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时揭要
澳门猪仔论
《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故先王行仁政以济贫乏，严法令以禁游民，使亿万人为一心，所以保天下之民，不使流离失所，投诸他邦，为日后执柯伐柯之患也。
夫猪仔馆者，拐贩华人过洋为奴，其所居名曰招工，俗谓之“买猪仔”。粤东方言，物之小者曰“仔”，盖言被拐者若猪仔之贱，有去无还，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意也。奇货可居，获利极厚，每名归西洋国税洋一元，归澳门拟事亭番官使费银两元。近复用赂蒙蔽华官。又闻粤省拐徒千万，与洋人串通，散诸四方。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经求死者，有焚凿船只者。要之，皆同归于尽。即使到岸，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噫！华民无辜，飘零数万里，而受如此之刻酷乎！
或云：“所去者，皆经澳门拟事亭番官审讯。不愿去者，遣归原籍，而甘于去者，皆目为强徒”。实不知诡计百出，财通上下。堂中审讯，尽是冒名顶替之徒。解回原籍，岂是真情，诡称脱网，拚人耳目。计巧心狠，至此已极。富贵之家，聪明之子，亦往往误受其愚，自投陷阱，只身远出，四顾无亲，虽舍万金，无由可赎。况乎青年伉俪破镜难圆，白发高堂倚门怅望。其存其殁，查不可知，一线宗桃，于焉中绝。良可哀已！然此犹害之在民也。若夫往者日众，其中岂无谲诈枭雄之辈。万一楚材晋用，或如明季倭患之徐、叶等，则毒蝮反噬，祸有不可问者。事关大局，窃抱杞忧。所愿与有心当事者，亟谋设法，为曲突徙薪之计也。
论三教要旨傍门惑世
上阳子云：老子西游，谓关令尹公文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是以莫不尊道而贵德。”公文即悟致命造玄。释迦拈花谓迦叶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今付子。”迦叶微笑受之。孔子诏曾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若以三圣之言为各情，天下无二道；若以三圣之意为各事，圣人无两心。及公文答尹太和云：“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迦叶答阿难云：“到却门前刹竿着。”曾子答门人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岂太和不可语道德而答天命；岂阿难不可云拈花而答刹竿；岂门人不可闻一贯而答忠恕？抑亦人有贤愚而恨有深浅耶？既而尚老氏者曰修命，在释氏者曰修性，学孔子者曰中庸，又安知性命之道即一贯之道哉？
盖世人不体圣人之心一而天下之道同，互相非是，各尚所闻，专门分宗，口诵尧之言，心行桀之行，惟慕浮名，罔知道学。或以为仙佛皆先世宿缘，为己所限；或云但得真仙亲手提携，便可立地成佛，不知自修；或不遇真师自负聪明，将其经旨妄加笺注，虽强名略同而至道殊邈，骈词丽句反失本真。邪教纷纷，盲修瞎炼。说有为，则猜为五芽之气，补脑还精，房中采战，吸食秽恶，天癸红铅，安炉立鼎，服炼金石草木之类；说无为，则猜为七曜之光，注想安摩，纳清吐浊，持咒叱符，叩齿捻诀，休妻绝粒，存神闭息，运眉间之思，以呼吸为二气，指脏腑为五行，分心肾为坎离，认肝肺为龙虎，用神气为子母，执津液为铅汞。种种三千六百傍门，不知性、命双修要旨。始于有作无人见，及至无为众始知。噫！世之盲师，不明先圣传道之心未便显言，借物为名百端譬喻，竟妄自穿凿坚僻不回，非入空寂狂荡，则流为奸伪邪淫；到老无成却怨神仙，谩语真机未悟，诿之生死难逃，恣其臆说误己误人，可胜言哉！
