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校雠通义》上册
通古今第一
古曰七略，今曰四部。章先生明四部之不可复为七略，而欲人存七略之意于四部中，诚善矣。乃其撰《和州志·艺文书》，一用七略旧法，而以史部诸目七略所无者，别为《纪载》一目。又强编文集于儒、杂二家，仅能胜于郑樵，而不能弥其偏缺。又其所收书少，门目不备，未有折衷。夫七略经数变而后成四部，同异纷然。四部之势已成，万不能复于七略，章先生之所定，未可用也。若仍用四部法，但于《叙录》略加数语，而不问四部分目之当否，七略旧法之何在，则又空言而已矣。
吾所以通之者，明四部之无异于七略耳。七略之大义明，即以为四部之大义。而吾之四部，乃真与七略合，而非俗之四部矣。七略之大义云何？六艺统群书，干也。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支也。诸子出干为支，犹之小宗别立门户也。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则附干之支，犹之正宗之中有一室焉，人繁而异宫也。班孟坚可谓知刘氏意矣，名志曰《艺文》。艺者，六艺也。文者，该诸子以下，凡著述皆统名为文也。加艺于文，见文之皆本于艺也。《隋书·经籍志》以经易艺，以籍易文，其犹知班氏意乎？
四部之大义云何？以史、子为干。六艺者，干之根也。则为经部，但收附经之传说；六艺之流，则归之史焉，别出则子焉；文集者，由诗赋一略而扩大之，兼收六艺之流者也，则殿焉，是干之末也。譬之于人居，史为大宗，子为小宗，经则庙也，集则小宗而又杂居者也。经、史者，七略之六艺；子者，七略之诸子。兵书、术数、方技、集者，七略之诗赋。如此则四部犹七略也，何必如章氏分裂史部诸目，强编文集，而后为七略肖子哉！
要之，昔之视四部为平列，今之视四部则史、子为主，经在上而集在下。盖天下之文，以内容分，不外三者：事为史，理为子，情为诗。以体性分别，不外记载与著作。史，记载也；子、诗，则著作也。诗不关知识，知识之所在，则史与子而已。天下之学惟事理，故天下之书惟史、子矣。集则情文而兼子、史之流者也；经则三者之源也。此四部之大义也。
六艺者，六部最古之书耳，何以能统群书邪？盖后世之群书，六艺已具其雏形。六经皆史，古人不离事而言理，史之于经，如子之于父；子之于经，如弟之于师。吾于《中书》申章先生之说已详矣。《书》《春秋》《礼》之流为史甚明。《易》虽言理，而意在藏往知来，《诗》虽言情，而意在观风俗，其用皆与史同。若论其体，则《易》之流为术数，《诗》之流为诗赋，诗赋别为一略，以情文与事理并立也。术数与方技、兵书不与诸子同编者，固由专门各校，亦以其体实微与诸子殊也。章先生谓为虚理、实事之分，其立名不甚显白，且易与史、子之别相混，此当借西方之名以名之，曰通理与应用之分。盖诸子皆言大理，举一义以贯众事，即阴阳家亦其止言术数之理。兵书、方技、术数则局于一事者也。故六艺外之五支，凡分三类焉，而皆统于六艺，此七略之大义也。
治四部第二
七略、四部之大义既明，则可以七略法治四部矣。治之云何？一曰尊经，二曰广史，三曰狭子，四曰卑集。
