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校雠通义》下册
《四库·经部》第十
乾隆钦定《四库提要》出，而唐、宋以来目录家纠纷一清，自《隋志》以来，未尝有也。其立例分类，实出纪昀一人之手。纪氏于校雠之学，本未穷竟原委，不明七略、四部大体，徒能于纠纷之中斟酌平妥，使书不至无可归类例，大小多寡不甚悬殊而已。私家目录利其详备，咸遵用之，若专门严究，则固未为定论也。张之洞《书目答问》沿用其例，有所损益，颇能救之。今将质定四部门目，以《提要》为本，纠其舛谬，参以张氏。其他收书之法未置论者，皆可从者也。
后世经说猥多，讲章杂考间出，自不能如《七略》《隋志》以体次第。单音后世已无，惟当分别专家，集众统论，单篇条说诸类，而以校正文字、音义，名物、图谱附焉。朱氏《经义考》即分单篇于后。《提要》于《洪范》目义，乃谓《隋志》已杂置，不别篇，不知《中庸》别出，《汉志》有前例。《隋志》列单篇注于注后音疏之前，非杂置也。至于《尚书大传》，述事之传也；《韩诗外传》，古外传也；《春秋繁露》，微也。今之经说惟存章句故训，于古传例不备，独三书仅存，《提要》乃置之附录，谓与纬相类，是直不辨古经说之体矣。后进居正，而先进反居附录，可乎？张氏不从，是也。
《易》《书》二类，宋人衍数之书，支出经文外，划归术数，固无不可，然岂得谓非《易》家？当互著之而论其大要，著之《叙录》。凡术数之出于《易》者悉载之，以见源流，乃为存《七略》之遗意，而不失尊经别部之义也。至于《京氏易传》，本依《易》立义，虽其说支离，而实汉《易》之一家，非如《易林》之离经也，列之术数，斯为过矣。
礼类之通礼、杂礼书二目，当别入史部，说已详于《治四部篇》矣。《隋志》礼类有丧服，乃因《丧服》一篇之单注，与依经诸记而立。至于凶礼服制，自在仪注类中。今此《仪礼》之附录《内外服制通释》《读礼通考》，亦宜划归史部通礼一门，皆通考古今，非依经为说。私家仪注向入史部，不待言矣。张氏以《读礼通考》附《仪礼》，《五礼通考》附三礼，总义虽无二目，犹沿《提要》，未知此义也。又礼记一门，《大戴》宜先，《小戴》置之《附录》，亦不安也。《周礼》仍当正名为《周官》。《七略》先《记》，而后《仪礼》《周官》，乃依立学先后。《隋志》以下定为先《周官》《仪礼》，后《记》，此自无可易也。
《春秋》不分三家，盖因隋前之说失传。唐以后无专主，撰《提要》时，汉学专门书又未出也，今则宜分矣。张书分《左传》、《公羊》、《穀梁》、总义四类，甚是。宋、元、明书与三《传》皆不合者未录，录之亦当入总义也。惟三《传》外，说经者不尽兼采三《传》，不可言总，当改称诸家经说。《存目》中评点《左传》《礼记》者，宜如章氏说附于诗文评后。
五经总义，《汉志》次《孝经》之后，而《论语》在《孝经》前。《隋志》次《论语》之后，而《孝经》在《论语》前。《唐志》别立目，亦在《孝经》《论语》后。今因从《汉志》而羼于《孝经》四书之间，非也，宜退次四书之后。又用《隋志》称五经总义，固较诸家为善，然《隋志》之名实未足。该经部所列实不止五，总义之中亦不止说五经。五经之名乃沿俗之称，非正名之义，循古而戾今，不可也。张氏改为诸经，可从也。章氏《和州志·艺文书》仍经解之名，未之讲耳。张氏分诸经总义，诸经目录，文字、音义、石经为三属，甚善。目录宜别为一属。石经者，考文之事，《提要》附之金石，以书少耳。《隋志》录石经于小学，乃但有石本，而无考证，今考证既多，别为一类，亦《汉志》《尔雅》后列《古今字》一种之意也。惟经注、经师目录，当互注簿录、传记。
