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柳志
柳子厚生於今日將如何
昔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1]，漢經生以謂孔子為漢開赤制，史遷踵其意，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為一大限，下述六國以及漢初百年，用相配置，號曰《史記》。惟吾之視今日亦然，蓋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者，不啻中國麟止開制之歲也。吾嘗論史，以是歲為斷，是歲以前，不問經過數千百年，不分朝代，統為一目，自是年起，不問日月幾何，為另一目。洪荒以來，人世所經，兩目而已，亦比於唐一行[2]畫天下山河為南北兩戒，時與地交相輝映。又嘗論古之名人，倘至今日而仍存在，綜其平生論著，將必贊歎今日之所施為，作為歌頌，可期沆瀣一氣者，止於柳子厚一人，他無有也。試尋其緖，可得引申而臚列之：
二目之分，首在封建，前一目不論何代，都可號為廣狹不同之封建社會，後一目則絶滅封建基礎，一切統轄於民。柳子厚著《封建論》，其意在反封建也，自不待言，《貞符》曰：“受命不于天，于其民，〔文因避太宗諱，“民”易言“人”。〕”夫受命旣不於天，則《眎民》詩所謂天子，不過假設之名，而非眞實之號。〔釗案：安徽蒯先輩禮卿[3]，曾為余言，天下事一切名義，無不出於假定，其人說理，頗有獨見。〕眞實之號者何？曰：受命不于天，于其民，則一國誠不可以無主也，從而謚之曰民主，應為子厚意中之所有。且子厚之反封建曰：“繼世而理，上果賢乎？”夫君臨一國，不得繼世，非民主之萌芽而何？此其一。
士農工商，民之四族，二千年來，相沿無變。獨四族者名耳，語其實，則士與農不相接，工與商不相洽，各行其是，甚或水火，蓋國內之階層隔絶，人各一心也久矣。子厚憂之，因堅豎其義曰：“士實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蕩蕩董董，蒙蒙融融，此特表著彼此守分成事、心氣和平之狀，無甚要誼，而其最為吃緊，意義絲毫移動不得者，在下二語：左右惟一者何？謂四族中隨時隨地，任取兩族而左右配置之，號曰聯盟，號曰互助，或號曰合作，均無不可，而必須本質如出一笵，思想共趨一的，比如幾何中之等邊三角，任置甲乙二點，必須走集於頂點而成形。出入惟同者何？謂任何一族，時或致力於國家，有形成吃重之處，其餘三族，必相與質劑而共赴焉，不許有畸輕畸重、秦越肥瘠之弊。由前之說，是四族之靜象，由後之說，是四族之動象。動、靜一遵主義而行，利害旣泯，舉國一致。全民雖眾，幅員雖廣，務使發一令而如響斯應，牽一髪而全身皆動，一洗自昔勞心勞力、兩兩離立之謬見，政出多門，民皆癱瘓之弊習，此其二。
自生民以來，中國一治一亂，循環無已，不論何代，開國以後，遲或百年，少則數載，政治必趨腐朽，積漸以至於亡。其所以然，乃在不解防微杜漸之術，此固不廑中國然也。即如蘇聯，十月革命不到五十年，國勢竟向修正主義奔去，而無法阻止，子厚之防杜要義，固無往而不宜也，此其三。
子厚平生所志，不引天以為高，不立異以為神，淫巫瞽史之言，無自蝨於其胸。於《莊子》取“自然”一語，以為準繩，一切從客觀量物，而不主天與人有何交接，適與近代初步質素之唯物主義相合，此其四。
文人宗經，子厚亦宗經，但子厚宗經，而不主故常；文人宗聖，子厚亦宗聖，但子厚宗聖，必以合乎世用為彀。子厚熟精《班書》，從漢儒掇拾“大中”一義，守而不渝，於是子厚雖榮古，而從不虐今，必使古為今用，凡無當於今者，古亦在所必棄。與韓退之之流，宗經而徇於經，宗聖而徇於聖，榮古而並徇於古，一成不變，削今之足而適於古之屨者，大異其趣，此其五。
子厚之尤異者，在主張民為至上，凡事之病於民，或與民無涉者，皆當毀棄。如季漢之自絶於民也久，寧以正統與曹而不與漢，禮樂非為民設，人即訿其以禮樂為虛器而不之恤。此視韓退之《原道》：“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直與民賊無異，此其六。
又子厚服於理道，不拘夷、夏之分，如人而夷也，有才亦必用，姜公輔、廖有方其例；理而夷也，可從亦必採，浩初上人說佛與《易》、《論語》合其例。此視韓退之攻佛骨，而曰夷也夷也，己又陰與僧徒往來者，直一錢不値，此其七。
從來文人撰述，七體一類文字，大都先之以鋪張，而結穴於儆戒，所儆戒者維何？亦約略可以一儉字括之，惟子厚之《晉問》亦然。意謂國家不能保存儉樸、或勤儉氣象，將風紀必亂，悖逆萌生，國勢且由盛而弱，由弱而亡，故為防杜起見，不禁景仰唐魏之小國遺風，以為保泰持盈、遵分進善之計，此其八。
具此八長，子厚即以當日養之有素之思想尺度，假如親見一九四九年之政權，必當無鑿枘不相容之慮，何況自唐至今，亙一千年，此中政俗之錯綜變化，猶得奉為殷鑑，由調劑而得依皈者，決不在少乎？嘗謂歷代政府之所用力，大抵不外斬截荊棘，排除障礙，而從無為民打算、從容創制之一日，如《順宗實錄》所紀犖犖善政，人心大悅，然皆負面而無一正面，可以概見。又所謂荊棘障礙，無慮政府自身之所釀造，非先天之所固有，甚至一旦斬截不了，排除不動，從此禍害加劇，非至亡國滅種不止，此有唐之卒亡於閹宦與藩鎭，尤為明效大驗。蠢蠢二千年來，兵戎不斷，澄清無日，職是之由。一九四九年到來，人民政權，以其堅強無對之力，能將歷史遺留各種或暗或明之蔽害，斬釘截鐡，削除淨盡。凡若而女謁，若而閹宦，固已本來無有，至若而方鎭，若而黨爭，若而幫會，若而邊患，若而盜賊，若而貪汚淫賭、游手惰壞，久在全國範圍，繼長而增高者，舉一概掃除乾淨，不使得有一隙存留，然後天下始定於一。
夫“天下烏乎定？定於一”，論創於孟子[4]，顧自孟子經二千年以來，除唐初略得其髣髴，如曾子固[5]所言外，而迄無一代，能比今日之達到標準，而愜心貴當者，固有目之所共見。吾敢斷言：今日之中國形勢，以至清至明之政府，行不屈不撓之紀綱，外侮不敢來，變亂無由生，賄賂不得行，風紀不致亂，自上達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以至下令如流水，無遠勿屆，於是舉國矢勤守儉，孳孳[6]仡仡[7]，以從事於建設，績效之生，遂乃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此眞陸賈所謂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8]。夫社會基礎如此堅定，從而政權期於不壞，而亦不可能壞，節節設防，層層杜漸，一日如百年，復百年如一日，因知吾即一九四九年劃斷史期，以二千年對十五年，挈短量長，了無不稱。於斯時也，士大夫如柳子厚其人，插足其間，吾知曩《與蕭俛書》謂：“道之行，物得其利，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臂用力，矜自我出？”以今比昔，愈益有然，而執政者得此開通士流，亦自樂於聆取緖論，相與印合。獨國家遇大改革，如今日之廣闊邊幅，不能有百正而無一負，此子厚知之，執政者亦知之，蓋矯枉過正云者，以枉多，往往非過正即無從得矯也。斯時子厚挾其八長，參與政治討論，容或語言乖牾，遭致詿誤，於是子厚謫永十年，猶且日盼唐德之興，己作太平耕甿，與其榮樂，此則將更歡愉順受，自懺追迎，皎焉可知。由此看來，子厚生於今日，定在士者行到，以己力協助隆平，進退惟遇，毫無缺望，社會亦決不覺多此一人，致生齟齬，理有固然，無可疑者。
攝儀以引以遵以肆解
子厚之《眎民》詩，有曰：“攝儀以引，以遵以肆，其風旣流，品物載休。”就中“攝儀”二字，應先解釋明白，始能瞭然於全部意義。尋《詩·大雅》：“朋友攸攝，攝以威儀”[9]，此“攝儀”字所自始，初義詁攝為收斂，疏謂“相攝斂而佐助以威儀”是也。引而申之，凡對物有取，皆可曰攝，一切圖形，皆可曰儀。於是攝儀云者，如照相號曰攝影之例，凡於品物圖案，有所仿效，自亦可曰攝儀。
此之攝儀，若賦予今日之新義，得分精神、物質兩面言之。如個人之形象，有曰劉胡蘭，有曰王杰，有曰焦裕祿等等，接搆之形像，有曰大慶，有曰大寨種種，凡此統屬精神一面。人民於此得所啓發，因取此形像以為的彀，是則是效，蔚成風俗，社會於焉進化，其力殆不可限量。
以物質言，有蔡祖泉之例在。蔡祖泉者，一平平常常玻璃徒工也，憑極薄弱之眞空技術，以為基礎，一方從書本上覓取張本，一方從實踐上尋求進步。於是以外國臥式玻璃眞空油擴散泵為藍圖，一躍而製成中型直式同一油擴散泵，結構簡單，使用方便，抽速大大提高。其他如長弧氙燈，及各種電光源之試製成功，大率類是。
又有唐應試之例在。唐應試者，江南造船廠工人工程師也，手握三十一年電焊龍頭，竟以羣策羣力，用電渣焊製成我國第一台一萬二千噸水壓機，而聲震世界。一九六五年七月，巴黎舉行國際焊接學會第十八屆年會，應試代表國家出席。全會共提論文三篇，英倫、日本及中國各一，英倫解答質問五、六起，勉強通過，日本以質問多，竟通不過。馴至我國，主席宣稱此一論文，論述清楚，內容完整，數據、圖片，都極豐富，卒致問難寢聲，安然放過，全場鼓掌如雷。
右二例者皆攝儀業績上之正面表現，以言負面，亦自可得而言。
乾隆二、三十年間，英倫進自鳴鐘二座，大者寬、廣均二丈，次亦一丈五。弘曆安置圓明園，大者洋人竭一月之力，次者二十日乃就，然為此一事，弘曆特命沿海督撫籌辦海防，諭旨前後凡二十餘道，此一事也。咸豐十一年，老湘營困於安慶，有人自廣東購寄千里鏡一架，在樓上試驗，果為精絶。其主帥在日記上為之言曰：“凡銅、鐡、樹木等，一經洋人琢磨成器，遂爾精耀奪目，因思天下之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余志學有年，而因循悠忽，依然故我，為之悚惕無已。”[10]此皎皎第二事，並第一事綜合以觀，雖以滿洲君臣，如弘曆，如老湘營，皆號稱發憤圖強，其一時有所感觸，於國家開物成務之道，亦未始懵然無所夢見，悚惕云云，並未必心勞作偽。顧其後吾國海軍，以李鴻章專責建造二十年，廑得供大東溝[11]一炬之用。而自戊戌維新，以至公曆一九四八年蔣介石喪亡，數十載之張皇新學，絶未聞琢磨出任何有益世用之竹頭木屑。由此可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非無蔡祖泉、唐應試其人，足以大制作而前民用。無奈爾時政寖腐朽，人趨頹廢，駸駸醞釀到不成五個人圑體，不足五分鐘熱度，以至全民指金飯碗而乞食，不恤指時日而願偕亡。嗚呼噫嘻！革命時義之大，與柳子厚攝儀遵肆旨趣之豐且正，而待革命相輔而行，始得按部就班以底於成，凡此皆不待講明，而自然如量章顯也已。
以遵以肆者何？以吾所知，國家有領導中心，全國環之而走，如眾星之拱北斗曰遵。肆讀若肄，肄者，肄習之謂，民生在勤，如鳥之數飛曰肆。全民恪守此兩條規律，一切從實踐中得出結論，由是“士實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若而太平盛治以成，子厚《眎民》一詩之功德圓滿，毫無遺憾。
子厚為《梓人傳》，稱其“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無進退焉。”以此推之，即知子厚平生計事，動有精密圖案，先事形成。其規模廑存腹中，抑指畫肚上，又或畫作藍圖，張諸牆仞，此視事之繁簡緩急為衡，殊未一定。此外子厚帥柳州，作《江國圖》，提封井井，都歸擘畫，時値中唐，尤為體國經野之鴻大創舉。職是之故，子厚為子孫萬代計，杜漸防微，條舉件繫，劃出一綱舉目張、永垂不朽之治平策略。中間“攝儀以引、以遵以肆”二語，吾因解釋為策遣全國聰明才力，納諸軌物之休明圖象，並認為不刊之至論，以至人民政權成立，所為翹材應事，無不一一體合如左，宏識君子，庶幾覽諸。
眎民
一
近嘗校閱《杜牧文集》，至《盧摶除盧州刺史制》，得如下數語：
上有命則違之，上有好則效之[12]，此乃成王命君陳之言也，故行令不如行化，律人不如律身，念茲二者，可長人矣。
上命可違，吾意大詫，頗疑“違”字乃“達”字形近而訛，竟欲用筆點竄。繼思《尙書》為吾童年背誦之籍，辭意突兀，胡篤老而健忘如是，則尋《周書》騐之，其辭曰：“違上所命，從厥所好”，吾因駭詫愈甚。又讀孔安國傳曰：
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愼所好。
吾再四尋繹，而知孔傳之誤，在斷章取義，謬將文中所用“厥”字，犯錯認主名之病。蓋厥，其也，乃代名詞，所代可能是上文貼近之“上”字，亦可能是距離稍遠之“民”字。此種代名詞，雖以牒近而不牒遠為通則，惟依義考之，時亦或以跨步遙代為得宜。查前文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吾意孔傳釋此亦有誤。傳曰：
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愼所以示之。
此將民生解作人類自然之性，吾意未然。此言民生厚者，正與正德利用厚生之義同，惟以此故，其下“因物有遷”之“遷”，亦正與貿遷有無化居之義同。約而言之，此祗有涉於民間飲食服御之常，而與人之自然性無關，惟其然也，此前後四句，宜一氣通讀，而不可截斷，因而第四句之“厥”字，應不代第三句之“上”，而代第一句之“民”。謂民間厚生之事，與物之貿遷有無，密密相聯，上若於庸調賦稅等政，隨所好而變更，將不至誤國、誤民不止，故親民之官，不可不有正誼剛氣以抵禦之。後唐莊宗朝，吏部尙書李琪上疏曰：
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損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少休矣。
語見《資治通鑑》，胡注：“折納，謂抑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謂紐數而科配之也。”取證今義，折納、紐配之法，皆上所強制而倒施，同時為下民深惡而痛絶，李琪所謂蠲法以休農，即不啻上違君命，而下從民好，《書》義之正確解釋應如此，杜《制》緣孔傳而誤，應須矯正。
質而言之，《書》義乃軒民而輊君，謂民命所需，不可因君之好惡，而時有變置。成王以此旨提示君陳，方是為君正直之道，子厚所為《眎民》之誼，亦正指此，若貿貿焉祇曰違上所命，從上所好，自非暴君不為此言。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3]，《魯論》[14]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孟子又引《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15]，又《禮記》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16]又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17]子厚綜此數義，制成《眎民》詩一章，其道大通，直貫今之社會主義建設而無違牾，安得以孔傳之誤解，杜牧之誤筆，而使渾殽其大中公器之所存哉？又況令與好相與印合之義，《書》與《禮》適相背謬，中國將安所用其聖經賢傳也哉？
宋王安石之變法，直把定“法先王之意而不法其政”一語，大刀闊斧而為之，蘇軾抗議，亦認定“人往往從君之意而不從其令。”兩賢相扼，所用之器惟鈞，亦以見朝廷好惡之關連於政治，有響答景從之捷，並生毫釐千里之差。顧孔傳之率爾是言爾爾，此律於國，可曰亂國，繩之君，不啻暴君。夫成康之治，號稱三代盛時，《書》曰：“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18]，誠如右言，周其將何以馭此馬以臻絶頂，直百思不得其解已。
軾又曰：“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19]軾言賢與房、杜，與子厚等，惟功成事立，廑足以保現在，必杜漸防微，始足以保將來，此子厚獨規其大，與自來言治者不甚相同，何以故？以子厚之所眎惟民，而不見其他故，因附紀之以終吾篇。
二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民之號，取之瞑也”[20]，尋《說文》：“瞑，翕目也”，又《汲冢周書》：“師曠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注：“無目故稱瞑。”姑無論曰翕目抑或無目，而要以“不善視”詁“民”，此種聲音通假之法，施之訓詁，在文字學上，或不可能謚為無用。獨聖帝明王所為體國經野，而遽以文章游戲之道，使之俯就繩尺，縱謂為巨謬極盭，亦不為過。為問董生非亦一民乎？民旣無目，或有目翕而不用，則所謂深察名號，果如之何而察得者？如此自語相違，粲然明白，董生大儒，將如何從而為之辭？
若夫子厚則不然。子厚惟民至上，《眎民》詩第一句曰：“帝眎民情”，旋又曰：“帝懷民眎”，此帝有眎，民亦有眎。夫眎必以目，則帝有目，民亦有目，號曰眎民，即不啻曰有目之民，子厚與董仲舒所見之深相剌謬[21]乃爾。
