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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约制度
社会学家杨开道著。1937年首印于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在书中，作者将中国农村组织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①周以前的传说时期；②秦汉以后的破坏时期；③北宋熙宁以后的补救时期。乡约产生于中国农村组织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通过对乡约在宋明以来的理论和实践的流变分析，作者明确指出：赞赏吕氏乡约那种民约民治精神和朱熹对乡约的增补和完善，尤其是明代晚期通过陆世仪等人将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四者结合，乡约为纲而虚，保甲、社仓、社学为目而实的设想；反对明清乡约由王阳明开启的那种官方主导，自上而下，强迫民众参加的做法，这种做法打掉士绅在乡约中主导地位，直接割裂了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各行其是，将乡约变成了宣讲圣谕的御用工具。 在《中国乡约制度》之前，杨开道发表了《中国农村组织史略》《乡约制度的研究》《吕新吾的乡甲约制度》等文，力图从对中国乡约传统的解读中，分析出民治的因素。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乡约是可以被现代农村组织借鉴的，“乡约发起的动机，完全合于现代地方共同社会的原理”，进而“由村自治而区自治，由区自治而县自治，由县自治而省自治，一步一步的上升，以完全民治的国家”。杨开道对乡约制度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但之后，杨开道对乡约制度能否在中国现代农村实施有了疑问，他的农村组织和农村自治理论，越来越多地显现出西方社会自治的特征。
读书杂志
清人王念孙撰。嘉庆十七年后陆续刊行,道光十一年甫毕。八十二卷。收入史、子、集部十种书的研究成果(经部收入《经义述闻》),即:《逸周书》四卷,《战国策》三卷,《史记》六卷,《汉书》十六卷,《管子》十二卷,《晏子春秋》二卷,《墨子》六卷,《荀子》八卷另补遗一卷,《淮南内篇》二十二卷另补遗一卷,《汉隶拾遗》一卷。王氏殁后,其子王引之检其手订遗稿二百六十馀条,于道光十二年刻成馀编二卷,收入有关《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子》、《法言》、《楚辞》、《文选》等八种古籍的杂志。全书校勘比重较大,其次为释解词句、句读。充分运用古音、文字、训诂、语法、修辞等知识,使用本证、旁证、推理等方法,校读原文,纠弹旧注,使许多千年疑滞得以解决,识见卓绝,凌越前人。如《战国策杂志》“触讋、揖之”条,考证“讋”系龍言二字误合,当为“龍”,“揖”乃“胥”字隶讹又加偏旁之误,当为“胥”,均被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所证实。于《淮南子》用力最勤,在《读淮南子杂志书后》中将错讹归为“传写讹脱”、“冯(憑)意妄改”两类,条分缕析致误原因、表现、后果。有王氏家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据家刻本影印,新附条目索引。
爰园词话
明代词话著作。1卷。俞彦撰。全书虽然只有15则,但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词体的基本特征。俞彦认为词与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词亡然后南北曲作;非词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从周王东迁开始,世竟新声。重点是探讨词与诗、音乐之关系。认为自《三百篇》而下,乐府杂歌、近体诗、词、曲,其性质均为可歌的乐府,诗不能合乐,词乃代之而兴。故词虽小道,“得与诗并存”。由此而提出作“词须注意音调”,又不妨作“绮丽”,为明代崇尚婉约轻丽的词风提供了理论依据。
历年记
姚廷遴著。所记起于明崇祯元年(1628),止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姚为上海人,先任县吏,继为乡农,深知民间疾苦。在其笔下,或记县官肆虐,如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年初,连续三月,多雨歉收。知县涂贽征粮甚迫,百姓无措,多借营债,如稍缓付,便被吊打,惨状万千,破家者甚多。或叙年岁半歉,如崇祯十五年(1642)春,出现严重饥馑惨状,大家小户俱吃豆麦,面皆菜色,有将榆树皮做饼食,并蚕豆叶亦炒食,掘草根茅根大把食之。对此七十年间气象变化之实录,为研究上海气象史重要依据。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六月初一,上海出现大风潮,大雨竟日,河中皆满,至夜更大。宝山至九团,南北二十七里,东海岸起至高行,东西约数里,半夜时水涌丈余,淹死万人,牛羊鸡犬倍之,房屋树木俱倒。灾情发生后,陈知县面对哀鸿遍野,麻木不仁,百姓上告无路。
唐史通俗演义
《唐史演义》共有一百回李氏先祖对北方各国的特别贡献，在隋朝末年纷乱局面中得以保存实力，一举赢得天下。太宗李世民对大唐帝国的建立更是众所皆知，在弱势的反对下顺利取得帝位，并开创了贞观之治。其后更有史无前例的女皇帝武则天，延续了帝国的盛世。唐玄宗的开元天宝之治紧接其后，帝国在中土大地上傲视世界各个角落。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开始步入衰落。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成为唐朝政治的毒瘤。宦官掌握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命运。在中心人物纷纷不经意跳脱历史同时，为求结束战局，反对势力便就地合法化，加上不很听话的藩镇军阀，帝国恰也很识时务，得过且过。在长时间的冷静沉思中，失控的帝国也曾有过振作的遐想，却终究无法挽回。
学佛最初之决定
凡人到歧途莫决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一切疑怖恐慌，随之而起。忽有人指示究竟，使勿入险道，则其人之感激诚不可名状。然又有人焉，已入险道而不自知，设有人指示究竟，彼终不信。必亲到遇险时，无处问津，发生恐怖时，方为之指示，彼始信入。然又有人焉，虽入险道，急求指示。虽有人指示其究竟，但多疑之劣性不除，转因指示太易而生疑虑，常恐受欺，转而不信，指示亦终无益。此三等人，比比皆是，甚矣度人之难也。是故世上迷人倍多，转辗自误，更以误人。此佛菩萨大悲心之所由启发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