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

作者:冯至
山水

现代散文集。冯至著。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列为“文艺丛书”之一。收《蒙古的歌》、《赛因河畔的无名少女》、《罗迦诺的乡村》、《在赣江上》、《人的高歌》等9篇;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5月出版增订本,列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9集之一,增收《赤塔以西》、《山村的墓碣》、《动物园》、《忆平乐》和《后记》等5篇,并将旧版中的《放牛的老人》改题为《一棵老树》,这是通行的定本。冯至于1930年去德国留学,赴德途中写了《蒙古的歌》和《赤塔以西》,在德国求学5年间写了《赛因河畔的无名少女》和《两句诗》,回国后以欧行乡居生活为题材写成《怀爱西卡卜》和《罗迦诺的乡村》。这6篇欧行游记描绘异域风情,歌吟自然美、人情美,显示了善于领悟自然情韵、体会人生哲理的风格特色。抗战爆发后,他辗转来到昆明,有感于西南内地山水人物的秀丽纯朴,续写了《山水》后半部的7篇散文。他对于山川自然抱着独特的见解,认为“真实的造化之工却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面含有无限的永悦的美”,感到“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着它们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我在抗战期中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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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经逢原

本经逢原

四卷。清张璐撰。张氏认为《神农本草经》虽为我国较早的药物学专书,但所载药物并不多,且有些在临床中并非常用,有的已失传,故以 《神农本草经》为基础,广引众说,加以发明,兼及诸家治法,编成此书。部分编次依从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卤石、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谷、菜、果、水果、味、香水、乔木、灌木、寓木、苞木、服器、虫、龙虫、鱼、介、禽、兽、人等三十二部,收集药物七百余种。书名虽曰 “本经”,但实际取自《神农本草经》的药物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临床常用药。内容以讨论药理为多,介绍个人用药心得,加以发挥。对所采药物叙述性味、产地、性状、鉴别、功效、主治、炮制、禁忌等,再引证《神农本草经》原文及各家学说。务使之与临床应用紧密结合。由于张氏本人临床经验丰富,论述颇有见地,故此书切合实用,深受后世医家推崇。此书与诸医书比较有独到之处。如李时珍之书多主考订,缪希雍之书多有博辨,而此书则多“惟取发明性味、辨别功过、使制方者易明云。”有康熙三十四年 (1695) 长州张氏隽永堂刊本,嘉庆六年(1801)金闾书业堂刊本,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

仙佛奇踪

仙佛奇踪

明洪应明(约1596年前后在世)撰。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著有《仙佛奇踪》四卷。《仙佛奇踪》是记佛老二家故事的书。前二卷记仙事,后二卷记佛事。首卷载老子至张三丰六十三人,名曰消遥墟。二卷附长生诠一卷。三卷载西竺佛祖自释迦牟尼至般若多罗十九人;中华佛祖自菩提达摩至船子和尚四十二人,名曰寂光境。四卷附无生诀一卷。仙与佛都配以画像。考知释家、道家自古分门,他们的著述著录也各自分部。《仙佛奇踪》兼采二氏,不偏属,也多荒怪之谈,所以归入小说家。有《喜咏轩丛书》本八卷,题《月旦堂仙佛奇踪》。

红烛

红烛

闻一多的第一本新诗集。《红烛》最早的版本是1923年9月,由泰东书局出版的,诗集中共收入诗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62首,其中分为“李白”“夜雨”“青春” “孤雁” “红豆” 5篇。《红烛》 中的作品,大多是闻一多留学美国期间创作的,大多数作品中流露出思恋祖国之情和对美国的侵略势力的极度不满。《红烛》中的大多数作品反映了 “五四”以来青年要求思想解放、求索真理的精神风貌。诗集中收入了作者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太阳吟》、《忆菊》、《西岸》、《雪》、《红豆》、《国手》、《艺术上的忠臣》、《黄鸟》、《春之首章》、《色彩》、《去思》、《钟声》、《印象》、《红烛》等等。诗集中表现出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对爱情的讴歌、对自然的赞颂、对生活的思考、对劳动的颂扬以及对黑暗现实的批评等等。闻 一多的诗歌创作,取材广泛,题材丰富,讲究构思,注重意象,着意提炼,音韵铿镪,色彩浓烈。《红烛》是闻 一多的 一本风格独特、具有独创性的新诗集,为中国现代诗坛增添了绚丽的光彩。1955年,《红烛》被收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闻 一多诗文选集》之中。

涉史随笔

涉史随笔

一卷,南宋葛洪撰。葛洪字容父,自号蟠室老人,婺州东阳 (今属浙江) 人,淳熙十一年 (1184),曾从吕祖谦学,历官尚书员外郎,上疏乞请严饬将帅、整军图治。嘉定中,累官工部员外郎兼权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绍定元年 (1228),迁参知政事,后封东阳郡公致仕。《涉史随笔》一书是葛洪解官幽居时所作,书中所论都是古代大臣的事。在书的卷首有葛洪自序,就谈到古代一些大臣由布衣而进到庙堂的事,以及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从这些论述中选取了二十六篇,献给当时的宰相。书中对古代大臣的论述,是非得当,合情合理,尤其是其中也提出了对历史的见解,如在论南宋的权相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时说,他们都担心事权的偏重,故想尽一切办法除掉善类,以致国家衰亡。对此,葛洪说人们只知防宦官之弊,而不知防奸臣之弊。这恐怕是一大偏失。《涉史随笔》一书有明弘治年间刊本、得月移丛书本、知不足斋本、《金华丛书》 本。

中庸译注

中庸译注

《中庸》为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由孔子的孙子、战国初期的子思所作。《史记·孔子世家》:“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中庸》重点阐发孔子的“中庸”思想。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义;庸,含有平常、常道、用等义。中庸合称首见于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东汉郑玄在《礼记·中庸注》中认为:“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庸》要求人们遵循“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处世原则。《中庸》的核心是“诚”,提出了以“诚”为本体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诚”原本指一种完美至善的道德境界,《中庸》从世界本源的意义上进行引伸发挥,提出一个人若能达到“至诚”,就会与“天道”合一,就能成为“圣人”。而要达到“至诚”,则必须“尊德性”,“道问学”。即重视保持自身天赋德性,认真学习知识。《中庸》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行为目标。“诚”在人们行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庸”(亦称“中道”、“中和”)。认为“中庸”是“天道”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要求“君子”以“中庸”处世,提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作者力图让人们按“中庸”原则行事,以谐调人际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有其消极的方面。但《中庸》反对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言行过激,提倡“中和”,也有其合理因素。《中庸》所阐发的观点,对后世的哲学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祇园正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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祗园正仪,一卷,宋道楷述,日本中薰跋。《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 二十三套第五册,第454页右~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