《眎民》詩曰：“迺播與食，迺器與用，迺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是民無目則已，有則張目所見，非播食即器用，非器用即貨通，非貨通即遷作。民之小而日用飲食所關，大而家國安危所繫，大抵不越以上數者。倘此數者而與民意有違，則國家之征賦必亂，將立即發生君民衝突問題，而韓退之“誅民不出粟米麻絲”之論以起。顧子厚持論，於此適爾相背。蓋惟民所好，為子厚堅執不移之大義，民可以反君，君決不許反民，何以故？君之所自受命，不於天而於民故。於是在子厚所用之詞彙中，天目、民目，所視惟一，凡反民者，罪且浮於反天。涉想所及，理每趨重於同一焦點，於是主“民可使由、不可使知”[22]之孔丘，以逮主“民之號取之瞑”之董仲舒，及夫主“誅民不出粟米麻絲”之韓愈等等，同緣相接，同嗜相憐，而皆子厚單人匹馬之所痛擊。特為形勢束縛，無能暢其所欲言，吾乃為明順逆之分，通辭貌之障，逕情以直逹焉，雖不中，決不遠。何以故？革命所之，軌迹不異，凡經過一九四九年之大革命而信者，將徵之於古，至少古之陰暗面，而無不驗故。從又一面驗之於今，以及去今或近或遠之未來，無論今與未來之陰暗面也，甚至折而極之陽顯面，而表裏下上，均將無往而不合故。更一言以蔽之，“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23]故。
大中
一
子厚篤信大中之道，其源出於《春秋》，為陸淳先生所講授，吾已屢有記述。至隋末王通鼓吹中說，謚曰文中子，此是否與子厚見地有關？殊苦無從證明。獨《劉夢得集》中，有《宣歙池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云：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為幷州刺史。……幷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下俊傑[24]，著書行世，旣歿，諡曰文中子。……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勣[25]，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號東皋子，文章高逸，傳乎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二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銘曰：隋有文中，紹敭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鐘於後昆，常侍恂恂[26]，文中來孫。……
夢得此文，當然本之王氏行狀，辭涉諂諛，未足據為典要。王讜[27]《唐語林·德行》門亦載：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當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稱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贇〔按《劉集》作“質”。〕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28]
《語林》此條，顯採自夢得《墓碑》，其他無言文中子者[29]。王讜為北宋末人物，是王通六、七百年間，聲名闃然，吾因無從發見子厚與王通中說之連誼。
二
柳文立大中為準繩，萬變不離其宗，約略計之，觸目如次：
一、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時令論下》。〕
二、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懲咎賦》。按旁者徧也，兩字皆重脣，音義相通。〕
三、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同上。按子厚自怨家無主婦，因戲言配大中為偶，一虐謔也，而悲慘之極。〕
四、近世之言理道者眾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與呂溫論〈非國語〉書》。〕
五、要歸之大中而已。〔《桐葉封弟辯》。〕
六、舉疵禮，修墜典，合於大中者眾焉。〔《陳京行狀》。〕
七、明章大中，發露公器。〔《陸文通墓表》。按此八字，最為子厚鄭重說出大中之語，蓋大中之說，本之《春秋》，其義受自陸淳，與經權之理有關。〕
八、立大中者不尙異。〔《與呂恭書》。〕
九、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同上。〕
十、元[30]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十一、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答周君巢書》。〕
或單言“中”，如下例：
一、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懲咎賦》。按“而”，汝也，作命令自己聲口。〕
二、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佩韋賦》。〕
三、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同上。〕
四、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與呂溫論〈非國語〉書》。〕
五、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同上〕
六、隳聖圖壽，離中就異。〔《東明張先生墓誌》。〕
七、得其中者漢氏。〔《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八、行且求中以益己。〔《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九、辯而歸乎中。〔《哭張後餘辭》。〕
十、若愼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上權德輿溫卷啓》。——此十八歲少作。〕
十一、寬猛之適，克合於中。〔《鄧君墓誌銘》。〕
十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己，久則安樂之矣。〔《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或言“中道”，如下例：
一、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南嶽彌陀和尙碑》。按稍變通言之曰中道，其所以中道能立者，必通權達變然後可，故曰教之權，儒、佛有合，此為樞紐。〕
二、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鬥暴虜，皆非中道。〔《與韓愈論史官書》。〕
三、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守中道。〔同上。〕
四、以告遊乎中道者焉。〔《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五、己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六、謀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四門助教廳壁記》。〕
七、中道之行，大都舍是又奚師歟？〔《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或用駢儷語，如“中庸”：
一、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與呂溫論〈非國語〉書》。〕
二、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非國語〉序》。〕
三、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祭呂溫文》。按此說明同事陸文通，討論有得之證。〕
又如“中正”：
一、故思欲盡其瑕纇，以別白中正。〔《與呂溫論〈非國語〉書》。〕
二、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非國語·荀息》。〕
三、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同上。按此將“中正”兩字分而釋之。〕
抑或別加狀物詞如“時中”：
一、夫[31]剛柔者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與楊誨之書》[32]。〕
二、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同上[33]。〕
三、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呂君誄》。按此本“君子而時中”[34]，亦中之奧義也。〕
尋子厚行文，標舉中義以為的彀，蓋自十八歲嚮外溫卷時起，中更禍亂，連遭貶斥，益見中義之無可與易。凡生平謗議之叢積而來，大抵己之執持不得中道所致，於是晚遘陸淳，求於《春秋》以通其誼，並與朋遊訾議《國語》，期發見“宜當”以為執守，而子厚精力亦止乎是，與世辭矣。由是子厚執守一義，畢生不懈，事變之來，義有擴展而無動搖，蔚成學者無上美德，所謂願掃於陸先生之門者，亦會逢其適之偶然事態耳，非師承也。彼其一生堅守之大義曰中，至年代相近、名號適同之文中子，是否與子厚學行有關，《集》中竟無片語及之，以致河汾間曾否有此聖蹟，成為疑問，嘻！偉已。
吾嘗疑子厚揭櫫大中，是否與《班書》有連？蓋如谷永待詔公車對曰：“明王在位[35]，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解在《五行志》。”谷永又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36]六極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哀帝紀》：孔光對曰：“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37]由是谷、孔等言大中，義關休咎，效涉凶短折，雖不引神，難免推天。子厚則洗伐淨盡，一意以明章大中、發露公器為期，所謂公器，當然與皇極不同一物。
三
子厚與韓退之論史官，屢以中道為言：
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鬥暴虜，皆非中道。
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
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守中道。
或問子厚以守中道責退之，彼攖永貞之變，身謫萬里，廢為孤囚，此是否合乎中道？曰：守中道並不必能免刑禍，且亦無意以倖免刑禍為期，故子厚書中申之曰：“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繼之曰：“刑禍非所恐。”至班固、崔浩，以非中道而得刑禍，所得同而所以得者非一，固不可一概而論，由此而子厚之自處可知矣。《寄許孟容書》云：“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夫中正者，即中道也，此在《與呂溫論〈非國語〉書》中，已確切詁之，子厚自命守中正而行乎患難，毫無疑義。
子厚以“當”與“大中”為同義語，《斷刑論》中已明之。他如：
見聖人褒貶予奪，唯當之所在。〔《答元饒州論〈春秋〉》。〕
出焉則內外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與周君巢書》。〕
“宜當”字，柳、韓同用之，退之《別竇司直》詩[38]云：“吁嗟苦駑緩，但懼失宜當”，此殆當時文壇通用，出口便明。《漢書·賈誼傳》：“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韓、柳用語，殆同出於此。
子厚《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此“事”字句絶，“宜”屬下，俗學句讀多誤，蓋不解“宜當”字之用。
宜當，駢語，“宜”亦“當”也，《與周君巢書》中又言：
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
先聖之道，即堯、舜、孔子之道，由大中以出，所得者當，抑或宜當，術語互用，義通為一。《與楊誨之書》[39]云：
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
右數語，子厚自作“中”之解釋，尤為通徹。宜者，存乎中而應乎外，因獲時中之名，蓋中而中爾，固無時而不然也。
其他：
以告遊夫中道者焉。〔《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立大中者不尚異。〔《與呂恭書》。〕
已[40]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與楊誨之書》[41]。〕
行且求中以益己。〔《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凡此皆言“中”與“大中”之汎例。
劉夢得因改文卷，與太牢[42]成隙，後戒其子咸久、承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為非，汝輩進修，守中為上”[43]，此“守中”字，當由子厚渲染而來。
四
吳南屏[44]《書文中子〈中說〉後》云：
世多疑文中子王通之書，以為《隋書》無通傳，而其門人皆唐初將相大臣，不應其師之聖賢如是，而沒之使不彰顯於時，則疑其書之偽作，而其人亦若未可知者，然後之言道學者獨多其書，乃謂孟子而後，莫之能及。余取而讀之，是二說者則皆有焉，然則其人與其書，如之何而定之？余試為之說曰：王通，隋季之賢士也，其天資學力，固迥然出於魏晉六代之人，而有志乎聖人之道，其智足以及之，遽而不能忍，故未老而著書。其所為續《詩》、《書》，作《玄經》，雖未究極乎道，要不可謂妄作者。其《中說》則通擬象《論語》之書，通死，其家人與門徒，蓋高通之所為，欲有以重其書者，乃取當世賢士大夫所嘗聞慕相及，皆附著之門人，以侈通之學、之傳、之顯，而通之道得以益尊，此其所以更見疑於後世也與！余獨謂通之致疑，通誠有責焉耳。通之著書也，皆彷彿孔子之所為，豈不曰我孔子之後一人哉？然通之死，年纔三十餘耳，其著書固已早矣，以孔子之聖，而曰三十而立，計其時未敢有所為也，至老而不遇，乃退而有删定之事，孔子且然，況通也哉？通豈逆知年之不永，身之不顯，而欲以其言也存其道耶？聖人之道，非言之存也，道固存焉，通果有道耶？如通之所為，蓋孔子之所愼重，不敢以易言者，則通且賢於孔子耶？通旣已如此矣，又何怪傳其書者，爭附會之以尊其名，使後之論者疑其事之多虛，而甚且意通之或無是人也，其有以取之矣。嗚呼！古之聖人，先行後言，有以也哉！揚雄，文章才智之士耳，一旦默思深悟，僅乃及之，遂敢竊擬聖經，比於吳、楚僭王之罪，通之書亦雄之類與！若二子者，不妄擬於聖人，而各盡其才，以修明孔子之道者，其為賢豈少也哉？
南屏此文，氣甚平而意則狡。何以言之？夫南屏斷定通為隋季賢士，有志聖人之道，智足以及，果何所據乎？一言蔽之：亦據早年不應著而著之書耳。設令通及壯而老，能盡其才，以修明孔子之道，諒其績效，將亦不出南屏所作評語之上，而南屏曰：通三十而著書，孔子所不為也，取當世賢士大夫，皆附著之門籍以自侈，跡尤謬也。如南屏言，則通亦無所遺留以自見於後世已耳，南屏將何所憑以別通於魏晉六代之人乎？南屏此試為之說，適對其人與其書疑問重重，無法論定，吾讀南屏文後所見如此。而吾於通尤致疑者，柳子厚生年，去通不遠，所標榜之理道曰大中，與通適同，而《集》中竟無一字涉及於通，則通之有無其人，與其書是否當時現身說法，無須他證，證此已足。
慘或在腹已如色聲解
子厚《眎民》詩開筆即云：“帝眎民情，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此言防微杜漸，宜在禍亂醞釀之先，否則時機一失，措手不及，百分百之焦頭爛額，固不如及時之曲突徙薪一二也。