张氏叙四书，分《论语》、《孟子》、四书三属，是也。《提要》混而列之，《孟子》注反居《论语》注之前，蹈欧阳《唐志》之失矣。《大学》《中庸》独不立为二子目者，汉学家不以别出然耳。今谓当列于《论语》之后，《孟子》之前，共为五子目，类叙之论甚是。四书皆群经之关键，《戴记》本可篇篇单行，与《汉志》立《论语》《孝经》之意初不相背。以体论，《论语》《孝经》亦非经，而《七略》别立者，亦以尊圣尊功令也。
张氏经部大目为正经、正注第一，中分合刻、分刻，附以读本。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乃以诸经及总义分目。此乃取便卷帙版本，使学者易于翻检，非著录通例。而其各属之中，类次加墨段，暗分子目，甚为明当，可参取也。《易》先汉学，而卦气及焦循之申王弼者附焉。次纬及支流，次非汉之学，次辨图及占筮书，次音。《书》先汉注，次天文、《禹贡》，次焦循之申孔，次单篇统论，次撰异之考文字及中候。《诗》先注说，次名物、地理、氏族，次音，次毛、郑外古说、唐说，及通考、重言、双声、叠韵，次三家。《周礼》先注读，次录田、军赋、考工、车制，而以任氏《肆献祼馈食礼纂》附焉。《仪礼》先注图、例疏、校读，次官宫、弁服、丧服，及不纯汉学之说，而《读礼通考》终焉。《礼记》先注说，次月令、深衣、燕寝、明堂、禘诸专说，次《大戴》，而《夏小正》《曾子》《三朝》附焉。三礼总义先通说，次郊社、禘祫、宗法之一端，而《钓台遗书》之四种及《五礼通考》附焉。《左传》先杜书，次贾、服古注及补注疏，而事纬附焉。次历谱、地理、氏族。诸名物、乡党、图考之单篇，则在《论语》诸注说后。《大学》之单篇，则在总说四书之末。诸经总义先纬，次集古说，次古训语词，次杂解，宫室附，次天算。诸经目录文字音义，则先经说目录，次经师。凡此皆秩然有条，惟是张氏但取汉学，主告学者因经之异，而分类亦不同，非可沿为著录通例。今参取其义，以救《提要》混合之失，定立八目，为诸经通例。先依经之注说校读疏义，次集众说，次统说不依经者，次条说，次专说一篇，次名物一端之专考，次校定文字音义，次图谱。
乐类可删，说详《治四部篇》。《汉志》以六艺并立，而附入其流，故以《乐记》代经。今《乐记》已入《戴记》，其乐学诸书，宜入子部。如不欲缺六艺，则以《乐记》别为一类，而附以说《乐记》者，以足六艺之目可也。《提要》既从旧法，而以《乐》退列四书之后，不知何理，宜张氏之不从。然张氏以十三经分目，《尔雅》亦与诸经并立，乃亦立乐为一目，十三经中岂有《乐》邪？《提要》又以讴歌、末技、弦管、繁声，退列杂艺词曲，此亦未是。著录论体，不论高下，俗乐亦乐，犹变礼亦礼也。惟误隶于经，故觉其渎古乐耳。不循自然之统系，遂使首尾横绝，此类是也。
张分儒家为议论经济、理学、考证三目。盖汉、唐儒家粗而不精，惟有议论经济，宋儒乃言理学，近儒乃言考证，各一时之风气，皆儒者之事业也。然考据贯串四部，非立言之书，无成家之意。旧附杂家，已为不安，况更尊之入于儒家乎？过张考据，张氏之习气也。汉前儒又非不言性理，是不可以议论、经济该。若宋后儒家，则从其所重，派别自分。今以考证入外编，而分为古儒家及议论经济、理学三目。