信夫闻道之士，先贵积德。孝弟之道，通乎神明，此积德于亲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积德于世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此积德于身也；毋不敬，俨若思，此积德于心也。老子所云：“道生之，德畜之。”求道不积德，犹饥而无粮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其斯之谓欤？嗟夫！人生难得，光景易迁。妻财子禄，为欢几何；妙道不修，同归泯灭。爰陈梗概，用达知音。
或问守身要旨
余尝读书秋树根，俄有贫氏子语余曰：“家无隔宿之粮，徒守孔孟之言，非礼不动，岂不终饿死耶？”余曰：不然。上天有好生之心，为人无饿死之理，生虫尚有一叶饲之，况在人乎？所分者，人之勤与惰耳。吾闻大富由天，小富由勤，自甘怠惰，家道难成。朱子云：“一粥一饭，来处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故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事当勤而后济也。顾处世既当克勤，尤当克俭。以勤开其源，补其拙，以俭节其流，养其廉。精执一业，生之有道，量入而出，用之有度。贫则谨身节用，而不虞其竭；富则处善循理，而不伤于盈。不敢心高气傲，不敢欺凌攘夺。况人之初生，恶念未萌，穷通莫测，岂可以一时之妄，而害百岁之身乎？
或曰：“生来五福，果可戕贼乎？”余曰可。五福：一曰寿。为恶者，神录其罪，天夺其魄，抑厚其恶，以重其报，何寿之有？二曰富。恶星灾之，刑祸随之，货悖而入，亦悖而出，何富之有？三日康宁。终日戚戚，心计惶惶，仰愧于天，俯怍于人，何宁之有？四曰攸好德。忍心害理，狼戾不仁，杀人取财，倾人取位，何德之有？五曰考终命。神人共怒，天地不容，王法难逃，冥诛莫逭，何考终之有？呜呼！人生于世，宜居之安。若朝营夕逐，性命难保，虽腰缠万贯，亦如之何？不若存仁修德，心广体胖，永叙五伦之乐，而五福犹未可量也。
或曰：“如君言，不偷将赌骗乎？”余曰：吕祖诗云，“越奸越巧越贫穷，奸巧原来天不容。富贵若从奸巧得，世间呆汉吸西风。”盖财乃天与之福以养人者，必得其禄，其因仍在于天。天与之，其来也顺而逸，便而安，有不期然而然者。人强取之，其取也逆而劳，难而险，有不久而终失者。顺取者乐为君子，逆取者枉做小人。乃人看不破，守不定。有平日聪明才辨，一旦为财而丧其学问、名节者，未尝见利思义也。试观王状元、李丞相，梦因贪而被剥，朱買臣、吕蒙正，耐贫苦而终亨，可知不容骗矣！何苦生诱哄之心，存侥幸之念，贪赌博之赢。往往疾驰则踬，躁进而退，贪得而失，求富而贫，不义而取祸，非礼而招殃，上戕祖宗，下贼儿孙。如花之不待时，而以火熏之，反速枯烂；如痴兽之入陷阱，死且不顾，遑知有命。噫！弃重就轻，求荣反辱，古今多少有福之人，因此而败者不鲜矣！良足哀夫！
或曰：“如君言，不偷、不骗、不赌，可以先知祸福乎？”余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盖人之善也，有诸内必形诸外，相由人转，气触天知，界限之严，势无中立，气机之捷，动而即随。故吉人不求福，而福靡不臻；凶人欲避祸，而祸终难免。自古以来，普天之下未有善而不福，恶而不祸者，惟报应之迟速不等耳。古人知命者有三法：一日造命。譬如颓房败舍，修造不施工，倒则难为矣。我命当败，积德以造之，积善以造之，命必完固有成矣。二曰惜命。譬如刀糖砒密贪嗜，不知受伤实多矣。我命宜惜，知止以惜之，知足以惜之，命必悠久无忧矣。三日安命。譬如临深履薄，稍不经心，隳即无救。我命欲安，听天以安之，由人以安之，命必自在无危矣。夫如是，命由我造，福自天申，天主之亦人主之，而祸福安得不先知乎？