偶閱《李小湖[45]〔聯琇〕集》，載有清嘉慶時之童謠云：“賊來兵不在，兵到賊沒踪，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此赫然慘在腹中之色與聲，細味其語，慘痛曷極？固不論慘痛者之為忠於滿清，抑或志在革命排滿也。依此謠看來，滿清政治，初壞於乾隆末期之腐敗，而加劇於嘉慶一朝之顢頇，其時林清之變[46]，已經暴發，禍起蕭牆，而清廷罔覺，因而民間發為“兵民何日得相逢”之色聲。
又見惲子居[47]為張皋文誌墓稱：皋文鄉試中式，大興朱珪[48]主考，顧皋文政見，與珪不合，“齗齗以善相諍不敢隱。”珪言“當以寬大得民，皋文言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孼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海內之政。”此皋文在嘉慶朝，已經見到國家防閑無方，大亂萌芽其間，與李小湖所引童謠，適相吻合。倘洪、楊之徒見機，金田之役，可能早起三十年；反之，倘道光朝廣西大吏，不如梁章鉅[49]、鄭祖琛[50]之吟詩拜佛，形同聾瞶，則金田諸帥所為篝火狐鳴之術，又可能遲三十年而始發露。凡此皆足證《眎民》之極詣，“慘或在腹，已如色聲”此種無色之色，將何從而見之？無聲之聲，將何從而聽之？此誠吾人今日所當取則於古訓，探源於今敵，而戒愼恐懼，悉心討究者已。
嘗謂人生有目，如事不經目治而得見，而目不可勝用矣；人生有耳，如事不經耳治而得聞，而耳不可勝用矣。於是仲尼閒居，與弟子言五至，謂志氣塞乎天地，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亦不可得而聞。[51]以此坊民，在子厚言之，曰房曰杜，而民之慘或在腹，已如色聲，色通自明之目而先得見，聲通自傾之耳而先得聞，則林清之亂，將不起於集靈囿，洪、楊之師，將不興於金田。反之，又或林清早變為金田，金田早變為辛亥，因而國家願治，大可先百年而得治，國家已亂，容或後百年而始亂，善人為邦，勝殘去殺，夫是之謂眎民。“帝眎民情，匪幽匪明”，此非幽而不聞不見，亦非明而共聞共見，夫是之謂眎民。
咸豐間，清軍統帥胡林翼觀兵於皖公山側，忽見江流中兩小輪連艫上駛，疾如飛霆，不覺大驚失色，暗謂內憂不足平，而中國將來之隱患，卻在此不在彼。又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三日，英國兵船頭目、署水師提督葛肋西，來見別一湘帥[52]，稱該國商船，自漢口赴上海，至安慶被扣，請即發還。湘帥拒絶，派李鴻章查明交還，並批數語於後曰：“縱橫中原，無以禦之，為之憂悸。”此與胡林翼同一心理，時林翼剛歿不久，〔林翼以是年八月卒於軍。〕可能生時兩人曾核計過此一隱憂。顧向後十餘年，而至同治癸酉六月，年未及冠之清帝載淳，親臨紫光閣受“外夷”覲禮，時以國書至者，號稱有五國之“陪臣”，禮成，俱悚惕不敢仰視，恭王奕訢在場，至以北諺“草雞毛”，訕笑法使，狀至抗傲。此愛新覺羅君臣，對同一外來事件，而有一憂一慢，絶對不同之看法，不意人之度量相越，至於如此。易詞言之：胡等之慘在腹，而淳、訢見色如不見，聞聲如不聞，中國近百餘年來，外患之繼內亂而起，險象環生，形形色色，見仁見智，各各不同。洎至公曆一九四九年，國有眞先知、眞先覺出，而人民政權成長，始將內外變亂之兩種根芽，芟夷淨盡。聿懷慘毒，遺恨終存，讀子厚《眎民》一章，猶不禁慄慄危懼，期吾國人崇仰眞先知、眞先覺，而勿驕、勿矜，奮力前邁，並殷鑒夏后以警往，智效乾鵲[53]以知來云。
子厚之《春秋》學
子厚於《三傳》獨不信《左氏》，蓋以其推天引神而惡之，質之子厚為學本質，理固然也。顧子厚為《故襄陽丞趙君誌》，非微文仿《左氏》，而其神卜者秦誗之說，來蕝者曹信之助，命意幾與《左氏》全無差異，吾幾不信子厚能有此一作法，姑不具論。除《左氏》外，子厚於《公》、《穀》二傳皆特嗜，然特嗜者嗜其文，而不涉及義，以言義也，則子厚願掃於陸先生之門，而唯文通之說是從，凡子厚之治《春秋》，大較如此而已。
陸淳者，與趙匡相從而受學於啖助，質言之：子厚之學即啖助之學。《新書·儒學傳贊》曰：
《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剗挾書令[54]，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55]，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56]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57]，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就，而自為紛紛，助所階[58]已。
由右看來，啖助之治《春秋》，在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其卒也，不免穿鑿詭辨，自為紛紛，於是助之所為，陸淳不能不分任其責，進而淳所負責，子厚亦相與共承焉。
嘗論漢人治《春秋》，大抵各專一經，自名絶學，以至《左氏》不立學官，劉歆詒書太常[59]，齗齗以爭。至唐則如啖、趙、陸、柳諸家，乃通《三傳》而合治之，風尙所趨，逶迤至於清末，而皮鹿門[60]，而鄭東父，黨同門、妒道眞之弊以終。
鄭東父者，名杲，山東即墨人，光緖五年，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晚主講濼源書院，湖南何紹基[61]舊撰杖都講所也。講學宗旨，馬其昶[62]通伯嘗為立傳以明之：
君之學，自經訓史傳，朝章國故，以逮百家眾說，無所不涉，而獨耽於經，於經無所不致其力，而尤莫篤於《春秋》。君之言曰：古者入學，祭先聖、先師，先聖作經，先師述之為傳，今欲明聖人之經，必自篤信先師之傳始。如《易》有《十翼》，《春秋》有《三傳》，《禮》有《記》，有《喪服傳》，有《周官禮》，《詩》有《序》、《傳》，《書》亦有《序》、《大傳》，又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為《五經》之總傳，苟據此以求聖人之意，十可七、八得。自唐後儒者多不信古傳，而自立新說，經之難明，固無惑焉。其說《春秋》也，《三傳》錯出，必求其通，以謂《左氏》明魯史舊章，《二傳》則孔子推廣新意，口授傳指。《公羊》明魯道者也，《穀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則備載當時行用之道，當時行用之道，霸道也。所以必明魯道者，為人子孫，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則損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聖人崛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其為說兼綜《三傳》，若瓜蔓然，牽引連亙，不相違害，而尤兢兢於事天、事君與親之辨。謂《春秋》首致謹於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人知即位之為君道，而不知其為子道也。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必能為父之子，而後能為天之子矣。《春秋》之有三正，由其有天、君、父之三命也，春者天也，王者君也，正月者父也。將以備責三正，而單舉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親為始也。
《三傳》合治以求其通，乃知《公羊》明魯道，《穀梁》明王道，《左氏》明霸道，東父於此用力最勤，手稿盈尺，書成未及刊行，年四十九積勞以沒。稿近為吾所得，願假數年之力，將由子厚及有唐諸賢，以逮清末皮、鄭諸家，合攻《三傳》之所得伊何，窮源竟委以表襮於世，冀達古為今用之最大績效，以無負乎千年相望之兩代大儒如柳、如鄭之畢生工力，誠所馨香以祝之爾，何敢必也？
朱竹垞[63]陸氏《春秋》三書序
序云：
唐丹陽主簿趙州啖助，考《春秋》三傳短長，撰《集傳》，復攝綱條為《統例》。助卒，其子異裒錄遺稿，於是門人、洋州刺史河東趙匡損益之，而給事中陸淳師事匡，纂會其文，為《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撰《集注〈春秋〉》二十卷，《微旨》三卷，《辨疑》七卷。《集注》自元已亡，而《纂例》及《辨疑》、《微旨》三書，延祐中，從集賢學士曲出之請，鋟板江西行省。魏、晉以前，說《春秋》者，創通大義而已，有所未通，則沒而不說，又或自亂其義。自杜元凱[64]以例釋《左氏》，其說有正例、變例、非例之分，別為五體，以尋經傳之微旨，言《春秋》者宗之，然猶略而未該，至三子書出，例乃大備，庶乎絲麻冠屨之不紊，其有功於《春秋》甚大。淳為韋執誼所援，得侍講東宮，柳子厚因執弟子禮，歸安朱臨序是書，謂子厚文章宗匠，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肯事以為師，獨肯執弟子禮於陸氏，以此推陸氏之學。要之子厚之師陸氏，特出於黨人一時附和，正未足以是為輕重也。然唐人所尚者詩賦，往往未暇究明經義，陸氏獨能傳習其師說，通聖人之書於後世，其賢有過人者。當其時蔡廣成以《易》，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以顯於時。今其書俱不傳，惟三子書僅存，錢唐龔主事蘅圃[65]刻而傳之，功不在曲出下矣。
竹垞此文，於《春秋》三書著錄原委，敘論綦詳，自魏、晉中經杜元凱逮夫三子，凡《春秋》正、變各例，漸出漸備，底於大成，以陸淳纂會其文之功為最大。淳附二王、劉、柳，得為東宮侍講，書入柳子厚之手，子厚因約僚宷相從而師之，學乃驟爾盛大，以至相沿弗替。宋歸安朱臨，字正夫，從胡瑗受《春秋》，而獨好陸淳之學，將陸著序而行之，此一中途推廣之力，堅韌非常。獨臨鑑識不精，謂柳應師韓而不之師，詎知韓年事略高於柳，柳學力遠優於韓，生前時名卓犖，柳尤出韓之右，此而相師，將誰師誰？正夫見不到此，遽謂柳不師韓而師陸，指為陸學突出之證，鄙哉正夫，而竹垞更為顢頇，彼甚至謂柳之師陸，乃緣黨人一時附和。夫紹述漢廷澆風弊俗，將學術引入利祿之途，使學與黨渾為一談，試問子厚豈其人乎？竹垞又謂：陸氏傳習師說，乃為唐人崇尙詩賦、不究經義之惡風，補偏而救蔽，其說尤陋，果爾，則陸氏者，無過一捧高頭講章之村夫子爾，何足貴哉？曲出者，一作曲樞，西土人，元延祐中集賢學士、兼太保，甚得仁宗倚任，言右列三書有益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鋟梓，以廣其傳，從之。清龔蘅圃，名翔麟，錢唐人，康熙間副貢，官御史，竹垞言刻書之功不在曲出下，此說明陸淳之學，在清廷如李光地即篤信之，不能與此無關。
禮樂為虛器論
一
蘇子瞻《報江季恭〔端禮〕書》，大非子厚，謂“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語見《邵博聞見錄》[66]卷十五。〕”夫以天人為不相知，子厚於《天說》明著之，此固顯白易曉，至以禮樂為虛器，則《子厚全集》中，並無一文一札公然唱導，不識子瞻何以知之？吾敢謂子瞻以此短子厚，乃即子厚之最長處，吾不識吾之所見，是否與子瞻相同？姑試論之，以諗[67]來哲。
子厚平生論政，以民生為指歸，凡政無涉於民，即不得謂之為政，國而不先為民計算利害，即萬萬不足以立國。子厚文中標榜世用，夫世用者何？乃民用也，凡於民用無益者，縱號曰聖人之道，亦一文不値，所當從而吐棄，請試持此觀點，體察禮樂。
中國之聖經賢傳，首言“禮不下庶人”[68]，禮不下庶人者，謂庶人粗品，用不著禮，禮原本不為粗人打算，因而粗人無需講禮，故禮不及之也。子厚著文，從不言禮，獨《四維論》有一語曰：“履之斯為禮。”夫履者屨也，以屨加足，及以足著地，斯曰“履之”，今禮旣不下庶人，於是國中百分九十以上之人，足跡踏不到禮之所在。跟上二義，凡國之有禮，全為一小撮人之體面及享樂而設，與國家大部分人無關，而此大部分人，又正是國家之支柱，缺少一人不得。顧國家必創設此一套虛偽儀式，供一小撮人之娛樂，而排斥絶大部分人在外，此謚之曰無益於世用，界說全然無誤，惟樂亦然。子瞻謂柳子之學，以禮樂為虛器，此並未使子厚受着委屈，而恰一矢中的，道着子厚論政之中心理想。
子厚文論樂者有兩首：一《故祕書郎姜君誌》，姜君者，“開元皇帝外孫也，好游嗜音，以生貴富畜妓，能傳宮中聲，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尙識承平王孫故態”，此一事也。又一事，則《外集》所載《箏郭師誌》，“父爽，雲中大將，生善音，能鼓十三絃，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掔，[69]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若而開元皇帝外孫，若而雲中大將之子，與平民何關？若而人者，即天生音樂長才，能召風雨而泣鬼神，於民間有何用處？由是以益於世用而言，將樂與禮摽而出之於無何有之鄉，並號之曰“虛器”，以示與人民絶緣，其誰曰不宜？
然則國家眞可無需禮樂矣乎？曰：否，人為萬物之靈，故不能不節制其行動，以示別於禽獸，於是而全民一致之禮，原不可一日缺。劉夢得序子厚文，首言“八音與政通”[70]，全民之政，安得無音以調之？由是禮樂也者，必首先與民用調協一致，而吾之論點，勢需以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為限斷，凡前乎此，一切有違於世用之舊禮樂皆廢，凡後乎此，一切有合乎世用之新禮樂以興。柳子厚之禮樂虛器論，其眞價亦必至此而始旁推交通，暢然明白，蘇子瞻提供反面論點，以表顯相輔相成之能，尤為深切而著明。
論畢，還有一義，應須附帶說明者，則《禮經》又言：“刑不上大夫”[71]是也。刑不上大夫者何？或妄稱：“人而官至上大夫，刑不涉焉，中下大夫，刑仍不免”，非也。夫上者下之對，刑不上大夫，在吾之經傳，與“禮不下庶人”為對文。禮不下庶人，旣為禮不下及於庶人，則刑不上大夫，即為刑不上侵於大夫，固不問大夫之為上、中、下也。謂凡為大夫者，一切肉體之刑皆侵犯不到，此雖唐、明兩代之廷杖，形為例外，而唐、明以前之經典，其所設藩籬確不越是。賈誼為漢策治安曰：“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曰及、曰至，語意更顯。蓋在昔聖人立法，認為禮者制人於未然，刑者罰人於事後，禮與刑者，遙相控摶，互為出入。後漢陳寵曾為奏議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三百[72]，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73]此其理致誠不為不高，一及設施，乃反成為鑿枘，何以故？以禮者專為媚上，刑者專為懾下，馴致上雖刑責不到，而骫骳[74]於禮，下竟禮義不齒，而困斃於刑，古聖禮、刑制約之意全失，輓近官民荼毒之局難迴。《尙書大傳》曰：“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刑是以繁。”“無禮而齊之”一語，最中肯綮，蓋禮旣不下於庶人，而又以不及之禮，於刑科之，刑安得不繁？誠不料封建社會禮與刑之背反本旨，所為脫輻及悖謬之程度，造成階級弊害，一至於此。然則中國之禮教也者，錯雜糜爛，以至公曆一九四九年，而欲免除一次澈底革命，又焉可得？
陽湖惲子居論三代因革，有數語最精刻。曰：
禮樂之微，非百姓所能窺也，且行之於天子、諸侯者十之五、六，行之於大夫、士者十而三、四，其在野者略焉而已。
嘗試思之：天子、諸侯與大夫、士也者，以數量計，在全人口中當占幾何？如曩所言，亦不足百分五之一小撮人而已。今為國家創業垂統，誼需平章庶績，藻繪羣情，以示天下之大公而無外，顧乃於制禮作樂之初，妄以十之五、六歸之天子、諸侯，以十之三、四歸之大夫、士，而國中百分之九十、乃至九十五以上之絶大多數，竟不得斜目而視，側足而踐，則通國中將何賴有此禮樂者為？更進一步言之：國人將何賴有此國家為？彼惲子居者流，侈言因革，而不悟國民絶大多數所不能參預之事，應即人情甚不便之所在。徒然苟且乎因，不解芟夷焉革，以致本國周旋膠漆於治亂循環之局，亙二千年而一步不得移動，斯誠柳子厚之罪人，而為公曆一九四九年解放大革命之的彀，號曰虛器，而又何詬焉？
二
朱晦菴草《讀唐志》一文，開筆即提數語曰：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
此“禮樂為虛名”，與蘇子瞻譴責子厚禮樂為虛器，廑一字之差別，而用意是否相同？曰：意同，雖然，同中有異。同中有異奈何？曰：其異在時。