理学流为格言，或羼道家之旨，乃不觉之暗流，经六朝而杂入佛家因果之说。《四库提要》谓为掺杂而屏诸杂家，此亦太过。盖儒家自汉后历变，而多镕合。周、程之说，亦多本道、佛，其可皆入杂家乎？《四库》徒屏明人之杂禅学者入杂家，亦不平之论也。《诸葛集诫》《女诫》《贞顺志》诸书，《隋志》亦附儒家，诸葛岂非兼道家者邪？但当别为格言一目，使不混于宋、明儒者之书可耳。著录天下之公，儒不为荣，杂不为辱，岂可以宋儒专儒家耶？《提要》于明人诸劝善书及《新妇谱》《五伦懿范》诸书之不言因果者，亦附存目于杂家，则更过矣。又《四库》于格言之纂成者，入之杂纂，隶于杂家。其为专书，如温公《家范》、朱子《小学》、吕氏《童蒙训》、蓝氏《女学》则仍入儒家，此亦未合。彼自是格言，虽纂而非杂也。朱、蓝之书，又何尝非纂成邪？故今不以入外编书抄。
《孔子家语》乃传记，不宜入儒。《提要》既知《晏子春秋》《孔子三朝记》为古之传记，何于此而昧之邪？沿旧之误也。《性理大全》《性理精义》虽书抄，而纯于一家，入之尚可。张氏收《论衡》，大误矣。至其列宋、元、明儒《学案》，则以便学者耳。
兵家所收多不合。《司马法》乃古军礼之仅存，当入制度类兵书之首，而互注于《周官》。《守城录》《练兵实纪》《纪效新书》乃实事，《江南经略》乃边防之法，及存目中《北边事迹》《备倭记》等书，皆当入制度类兵制中。但存古子书及言权谋、形势、阴阳者为子部兵家可也。《江东十鉴》既知入之兵家，何又以《蜀鉴》入纪事本末邪？至于法家，管、邓、商、韩四子而外，皆当入制度类刑书。《书判清明集》宜入类书。张氏所录，亦以此例推之。《牧令书》《保用书》乃真政书，且非刑法，何乃附法家邪？
农家，《提要》说诸弊最快，张氏并收荒政书，误矣。医家不分科，亦为未善。郑樵所分固太繁杂，明制十三科亦不可从，宜略依汉、隋《志》分为经脉、病症、针炙、方药、修养、治物六目。汤头不别出，多在症类也。言理者入经脉，服饵导引入修养，方与药合书，本相连也。诸家丛著，宜分别录之，其兼该各类为一书者，立总类一目终焉。章氏《和州志·艺文书》但有医经、药书二目，以书少耳，非通例也。
《提要》以天文、算法合为一目，而分为推步、算书二目。张氏不分，而分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三段，宜用其法，于二目中暗分之。占验之起甚古，《七略》《隋志》专以占验为天文，而历数别出。今专以历数为天文，而反置占验于术数，谓本与天文为二，太不师古矣。推步、占验，皆天文之事，何可重一而废一邪？宜仍移术数类中占候一目于此。
术数者，统名也，天算亦该焉。《七略》之本法也。《隋志》就《七略》子目分门，故无术数之称。自唐以来无改。今别出天算，以其重而尊之，固无不可。然此类不得但云术数，使人疑天算非术数也。此类诸门，既不可皆立专门，与天算并则可加称杂术数，以示天算外，尚有诸术数，庶乎可也。《提要》术数类分六目：曰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占候一门，当移入天文。占卜中有六壬，命书中该星学。阴阳五行则太乙遁甲、禽星、日时占也。然阴阳五行乃诸数总名，占卜、命相亦不外焉。今为一子目，与前数目大小不伦。宜以太乙遁甲合六壬，复其旧名为三式一目。而禽星及日时占，用汉、隋《志》法，名曰杂占，附录之。《太素》脉法、相字、占梦合焉，而去其存目之杂技一目，改占卜为卜筮。筮法后世固未失传，不得因著录书少而略之也。章氏《和州志·艺文书》并五行蓍龟于杂占，以书少耳，非通例也。
