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河东集

作者:柳宗元
柳河东集

又名《新刊诂训唐柳先生文集》。中国古代诗文别集。唐代柳宗元作,唐刘禹锡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予刊行。今存最早的本子为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四库全书》收入。又有宋童宗说等《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存《四部丛刊》本。又有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存蟫隐庐影印宋世彩堂本,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以排印,1974年中华书局重版。还有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存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据以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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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丛语

西溪丛语

学术笔记。南宋姚宽撰。姚宽,字令威,号西溪居士。嵊县(今属浙江)人(《书录解题》作剡川人)。父舜明,绍圣四年(1097)进士,南渡历官户部尚书,徽猷阁待制。宽以父任补官,仕至权户部尚书员外郎,枢密院编修官。金主亮大举入寇,宽决其必败,果验,将除郎,召对殿中,忽感风眩而死。宽博学工文,又工篆隶及工技之事。著有《西溪居士集》5卷,《乐府》1卷等。《西溪丛语》凡2卷,多考证典籍之异同。宽记诵渊博,援据亦极为赅洽,如以《易》“肥遯”为飞遯之误,以《孟子》“不是若恝”为“不若是”,辨欧阳修论张继诗“夜半钟声”之误,辨王安石《诗经新义》以“彤管”为箫笙之误等,皆极精审,具征卓识,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大致瑜多而瑕少,考证家之有根柢者也”。“盖亦一代博洽工文之士矣”。《西溪丛语》对辞赋亦多有考释。如考证宋玉《神女赋》中玉为王字之误云:“先王,指怀王也。宋玉是夜梦见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状,使为《神女赋》。后人遂云襄王梦神女,非也。今本《文选》,玉王字差误。”又考证曹植《洛神赋》中“黄初四年”为黄初三年之误,考证屈原《九歌》有十一篇又何以云“九”,考证苏轼《浊醪有妙理赋》中“浊者以饮吾仆”之“仆”为“谓我也,或以为奴仆,误矣”,考证司马相如《上林赋》中“飞蠝”为飞鼠。诸如此类,皆言之有据,发人深省。《西溪丛语》有《四库全书》本,又有《笔记小说大观》本。

说文解字注

说文解字注

简称《说文注》。中国研究《说文》的著作。段玉裁著。段氏首先根据《说文》体例和宋以前群书所引《说文》辞句,以校正其讹脱;再用古书上所用字义,以阐明《说文》说解和一字多义由来。创通条例、联系音韵和训诂,有贡献。后附《六书音均表》5篇。根据《诗经》用韵和谐声,分古韵为6类17部,为古音学重要著作。《说文注》中每篆下所注古韵部,大体以此为据。【末尾附《说文解字注》PDF图文版下载,可以比对阅读】

吴子兵法

吴子兵法

兵书。亦称“吴子”。中国古代著名兵书, 《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吴起著。故又称“吴起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吴起》 48篇,后大都散佚。今本《吴子》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近5000字。该书主要是吴起和魏文侯、魏武侯有关当时治国强兵、作战指挥和一般战术原则的问对记录。它以“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为核心,明确提出了“图国家”的整军经武目的;“因形用权”、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和“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 《吴子兵法》在历史上曾与《孙子兵法》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并被译成日、英、法、俄等国文字流传于世界。

太上洞神太元河图三元仰谢仪

太上洞神太元河图三元仰谢仪

太上洞神太元河图三元仰谢仪。唐末道士杜光庭编修。一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神部威仪类。述科仪,包括坛堂、神位、入坛、思神、上香、发炉、礼三十二天、忏告、复炉等。

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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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林语堂。1953年美国出版英文本,1976年台湾远景出版中译本。该书是《林语堂三部曲》之三,但故事与前两部没有联系。小说写三十年代初期西安一个记者与女学生之间的爱情故事。在西安学生举行声援“一·二八”抗战游行示威中,出身高门的女学生杜柔安遭到军警的袭击受伤,后被《新公报》驻西安记者李飞援救送入医院,二人逐渐相恋。不久,李飞受命去新疆,李、杜在三岱驿度过了一段甜蜜的生活。杜柔安回到西安后,父亲已死,其叔杜芳霖坚决反对侄女与李飞的结合。此时杜柔安已怀孕,她不顾家中的阻挠,放弃遗产,独立谋生。后李飞自新疆归来,与杜柔安补行了婚礼。作品反映了青年妇女反对封建婚姻的个性解放思想,同时表现了作者爱国主义的激情。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作为《清实录》曲笔问题之始的《清太祖实录》,因经多朝的改修.先后出现 了“崇德初纂本”、“顺治改缮本”、“康熙重修本”、"雍乾定本”等多个不同版本。 崇德年间,皇太极在位时,《武帝实录》即已纂成;后顺治年间对其进行了再修, 改动较小;康熙年阆又进行了重修,此次重修较之前内容上改动极大,书名亦由《武皇帝实录》改为《高皇帝实录》;雍乾年间,又对实录进行了字句方面的校对。而多次的改修与校订,亦使其真相不存,曲笔问题为最甚。经过对《清太祖实录》的 两个不同本子《清太宗武皇帝实录》与《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对比之后发现,前者虽存在诸多不成熟之处,但其行文质朴,载有许多其他文献未见之事,还是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的;而后者在经史官们的改订、删减、增补以及润色后,对一些史事的隐讳与文饰较之前更为详密,可信度大为下降,部分内容令人难以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