何謂時？歐陽子之指斥禮樂為虛名，乃在三代而下，意若曰：三代而上則否，子厚曰：不然，禮樂為虛器，自始即為虛器，固無分乎三代之下若上也。蓋禮樂之為虛、為實，其要在質，在度與數。曰質、曰度、曰數，從禮樂之始生，即儼然具存，此其故經二千餘年，直至清之中葉，陽湖惲敬始明白道出，語具上篇，即不重贅。
嘗謂中國儒生之論治，首病朦混，朦混而積之久也，遂若以為眞有其事，竟居之而不疑，此其理老子嘗論之矣。其辭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75]曰車、曰器、曰室，皆從無而得有，及其旣得，則有之事，而非無之事也，識者因從而綜言之曰：“當其無，有有之用”，由車、器、室推及其他，莫不皆然，此老氏之精詣也，而儒家亦假用之。夫三代而上，禮樂皆達於天下，此本來無有也，而賢者日日誦之，其徒紛紛信之，久之無人敢詢其所以然，不期而“當其無，有有之用”，禮樂之自來不達者，亦或緣此而達其二、三焉，於是信仰益堅，而理論愈粹。當歐陽子之為上說也，彼果深信其有而為是言歟？抑不信而姑假是以獎借人歟？皆不可知，而如實驗之，天下事有則有，無則無，若無也而妄稱為有，即以老氏之玄奧，其說亦終於幻誕而渺無一物。能近取譬，理將易明：如近二百年來之京戲，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之間架，而帝王將相，民間之所不習也，才子佳人，農村之所不解也，封建社會亡，京戲之本質亦隨之而俱亡。亡矣，新生子姓之無從與知，遂與卵之無毛之生來無有者，於人之意識形態上，了無二致。又何況更進一步，而與言禮如山龍、藻火、粉米、黼黻、絺繡[76]之有生不接，樂如黃鐘大呂[77]、《咸池》[78]、《玉韺》[79]，以及《韶》盡善或《武》盡美[80]之從不入耳者哉？
由斯看來，歐陽永叔之說禮樂為虛名，其眞知為虛與否不可知，而其言止於塗飾愚人之耳目，柳子厚之謂禮樂為虛器，則欲矯正古來冒無作有之弊陋，而以自然衡量事物，二者迥然異趨，吾於是乎辨。
三
從來儒生持論，大抵以積非勝是之理，壓迮天下人，初明知其非而不敢抗，繼稍覺為是而相從無迕，終乃國人皆曰可而趨於一定，禮樂論其最著也。此論大師，仲尼而外，殆將首舉荀卿，而卿之立論基礎，在人性偽。其所謂偽，並不全作虛偽解，而在聖人立法，可得反乎天性，而以人為之方式，從事鞭笞使叶於一也。
此在中國振古如是，中或間執以強烈之論證，而亦無所於用。如管子云：“必衣食足然後禮義興”，蓋制禮於餓鄉，而知其必無人從，為垂死人作樂，亦審其無力傾聽。而手掌制作權之聖帝明王不顧也，謂此雜霸者之言辭，無與於聖人明罰勑法之盛。卒之荀卿之道大行，經二千年以至遜清末造，夏曾佑、梁啓超之徒，斥為蘭陵鬼[81]而大罵焉，聞者似亦終於麻痹而無所動。
柳子厚生於千餘年前，彼持禮樂虛器論，止於易世而為蘇子瞻所訕笑，並時竟絲毫無所影響，亦固其所。
至今時則不然，今時有世界革命之大潮流，有科技發展之大自然趨勢，倘子厚而仍在也，得彼登高一呼，必且響徹全球，而無足與抵攔之人。於何證之？曰：於其反面證之。
吾國舊有“三人成虎”之諺，而近蘇聯領導人名尼基塔[82]者，效法德國法西司頭目戈培爾，亦步亦趨，用所謂“謊言連說三遍即成眞理”之故技，朦蔽世界。不謂若而謊言，吾人還未及聽滿三遍，其人已傖囊遁逸，無聞於世。由此可見：眞理在今日發生力量，謊言必須退聽，吾人可得代表柳子厚，大膽向世界發言。
或問所謂謊言者何？曰：昔戰國末期，秦、齊爭為東、西帝，謂天下由兩帝控制，足保無事，無何，東帝潰，西帝在二十六年後，亦經人取而代之。今之謊言，即髣髴乎是，而且東帝不戰而潰矣，天下至以天下之力與西帝戰，戰局如何？請拭目俟之。孔子言：禮之損益，雖百世可知也[83]，由子厚以至於今，距百世猶未及半，亦何所懼而不廣為推概也哉？
《貞符》與劉定之
柳子厚作《貞符》，頌唐之德，有如下數語：
丕揚於後嗣，用垂於帝，〔釗案：帝謂憲宗。〕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德，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民，〔“民”因避唐諱，原作“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
由子厚之歿，歷六百二十餘年而至明之正統，劉定之作《宋論》，論康王構即帝位於應天府，復有如下數語：
抑宋統之幸不絶，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84]、豐[85]、崇[86]、寧[87]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絶。民之心即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此一則曰天，再則曰民，三則曰仁，三者交相斡運，以成盛治。唐憲宗之丕揚於後嗣也如是，宋高宗之不絶於舊統也亦如是，辭雖出於兩家，意乃源於一德。《貞符》若《宋論》，其中相與之誼，究為何若？易詞言之：書果子厚與劉守靜，〔定之字守靜[88]，永新人，正統翰林，官至禮部左侍郎。〕言之不期而偶合也歟？抑後者服膺於前者之說，至冒胎息之嫌而不恤也歟？吾於本編，別錄守靜雜著《論李杜韓柳》，彼曾大膽以“陰慝”[89]二字刻劃子厚，為問天下陰慝之人，解道仁為天人相合之理歟？將言出陰慝者之口，守靜毅然不以人廢言也歟？抑作者柳文失讀，竟不知子厚曾發此崇論宏議歟？又或守靜明知而故昧，圖抹煞柳文以自詡通識，並妄冀人不之覺也歟？凡此皆吾所為忐忑於懷而無能自決，因著於此以俟宏識。
魏和公之守樸論
一
魏和公[90]者，寧都三魏之季弟禮也，幼從其兄學，嘗遭笞罵，少習勞苦，能跣足步行數十里至百里，日或止一食，以膽略自詡，晚築室翠微山頂，榜曰吾廬，設圖史、筆研外，惟長榻、茶具而已，布衣優游，以老壽終。綜其生平，所守不外一樸字，以樸學大師謚之，當之無媿，有《答張一衡書》一通，錢林[91]東生《文獻徵存錄》錄之，彌有見地。因轉錄之如左：
天下去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樸去至於盡，而小人盜賊、弑逆、烝報[92]、殺戮之禍害相尋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必先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以醞釀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為。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坼貿亂之變成，兵戈、疾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芟除、廓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困慮無聊，巧詐莫能發，財竭力盡，浮靡無由作。於是噩噩渾渾，太古復出，猶秋冬凋殺，木葉盡脫，元氣悉反於根荄，而春始萌矣。而君子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於樸，則終必顛躓、覆溺而智巧窮。夫土石至樸也，峻宇雕牆、黃金白玉之璫資傅麗焉，草木之根至樸也，華實資生焉，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蓋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巧之基也。竊觀足下書指，何其樸也！人莫不自侈其家世，而足下樸言之，夙遊處於公卿大夫，而樸未嘗漓[93]，其謂僕語，亦甚樸無溢辭。因思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一、二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絲續於後，故一代有一代之盤古、中古、叔季[94]，叔季復為盤古，理固然也。足下蓋守樸君子，僕甚恨覿[95]面失之，友人見足下者，謂足下太樸，不宜任有司，其殆見足下之樸，而未見以樸為基之用者耶？僕因感足下樸而究言之。
此書與柳子厚《時令論》之精神相合，而於人民中國，剷除數千年之封建汚穢，芟夷藴崇，絶其本根[96]，而以勤儉二字領導全民，使其保持開國氣象，不令逐漸廢墜，淪於叔季，大有針芥相投[97]、兩兩契合之妙，故錄存此文，冀裕後昆，非徒孜孜摸挲文字為也。文云：“一代有一代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為盤古”，數語何等警切！吾人方從叔季逃出自竇，焉能使世界復流轉到叔季乎？然則如之何而可免？曰：守樸。
二
吾見叔子〔叔子即和公叔兄禧。〕與某撫軍書，有如下一段：
撫軍莫先於清吏，吏清而後民安，民安而後可以行法，法行而後政舉，政舉而後禮教興，禮教興而後風俗成，故撫軍者必久於其道，五年而政舉，十年而俗成者，大較然也。夫為政至於俗成，則雖百數十年之後，天地之氣運有時而移，國家之政教有時衰息，而其民皆循禮守分，藹然有士君子之風，唐魏之勤儉，鄒魯之文學，此其徵也，古人所謂浹肌膚、淪骨髓者，道不越此。
此書與和公共張一衡所討論者，大相吻合。和公主樸，叔子主勤儉，和公主留樸以還天地，而使國家長治久安，無盤古、中古、叔季之別，叔子主久於其道而化成，以至浹肌膚，淪骨髓，天地之氣運，與國家之政教是一是二，不相違迕。綜而言之：二魏之精神，皆取則於柳子厚《晉問》卒章所謂：遵堯遺風，以堯為準，馴致太平之美善理論。有唐魏之勤儉，〔叔〕人用足而不淫，〔柳〕有鄒魯之文學，〔叔〕則遵分而進善，〔柳〕蓋天下去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樸去至盡，小人盜賊、弑逆、烝報、殺戮之禍害相尋，而天下亂，元氣反於根荄，使巧詐莫能發，浮靡無由作，而春始萌，太古復出。〔和〕以三家之論錯綜而紬繹之，恍若奉子厚為宗師，二魏左右疏附，專取尙儉返樸作主旨，在理想上，成立一經歷三古、絲續不衰之國家，為天地保留正氣，亶其然歟！
三
“樸”與“朴”通，樸，《說文》作“檏”，木素也，而“朴”則《說文》釋作木皮，古籍用二字，義每相通。如《史記·文帝紀》：“示敦朴為天下先”，此作“敦樸”，自無不可。《戰國策》：“范睢曰：鄭人謂玉未理者樸，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兩字互用，取其聲同。子厚於《與楊憑書》，“樸”皆作“朴”，故先詮釋其義如此。
子厚論薦舉之道，推及知人之難，謂人有無甚才能，而不言似有之者，此土木類也，如漢之周仁，三國之許靖，皆此類。此所謂無用之朴，如捧土揭木而致之廟廊之上，卒乃斷為：“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易而言之，此謂聖人尊朴，而朴乃用之於世，了無所益。由斯而談，此與曩引魏和公之守樸論，適相剌謬，是不可以不辨。
和公之論，與子厚《晉問》卒章遵堯遺風相通，乃謂一國之國是，應養成此種勤儉之習，以資遵分而進善，及通力而合作，使國家永垂於不弊，而與個人朴愚之癖性無關，以言個人朴愚，由無用而釀成有害者，又豈止周仁、許靖而已？如清初湯斌，儼然名儒也，而行部過屠夫之門，見有新婦盛妝立於門首，則命拘捕回署，押候數日，始令與老醜如鳩盤荼[98]之一品夫人相見，並責其奢濫與家道不稱而放歸，比歸，其夫已因行賄貨產而無家矣，夫婦乃雉經[99]而死，此一例也。又嘉慶初，閩浙總督汪志伊謬詡清節，壓搾屬吏，藩司李賡芸有大才，廑緣新置肩輿一款，牽連媒孽[100]，逼令自裁，天下寃之。此種朴愚賊人事例，凡通儒如子厚以逮和公，皆應深惡痛恨之不暇，安得與守樸定國之崇議閎論，倂為一談？
洪汝登與朱竹君書
歙縣洪榜，字汝登，少與休寧戴震東原友善，乾隆三十五年，獻賦天津，召試授中書。東原所作《〈孟子〉字義疏證》，汝登以為功不在禹下，撰《東原行狀》，上書學士朱筠[101]竹君曰：
前者具狀戴先生行實，俾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墓石。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102]，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為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有三：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絶，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疑於緣隙奮筆，加以詼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旣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掩所長。其一或謂：儒生可勉而為，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過辭。蓋閣下之旨，出於是三者，仰見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愼。然恐閣下尙未盡察戴氏所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可以終無辭。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程、朱也，正陸、王之失耳；非正陸、王也，闢老、釋之邪說耳；非闢老、釋也，闢夫後之學者，實為老、釋而陽為儒書，援周、孔之言，入老、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眞，而皆附於程、朱之學。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絶，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絶，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絶，即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絶也。惟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寧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粗，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繆戾如彼哉？況周、孔之書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通，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之書，非故為異同，非緣隙詼嘲，非欲奪彼與此，昭昭甚明矣。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非為宋學，即為漢學；心性之說，賈、馬、服、鄭[103]所不詳，今為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得詳。夫言性、言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諸子，及秦、漢間著書立說者多及之，其辭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以勸學立教而已。惟老聃、莊周之書，乃有沖虛之說，眞宰之名，不寄於事，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魏、晉之間，此學盛興，而諸佛書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為盛。其書本淺妄無足道，而譯者雜以老、莊之旨，緣飾其說，大暢玄風，唐傅奕[104]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書也。至乎昌黎韓氏，力闢佛、老，作為《原道》等書，使學者昭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時佛氏之說，入人旣深，則又有柳子厚之徒，謂韓氏所罪者其迹也，忿其外而遺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韞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也。