夫今所定之目，固以华夏之书言也，若异域之学，统系与吾不类，将何以处之邪？释教之书，自南齐时，别录其经论于华林园，不与四部同编。故王《志》录诸七《志》之外，阮《录》因之，别为外篇。《隋志》亦止录都数于四部之末，至《旧唐志》始入之于道家。此殆用道士化胡之说，固非通论，其学固子家，入之子可也。而并其传记亦录之子家，则非也。吾已辨之于《定体篇》矣。且幸而所录乃释教一教之说，向使印度古史诗及五明诸书悉皆输入，亦将悉归释家，而列之子部乎？
夫佛教之书虽多，要其所究为一事，犹纯而简也。今西洋之书则繁矣。《四库提要》尝以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宗教格言书入杂家。其时输入之书犹少，今则多矣。西洋目录部类，以勃郎、杜威为有纲目条理。今观其部类，勃郎氏所分，一宗教及哲学，二历史及地形，三传记，四辞典丛书，五社会学，商学在内，即生计学。彼之生计以商为主也。六科学，七美术及娱乐，建筑学在内。八应用技术，建筑法、工农家政均在。九语言及文字，图书馆学书目，《提要》附。十诗及戏曲，十一小说。集合著作杂志之不在他类者附此。杜威氏所分，一总记，目录、图书馆、百科全书、丛书、杂志、新闻纸均在。二哲学，心理、伦理均在。三宗教，四社会学，有风俗。五语学，六自然科学，七应用技术，八美术，园艺学在内。九文学，小说在内。十历史。地理、游记在内。以比观于此土之七略、四部，则此土所有者彼皆有之，而彼所有者此土多无之。于是人多欲改此之部类以从彼，以为彼以义分，此以体分。体分承七略，乃一国之私；义分据自然之标准，乃天下之公。故彼之类足以该此，而此之类不足以该彼。此论似是而实非也。彼亦有史传与文艺，是亦以体分也。若以义分，则彼史家、文家所持之主义固非一矣。至谓义分乃天下之公，则事理情之殊，记载与著述之别，又何非天下之公邪？且审观之，史、诗二类，固彼此之所同。彼之史体，正《尚书》之类也。文字、语言、小说、戏剧，亦皆此之所有。所不同者，乃在此之子与彼之诸学耳。此少而彼多，此统于经而彼不然，此不足以该彼，而彼足以该此者，专在于是。是自有故焉。明乎其故，则知彼固不能用此之法，吾亦不能弃此而从彼也。盖书籍之部类依于学术之系统，而彼此之学术有根本之异。彼之学由物起各别而究之，始于自然，中及社会，近乃及于心理。其统系之立甚迟，至孔德始有学术统系。其大体由分而合。此之学则由心起一贯而究之，举一宗旨，则论人生如是，论政亦如是。乃至生计、艺术罔不如是。其统系之成甚早，其大体由合而分。由此而一一比观之，宗教之经与佛经同，而不与六经同，盖专记教者之言行而非事理之总记也。其仪式则制度耳，其理论术数则子家耳。自然科学，彼之专长，此之谱录不足以当之。应用技术，此虽有之而不盛，然而非无其部类也。至于社会科学，如政治、法律、生计、教育诸科，即此方礼学、律学、兵学之类，而此之书不如彼之专详。哲学、伦理适与诸子范围相当。而本体论、认识论、美学、心理诸端，此亦不若彼之专详。然而诸子文集则皆及之矣。其不专详者，以为末而非本耳。故彼之长在专精，而此之长在总合。此之书常见其为何家，而多不能名为何学，是故彼用此之部类，则多不能该，而此用彼之部类，亦多不能析。然则将奚处邪？曰：宜沿别集释氏之法，别立西学一门，使自成统系。史、志则依《隋志》例，收入四部，文艺则增一门于集部足矣。向使印度偈颂早入中华，当亦如是例也。若文字，则《四库·小学类》固已收华夷译语矣。