何谓尊经？经既以尊，而别出为部。部中所收，当限于经之传说，人人所知。奈何《隋志》以后皆以律吕之书入于乐也。宋郑寅《七录》经部不收乐书，曰仪注、编年不附《礼》《春秋》，则后之乐书固不得列于六艺。此论甚卓。既为四部，凡六艺之流，皆入史、子部，而独存律吕于经部，亦可谓不善学《七略》矣。譬之伯仲皆析居，而季独守宗祠，此得为平乎？《四库提要》又以私仪注概附《礼经》，名曰通礼、杂礼书，此又非《隋志》所有矣。《隋志》仪注一门在史部，惟说三礼者乃附于经。彼虽不明于乐，而犹明于礼也。《提要》乃曰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是太诬矣。《提要》又曰：朝廷制作，事关国典，隶史部政书。私家仪注无可附丽，汇为杂礼书，附礼类，犹律吕书皆得入乐类也。此真妄也。凡书当论其体，同为仪注，何分公、私？必若所言，兵家者，司马之流，法家者，司寇之流，兵政律例既入政书，何不竟以兵家、法家附于《周礼》？曰此私也邪。仪注之体，非诡异也，何谓无可附丽邪？故去礼、乐之妄附，而经尊矣。马端临亦谓自有《四库》之目，而后世之书入史门，诗入集门，独礼、乐则俱以为经，因以后世仪注、乐、律书，别列经解之后。此所见与郑寅同，而止别列目，则与郑樵同。明祁承爜《澹生堂书目》谓一代之礼乐犹刑政，当附之史，此乃得之。
何谓广史？六经之流，皆入史部，苟非诗赋、子兵、方技、术数，无不当入史部。许慎曰：史，记事者也。记实事者皆史也，何为乎谱录、杂记乃入子部邪？《隋志》史部纯洁无淆杂，而门目未备，条而别之，极其精，则史广矣。或曰：昔人皆谓史部自《春秋》一类而充大之，今谓六艺之流入史，章先生未之言也。曰：谓史出《春秋》，特见史部首纪传，而迁书、《七略》附《春秋》耳。《官礼》流为政书，《礼经》流为仪注，《军礼》《司马法》流为军政，《尚书》入于《春秋》而为杂史之原。何一不入于史？使就《七略》之书而以四部法分之，六艺所附，无一不在史部也。独《易》流为术数，《乐》流为乐律，《诗》流为辞赋，下流浸广，别为专部耳。故明乎六艺之流而史广矣。
总集一门，先列不专一体者，而中附评论。盖总集、评论，其始本相连，有评论，而编次之体乃明，且往往存目不录文。挚氏《流别》大体，今犹可考也。次录赋，次颂，次诗歌，次箴铭，次诫，次赞，次七，次碑，次设论，次论，次连珠、杂文，次诏，次表，次露布，次启，次书，次策，次俳谐、释家集。诏令表奏不宜入此，如《山公启事》尤关国典，后世入之史部为当。单篇诗赋宜附别集。叙云并解释附此，故单篇有注者皆入此，非法也。又《诸葛武侯诫》以下六种，皆单篇重出，儒家论之主理者，宜入子部。《正流论》亦重出。杜预《善文》非选表启，殷仲堪《杂集》尤不知何体，搀入表启之间，亦不伦也。集部《总序》沿《七略》诗赋之《序》，举歌、咏颂、雅，屈、宋、枚、马，不旁及经、子、史，意主沈思翰藻，与《昭明选·序》同意。此古之文集，所以不同于后世，故立为专部，无伤大义也。末引陈诗观风以归史体，斯非章氏特立文征之意欤？阮《录》总集后有杂文，殆已并入。
王《志》先道后佛，阮改先佛后道，自谓所尚不同也。此《志》同于王氏道录，分部与阮氏同，仅改符图为符录，卷数亦同，惟经戒稍有增加耳。其时道家尚无语录，其丹诀殆已入于服饵矣。佛录阮分戒律、禅定、智慧类，似论记五部，禅定三门，独以义分而不依体，与戒律论记不类。此以经律论分，各分二乘，与杂并注，讲疏之数，而以记终，较为明整矣。章氏《和州志·艺文书》亦别释教于诸子之外，而谓阮《录》《隋志》子类有道家集，末又附佛、道为不知源流，则非也。子部道家，老庄以下也。集末道录、房中、神仙、符箓、经律也。道教与古道家虽有因缘，然自《七略》已分之矣。郑樵犹知其别，章氏失考。