[105]此說一出，後之學者，往往執是說以求之《易》、《論語》，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106]之《注》，與何氏[107]之《集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則宜其有合也。歷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論紛紜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易》、《論語》書者，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因即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108]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也。宋熙寧以後，此病日深，至於姚江王氏[109]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賈、馬、服、鄭當時，蓋無是弊。而今學者束髪受書，言理言道、言心言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辭，而其所以為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賈、馬、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說，閣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至於聞道之名，不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閣下以此為慮，此猶存後儒之見也。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夫聖之不可至蓋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談深遠者，謂之不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學道，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於閣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焉。
此一書關係絶大，乾隆朝尊韓抑柳之風，與此關鎖甚密。嘗論子厚尊經，同時於佛說之合於經者，相與尊之，此究有何罪過，而致遭人排詆如彼其烈哉？吾澄心思之，人之通過佛書而得經說，其效可使人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閒安，至親炙經說者反不能，何也？曰：人輕經而尊佛也。人輕經而尊佛奈何？曰：佛說無所為而為之，其說如何？人信其為如何？立竿見影，其效立至，經則不然。蓋經者，有利祿之途開其先，人童而習，長而用，幸則拾級可至宰相，不幸往往窮餓以死，人視作敲門磚，或涉世工具，有利陽為寶愛，否則吐棄一文不値。於是人於經說，可能全部雒誦不遺一字，至叩其立身行己何若，無慮如風馬牛之渺不相及，佛與經招致人之信與不信，其差距有如此者。夫子厚當然異是，顧子厚雖異是，而敵黨每於人不尊經，不歸咎人與經之直接關連，而認作子厚尊佛之間接誘致，從而韓、柳異同之壁壘，愈久而裂痕愈大，乃至不可收拾。〔釗案：汝登書所謂魏王氏之注，乃王肅[110]也，肅為朗子，字子雍，善賈、馬之學，撰定朗所作《易傳》。何氏《集解》，謂何晏，晏字平叔，與夏侯玄競為清談，著有《〈論語〉集解》。〕
汝登此書，正是說明此一現象，惜其人病瘵，止於為顏淵增益三年之壽而夭[111]，自後此類打穿後壁、明白曉暢之文字，不少概見。逶迤復逶迤，馴至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中國大革命成，國家有嶄新豎立公信之機會，而局面一變。
吾思之，吾重思之，天下之理，一而已矣，如得其一也，不論一為儒、為佛，為中、為西，而利祿之途截斷，工具之用掃清。內而身心性命，外而世用物宜，其間醞釀日日加深而不可割裂之連環，從而省識一國共守之約束而不可畔越。無形中人人覺有高於周、孔、程、朱之鉅人長德，朗朗然昭示的彀，初因薰習而得其安利，久乃膠結而成為儀型，如是則眞理出，公信立矣，區區韓、柳之爭，何足算哉！
光緖丁酉，吾年十六，得戴東原之《〈孟子〉字義疏證》，而酷嗜之，尤醉心於其言井田。不廑日諷誦之而已，而且手鈔一通，置於隨身枕函，漫遊歐美，甚久甚久而未之遺。今忽忽七十年矣，不料耄錄洪汝登書，不啻為東原《疏證》，作一死刑宣告，誠未料奇文欣賞、疑義與析之變換不測，一至如此。
二耕
中國社會第一弊害，乃將士與農打成兩橛，從而勞心、勞力，造成兩種階級，無自相通。子厚直至貶謫永州，纔銳感到此一不合理現象，發為吟詠，低佪不絶。如《首春逢耕者》云：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綴景未及郊，穡人先耦耕，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荊，慕隱旣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迴首烟雲橫。
此逢耕者而悟到切身素務，謂本應從事於農，無奈羈囚於此，分身不得，撫摩耒耜，款曲情深。追想遺畝故池，都付蕪沒，言下瞻依不盡，悔念如燒。此甚為《集》中沈痛深刻之作，而猶不如《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後幅一大段。〔詞見本卷《敘志詩》題下，此不錄。〕
此說到柳氏本有田、有宅，可得躬耕自樂，處賤無所謂溷濁，固窮說不上淫慆[112]，負版伐鼛，登年力役，都算靖獻於國，何事妄圖富貴以至於此？此其悔恨交幷，詞尤顯露。凡此皆指手把鋤犁，躬參耕作，並非祇以“歸田”二字，姑事烘託而已。因有“螟蛑願親燎，荼堇甘自薅”等句，清初李安溪，能暗誦此《七十韻》詩，而一字不遺。士夫身登臺閣，而心於農田村落，深有嚮往，不難一索而知，詩之感人，一至如此。其他子厚描寫田家逸趣，如《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迥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為？徒成今與昨。
此又是一番心境。晁子止曾和之云：
殘暑夜不炊，曉風吹蕭索，開門望林深，〔“林”原作“木”，疑字剝落所誤。〕引蔓修籬落。所欣塵累遠，不恨生涯薄，心事少干雲，白頭成憶昨。
唐、宋士大夫之引田家逸趣自慰，大致如此，然亦止於躬居田里，藉耕耨為嘯咏而已。清錢塘金冬心[113]，自名曰農，可信於農有宿契。自訂詩集第一首，即標題曰：“予處田野，與物無爭，賦雜體一章，頌農事也，編為告誡，以當農謠。”其詩如：
跼蹐[114]復跼蹐，壟坂筋力顫，鞭箠爾雖長，寧識牛性善？
西埭比戶忙，窄衣空掩髂，罱泥三尺渾，朝來喧築壩。
云云，亦止於躑躅道周，徘徊瞻眺，固未嘗與身心性命有關。歷代詩家，可見其眞“身畚鍤茠刺無休”，如陸龜蒙之企慕“堯舜黴瘠禹胼胝”[115]者，居絶少數。吾嘗讀汪大紳〔縉〕之《二耕草堂記》，二耕者何？大紳未加說明，吾竊以為以手足耕者耕也，以目耕者亦耕，二耕相合，始通勞心、勞力之郵。
二耕草堂者，明許中書[116]故址，所謂梅華墅[117]者也，今為我家別業，地在甫里，慕甫里陸先生[118]之風，以“二耕”名其堂焉。季晉[119]曾居其地，數月歸告我曰：地與海藏寺相連，得我兩人讀書其中，吚唔聲與鐘磬聲相應，乃大佳也。予愛其言有味，每欲踐其約，而季晉亡矣。季晉在日，予足跡偶及而已，未能賞其趣也，至是留數日樂之，為作詩狀其景物焉。予家住楓橋，山水之勝，舉足即是，偶向李四禹定誇之，禹定亦向予誇圓妙觀中看歸鴉之勝，予笑而薄之。禹定於薄暮時，固要予至觀中，見枯樹撐天，橫雲遠帶點點歸鴉，度反照而下，須臾滿樹顛矣，予乃識禹定會心處。於時季晉尙在也，偶舉示之，季晉曰：吾在二耕堂已飽觀此景矣，今至其地良然。予又嘗與季晉言耕讀之樂，茫茫浮世，惟此二事佳，又言我輩所以不如古人，能讀不能耕耳。季晉曰：耕似差劣，似不足學也，予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耕即是學耳，且舜亦耕於歷山矣，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安知其不在耕耶？季晉曰：我輩文士耳，安能遽及於此？已而與季晉出遊田間，當菜華盛開時，予指向季晉曰：似此大文章，我輩閣筆矣。及觀插秧，見野人隨手插去，不失尺寸，復指向季晉曰：文入妙來，安能爾耶？季晉因而歎曰：旨哉阿兄之言耕也，即耕即學，吾固未敢為兄保任，然與天隨輩相頡頏，殆可無愧色，其名二耕堂也宜哉，為作記以道之。
文中以菜花盛開為大文章，及秧隨手插去，不失尺寸，為文入妙，都是身體力行，確有心得之筆。然亦不過現身說法，為一己安頓身心之計，至為國計民生著想，打破自來士農階級隔閡，使知識分子躬下農村，“即耕即學”，並長養子孫，使保持此一高等文化風格，則須自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人民政權確立之歲為始，始有記錄，茲姑就子厚之田家詩長謠引申，相與明志云爾。
子厚論辨大膽
嘗論自賈誼、馬遷以下，逮至中唐，論辨第一膽大者，應推子厚，以子厚敢於非聖，敢於反經而無所顧恤也。
或謂韓退之《石鼓歌》：“陋儒編詩不收入”一語為侮聖，然此或退之不自覺，抑竟不知而為之，子厚則不然。如《貞符》反對封禪，舉古來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妖淫嚚昏、詭譎濶誕之例，一掃而空之，何義門即謂玄鳥、巨跡，出於《雅》、《頌》[120]，子厚指訿，未免荒謬，而子厚決不顧。
獨子厚直詆周、孔認為過甚時，亦運用折旋之法，以資緩頰，如《桐葉封弟辯》：以“或曰：史佚成之”結尾，又《守道論》：“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俱別覓帶罪羊，為緩衝地，而用意仍自堅硬不拔。
《天爵論》曰：“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此與“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或“民無得而踰焉”等語，適相背反。夫曰庸夫轉瞬即為仲尼，此乃從正面侮辱孔子，他人決不敢說。
庸夫為仲尼，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不同，蓋堯之後有舜，舜之前有堯，即是人皆可為之明證，至仲尼則否。自生民以來，仲尼祗一，不可能有二，如明明所擬為不可能，而曰授之即是，此是欺人，如謂授之即是，而準能做到，此是侮聖，二者必居其一。今子厚不畏侮聖，故言之斬截如是，至子厚一生不作欺人之談，則人人皆知，不待言也，是之謂大膽。
蘇子瞻奏劾王介甫變法[121]，提出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惜、祖宗不足法三大罪案，然此子瞻空言恫喝而已，介甫並不敢自承。顧罪案雖祗空言，子瞻卻避去“聖人不足法”，或“聖人之言不足畏”一款而不提，介甫之更不敢自承，從可推知，若夫子厚，則毅然宣於眾曰：“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
湯、武革命，號應乎天而順乎人，由子厚看來，此並不足以號革命。《封建論》曰：“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是何也？“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由是推之，吾人在“革命”二字上，可得一嶄新界說。蓋凡天下不能排除不得已，即夠不上說革命，設吾人欲在一國而實行革命，必須儘所有不得已之障礙，或明或暗，或大或小，或近或遠，一切摧陷而廓清之，始足以言革命化。夫革命化者，柳志也，在子厚所用之字典上，定翻不着“不得已”之一術語，何以故？以此術語適與革命化兩不相容故。惟其然也，此推之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由唐以來，一千餘年，至今日而益信。
邵博太息蘇子瞻《志林》百篇，未克竣事，而稱許其一生持論，以論定武王非聖人[122]為最偉，以見自嵇康以來，薄湯、武蓋為人所不敢嘗試之訿議也，此在子厚，不問而知其了無所謂。顧品藻人物，毀人之共賢者是一面，譽人之不賢者又是一面，子厚所為《舜禹之事》一文，以曹魏繫之人民，使與漢之自絶於民，成一對比，此議亦發前人之所不敢發。晏殊謂文非子厚作，亦震而為之辭耳，固非有韋籌博士之論證存焉也。
道與世用
或問余曰，人之恆言，文以載道，究竟所載是何道也？為道字下一確詁，應作何說法？余遲疑久之而不能答。試思韓退之以道統自任，道字如何說法，自應先向此公求得解釋。夫《原道》號稱千古之至文，提筆即強為道下一界說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然吾人未嘗請韓公補充《說文解字》，或新纂《倉頡遺書》，此種說明語原之直訓，於後人所為經國大計，能作何種指示乎？甚矣！吾人第一步問道於韓公，不能不認為大大失望也。輓近包愼伯世臣[123]，似曾窺得此中竅要，而與楊季子[124]論之曰：
竊謂自唐氏[125]有為古文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說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126]，然道附於事而統於禮。子思歎聖道之大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127]，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緩民事，以養以教，至養民之制，教民之法，則亦無不本於禮。其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事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乃用力於推究其事，而子瞻尤為達者。然門面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
“其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事”一句，是關目語，退之曾講述明白曰：“道與德為虛位”[128]，愼伯於此綽有領會。獨愼伯謂“子厚和之”。夫子厚是否與退之相同，亦復“虛言道以張其事”者，此吾以為大大不然。
退之雖虛言道，而由是而之之所謂“是”卻不虛，蓋君者，由君之地位而之，則出令，臣者，由臣之地位而之，則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者由民之地位而之，則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以言子厚，顧大謬不然，子厚以為唐之受命出於民，民旣以天命手授於唐，是惟有民誅不聽令之唐，唐何能加誅於民乎？惟如此也，韓、柳兩公同言道，同是虛言，而實質顯有兩兩背反之異致。
或曰：柳之道異於韓矣，子盍試為詁之？曰：子厚曰：“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蓋子厚崇民至上，即聖人之道，有不便於民者，亦應在吐棄之列，反之，凡有益於民之用，不問其語言出自何人，舉所推崇。於是吾人可得就此為道作達詁曰：凡有益於民之用者曰道，斯詁也，本編曾續續依事加以說明，而此祇最後為點睛而已。吾嘗謂子厚之學，可名之曰用學，此可見用之時義綦大，不具長篇廣幅，無能敍述井井，惟此非本篇主旨，即不備論。
愼伯與楊季子所論，有曰法，有曰禮，有曰教養，時代由唐及宋，人物由韓、柳到歐、蘇，範圍爾廣，無取覼縷。又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正面論也，負面則為大刑三百，五刑之屬三千[129]。蓋古聖人設制，禮與刑交相映合，凡出於禮即入於刑，施行一即影響到二。愼伯《韓集》寢饋之功不深，祇知向功令之所要求發言，不知韓論之精髓，固在刑而不在禮，以致下斷輒浮而不切，於韓、柳異致之祕要，無所開發，願更端待之他日，暫不煩言。