或曰：西化既通，华人竞效，九流既衰，后此当变为分门之诸科矣。华人著述将多，岂可仍使在西学部中乎？且此诸学科皆天下之公，非如佛止印度之一家也，岂可如佛藏收支那撰述之例，仍归之西学乎？曰：是说有理。如是，则当以社会、政法、养教诸学入于制度类中，而别其小目，政治立于典要之中，法律入刑，教育、生计、社会入户，哲学、美学、心理则增类于子部。如是，无不安也。
或曰：既混而编之，则经不足以统之，何不直用西人法之为整齐乎？曰：此又不然。用西法则旧书多不可归，吾已言之矣。经虽为吾华所专，此固世界最古之书，非他方所可比。且以吾华人编目，自当有主客之辨。若西人编目，则以华经散之史、子可也。且子以为西人目录果整齐邪？美学在哲学中，而艺术皆以为原理；自然科学之于应用技术，应用技术之于美术，皆互有出入；而哲学家书，亦常有贯论社会问题，与吾华同者；诸科专史之当互注，史、子又相类也。盖学术系统固相牵连，而记载著述亦不可严划，吾固屡言之矣，乌有截而齐之目录哉？
匡章第十六
章先生发明《七略》，功越郑樵，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别裁、互著二法，特标精意，诚不刊之论，而主持太过，至伤体义。又校雠之学，贵别门类，溯王、阮，正晁、陈，穷源竟流，微特郑所未详，章亦未详。故其于《汉志》所无者，稍加分隶，便成谬误。至于考证不详，尤多有之。今举五条而匡正之。至其误疑《汉志》，已具《汉志余义篇》中，兹不复说也。
一曰主张、互著太过，失体义之轻重也。互著之例固善，然不可太零碎。今《汉志》明著省刘者，固是互注，其仍复见者，篇卷不同，非必一书也。黄绍箕《跋古文旧书考》曰：章氏意善矣，而所以为说则非。刘《录》互著，惟兵家类有十种，与儒、道、墨、纵横、杂家彼此互见。盖刘向校九流，任宏校兵书，同一书而有两本，各有司存，因两著之，未必别有深意。《汉志》记掌故，而辄为省并，此班氏之疏也。此说是也。章氏此义因书有易混与相资，为用而发，夫易混而混，自是辨体不明耳。相资亦当有限制，若广言无限，则群学固莫不相资，安能一概互注？学者类求，自当旁通，又岂能于一类之中备其所资哉？盖书有体，有用，二者或不相符，而本用之外，复关涉于他类，互注之法，乃以济此。其于旁涉，当限于本、具二用者，不当广言相关。章氏于此，殊未明析。如云《列女传》当互注于《诗》，夫群书引《诗》断事者何限？皆互注之，无乃太滥乎？又谓贾谊书当互见法家，因论儒与名、法相资，儒不为荣，法不为辱，其论甚美。然二家固根柢绝异，贾生乃兼此二家，非二者本相资。若沿此而广言相资，则九流同出官守，何非相资者邪？《韩诗外传》《吕氏春秋》《虞氏春秋》《新序》《说苑》乃经说，诸子之兼取属辞比事之教者，非本《春秋》之体。司马迁专论《春秋》家学，故旁及吕、虞，不可为著录之法。诸子之书固多衡论古事，庸可一概互注邪？章氏谓诸书皆当互注，《春秋》已稍泛滥，乃又谓班氏未习史迁叙例。按：班不言并省，是刘本未互注，何可妄诋邪？夫体自体，用自用，著录自当依体，以定其本类，互注者于本类之外，他类复存其名耳。本类为主，存名为宾，是有轻重焉。存名者但注云见某部而已，如吕、虞诸书，本诸子也。《春秋》类中，但当存其名。今章氏不曰入之诸子，而曰吕、虞之书当附之《春秋》而互见诸子，一言之间，失其轻重矣。