焦竑驳正《隋志》，是非相参。如谓《周太祖号令》入起居注非，当改制诏。《鲁史》《欹器图》入小说，《竹谱》《钱谱》入谱系，均非，当改入食货。古今艺术入小说非。《棋势》以下入兵家非，当改艺术。《皇览》以下三种入杂家非，当改类家。皆是也。此皆《隋志》因门目不备而附入者也。又谓《老子禁食经》以下，《香方》以下入医方非，均改食货。《书品》《画录》入簿录非，当改艺术。《玉烛宝典》入杂家非，当改时令。此则未是。《隋志》服饵诸方非不类，《书品》《画录》自是簿录，非言技术。《玉烛宝典》自是类书，非言政令，焦氏未察其别耳。又谓《陈王业历》列杂史非，当改编年。《海岱志》入杂传非，当改地理。此则望名而臆断也。至谓《洞纪》《帝王世纪》以下入杂史非，当改通史；《东观汉记》入正史非，当改杂史；《汉纪》以下入古史非，当改编年。是则竟不知《隋志》古史、杂史之为何物矣，不足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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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志》无“撰”字。
唐宋明《志》第八
乌乎，《七略》亡而《隋志》存，其遗意未尽亡也。《旧唐书》《新唐书》出而《隋志》之意亦渐亡。二书固承用《隋志》之部次，而以亡《隋志》责之者，不能通《隋志》之意，守《隋志》之法，使后世循之而变，以至于几不知《隋志》，而《七略》之意乃真亡也。
二书之善否，观其《叙录》而可知矣。谓相沿叙述，无出前修，遂省每类之《叙录》，而《总叙》复笼统其辞，一朝著述体例之异于古者，遂不可知。后史沿用其体，皆刘昫作之俑也。世徒羡欧阳氏之文，不知其于著述、体义、条别之法毫无所解，但泛论经、史、子、集之源流。此则作历代《艺文志序》可耳，果何关于唐哉？但叙唐世书籍之聚散，便尽条别著述之道乎？《旧书志·序》谓昔之《七录》四部，部类多有所遗。即此一语，足知其谬。章先生尝言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乱部次者。吾谓闻以部次治书籍，未闻以书籍增部次。必不得已而增，必有其义。徒增多之，以求无不可收，则后世目录所由混乱也。
《旧志》全本，毋煚《开元四部》《古今书录·叙》言在《开元目录》外者，不欲杂其本部，据所闻附撰人等传。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新书》竟不言承用毋煚，而称著录者几，不著录者几。不著录者，即开元以后之作也。而全不著其故，待后世射而得之，史才固如是乎？殿本沈德潜《按语》讥《旧志》于诗文大家漏略，斯则全不读《序》之言也。设皆补入，又岂仅如德潜所举乎？又《旧书》既称一部为一家，又称一门类为一家。《新书》不从之而依撰人。是也。然其所谓不著录之书，则更不分次第，不可究诘矣。
《旧志》又有不可解者，每以数门目总数合列一行，致分门不清。如纬与七经、杂解二门目合列一行；编年、伪史合列一行。既已分门，何必省此一行纸邪？
《旧志》之谬，在变乱《隋志》之门类。然暗分子目，犹仿《隋志》，未尽乱也。《新书》乃全依时代，混其暗目，经部竟至以注入时代为次，而不论本经。礼类二《戴》先于《周官》《仪礼》，《春秋繁露》先于三《传》，混乱至是极矣，次第之法至是亡矣，欧阳氏之过也。郑樵撰《艺文略》，碎分子目而自矜为明类例，正矫此也。
经之分部，不特详言。而《旧志·叙》曰：一曰《易》，以纪阴阳变化。二曰《书》，以纪帝王遗范。三曰《诗》，以纪兴衰诵叹云云。彼《隋志》之称纪某某者，以部目名简，恐人不了，故加言其所纪何种书也。六经分部，何待加言？且若所言，是凡阴阳变化皆在《易》部，凡兴衰诵叹皆在《诗》部矣，岂果能用七略法乎？斯亦可谓东施之捧心矣。《旧书》之大谬有五。一则收《江都集礼》《大唐新礼》《紫宸礼要》于礼类，沿《隋志》之滥乐类者而滥礼类也。自此而后，世通礼、杂礼书之目兴焉，经、史于是淆，四部于是不合于七略矣。二则改古史为编年，失《隋志》之意也，说具《四库史部篇》。三则收道、释二家书于道家中，而不别其体也。郑樵广取二家传记，悉入子部，此实作俑，说详《定体篇》。四则收《相马》《相鹤》《相贝》诸书于农家也。后来《茶经》《酒谱》悉入农家，皆原于此。五则别立事类一门，以收类书，使《隋志》之不得已而附录者，竟得立专门于子部也。此五者为《隋志》大法失坠之原，后世四部所以不同于古之四部也，其罪毋煚实尸之。