敘志詩
一
《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乃《集》中寫實明志之名篇，從發願歸耕至“茲焉畢命”，共寫成十六韻之多如下：
安得奉皇靈，在宥[130]解天弢[131]？歸誠慰松梓[132]，陳力開蓬蒿。卜室[133]有鄠杜，名田占灃澇，磻谿近餘基，阿城連故濠。螟蛑願親燎，荼堇甘自薅，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繅，及骭[134]足為溫，滿腹寧復饕？安將蒯及菅[135]，誰慕粱與膏？弋林敺雀鷃，漁澤從鰌魛，觀象嘉素履[136]，陳《詩》謝干旄[137]。方託麋鹿羣，敢同騏驥槽？處賤無溷濁，固窮匪淫慆[138]。踉蹌辭束縛，悅懌換煎熬，登年徒負版[139]，興役趨伐鼛[140]。目眩絶渾渾[141]，耳喧息嘈嘈，茲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
此從獲赦許其歸田寫起。歸誠慰松梓者，謂家世本農，可得繼祖志而慰先靈。“鄠杜”、“灃澇”兩語，謂原有莊田，位此等地，其《致許孟容書》：“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云云，所指殆同一事。灃水出鄠南，澇水出鄠北，磻溪、阿城，皆確指地望，磻溪在鳳翔府，阿城當即《許書》中之城西。“親燎”、“自薅”，連下若干語，皆表示躬親農事，不賴傭工。《集》中如《首春逢耕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荊”，以示明農有素，田園將蕪，慕隱圖功，此物此志。又如《夏初雨後尋愚溪》：“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溪居》：“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皆示一切躬自為之，並不假手村僮。其曰“處賤無溷濁”，尤示與同工者同食、同住，不分貴賤，固窮匪淫慆，謂同是窮苦工人，不敢欺侮恣虐於人。悅懌換煎熬，以及下之“負版”、“伐鼛”，則由農而之工，大顯《眎民》詩中：“左右惟一，出入惟同”之流風，永懷不忒。此詩直吐露子厚融和四民、窮亦兼善之貞固素履，千古一人。
右詩李安溪〔光地〕，曾於客讌中當筵記錄一通，不遺一字，此等暗誦強記之功，媿服無地，以本編別有陳述，不贅於此。
二
由三代而下逮中唐柳子厚時期，再由柳子厚下逮公曆一九四九年，此一漫長兩千餘年之歲月，士與農遠遠隔絶，無能收四民左右惟同之效也，殆成國家痼疾，幾於無法醫治。吾嘗欲於兩千餘年中，搜索富有農田情愫之文人，作一長編記載，而殊苦適例難得，徒呼負負[142]。偶在《清史稿》[143]內，瞥見康熙間一毫不知名之宗室書諴，為鄭親王濟爾哈朗裔孫，年四十即託疾去官，邸有餘隙地，盡種蔬菜，手執畚鎛，從事習勞以為樂云云，因不勝喜悅而錄存之。特緣此而欲求得較為知名之文儒碩學，與此一例交相印合，竟爾埴擿冥行[144]，而終於無何有？揚州八怪之鄭燮[145]，所著《道情》，貌似發揮農事珍聞，然亦止於擺弄七品官架子，並暴露沒落文人之虛憍惡習，未見與農民沆瀣一氣。吾每讀名僧靈澈[146]之詩而善之，所謂“諸公盡說歸田好，林下何曾見一人？”[147]吾誠長吟詠歎，認為去事實非遠。凡此皆吾錄子厚《敘志》詩次之雜亂思潮，不時湧現，以謂不得今時院校師生、文員部伍，爭先上山下鄉之大躍進，將見子厚所挾打通四民蔽障、大開民路之崇高標格，永遠無從達到，輒不禁慷慨而重言之如右。
三
子厚言溝通四民，有士、有農、有工、有賈而不及兵，此子厚當時論事之局限性使然，了無足怪。竊思吾文人之仇視於兵，職為千古不易之蔽習，曩司馬子長，見李陵能與士卒同甘苦，以為有國士風，即足證實子長思致高遠，非餘子可及。吾鄉屠伯某[148]罪惡之不可恕，吾以為不廑在招致農民子弟，助桀為虐，而尤在自售高名，以兵權讓之淮軍，毫無復員部署，即行解散部隊，坐視若輩流為寇盜，重復濫殺，南京三牌樓案[149]始末，閱之誰不寒心？此一歷史公案，亦須歸納於一九四九年之大改革，而始得到結束，兵始獲列於上流，而進為國家之主人翁。吾於論子厚《敘志》詩竟，輒復循次及之，此子厚雖不言，而心懷之也必久，吾敢斷子厚聞之，定如《與蕭思謙書》：謂“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云。
田家三首
诗曰：
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舍眠，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烟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疏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依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扑恣狼籍，努力愼經營，肌膚眞可惜，迎新在此歲，惟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隄岸，陂水寒更淥。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疏，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愼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
《田家三首》，乃子厚代表農民之控訴書，諸注家謂是點染田園本色之清眞語，饒有淵明風味，何啻癡人說夢！
蓐食：《左》，晨炊蓐食[150]，注：未起而牀蓐中食也。[151]
飛飛來烏鳶：謂烏鳶聞耒耜聲而飛來攫食，此暗示無田可耕之二流子不少。
持用窮歲年：《植靈壽木》“持用資徒行”，同一使“持”、“用”字。“用”猶言“以”，彼謂持靈壽木以資徒行，此則謂持筋力事以窮歲年也。至《酬賈鵬山人》[152]“幽貞夙有慕，持以延清風”，謂持幽貞以延清風也，則直使“以”，不使“用”矣。窮歲年者，謂年年如是，以至於死，此直貫下四句，語意十分寃苦。鐘惺謂：“結得味永，似儲、王諸詩”[153]，斯眞隔靴搔癢，吾揣竟陵未必了解子厚作何言語。
聊就空舍眠：舍，諸本作“自”，釗案，作“舍”者是。
第一首訴說農民等於永不翻身之農奴，此謎直至公曆一九四九年大革命成功，而始衝破，換而言之：子厚歿後，此一農民孽障，還沿襲了一千年。諸公道是淵明風味，則“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豈今日之農村訴苦會上，猶盼望有人頌揚祖先曾享受清福耶？
“庭際秋蟲鳴”四句：是農談時村中景象，“機杼空倚壁”為關目語。
“各言”下八句：皆轉述里胥之語，蔣注：“援吏胥來說，便鬆暢，是亦《捕蛇者說》光景。”說諦。
努力愼經營：“愼”字如此用，下每含否定意。此謂里胥告農民，不要做冒犯公家之事，第三首“昏黑愼原陸”，其“愼”字用法亦同，謂日一入暮，即不可在道路上行走也。
蒺藜，是置諸道路、禁人通行之障礙物，此用生蒺藜，或用鐡蒺藜，都不一定。隄岸是風景區，亦禁農民擔柴火、或他種笨重物通行。
第三首謂農民終日勞動，惟日暮始有餘隙樵牧，但此時野鳥都須棲宿，農民反找不著通行道路，迷失方向。於是田翁笑語相念：諸公傍晚，以不出門脚踏塗路為是。
農民行路且無自由，其他所受桎梏可想，“厭”同“饜飫”之“饜”。末謂今年幸而比往年稍稍豐收一些，但仍連稍厚一點之饘粥，也吃不飽。釗案：首章結聯：“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從文字面貌看，與《禮記》謂：“良工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意義無甚差別。惟將上一聯：“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舍眠”，仔細玩味，則農夫世受窮困，永無終期，其內心之疾痛慘怛，距踊紙上。
嘗論中國人口，農民占百分九十五以上，此並非於今為烈，反之，古農民比分祇有高於今，而決不會低。惟其然也，子厚作《眎民》詩，實不啻眎農詩。倘對此占人口絶大部分之農，不能打破其階層，而使其他階層曰士、曰工、曰商、曰兵，在國家統“攝引”〔今日謂之領導。〕之下，與之時而匯合，時而分工，形象做到“左右惟一，出入惟同”，績效達到“其風旣流，品物載休”，夫不如是，國家將無大開民路而大和會之一日。君子讀子厚《田家三首》，證以《眎民》詩建設社會之最高主旨，而相與劑焉質焉，以崇其成，將不能不有如右想像，吾於是乎書。
章實齋《原道》書後
章實齋著《原道》上、中、下三篇，迥異乎韓退之之所為，以吾所見，實齋頗有取於柳子厚之《封建論》。試為核之：
柳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彼封建者，……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
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
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
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
章
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
三人居室，旣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
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
孰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
周公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
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
實齋立論，其間架一本諸子厚，旣如右述，然子厚從名家入，實齋嘗宣稱矣，須知名家詁“名”，其德有涵有蓄。何謂涵？凡名聞而義見者曰涵；何謂蓄？凡名熟視而義可推定者曰蓄。實齋《原道》，旣列舉其涵義爾爾，復從而推定焉曰：“學於聖人，斯為賢人，學於賢人，斯為君子，學於眾人，斯為聖人。”嘻！此道之所蓄應如是也，子厚論中未之顯言，而旁推交通，可得於焉結穴。蓋其作《貞符》曾嶄嶄宣示曰：“唐之受命，不于天，于其民”，熟視此語而推定其義，勢不能外於實齋之所論斷：凡不學於眾人，即不得為聖人。何以言之？夫民者授命於朝，不論其朝為唐為某，而要視民為國家威令之所從出，凡國家威令之所從出，即不得不尊為人民智慧之所從生。智慧何在？斯學習何在？聖人雖聖，智慧要下於人民一等，如之何不學？古之言曰：王者往也，斯如今之言曰：從羣眾中來；古之言曰：君者羣也，斯如今之言曰：還到羣眾中去，夫“還到羣眾中去”者何？曰：學。
實齋之論出，議者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舊取憎，獨邵氏晉涵[154]宣於眾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夫《通義》者，實齋所為檃括文史之名，實齋猶子[155]廷楓[156]又為言曰：“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闢，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夫實齋持論，一切推本於民，形勢依違於柳，安得謂從未經人道過？特實齋熟精文史，筆滑輒忘其所自耳。於是從其素而言之，是之謂通義，以文論文，無妨謂之柳志。他日子厚著《天爵論》又言：“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凡此皆善學與不善學之別，人不善學，聖可一日而庸，人而善學，庸夫立見入聖，學之時義之大如此。然則學何自始？曰：始於向百姓學，易詞言之：始於到羣眾中去學。
吾曩言實齋《原道》，迥異於退之，異何在？曰：在退之不知有民，而實齋謂聖人學於百姓，實齋所謂百姓，即退之所謂民。又異於何通？曰：賴子厚之說而通，何以故？以聖人受命於民，傳曰：“禮時為大”[157]，夫時有變，即民意有變，不續續向民學，即聖人將失其所受命故，夫是之謂柳志。
柳文反封禪與王可莊
一
柳子厚為從來反封禪之唯一文家，而其所為反之之論點，以天與民對舉，亦正針對李世民而發，此誼迄不見有人論到，職為吾論壇一大缺憾。
自唐有天下，佞者爭以封禪諂李世民，旨在唐自張其有天下之功績，向天陳述而止，世民偽為謙讓，輒移功績歸之於天，此無過二五一十之欺人詭辭而已。子厚則於《貞符》篇中大聲疾呼，謂唐之有天下，與天無關，以禎祥之詞令出之，則是受命不于天。夫受命不于天，將何于也？曰：于其人，人者人民之謂，子厚為世民諱，乃略民而僅言人。
由子厚之言，天工人其代之，於是世民所為歸功與報功之別，將無任何意義可得，封禪問題，於焉芟夷藴崇，絶其本根，關一切讒賊佞臣、及無恥文人之口而奪之氣。噫嘻！子厚一言，而究休祥之奧，息千古之訟，大哉炎炎，以極於邦治，惟《貞符》有焉。
自子厚進《貞符》，越千有餘年而至清末，則見閩縣王仁堪，撰《魏公諫錄按語》，重提子厚以封禪為非一事。仁堪字可莊，光緖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正蜚聲翰苑，疊長文衡，因天災言事忤旨，而出為鎭江知府，尋遷蘇州，以勞瘵卒於官，年四十六，少子厚一歲，未竟其用，時論惜之。仁堪無文名，遺文亦不多，茲錄本篇《按語》於下：
對封禪（王仁堪）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絶，公等以為何如？公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以來，近泰山州縣，凋殘最甚，若車駕旣行，不能全無使役，此便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讓，歸之於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歸於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旣是中岳，何謝泰山？公等評議。
謹按：封禪之典，其制不見於經，惟《周頌》存《時邁》之詩[158]，《禮器》有升中之說[159]。夫燧人以前，結繩而治，必無鐫文告成之事，三代以後，祭天尙質，藉用白茅，器用陶匏，亦安得金泥玉檢？秦一主，漢二君[160]，始修封禪，諸儒議禮，大抵皆鋪陳功德之意，文中子以為秦、漢侈心[161]，誠篤論也。《冊府元龜》載：袞州刺史薛杲，以天下太平，上封禪圖，高祖謙讓不許，貞觀六年，太宗欲行封禪，惟魏徵以為不可，此後羣臣之請，疊章不輟，至十一年，始敕顏師古、朱子奢等議舊儀，十五年、二十一年，皆詔以來歲二月有事泰山，旋以星孛、河溢而止，迄太宗之世，卒未登封。夫太宗之心，何常一日忘封禪哉？太宗知鋪陳功德之說，將無以示天下，故變告天之文，以為歸美於天，以明謙讓，且思近禪嵩高，以破勞役百姓、殫竭府財之說，太宗之意旨可知矣。然終唐之世，以封禪為非者，惟柳宗元耳，賢如韓愈，猶勸憲宗，則禮意之失也，可勝救哉？
文見《王蘇州遺書》，語意平實，無甚可取，獨最後“終唐之世，非封禪者惟柳宗元一人，賢如韓愈，適得其反”數語，不啻千鈞之重，壓倒千年間學舌文人，俾同齏粉，應得大書深刻，永資警惕，用特鄭重著錄如右。嘗論仁堪宗門《困學紀聞》[162]，所為比勘韓、柳述作，大抵揚柳而抑韓。顧於子厚非毀封禪一文，最足闡明兩家政見之不同者，反而不著一字。此可知前賢之博學，往往不敵後賢之明辨，為能獨見其大，輒不禁憮然為間云。〔參看《紀聞》卷五本條〕
二
行文至此，還有一義應補充說明，即王可莊雖鄭重提出柳子厚反封禪，卻未涉及子厚天人關係之分析。昔者嘗怪林琴南探討柳文，深知“《貞符》一篇，實能超出馬〔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固〕之樊，舍天事而言人事。”顧其下又曰：“自漢、魏、兩晉，尤龐亂鉤裂，厥符不貞，將一切駁翻，不復置議。至此作一大頓，留下隋之大亂，沸湧灼爛，引起唐受天命之有據。〔語見《柳文研究法》三十四頁〕”吾震驚其說，將《貞符》細檢一遍，始終未發見“唐受天命”字樣，蓋子厚於《〈貞符〉序》中，早已申明：“臣為尙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窮之義。”將何至出爾反爾，旋謂唐受天命，竟至天人關係渾殽不清乃爾乎？吾意此琴南耄年溫故，臣精銷亡，兼沈迷於《封禪文》[163]、《洪範五行傳》[164]、《劇秦美新》[165]、《王命論》[166]、〔班〕《典引》[167]，此五家之文過久，因而命筆輒誤，殆無足深論。