二曰主张别裁太过，致似编类书也。昔之裁篇别出者，大都本是单行。黄绍箕《跋古文旧书考》曰：章氏意善矣，而所以为说则非也。《史记索隐》引《别录》云：《三朝记》并入《大戴礼》。《三国志》注《艺文类聚》引《别录》又云：今在《大戴礼》。是知《三朝记》旧有单行本，非刘氏裁出也。然刘氏自有裁出者，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本注云后世所加，此为《别录》原文，盖旧与道家之《鬻子》二十二篇同为一书，刘氏以为后世所加，故裁归小说。又有《伊尹说》二十七篇，本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黄帝说》四十篇，本注云迂诞依托。此二书旧亦并附于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及《杂黄帝》五十八篇之内，为刘氏裁归小说家，与《鬻子说》例同。此书章氏所未及详也。此说虽似臆揣，而实有理。章氏所举别裁之例，多裁所不当裁。如《尔雅》《释天》《释草》，记名物之书，非天文、农家专门也。若《释草》可入农家，农家固不止草，《释木》亦可入矣。医家亦需草、木，二篇又可入医家也。邹子说阴阳乃虚谈，非实测，未可入之天文专门。《无逸》者，周公告成王重农之意，《豳风》者，歌咏农事，《小正》《月令》不专为农言，皆非专门农家，不可别裁。惟《吕览·辨土》《任地》等四篇，乃真古农家遗言，可仿《戴记》之例裁出耳。要之，别裁一例，当以专门，本可单行为主，其为全书一类者，不可轻议裁出。若如章氏之说，虽自辩为非类书，其弊不至似类书，不止割《尔雅》之分篇，冠专门之首简，不似类书而何似也？
三曰收《七略》所无，位置未当也。《补校艺文志》篇中，于《七略》所无者，为议所归，意甚善也。而所说进退失据，惟谓《七略》当附名家，差无大背。谓律令当附法家则非也。律令，官守也。法家，私门也。以源附流，与其所持论矛盾。《尚书》已有《吕刑》，律令岂原于法家乎？司寇所掌刑以辅礼，当附之《官礼》甚明。章氏《汉志诸子篇》中，固已发明礼、刑相关之义矣。又谓章程当别立政治一门。《汉志》无政治，当援高祖、孝文《传》之例附儒家。此亦甚谬。既用《七略》之法，《七略》以六艺统群书，安得别立政治？后世书目称故事，称政书，无政治之称，臆撰名目，已不安矣。故事、政书，源于《官礼》，章程虽细，抑亦《考工记》《司马法》之伦，其宜附《周官》甚明，何必援高祖、孝文《传》之空言非实迹者以为例乎？章氏论二《传》当附《尚书》，已驳于前。今又以章程相例，则章程固礼之别也，又何以处二《传》乎？章氏修方志，仿《官礼》而创立掌故，夫岂不知章程之为《官礼》，此岂其初年之说欤？何其不类也。补之不当。乃谓《汉志》疏略，由于书类不全。夫既以六艺、诸子为纲，而条别官守，六艺不可增为七也，讥其不全，将补何目？置之何处邪？吾谓章先生虽昌言宗刘，实正知推原官守之旨，而未知《七略》之完全，故一则曰缺政治，二则曰缺故事。既知《仪注》出《礼》，而但曰史部为《春秋》家学，既知《司马法》本《礼》，而又谓律令当附法家，皆其未达之证也。