《新书》之大谬又有五。一则收《隋志》所谓抄撮旧史者于编年也。如李仁宝《通历》以下。乃至《帝王历数》亦入之，后世纲鉴删纂悉混编年，由此启之。皇历年历以下，又依旧法入杂史。盖彼收入编年者，乃所谓不著录者，以己意妄分隶之，而此则沿旧文也。二则伪史一门，妄收《隋志》所谓杂史、编年杂史如《邺洛鼎峙记》，编年如萧方等《三十国春秋》。也。《旧志》犹无此谬，后来认霸为凡纪偏霸事皆可入，实欧阳氏启之。三则杂史一门妄收传记也。唐人随笔记录，不成史体者甚多，皆吾所谓当入传记者也。开元以前犹少，故《旧志》未滥，欧氏乃以《大唐新语》《国史补》诸书并入传记，狭而杂。史为蛇龙菹，欧阳氏启之。四则故事全收传记，开郑樵之谬也。《隋志》故事中混入传记，乃因同名故事而误。《旧志》因之而无所增，《新志》则增入十六家，无非传记矣。所收之书有事迹、传事、事录诸名，何不思乎？五则杂家、农家因旧误而更滥之也。《旧志》多收书抄于杂家，沿《隋志》之谬，又以谱录入农家。《新志》则《蒙求》亦入杂家，《竹谱》《钱谱》《四时纂要》《荆楚岁时记》亦入农家矣。此五谬者，又并《旧志》而不如，合《旧志》之五谬而十。十谬既成，四部不可问矣。至于混收女训于传记、列女之中，而以《列女传》诸书并标为女训，直不足辨也。
《旧志》门目之不同于《隋志》者，移霸史于杂史之前，此无害也。霸史固霸国之编年，纪、传二体，无杂史体也。升杂传于仪注之前，致仪注不与故事相次，则谬也。簿录一门，依《隋志》兼收文章书画，乃更其名曰杂四部书目，无理矣。谱牒次于书目，地理又次谱牒，无意也。兵书倒入天文、历算之下，五行之前，尤为任意。五行之后，从阮《录》列杂艺术一门，以收投壶、棋博则差善耳。《新志》于《旧志》之得者，又多失之。五经总义，《旧志》别立一门，不附《孝经》《论语》，此甚善也。名之曰经杂解尚可，知其为群经之解也。《新志》并杂字而删之，则前此数类，何非经解耶？《旧志》以实录附于起居注，善矣。盖《隋志》实录少，故入之杂史，其实实录与起居注皆记注而非撰述，固可合为一，而不可混于编年也。《新志》显标实录子目，尤为善矣。而以诏令一子目，与实录同属于起居注，则可怪也。《旧志》以诏令散入故事之中，犹有所取，而起居注、故事、职官三门，总数同列一行，欧遂因此而致误。诏令何可属起居注？省并总数，已为无理，更因而致误，非醉人扶醉人乎？小学类收书法之书，则马端临已驳之矣。惟训诂、小学合立一门，差知变通，盖后世训诂书多，自不能仍沿《七略》也。
《旧志》每细分子目，而详略失宜，或分或不分，又无定例，实开郑樵之先。如礼类分《周礼》《仪礼》《丧服》《礼论答问》四目，竟忘二戴记、《尔雅》别为训诂一门。《三仓》《说文》《字林》《玉篇》以下，谓之小学，称为偏旁、音韵、杂字，是乃误沿《隋志》也。所标之名，又非《隋志》之次第，浑为小学可也，何必强立名乎？谓偏旁为形书之名邪，杂字又何谓也？杂传一门尤变乱，分目十四：曰褒先贤耆旧、孝友、忠节、列藩、良史、高逸、杂传、科录、杂传、文士、仙灵、高僧、鬼神、列女。其前之杂传，即《隋志》杂类；后之杂传，乃《隋志》别传，二名已混淆无别。升孝友、忠节于首，似矣。《春秋列国名臣》《四科传赞》《七国叙赞》《孔子弟子传》何以在止足、全德、悼善诸杂类之后邪？