封禪事不見於《詩》、《書》，獨雜霸之書《管子》，首先記載：謂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168]所記，十有二焉。所謂十有二者，指無懷、伏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及周成王而言，皆受命然後得封禪。齊桓公欲踵為之，謂己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與昔三代受命無以異。管仲折之以事，以為古之封禪，物有不召而自至者，今鳳凰、麒麟不來，而欲封禪，毋乃不可？於是桓公乃止。[169]此一典實，史遷於《封禪書》及《齊世家》重複申引，以昭鄭重。嘗論封禪之儀，古無可考，所記山川，往往不一其地，管仲所謂不召自至之物，除鳳凰、麒麟以外，亦不見多有指明。洎至漢武帝時，李少君[170]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稱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黃金，黃金成以為飲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武帝聞其說而篤信之，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劑為黃金。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卒之不死藥莫能得。〔釗案：茅坤讀《封禪書》至此段，慨然發歎，謂至是，始以封禪為不死之術。〕太史公草《封禪書》成，武帝仍見在，祗得曰：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此後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於是由漢之武帝，迤邐以逮夫唐，而達於憲宗，封禪之舊說如故，而帝王可得求藥不死，其迷惑益深植而不可爬梳。夫山人柳泌，亦不啻少君、欒大、公孫卿、越人勇之[171]流亞爾，泌言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上因以泌為台州刺史。人有以為言者，憲宗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語見《資治通鑑·唐紀》五十六。〕此元和十三年十一月事也，而十五年正月，宦者陳弘志等反，憲宗以四十三幽崩。時相隔不過一年許，而韓愈之《諫佛骨》，並即章顯於是頃。昔者嘗怪子厚《貞符》所為剖析天人不同之究極大義，旣將封禪納入淫巫瞽史之列，同時復以蚩蚩者氓，置之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172]之上，而指為有唐之所從受命，此直一打破歷史關鍵之革命學說，非韓退之區區措詞稍激之言事劄子[173]，所得並日而談。顧憲宗見韓表而震怒，幾於立置愈死，非裴度委婉善諫，則愈早為周子諒之續而無生理。至子厚進革命之章，勢將本朝國運，上天下地，浸為倒顛，而此中興天子，竟若熟視無睹[174]，恍使唐家正德，一躍而獲與一千年後如今日之大革命媲美，斯豈憲宗驟爾領悟有得耶？抑死期逼近，昏昏然靡所謂耶？史情芒昧，吾何敢知？
十七世紀中葉，法蘭西初起革命時，有天賦人權之說，盛行一時。查拉丁民族，嚮奉天主教，一切以天為主，於焉以天賦詁權，極形自然。浸假他國倡革命者，即人不屬於天主教，而亦一唱百和，勢成絶倒。前清末造，吾國醞釀革命，輒以此說為目標，人無異詞。殊不知千年前，柳子厚為《天說》，早言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知其賞罰者大謬，以柳說繩之法國天主教義，實鑿枘不可入。無如人之蹈常襲故，習與性成，吾之革命，如潮東下，天賦說亦乘流而往，無人董理。洎至最近，革命形勢迅激變化，人民始警覺到多少舊觀念之不合理，而特與檢驗，包括自漢以來受命自天之封禪典引，因並涉及三百年前法蘭西民主陳言在內，概行洗伐。吾“聞所傳於相傳，〔借袁彥伯[175]語。〕”當今有一說不脛而走，謹敷陳完吾《柳志》：
天賦人權，是一種錯誤思想。甚麽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一言蔽之：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176]
* * *
[1]獲麟：《春秋·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注：“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瑞嘉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魯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
[2]一行：即僧一行。本名張遂。唐代天文學家，編制了《大衍曆》。
[3]蒯禮卿（1857—1910）：蒯光典。蒯光典，字禮卿，安徽合肥人。光緒九年（1883）進士，授檢討，典貴州鄉試。後聘為兩湖書院監督。光緒二十四年，創辦江甯高等學堂。光緒三十二年，授淮揚海道，加按察使銜。光緒三十四年赴歐洲，任留學生監督，歲餘辭職，充京師督學局長。通訓詁，精目錄學。著有《金粟齋遺集》等。
[4]《孟子·梁惠王上》。
[5]曾子固：曾鞏，字子固。世稱“南豐先生”。
[6]孳：通“孜”。勤勉，努力不懈。《禮記·表記》：“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陳澔《集說》：“孳孳，勤勉之貌。”
[7]仡仡：勤苦貌。仡，通“劼”。
[8]語見《漢書》卷四十三《陸賈傳》。
[9]《大雅·既醉》。
[10]曾國藩日記，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條。見《曾國藩全集·日記一》，嶽麓書社，1987年版，第697頁。
[11]大東溝海戰：甲午戰爭中，中日雙方海軍主力在黃海北部海域進行的一次戰鬥。亦稱中日甲午海戰、黃海海戰。此役北洋水師失利，共損失五艘戰艦，日本聯合艦隊多艘戰艦亦遭重創，但未沉一艦。北洋艦隊自此退入威海衛，使黃海制海權落入日本聯合艦隊之手，對甲午戰爭的後期戰局具有決定性影響。
[12]《尚書·君陳》原文為：“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13]《孟子·盡心下》。
[14]《魯論》：漢代《論語》的一種本子。系魯人所傳，故名，屬今文經。
[15]《尚書·泰誓中》。
[16]《禮記·大學》。
[17]《禮記·大學》。
[18]《尚書·五子之歌》。
[19]蘇軾：《上神宗皇帝書》，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二十五，第二冊，第731頁。
[20]董仲舒：《春秋繁露》第十卷《深察名號》。
[21]剌謬：違背；悖謬。
[22]《論語·泰伯》。
[23]《論語·為政》。
[24]游其門皆天下俊傑：《文中子》卷十《關朗篇》明確說明文中子的門人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征、李靖、溫彥博、薛收等十八人；另外，在《中說》中與王通對過話的人還有楊素、賀若弼、楊玄感、李百藥、溫大雅等二十一人之多。這些人中，有些在隋末唐初是出將入相的人物，有些成為著名學者。
[25]勣：《劉禹錫集》作“績”。
[26]恂恂：溫順恭謹貌。《論語·鄉黨》：“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27]王讜：字正甫，生卒年不詳。北宋長安人。元祐年間曾任國子監丞，少府監丞。
[28]見《唐語林》卷一。
[29]其他無言文中子者：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第四：“司馬文正公作《文中子補傳》曰：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此傳述王通生平、學術較詳。是故，北宋猶有言文中子者。章氏“其他無言文中子者”之說不確。
[30]元：《柳宗元集》原文作“兄”。《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
[31]夫：《柳文指要》原文為“失”，據《柳宗元集》校改。
[32]該句在《與楊誨之第二書》，非《與楊誨之書》。
[33]該句在《與楊誨之第二書》，非《與楊誨之書》。
[34]君子而時中：《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35]在位：《漢書》原文作“即位”。見《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
[36]見《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
[37]此語見於《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不見於《漢書》卷十一《哀帝紀》。
[38]《別竇司直》詩：即《岳陽樓別竇司直》，《韓愈全集校注》（一），第246頁。“籲”，《韓愈全集校注》作“於”。
[39]應為《與楊誨之第二書》。
[40]已：《柳文指要》原文作“己”，據《柳宗元集》校改。
[41]應為《與楊誨之第二書》。
[42]太牢：指牛僧孺。因《大戴禮記·曾子天圓》有“牛曰太牢”之語，故稱。
[43]劉夢得因改文卷與太牢成隙：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三十九《牛僧孺》：“公（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
[44]吳南屏（1805—1873）：吳敏樹。吳敏樹，字本深，號南屏，別號柈湖漁叟。巴陵人。道光十二年（1832）舉人。官瀏陽縣訓導。著有《柈湖文集》、《柈湖詩錄》等。
[45]李聯琇（1820—1878）：字季瑩，號小湖。江西臨川縣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曾任福建學政、江蘇學政，致仕後主講鐘山、惜陰書院。
[46]林清之變：林清（1770—1813），直隸宛平人。年青時當過藥鋪學徒、官衙傭役和運糧船夫。嘉慶十一年（1806）加入天理教，成為坎卦教主，兼領八卦，傳教河北。與滑縣震卦教主李文成會商起事，被推為天王。嘉慶十八年（1813）九月十四日派教徒凡二百人潛入北京。次日有九十餘人在信教太監接應下，攻入皇宮，因人力單薄失敗。林清被捕處死。
[47]惲子居（1757—1817）：惲敬。惲敬，字子居，號簡堂，江蘇陽湖人。
[48]朱珪（1731—1807）：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順天府大興人。乾隆十三年（1748）進士，官至兩廣總督，吏、兵、戶部尚書，卒諡“文正”。
[49]梁章鉅：曾任廣西巡撫兼學政。
[50]鄭祖琛：曾任廣西巡撫。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事起，以防範懈怠，被革職。
[51]語出《禮記·孔子閒居》。——章士釗原注。
[52]別一湘帥：指曾國藩。事見曾國藩日記，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初三日條。《曾國藩全集·日記一》，第669頁。
[53]乾鵲：喜鵲。《淮南子·汜論》：“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注：“乾鵠，鵲也。”
[54]挾書令：秦始皇在進行焚書時實行的一項法令，除了允許官府有關部門可以藏書外，民間和個人一律不得藏書。西漢王朝初期，制度基本上是繼承秦朝，挾書令也不例外。漢惠帝四年（前191），西漢政府宣佈廢除秦始皇焚書時頒佈的挾書令。
[55]回舛：紆曲錯訛。
[56]摭訕：摭，拾取；訕，挑剔。摭訕，取捨。
[57]推著：演繹、解釋。
[58]階：憑藉，階梯。這里有引導、助成的意思。
[59]劉歆詒書太常：事見《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附劉歆傳》。
[60]皮鹿門（1850—1908）：皮錫瑞。皮錫瑞，湖南善化人。字鹿門，一字麓雲。舉人出身。三應禮部試未中，遂潛心講學著書。景仰西漢伏勝之治《尚書》，署所居名“師伏堂”，學者因稱之“師伏先生”。著有《經學歷史》、《經學通論》、《師伏堂筆記》等。
[61]何紹基（1799—1873）：字子貞，號東洲，晚號蝯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咸豐初簡四川學政，曾典福建、貴州、廣東等省鄉試。歷主山東濼源、長沙城南書院。著有《東洲草堂文鈔》、《東洲草堂詩鈔》、《說文段注駁正》等。
[62]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號抱潤翁，安徽桐城人。1916年，任清史館總纂。
[63]朱竹垞：朱彝尊，號竹垞。
[64]杜元凱：杜預。
[65]龔主事蘅圃（1658—1733）：龔翔麟。龔翔麟，字天石，號蘅圃，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年副貢生，授兵部主事。康熙三十三年考選陝西道御史。喜刻書。著有《田居詩稿》、《紅藕莊詞》等。
[66]《邵博聞見錄》：現一般稱《邵氏聞見後錄》，以與其父邵伯溫所著《邵氏聞見錄》相區別。邵博自序，《邵氏聞見後錄》系續其父《邵氏聞見錄》而作。
[67]諗：规谏，劝告。
[68]語出《禮記》。——章士釗原注。清補注：出自《禮記》之《曲禮上》。
[69]此字當作“”，音宛，或即作“腕”。——章士釗原注。
[70]八音與政通：語見劉禹錫《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
[71]《禮記·曲禮上》。
[72]三百：《後漢書》卷四十六《陳寵傳》原文作“二百”。
[73]《後漢書》卷四十六《陳寵傳》。
[74]骫骳：曲意依從，無骨氣。
[75]《道德經》第十一章。
[76]《尚書·益稷》：“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傳：“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爾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後以“黼藻”指花紋、雕刻、彩畫之屬。
[77]黃鐘大呂：黃鐘，我國古代音樂十二律中六種陽律的第一律；大呂，十二律中六種陰律的第四律。常連用形容音樂或文辭莊嚴、正大、和諧和高妙。
[78]《咸池》：古樂曲名。相傳為堯樂。一說為黃帝之樂，堯增修沿用。《禮記·樂記》：“《咸池》，備矣。”鄭玄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
[79]《韺》：帝嚳時樂名。張華《正德舞歌》：“取節《六韺》。”韓愈孟郊《城南聯句》：“歲律及郊至，古音命《韶》、《韺》。”
[80]《韶》盡善或《武》盡美：《論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81]蘭陵鬼：《史記》卷七十四《荀卿列傳》：“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荀卿卒葬蘭陵。
[82]尼基塔：即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
[83]《論語·為政》：“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84]熙：指熙寧，宋神宗的年號，公元1068年至1077年，共十年。
[85]豐：指元豐，宋神宗的年號，公元1078年至1085年，共八年。
[86]崇：指崇寧，宋徽宗的年號，公元1102年至1106年，共五年。