四曰持源流之论太过，颠倒虚实，混淆部次也。章氏谓尹咸未能推诸术数之原，证之于六艺，是也。而谓阴阳、蓍龟以下，皆当附六艺，则过也。纵云官守之遗，已成私门授受，不得复合矣。于术数中明其源流可也，何必尽取术数之书，附之六艺后哉？兵法、医方，亦是官守，何不并讥任宏、李柱国乎？又章氏因议律令、章程，遂广张其说，以道器分编先道后器之说，章氏发之甚当。但止宜于兵书、术数、方技，若六艺、政典则不可施也。律令及故事诸门，皆有私家空论，论乃由制而生，若谓先道后器，则论反居制前矣。夫岂六艺、诸子先后之义乎？章氏欲取申、韩家言列于律令之前。吕、董之说部于故事之首，若如其说，则何必分六艺、诸子充其类？管子之书，当先于《周官》；邹子阴阳，宜先于三《易》也。乃至地理一门，亦欲用形家之言冠首，岂不谬欤？
五曰误讥班氏也。章氏每谓班氏不当并省部次，删《七略》之《辑略》，诋为不知雠校之学。并省部次，班不能辞其咎。删去《辑略》，则未可诋班也。黄绍箕曰：章氏执刘法以绳班。余谓刘、班二家之法判然不同，未可混而为一。刘氏第录一书，必取可览观者。又合中外众家书，删并复重，乃始定著，付缮写，盖颇有所抉择去取，实则删定之业也。曰校雠者，谦不敢承耳。班氏则史也，其所撰《艺文志》，簿录家也。当时儒臣之校集，广内之弆藏，于是乎征之存掌故而已。刘以辨章学术为主，故以《辑略》冠首。班以记录掌故为主，故分散《辑略》，附于各目之后。颜师古所谓诸书之总要是也。貌同心异，微旨具存，义各有当，非苟焉而已也。
其他考证未详。如《尔雅》所辨，只六经之名物，不可归名家，后世考据家已不纯于辨名。经解自为经说，义理考据兼有，非为辨名，而章氏以为宜入名家。词曲、小说，本自殊途，曲以曲为主，不与小说相出入。儒家空言经解依经，儒家偶一说经引经，不得入经部。若既无宗旨，又偶说经，此乃杂记，不得入经解儒家。章氏说书之易淆者，举小说、词曲、经解儒家，亦未审也。至其于古书失考误说，不明诸子流派而妄论，尤颇有之，兹不毛举。
章氏所撰《和州志·艺文书》全用《七略》法，其大体之不可从，说详《四部篇》。其中犹有谬误当举正者。其《尚书》类附奏议，谓凡诏诰、号令及章表、笺疏，皆当入《尚书》，旧入集、入故事皆非。此说谬也。《尚书》既为因事名篇，特中载诏令奏议，或以诏令、奏议为一篇耳，安得以诏令、奏议属《尚书》？马、班书载马、扬辞赋，可谓辞赋当隶纪传乎？其《贾山传》载《至言》，亦以一文为一篇，可谓子家当隶纪传乎？章氏发明《尚书》，至为精卓，何至此而反视为总集邪？又于谱牒类，谓《七略》以《世本》《汉大年纪》属《春秋》，后世谱牒当知渊原。然《春秋世历》谱牒之书，乃入术数，专列历谱一家。疑谱牒之法，古者历官所掌。此又骑墙模棱之辞，已所不解。竟若《七略》亦进退失据者，诚大谬也。《世本》兼记居作，非谱牒也。《汉大年纪》《春秋世历》二书今不见，无由臆度，然必一属纪事，一属历法，必非同体而两处皆可入也。其纪载一类，大名已不安，而所分子目，地理、方志、谱牒、目录、故事、传记，先后无义，全变古法。地理、谱录，明为《周官》支流，岂若故事之本《官礼》，传记之本《春秋》，方志之为完体哉。《隋志》之法，何可妄更也？末为小说、传奇二目，尤为谬妄。其说曰：《七略》列小说于诸子，亦取其一家言耳。然小说之体有二：叙琐屑之事，记载之属也；汇丛脞之谈，诸子之余也。此亦谬也。小说本纪事而有宗旨。其无宗旨而漫记琐屑，或参议论，乃后世杂说，不得为小说，不得并立为二。且琐屑之事、丛脞之谈二语，亦不足以别之也。《汉志》所录小说《青史》《虞初周说》，何非记事？而乃以其记事，悍然入之于史，则是子部可无小说家矣。