刘向《列女》独次高逸之后，文士诸传居杂传后。《科录》一书而别立一目，《七贤》《四科》何不别立圣贤一目？列女退居最末，亦未安也。其后郑樵复用《隋志》原次而强分之，愈乱矣。道家之中，分老子、庄子、道释诸说三目，殊不类。即云并释于道，道教与老、庄殊，亦当分道、释为二，合老、庄为一也。不以医术立统目，而分明堂、经脉及医术，以经方以下统为医术。又分本草、养生、病源单方、食经、杂经方、类聚方六子目，不均已甚。食经之名，亦不如服饵之该诸书，固不尽称食经也。此皆子目之谬也。乃其职官、仪注、刑法三门，则不用《隋志》之法，而概依朝代，又为《新志》作俑矣。
《新志》省去子目，于《旧书》所强分者皆不用。然偶又一立子目，详略不齐，则与《旧志》同，如正史不分通古、断代，而忽标集、史是也。道家别出神仙一子目，以别于庄、列，似矣，而传记、目录悉入焉。释氏亦别立一目。总集之中，别立文史一目，《文心》《史通》《史例》《诗格》皆入之，夫文、史二字，何由知为评议之书、议史之书，何为入总集？此不可解也，而后世沿之，何邪？
《新志》既混乱子目，而于杂传总集一门，忽又不混合之，似可观矣。乃孝子中羼止足，孝德传又在文士之后，良吏、先儒、止足又错杂焉。竹林七贤忽入别传之中，科录、画赞又次其后，列藩、交游、忠孝又在家传之后，颠倒错杂，不可究诘。总集亦承《旧志》之谬。至其增入所谓不著录者，尤不可问。然有可喜者，《朝野佥载》诸杂记事实及一事始末之书，后世误以为杂史、小说者，乃在传记，颇为卓特，然非能知传记之例广也，特漫然附之耳，观杂史、小说所收可知矣。
《旧志》编次分隶之谬，经部则退音于疏后。《周易释序义》居音后，《难孙氏毛诗评》不次本评而居音后。《春秋繁露》，公羊家也，而次二传合之后。《孝经瑞应图》，纬谶也，而入《孝经》。《匡谬正俗》，集大名称训诂之支，而入经杂解。石经之末，复列杂字书一种。史部则分《三国志》《魏书》、《蜀书》、《吴书》为三，而妄改书字为国志，且以魏入正史，蜀、吴入霸史。至于杂史，收《关东风俗传》补《隋志》之遗，尚得其体。《关东风俗传》分编记事，实成体之史。又收《开业平陈记》，则《隋志》误入杂史者。《江表传》不入霸史，尚能知《隋志》意。而杂史中乃收《吴朝人士品秩状》《吴士人行状名品》，则汇传而误入也。又以家传入之谱牒，亦开后世以年谱误入传记之谬。子部则移《鲁史》《欹器图》于儒家末，谬也。《五经析疑》入法家；崔豹《古今注》《荆楚岁时记》《玄石图》《瑞应图》入杂家，则妄矣。五行一门，略仿《隋志》，而遁甲居六壬太乙之后，杂占在形法前，而卜筮、占梦、灶经又次形法后，杂乱不可诘。《遁甲开山图》，谶书也，亦入遁甲，则郑樵所谓看名不看书也。总集一门，类从《隋志》，而改易先后，赋中羼颂、集、杂、传中之赞，重出四种于此。先启后表，亦为倒置。七居策后，不与连珠次，亦无理。以释氏总集、妇人总集次俳谐之后，盖卑之也。然次以评论，又次乃诗集，则妇人诗集又何幸居前邪？集苑、集林、集抄又不与《文苑》《文选》同居首，何邪？
《新志》无所谓编次也，仅有分隶之谬耳。崔豹《古今注》入仪注；《渚宫遗事》《蛮书》入地理；任子《道论》、杜夷《幽求》真道家名理也，而入神仙。《隋志》名家有《人物志》，其书辨人品也，乃因而增入《河西人物志》《吴兴人物志》，则郡国传记因名同而混入矣。传记中，《幽州人物志》何不移出邪？盖幽州乃旧有，彼二种则不著录者也。《古今注》既移入仪注，又仍旧入杂家，郑樵已纠之矣。乃因有崔书而复牵杂史之伏侯。《古今注》入杂家，小说一家乃收《诫子》《家范》《茶经》《煎茶水记》及《刊误》《资暇》诸考证书。《世说》在小说，王方庆《续世说》则入杂家；《钱谱》妄入农家，《续钱谱》则入小说。此皆由沿旧增新之歧出。艺术一门，增入书画法诀可也，诸图悉入焉，若如其意，则簿录一目将尽收四部书乎？