[87]寧：原文作“宣”。宣，指宣和，宋徽宗的年號，公元1119年至1125年，共七年。
[88]定之字守靜：《明史》卷一百七十六《劉定之傳》：“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可見，劉定之字主靜，非字守靜。《通要之部》卷六《劉定之之與韓柳》已改正為“劉定之，字主靜”。
[89]陰慝：陰險邪惡。
[90]魏禮（1630—1695）：字和公，號季子。江西寧都人。魏禧之弟。與兄魏際瑞、魏禧稱為“寧都三魏”。
[91]錢林（1762—1828）：初名福林，字叔雅，改字東生，一字志枚，號金粟，浙江仁和人。嘉慶十三年（1808）進士，歷任四川鄉試正考官、侍讀學士。撰有《玉山草堂集》、《文獻徵存錄》等。
[92]烝報：亂倫之行。烝是淫及上輩，報是淫及下輩。
[93]漓：同“離”，背離。
[94]叔季：沒落；末世。《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老志》：“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
[95]覿：見，相見。
[96]《左傳·隱公六年》：“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杜預注：“芟，刈也。夷，殺也。蕰，積也。崇，聚也。”
[97]針芥相投：亦作“鍼芥相投”。《三國志》卷五十七《虞翻傳》：“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裴松之注引三國吳韋昭《吳書》：“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磁石引針，琥珀拾芥，因以“針芥相投”謂相投契。
[98]鳩槃荼：又作弓槃荼、究槃荼、恭畔荼、拘槃荼、俱槃荼、吉槃荼、拘辨荼、鳩滿拏。是佛教神話中，一種啖人精氣維生的鬼，又譯作厭眉鬼、甕形鬼、冬瓜鬼。
[99]雉經：自縊。
[100]媒孽：酒母。比喻藉端誣罔構陷，釀成其罪。《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顏師古注引臣瓚曰：“媒謂遘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舋也。”
[101]朱筠（1729—1781）：字竹君，又字美叔，號笥河，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乾隆三十三年擢侍讀學士，後任安徽、福建學政。著有《笥河集》。
[102]《答彭進士書》：指戴震的《答彭進士允初書》。彭進士，指彭紹升。彭紹升（1740—1796），字允初，號尺木，江蘇長洲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選知縣，不就。中年皈依佛門，信從陸王心學。戴震去世前一個月，彭紹升致信戴震，指責戴反對理學。戴震作《答彭進士允初書》予以回應。
[103]賈、馬、服、鄭：賈逵、馬融、服虔、鄭玄。
[104]傅奕（555—639）：相州鄴人。曉天文曆數。唐高祖時拜太史令，武德七年（624）上疏請除去佛教。
[105]以上語見柳宗元《送僧浩初序》。
[106]王氏：指王弼。著有《〈老子〉注》、《〈周易〉注》。
[107]何氏：何晏。著有《〈論語〉集解》。
[108]眉山蘇氏：指蘇軾。蘇軾為歐陽修文集作序，名《〈六一居士集〉敘》，《蘇軾文集》第一冊，第315頁。
[109]姚江王氏：指王守仁。王守仁出生於餘姚，餘姚境內有餘姚江（亦稱姚江），故稱。
[110]登書所謂魏王氏之注乃王肅：從洪榜書中所述內容來看，王氏指王弼更準確。王弼所注之《易》，為唐孔穎達著《周易正義》所採納，《周易正義》影響很廣，在清代被收入《十三經注疏》。且王弼通佛、道之學，為魏晉玄學代表人物。這些與洪榜書中所說“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與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相合。王肅所注之《易》，影響不大，在歷史上談不上“專用魏王氏之注”。因此，章士釗此處謂“王氏之注乃王肅”，值得商榷。
[111]止於為顏淵增益三年之壽而夭：洪榜生於乾隆七年（1742），卒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享年三十五歲；顏回（淵）享年三十二歲，洪榜比顏回壽長三年。《史記》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傳》：“回年二十九，髪盡白，蚤死。”《索隱》按：《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髪白，三十二而死。”
[112]慆：貪。
[113]金農（1687—1763）：字壽門、司農，號冬心先生，浙江錢塘人。布衣終身。工詩文書法，揚州八怪之一。
[114]跼蹐：恐懼不安。
[115]堯舜黴瘠禹胼胝：《新唐書》卷一九六《隱逸列傳》：“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畚鍤，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黴瘠：黑而瘦。胼胝：手掌腳底因長期勞動摩擦而生的繭子。
[116]許中書：許自昌。許自昌，明代戲曲家、藏書家、出版家，蘇州人。四赴京會試，皆落榜。捐官，選授文華殿中書舍人（故稱“許中書”），旋辭歸。喜藏書、刻書，嘗“漁獵傳記、兩漢、四唐之業，築倉而藏之。”梅花墅即許自昌所築藏書樓，嘗藏書萬卷，清康熙《蘇州府志》載：“自昌，中書舍人，以篤行稱。構梅花墅，聚書連尾。”乾隆《蘇州府志》則稱：“梅花墅今為海藏庵。”。
[117]梅華墅：又作“梅花墅”。梅花墅在明末，與海藏曾合而為一。清初，許氏後裔將墅之一部分，舍為海藏禪院，作為許氏家庵。後來，一部歸汪氏所有，而一部則改為海藏寺。梅花墅遺址今在蘇州甪直姚家弄西。甪直今位於蘇州城東十八公里處。甪直原名為甫里。
[118]甫里陸先生：據《甫里志》載：甪直原名為甫里，因唐代詩人陸龜蒙（號甫里先生）隱居於此，故名。甫里陸先生，即指陸龜蒙。
[119]季晉：汪縉弟。
[120]玄鳥、巨跡，著於《雅》、《頌》：巨跡事見《詩經·大雅·生民》。玄鳥事見《詩經·商頌·玄鳥》。
[121]旧党司马光曾对王安石作过这样的评价：“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三）。
[122]論定武王非聖人：蘇軾《武王論》：“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
[123]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號倦翁、小倦遊閣外史，安徽涇縣人，人多稱“包安吳”。嘉慶十三年（1808）舉人，任江西新喻知縣。著有《安吳四種》等。
[124]楊季子（1797—1853）：楊亮。楊亮，原名大承，字季子，江蘇江都人。國學生。屢應鄉試不中，以先世戎勳襲三等輕車都尉。為學師從徐松，精於地理，著有《蒙古道里考》、《西域沿革圖表》等；詩文則師事李兆洛、包世臣，從漢魏六朝入手，有《世澤堂詩文集》。楊秀清攻揚州，被困城中，撰有《圍城日記》，城破，絕食而死。
[125]唐氏：唐朝。
[126]“說者曰”幾句：方苞《又書貨殖傳後》：“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見《方苞集》（上），第58頁。
[127]《禮記·中庸》。
[128]道與德為虛位：語出韓愈《原道》。
[129]五刑之屬三千：《尚書·呂刑》。
[130]在宥：《莊子·在宥》：“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後因以“在宥”指任物自在，無為而化，此指獲得自由。
[131]天弢：弓或劍的套子，引申為束縛。天弢，天的懲罰，指朝廷的處分。
[132]歸誠慰松梓：歸誠，歸順，指被赦後作一個安分守己的人。松梓，即松楸，多種於墓地，故用為墓地的代稱，此指祖墳。
[133]卜室：選擇住處。
[134]骭：小腿骨。
[135]安將蒯及菅：安：安心，滿足。將：用，享用。蒯及菅：蒯草和菅草。都是茅草之類，可用來編織。此指粗劣的衣服、鞋履、席墊等草織品。
[136]觀象嘉素履：觀象，觀察卦爻之象。古人用以測吉凶。《周易·繫辭上傳》：“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此指閱讀《易》。素履：樸實的行為。《周易·履卦》：“素履，往無咎。”
[137]陳《詩》謝干旄：陳詩，陳述《詩經》；謝，謝絕；干旄，指《詩經·鄘風·干旄》，詩意美衛文公及臣子多好善，後因用以稱顯貴者。
[138]固窮匪淫慆：固窮，固守貧窮。《論語·衛靈公》：“君子固窮。”淫慆，荒唐怠惰。
[139]登年徒負版：登年，五穀成熟的好年景。負版，帶着圖籍。《論語·鄉黨》：“式負版者。”《集解》：“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此指帶着繳納賦稅的圖籍去納稅。
[140]興役趨伐鼛：興役，徵發勞役。鼛，大鼓。古時發動役事或停止役事都以擊鼛鼓為號。《周禮·地官·鼓人》：“以鼛鼓鼓役事。”注：“鼛鼓長丈二尺。”
[141]渾渾：渾濁紛亂。陸雲《九湣·感逝》：“世渾渾其難澄。”
[142]負負：猶言慚愧、慚愧；對不起、對不起。《後漢書》卷十二《張步傳》：“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李賢注：“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
[143]《清史稿》第四百八十四卷有《書諴傳》。
[144]埴擿冥行：揚雄《法言·修身》：“擿埴索塗，冥行而已。”注：“埴，土也。盲人以杖擿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諭也。”
[145]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居士（板橋道士、板橋老人），江蘇興化人。乾隆元年（1736）進士。“揚州八怪”之一。歷官山東範縣、濰縣知縣。著有《板橋全集》。
[146]靈澈（746或749—816）：俗姓湯，字源澄，會稽人。幼出家於雲門寺。唐代著名詩僧。著有《律宗引源》。與劉禹錫、柳宗元、呂溫等過從甚密。
[147]靈澈：《東林寺酬韋丹刺史》：“年老心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梁章鉅《浪跡續談》第八卷《靈澈詩》：“‘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無不知誦此詩者，而率不知為唐詩，且不知為釋靈澈詩，且不知此詩為宋慶曆中始出。按《集古錄》云：世俗相傳此二句，以為俚諺。慶曆中，許元為發運使，因修江岸得石刻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為釋靈澈詩也。”
[148]吾鄉屠伯某：指曾國藩。曾國藩與章士釗皆湖南人，是同鄉，故章士釗稱吾鄉。
[149]南京三牌樓案：又稱江寧三牌樓案。是光緒初年震動全國的四大冤案之一。該案因光緒初年南京三牌樓發現一具無名屍體而起。按規定程式，它應由地方官查清審理。但是，兩江總督沈葆楨卻將它批給營務處總辦洪汝奎，由參將胡金傳經辦。胡金傳羅織罪名，認定這是哥老會匪內訌互相殘殺案，沈葆楨據此援引“就地正法”章程，將僧人紹宗等處斬。沈葆楨死後，江寧地方官偶獲真正兇犯，由於繼任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洪汝奎私交甚密，福建籍官僚又企圖維護沈葆楨名聲而提出諸多質疑，案延不結。最後，由清朝派欽差薛允升等前往江寧秘密審訊，才予平反。沈葆楨已死免議，胡金傳問斬，洪汝奎等一批承審官員降革流放有差。
[150]《左》，晨炊蓐食：《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晨炊蓐食”出現在《史記》中，章士釗此處說出現在《左傳》中，誤。然《左傳·文公七年》有“秣馬蓐食”一語。
[151]徐仁甫曰：《經義述聞》云：“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而云早食於寢蓐，義無取也。《方言》曰：‘蓐，厚也，食之豐厚於常，因謂之蓐食。’”見徐仁甫：《讀〈柳文指要〉劄迻》。
[152]《酬賈鵬山人》：即《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之一。在《柳宗元集》卷四十二。
[153]鐘惺《唐詩歸》：“結得味永，似儲王田居諸作。”儲，指儲光羲，儲光羲有田園詩《田家雜興》；王，指王維，王維有田園詩《田家》。鐘惺（1574—1625），字伯敬，號退谷，竟陵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與同里譚元春評選唐人詩，作《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詩，作《古詩歸》，名揚一時，形成“竟陵派”，世稱“鐘譚”。
[154]邵晉涵（1743—1796）：字與桐，號二雲，又號南江，浙江餘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進士，歷任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著有《〈爾雅〉正義》、《〈孟子〉述義》等書。
[155]猶子：指侄子。《禮記·檀弓上》：“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本指喪服而言，謂為己之子期，兄弟之子亦為期。後因稱兄弟之子為猶子。
[156]章廷楓：章學誠族侄，會稽人。嘉慶年間曾兩任海門同知。嘉慶十一年（1806）海門大災，以救災成績卓異升任穎州知府。
[157]禮時為大：《禮記·禮器》：“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158]《詩經·周頌·時邁》：“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159]《禮器》有升中之說：《禮記·禮器》：“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
[160]秦一主，漢二君：秦始皇，漢武帝，漢光武帝，皆封禪泰山。
[161]文中子以為秦漢侈心：王通《中說·王道》：“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誇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王通，字仲淹，號文中子。
[162]《困學紀聞》：宋代王應麟著，應麟與王仁堪同姓，故曰宗門。
[163]《封禪文》：司馬相如作。
[164]《洪範五行傳》：劉向作。
[165]《劇秦美新》：揚雄作。
[166]《王命論》：班彪作。
[167]《典引》：班固作。
[168]夷吾：管仲，字夷吾。
[169]以上見《管子·封禪第五十》。
[170]李少君：漢武帝時方士，與欒大、公孫卿等多次迷惑、引誘漢武帝祠神祭鬼。事見《史記》卷十二《孝武本紀》。
[171]越人勇之：《史記》卷十二《孝武本紀》：“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越人勇之，《史記集解》引韋昭曰：“越地人名也。”
[172]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即唐憲宗李純。《新唐書》卷七《憲宗本紀》：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己丑，群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
[173]言事劄子：指韓愈的《論佛骨表》。
[174]竟若熟視無睹：指唐憲宗對柳宗元作《貞符》毫無處分。
[175]袁彥伯（328—376）：袁宏。袁宏，字彥伯，小字虎。陽夏人。曾為桓溫記室。著有《後漢紀》等。
[176]《毛澤東在杭州會議的講話》（1965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