或曰：“如君之才，如君之德，何到处吃亏，而穷至于斯乎？”余曰：古之为圣为贤者，无不先遭困厄，此天之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耳。余视富贵如浮云，欲修身以济世，何富贵之有？然大富大贵乃前生所定，祖德宗功。或今生有大善，而晚年发福，子孙受荫者，此非乐道之士，故求之虽难而得之尤易。存心养性，守身如玉。或身为将相，家无余积，为圣为贤，博施济众，富而好礼，贫而乐者，乃真才学，为尤难耳。书云：“为仁不富矣，为富不仁矣。”1夫常人生平无益于世，自谓无损于世，不知悠悠岁月，或以善小而不为，或以恶小而为之，其积恶已不浅矣。何况为富不仁，徒为子孙计者，吾知积怨日深，神人共愤，其子孙不能保也。未识高明以为然否？
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
《瀛寰琐记》所论《内地轮船进止议》，深合符节，实获我心。余故参以鄙见，合质高明。
夫泰西轮船、机器、火炮之精，泄天地造化之奇，为军国所利用，以此致强，以此致富。若中土仿而行之，势必雄跨四海。然制造之精工与否，特其事之一端。其最要者，则在经费之多，且在乎驾驶之熟也。
泰西各国官与商，财货互相流通。盖官力则有穷，而商资则易集。即国债一事，君之逋欠于民间者动辄数万。官之所需，商皆立应。商不虑官之无信，官亦不借商为可耻。凡各国每举大役，兴大利，凿山通道，动以千百万计。在我国人闻之狂骇咋舌，断不遽信，在泰西人则视为寻常。不特朝廷可为之，官商可为之，即一介细民，倡一新论，实可操左券，为众论所许者，则在官、在商、在民，皆可凑股助益之。一人建议，万人集资。一旦获益，则创其事与助其事者皆分其利，故成事较易。即偶有万不能成，而徒滋糜费者，亦必至计穷力竭而后中止。外人并不以为非，绝无讥刺，且尊敬之；体谅之，以为此人真肯用心，而非以空言尝试也。彼中习尚如此，岂中土万余年来，吝惜涣散之风气所能效之乎？
中土非无博达之士，多因贫乏，无能制作，或有绝技困于律例，不敢自炫。如朝廷有示体恤商贾，任天下之人自造轮船，尤能制一奇巧之物，于国家有益者，则赏其顶戴，限其自造多少年数，然后别人方能造。则人皆乐创乐助，事必易成，而且精于技艺者必多，亦未始非富民之道也。较诸文士笔下千言，胸无一策，或习武艺，闻炮相惊者，虽掇高科，于国家有何益哉！然泰西驾驶之船主，行兵之将帅，无不精习天文，广识地理，通晓中外各国言语文字。即兵船司炮之官，皆善于测量高下、远近。其大小炮位，每发必中。其在船之兵终日所司职事，目不旁瞬，足无停趾，坚忍果毅。法律尤严，鲜有无故上岸及在船酣卧者。其桅篷高至十数丈，缘索而登，捷于猿鸟。虽其国之水师提督、王子、贵人，苟在行伍，亦须事事皆能，文案自理焉，枪炮自燃焉；即至粗至贱之事，皆不惮辛瘁而毕试之。上与下有督责而无等威，俸饷至优，克减皆绝。一旦临敌，誓不反顾，船碎亦不闻叫号。其兵心之坚如此。岂中土之兵嚣凌怯鲁所能效之乎？
具此两大不能，即使鲁般操斤，公输造器，事事物物驾乎其上，而一旦与之相持相搏，亦力有不能继，势有所难争矣！此情理之显然。而中土局外局中，无一思议及之者，良可长太息也。
轮船停，固损国体；不停，亦不足张国威。然则如何而后可？愚则以为停、不停皆可也。得其道则转败为功，失其道则虽利亦害。请先言其不停者，无他，但改官造为商造一言而已。中土之商，虽任事之心不如西国，而谋利则一。现在上海长江轮船多至十七、八只，计其本已在一、二百万，皆华商之资，附洋行而贸易者十居其九。其所以不乐自居华商之名，而甘附洋商之尾者，其隐情可以理度之矣。又上海沙船，盛时五千号，今只五百号，有日少无日多，而海运天庾，皆赖此以济。不早思变计，亦必大碍于京仓。又福建已成轮船五、六只，每年岁修之需亦复不资，方在交商承领，鲜有应者。与其官造之，而仍望商用之，又何如从此而令商造乎？官停造，则厂基机器费无可补，人工匠役身无所靠。若果招商接任之，则前之所费皆可收回，工役之人无失业之叹。