其他《旧志》沿《隋》误，《新志》沿《旧》误者，悉不具论。《隋》误《旧》必误。《旧》误《新》必误，乃至《旧志》误字，《新志》亦沿之焉。其郑樵所已纠，今亦不复论也。自宋以来，公私目录益不可究诘矣。
《宋史》之疏谬，盖众所知。宋世私目甚多，修志时乃凭借旧史，《艺文志》云经四修删合成，此亦有补者，仍称不著录。其门类多同于前志，而古书多亡，新著大增，不似唐世之书，犹易条别，故多牵混。三《礼》、三《传》之依注人，他门之无暗目，皆沿同欧阳之误。史馆列传悉入正史，起居、实录并入编年，乃至年表、纪事本末、通鉴总类亦与《通鉴》同编，此皆谬误显然。编年之后，特创别史一目，而所收乃隋、唐之杂史也，所谓伪史者亦入焉，官书之《圣政录》《宝训》亦入焉，年历、图表亦入焉，《东观汉记》、《建康实录》、郑樵《通志》、萧常《续后汉书》、李杞《改修三国志》皆入焉。盖凡不入正史者皆统焉，而又不加诠次，谓之混史可也。别史之后，特立史抄一目，则论事、纂辞、考异皆入焉。而年表及删抄旧史、杂记见闻，又或不入别史而入此，不知何意。何以为史，又何以为抄，盖至此而《隋志》正、古、杂、霸四门相次之意，乃全亡矣。霸史一门，又降居史部之末。小学杂收蒙求，乐类多收琴曲。传记之纷，甚于《新唐书》，乃至墓志、笔记、游记、进卷亦入传记。而职官所收杨王休《诸史阙疑》以下六部，竟是考史之书。贾谊、陆贾、刘向之书入于杂家，官箴、韵对亦入焉。《砚谱》及医马牛书皆入艺术。《会要》、《史韵》、高氏《纬略》、《子略》、钱文子《补汉兵志》皆入类书。凡《新唐书》之谬，此皆有之，复出者尤不胜举。其有善者，蔡邕《独断》《朝野杂记》入于故事，公私仪注不附礼经，姓名之书入于谱牒，农家先于杂家，摘抄之书入类书，此则小有可取。《夏小正》《月令》冠于农家，章先生见之，得毋惊为卓识。然而《茶经》《花谱》《时令》之书，既入其中，农家之本义亡矣。蓍龟别出于五行，似矣。历算更居蓍龟之后，何也？
《明史》但录一朝，实本黄氏《千顷堂书目》。改经解之目为诸经，《提要》已纠其失。别立四书一类，是也。编年竟入正史之中，而年表、实录、宝训、日历及私家不成体之史皆在焉。杂史尤为琐滥，而考前史者亦入之。此盖限于一代，不能备目，然亦太简矣。次正史曰杂史，次杂史曰史抄，又次则故事。以下全用前史之法，惟地理居谱牒前，而无目录一门。太祖之训亦入故事传记，总别不分。地理全收方志。名、墨、纵横悉并于杂，而道家、释家退居于末，于是儒、杂、农、小说相连。兵书升继小说，五行仍不分门，医书附于艺术，而类书次之。考证书皆入杂家，或入小说，殊无定例。明人鉴赏器物之书入于艺术，而类书之中阑入丛书。凡此皆偶异于前，而即不安者也。
纠郑第九
郑樵激于《崇文总目》《新唐书志》之混合子目也，愤而撰《校雠略》《艺文略》，斤斤于谨类例，其文意所注射可见也。创开芜秽，复兴条理，不得谓无功矣。然既知谨类例，类例本于《七略》，原于六艺，不知《七略》之意，不考王、阮、《隋志》变迁之故，徒取《隋志》《旧唐志》，碎分子目，何以能合乎？樵之为学，好高视独断，而不知循源流师承，不独校雠为然也。言校雠者，固必读樵书，然《校雠略》中多大言失考，章氏补郑篇，未及纠也。《艺文略》分类尤舛谬，恐学者以其善言校雠而误遵之也，故具纠之。
编次记亡书，《隋志》之法，乃因其书上续五代，故必记梁有之目。樵谓王俭作《七志》已，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二《志》。阮孝绪作《七录》已，又条诸阙书为一录。此直欺人耳。王、阮之书，宋已不存，樵何由见之？王《志》目录，见《隋志·叙》中。阮之《叙目》今尚存也，何尝有阙书之录邪？纠《崇文总目》之不记亡书，是也。而诬王、阮则先无以自信矣。名亡实存，亡书复出之论，亦有不可信者，已别辨之。
