道经德经为上下二篇，而标分章次与通行之河上本同。王注在河上本之前，两者字句之不同，显然为葛氏所校改者。二家所据经文，大体相同，所不同者，仅字句而已，此即魏晋以来流传于今日之今本《老子》。所谓今本，乃以别于淮南以前之本也；先秦及西汉各书所引老子之言，其章次及词句先后，多与今本《老子》不合，且有为今本所无者，可见太史公及淮南王所见《老子》必与王弼、河上之本不同也。
《史记》所谓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之说，亦不足信。此书一部分，或为老聃自述，或为及门弟子所记。自古相传黄帝以来之成语即所谓黄帝之言，其中韵语部分，显留口口相传之迹；其余或为老聃所作；或为老聃后学所述；最后又羼入兵家言（如第三十章，三十一章，六十八章，六十九章，皆是。自王弼以来已疑三十一章非老子所作），法家言（如第三章，十八章，十九章，五十七章，六十四章，六十五章，七十五章皆是。第十八章“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二句，《意林》所载《慎子》“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圣君之下”下，亦有之，一本作正文，一本列之注文。第七十五章，与《慎子》“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民富则重家，重家则安乡，安乡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贫则轻家，轻家则危乡，危乡则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义同），纵横家言（如第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第七十七章“功成而不居，”与《史记·蔡泽传》所引（周）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处”义同。第三十六章首八句，与魏策所引周书——当即《史记·苏秦传》所谓“周书阴符”，战国秦策作“太公阴符”，此纵横之类；至所谓“黄帝阴符经”，乃道家之类，朱子谓为唐李筌所作——“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义同。第四十七章与鬼谷之“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牗而见天道，不见而命，不行而至。”义同。本章末二句“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与《意林》载《六韬》——庄子陆氏释文引“司马崔云，金版六，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汉志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阴符六韬或皆其篇名，惟太公在周如汉之良平，汉志列入道家是非。——“国柄借人则失其威。”义同。第六十一章亦策土语），使《老子》一书成为一部诸子大全，因此后世乃有“九流皆出于《老子》”之妄说。殷以前或仍为部落社会，即原始国家尚难言之，黄帝之言应无与治国明法；老子愤时嫉俗，亦志在复古；以此后起之儒法各家言，根本无与黄、老相通之理。不但儒之于道根本相非而不相承，即庄子亦非道家；近有人以儒墨老庄各派不同思想之分野，变为先后相承袭而次第发展之思想统系，以此推断其年代，谓老在庄后者，真是梦呓。九流同源，三教亦同源，今日又有儒释道耶同源之说，一切一切，都无差别，吾族好齐恶歧之性达此极端，欲求科学之发达，必自力除此思想笼统之病始。各家羼入《老子》，当在西汉之初，其理由有三：（一）《庄子·胠箧》篇及《韩非子·喻老》篇均已引“鱼不可脱于渊，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句为老子语；（二）司马谈已谓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三）《史记》老子著书上下两篇五千余言之说，当非凭空捏造也。《老子》亦如其他古书，非一人一时所作，因此据《老子》以推断老聃年代，或据某章词义以推断《老子》全书年代，宜其支吾而难通也。竹简漆书时代，一人著书，自属难能之事，自《管子》《论语》以至《淮南子》，多为门徒宾客甚至后学所辑一家言，其书仍用本师之名，无所谓伪。若依据后代人著作之例（即以后代论，《康熙字典》亦非清帝自著），专以是否一人一时自著之书为真伪标准，妄疑古书，动辄斥为依托（自班固至今日），此事固大愚蠢；但如今本《老子》八十一章中羼入别家言者十六章，以至其词重复者十七：
（一）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二章
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第三十四章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第七十七章
（二）生之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十章
道生之，德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五十一章
（三）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四章
塞其兑，闭其门。第五十二章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五十六章
（四）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第三章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第二十四章
（五）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第二十二章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二十四章
（六）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
（七）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第三十章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第五十五章
（八）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第三十七章
（九）知止所以不殆。第三十二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
（十）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第三十四章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第六十三章
（十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
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第四十八章
（十二）知常日明。第十六章
知常曰明。第五十五章
（十三）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为本也。第三十九章
人之所恶，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第四十二章
（十四）故取天下者常以无事。第四十八章
以无事取天下。第五十七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第二十九章
（十五）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于江海。第三十二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之下。第六十六章
（十六）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二十九章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六十四章
（十七）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三十七章
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第五十七章
其义矛盾者七：
（一）十八章言“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六十七章则言“我有三宝……一曰慈”。
（二）二十章言“善之与恶，相去几何”。而七十九章则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三）三十八章对道、德、仁、义、礼以次薄之；而二十三章则言“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殊非重道德而薄仁义礼之旨。
（四）八十一章中言圣人处凡三十一，大抵皆至上人格之拟称，如《庄子》之言至人；而十九章则言“绝圣弃知，民利百倍”。
（五）同在六十四章中，始而言“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继而又言“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依无为教义，前者显然非老子之言。
（六）三十六章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彊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又言“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六十五章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此与三十七章、四十五章及五十七章“无为自化清静自止”之旨不合。
（七）第七章言“以其不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外其身而身存。”十三章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三十三章言“死而不亡者寿”。这显然与五十九章所言长生久祝之道相矛盾。
加以章句之错简，文字之讹夺，几至不可读，则不得不大加辨正也。今惟就《淮南子》以前各书所称引老聃之言以及见于今本《老子》而合乎黄、老道术者，辑成一家言，然后老子教义之真面目始可得而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