说者谓：“华商久以资附洋贾，此时忽强之自造，又岂能乐从？”不知别有道焉。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即如少有警报，官绅措词勒捐，富贵之家，饱己囊素，多有迫民为盗者。诚能尽祛其畏官之隐衷，而予谋生之大道，则凡闽省之盐商，上海、宁波之号商，皆可罗而致也。姑以二十只轮船而言，每只用银十万两，则器具已极精良，计二十只，本资二百万两耳。江浙海运一百二、三十万石，加以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亦可酌提本色七、八十万石，由长江东下，归于海运。计每年照二百万石计，每石水脚六钱，即有银一百二十万两。每只尽载米一万石，二十只一月两次，即可四十万石。自正月至五月，五个月中，此二百万皆可运竣矣。此一百二十万水脚之中，除去每船每月用度至多一万两，二十船二十万两，五个月一百万两，尚有二十万余利。以二百万资本，得二十万余利，不为过薄矣。此外五、六、七、八、九、十，六个月，载南北往还之货，亦另有利焉。洋人连年夺取沙船之利，亦可一旦攘归其半。筹本既非太巨，得利亦复甚优，乃华商卒不敢任者，以官之言不足信也。沙船之商不乐轮船海运者，以沙、轮难并立故也。假如用轮船海运，即以向业沙船者令其改操轮船，则业沙船者有靠。否则半归海运，半归河运，有事之秋，无防制[掣]肘，此亦万全之策，无虑生计之无出也。商人造，则资用可以源源不穷；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是一转移间，同一造轮，而精粗美恶自有天渊之别矣！诚如是，则官无费用之筹，而海满有轮船之用。数年之后，商力日复，制造自日精，其有益于海运不更深乎？自后再令每有商船四只，带造兵船一只。二十船可捐造大兵船五只，以此年年递加，积久兵船正不知凡儿。无事则护商捕盗，有事则听官调遣。在古寓兵于农，今寓兵于商。从此月饷敛之商，训练责之商，是朝廷安坐而日收其无形之富强，于公家真有万种之益，而无一丝之损矣。此较官中筹款竭蹶不遑，而又岁修无出、驾驶不精者，孰难孰易哉？
议者皆知泰西之长技，而不知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焉。岂虎贲中郎、衣冠优孟，而即又自诩得其真种子乎！上海一县号商凑五十万，崇明五十万，宁波、福建、广东亦如之，不甚难也。然此则指不停造闽省一局言也。闽省之用倍于江苏。故必以商造代任，方可将已用帑金归还原款。
至于江苏一局，则又别有说矣。机者总名也，泰西无事不有机器。如种田、刈稻、织布、提丝，甚而至于陶、冶、金、鑿百工之事，皆以器代人。中土兵燹之后，工价无一不昂。诚能以局中大机，分造一切小机器，如农、桑两项之物，精益求精，灵便适用，则数百金一器，即可敌农夫数十人之用。工商农贩必争购之，其利易溥，而惟上海一局司其柄，其官中利权，专而美矣。又河内小轮船不准洋人行驶，恐其夺中土之民业耳。若准中土之商为内河之用，则上海一局，则专造小轮船，而停大轮船；专造民间机器，而不尚兵船机器。用力愈省，收敛愈多，官帑不必筹，而年年转有所获。
是停、不停皆可之说，非骑墙之颟预语。固分别苏、闽情形，各得其宜，而专主以商代官之长策也。万不如《瀛寰琐记》所论。或于某省豢养兵船十只，可于内地设一制造局，精铸炮械，及造小轮于各府州县，以代民船，护商缉盗。择一能员统带，习练兵法，总归某部，年年查验，不得搔扰百姓，阳奉阴违，振作于始，因循于终。须安不忘危，实心恒志以行之。诚如是，整顿军威以保社稷，复取西洋各国之兵法裕国足民，成充国用，而富强之道不亦伟哉！因势利导，转弱为强，愿天下有心人，研思而深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