樵所抨弹《唐志》《崇文四库目》，当矣，而妄讥《汉志》则非也。实斋所未纠者，尚有数条，如谓《尉缭子》兵书而入杂家，为班固见名不见书。按：此乃《七略》之旧。《七略》所收，皆经校定，非如樵之止抄旧目，安得不见书？兵家、杂家，固皆有《尉缭》。今《尉缭子》乃伪书，何反以讥刘邪？又谓《隋志》分收谥法、谥议为非，谥法本不当入经解，《隋志》误收，其入于仪注者是也。《唐史》于正史中，分出集史一门，故于集史前列集史总数，集史后乃列正史总数。而樵以为正史不计卷，殆看前不看后矣。
《校雠略》中论门类分隶，谬处尤不少。刊谬正俗，训诂之支流，何可入经解？货泉之书，安可入农家类？类书者，其体为抄撮分类，非谓总众类不可分也。若天文、职官书有分类者，彼自天文、职官不得名之为类书也。樵于此未明杂史何以分二家，乃极称《崇文目》之分二家为善。《皮子文薮》实一人之作，今犹存也，樵徒见薮字，遂以为总集，非看名不看书乎？凡此皆足形其不明类例，而乃大言曰刘氏胸中元无伦类，何其不惭也。
樵之言校雠，不过能知《唐志》《崇文目》浅陋讹误之失耳。其于七略、四部，大体无所知，又不深探王、阮以来变迁之迹，乃以己意定十二类，一经、二礼、三乐、四小学、五史、六诸子、七星数、八五行、九艺术、十医方、十一类书、十二文。其不以星数以下合于诸子，似用《汉志》之法。然礼、乐何以分立于经外邪？史部何太略邪？若谓礼、乐、史三门之书为六艺之流，故别为一类，则史之中故事、职官，亦官礼之流，何不别立一类？乃其礼类仍列三《礼》，则亦徒见后世礼经后附杂礼书太多，及乐类羼入后世书，故别之而已。樵若知《隋志》礼后不附仪注之意，则礼虽别为类，三《礼》仍当归于经。今忽割六经之三《礼》别立门户，何理也？其分出十二，不过酌其多寡耳。故吾谓樵尚不知《隋志》之意，毋论《七略》也。至其子目，尤多谬乱，条而纠之。
樵书部类大体之谬，又有前此所无者。如《拟易》附《易》，《续书》附《书》充其类，则诗歌皆当附《诗》，章程皆当附《官礼》矣。礼类立月令一门，与三《礼》并，则以后世岁时之书多耳。充其类，则《王制》亦可别为一门，以统后世之典制；《禹贡》亦可别为一门，以统地理书；《洪范》亦可别出，以统诸五刑书矣。然则樵非惟不知七略，并不知四部也。
史部别立食货，则鉴于器用、货具、茶经、酒记之妄入农家。然簿录之书不尽食货，而器用又非食与货也。动、植之谱，而名之曰豢养种艺，是则名物与技巧淆矣，且何以别于农家也？此创立之谬也。《隋志》刑法类末附杂制，旧、新《唐志》广收诸格式，盖有出于刑法之外者矣。至樵则财货、贡举之制，官箴、官法之书，皆入之矣，此因袭之谬也。杂占中有相易、相印诸目，而相龟、相鹤则入食货中。目录中有文章、经史诸目，而金石目则入总集，此沿《旧》而未及增者也。释家分十目，而无佛经；兵家分五目，而无技巧。樵尝诋前人失收。吾亦效其言曰：岂有唐而无佛经乎？樵将应我曰：吾抄旧目，旧目自无此耳。然则此岂足以明类例邪？
文类别集、总集之后，又以体分诸目，核其所收，尤为错谬。《隋志》附评论解释之书于总集后，故单篇赋颂有注者亦入焉，已非法矣。又于总集中专一体者，略为类次，则至善也。樵不知其意，则谓凡别集中有诗赋、表奏自成一集者，皆当分出，广收单篇，罗列众体，而不自知其拙也。奏议、策书列俳谐之后，连珠、设论与七混入论中，又可见其不辨文体也。
樵书每类分门，门分细目，最为繁详。然参差碎杂之处，不可悉数。约言其谬，凡有三端。
一曰重复。如诸经中此为论说，彼又为统说；此为问难，彼复为问难。既有章句训诂，复有义训。既有论难，复有辨正。书有逸篇，又有逸书。传记有冥异，复有祥异。道家既有论，又有书。天文有天文，复有天象。
二曰大小不伦，详略不均。《国语》章句一部，而别立一目，可谓详矣。而《春秋》则五家传注，三《传》义疏之外，一切注说统名为传论。《礼记》中有疏无注，于记文下注曰注附，又何略也？诗类小学与音并立，地理类郡邑与图经并立。仪注门中既分吉、宾、军、嘉，又有礼仪一目，则总目也。又有封禅、汾阴，则专记也。道家类既分吐纳、胎息、内视、导引，而又有修养，岂以上诸门非修养邪？他门琐琐分目，而职官一门则官制、署志、官箴毫无分别，又何略也？地理类有方物而无古迹、风俗。食货中有茶、酒而无馔食。释家立塔寺，道家何不立宫观？《书》有小学，《诗》何反无小学？历数中有七曜历别为一目，而四分、三统，则不立目。五行类分二十子目，然既有杂占，复有婚嫁、产乳、登坛诸目。相易、相印、相字皆列目，而相人之书，则独称相法。尤繁多者则为医家，既有本草又有本草音、本草图、本草用药。既有方书复有寒食散方、岭南方。然则诸剂诸地，可胜立邪？伤寒、脚气亦立目，则诸症皆可立矣。眼药、口齿亦立目，则耳、鼻、手、足皆可立矣。
三曰妄立不通。如诸经各附谶纬，而诗类独名为纬学。仿《尔雅》者名曰杂尔雅。释俗语称谓之书名曰释言。檄与露布称为军书。皆甚不安。编年中通古书名曰纪录，何以见其为通？刑法中官法书名曰法守，何以见其为官？别传改为列传，不知纪传之列传乃全书中排列之义也。以《隋志》仙人婆罗诸方立为胡方二目，则何以该仙方、鬼方耶？最可笑者莫如医家内之香薰、粉泽盖香方、粉方之奏成双字者也。
樵既倡言类例，而其类例乃疏谬如此，何邪？细审之，则知其书乃抄合隋、唐《志》而成，而其分子目惟恃望文立名之一法，故其误如是。樵所诋之看名不看书者，己实躬蹈之，而且尽其谬焉。盖樵之言类例，本未尝讲明源流，整理统系，特恶欧《志》《崇文目》之概依时代，混暗分之子目，欲矫正之。故取隋、唐二《志》之暗目未混者，约略分之，标为明目，遂自以为精于类例矣。其实于书之体例、门类之异同，固未知也。《唐志》已失《隋志》之旧，今多沿《唐志》之误，而自以为宗《隋志》，乃其所分不过翻阅《隋志》，见其书名连篇相类者而划之，至其类次不可于书名求者，则又不能会其相类之意，而强以分目，或一二书亦分目焉。学者取隋、旧二《志》与此目并观，可以知其妄。今且略举之。传记中无圣贤之目，则《孔子弟子》《文翁石室画赞》无归矣。《良吏》《丹阳尹》《十八学士传》入忠烈一类，非因前牵连而漏分邪？周续之《圣贤高士传赞》又不入高士而入名士，则又因《旧唐志》倒乱《隋志》而误也。《幼童传》入名士，则又因以《隋志》怀来感旧为交游一目，而幼童之居于此前者，遂入前一类也。《隋志》本以杂类汇列，何为而强分之以自陷乎？家传既专主一家，而又收《桑维翰传》《越国公行状》，则又自相矛盾矣。《卓异记》入于冥异，则因《唐志》而误。然《唐志》固未列冥异之目也。此皆其因《旧志》而约略分之以致误之迹也。乌乎，取诸暗子目而以臆略分之，其谁不能？不过一朝之力而足也。而乃大言曰《七略》固为苟简，《四库》毋乃荒唐，何其不惭也？至其收录，则会要入实录，故事一门全收杂传记，章程入职官，凡一切收不应收、旧所误者，樵莫不承之。且有前人所无者，如《春秋三字石经》入传注，《山海经》《神异经》入方物，《山川古今记》入川渎，《世本王侯大夫谱》入帝系，《皇室维城录》《天潢源派》亦入帝系，则无以别于皇族矣。郡邑中又收《邺阳图经》，则何必别立图经一目邪？如此类者，直纠不胜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