其于传奇，则曰：传奇体有二，无词曲者即小说之末流，是演义之属也。有词曲者乃优伶所演，源本乐府，而事通小说。此又谬也。传奇之名起于唐，本指小说，至明乃移以指曲耳。曲本诗与乐之末流，但取材于小说，不可谓通。演义、平话乃真小说，而非旁支小说，已不可附史部。况又混曲于说，而并牵之入史乎？其以文集入儒家，已不安矣，又以制艺附于儒家。制艺者，讲疏之支流，而兼辞赋之体，岂可入之子部？既知其肇于注疏，而乃引《贤良策》《盐铁论》以为比，彼策论之发挥己意，岂制艺之伦哉？其谓考证书当入名家，已不安矣。乃又推及诗文评说，谓文史家言条别源流，辨名正物，乃名家正传，而收《韩文年谱》《陶诗考异》。夫诗文评说既非辨名正物之例，而年谱之系事，考异之校文，更非评说之科。溷而列之，言无归宿，可谓非强凿乎？乃谓唐后附评说于集为忘本。夫评说之原，锺、刘之作，岂与古之名家有相类者邪？此直不知名家而妄论也。至于起居、时政、编年、纪注，而以为当属《尚书》，尤不待辨矣。观其所分与所定史考之例，往往矛盾，殆初年未定之论也。
序目第十七
校雠之学，俗士罕明，门目不定，则入书杂乱别裁，互著亦无所施。章氏探源而不通流，纪氏节流而未知源。存古不能通今，救今或背于古，遂使此学芜秽不治。徒执郑、章之书，不得辨章之用。恭承启发，勉究源流，大义创通，全体具举。撰《通古今》第一。
古今既通，四部可治。先立四义，七略遗意于是不亡。撰《治四部》第二。
用七略法以治四部，后起杂书，无当于四部，不可强附别为外编，有厕图而堂室可理矣。撰《外编》第三。
分类当有标准，曰体，曰义，而体为尤要。后世著录，往往标准歧出，或执义而害体，遂多纠纷，章氏于体犹疏，况乎余子？体既定而出入之间，可无疑矣。撰《定体》第四。
《七略》者，义例之宗。章氏发明，乃见端绪，尚有误驳遗漏者，拾而明之。撰《汉志余义》第五。
七略变为四部，禅变之迹，不可不明，明而后可以存七略于四部。撰《溯郑荀王阮》第六。
《隋志》始定四部，而七略未亡。后世承用四部，而《隋志》乃亡。一线之传，在于是矣，溯古救今，明其微意。撰《明隋志》第七。
旧、新唐二《志》渐失《隋志》之意，罪之魁也。自此以降，私家目录不胜举驳，姑论史志。撰《唐宋明志》第八。
郑樵独言校雠，开章氏之先，而言多偏弊，不知门目。虑后生之误信也，撰《纠郑》第九。
纪氏《四库提要》节流之功伟矣，而不知《七略》《隋志》之意。具纠之，而参以章、张之说，因议四部细目，定其门类，自以为校雠之学至此定矣，不知后世之信否也。“四库”《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第十、十一、十二、十三。
门目既定，包罗无遗。昔有当收而不收之书，著录者之蔽也。解之以明著录之公。撰《收俗书》第十四。
今之门目，乃依华书而定，异域输入，似不能该而实能该，不必更张也。详辨之而后四部乃定。撰《镕异域》第十五。
章氏之识大矣，而有未足，论亦多疏，恐世之误沿也，举五条以匡之。此书续章，非攻章也。故以《匡章》第十六终焉。
夙好目录，推重纪章，上下探索，如有所立，爰续章书，以究斯业。始事己未年十一月十九日，人事牵扰，十日而稿成。成之日，吾生日也。生盈二十三年矣。越九年戊辰，授目录学于成都大学，创编讲本，因更定此书，旧本《辨簿录》第十四，《取孙强》第十五，全易之，首二篇未足，则加之。《纠郑篇》碎乱，则整之。余亦有所修补，旧说至此乃成具矣。至于簿录体别编次小例及求书辨名之法，章氏书第一卷所讨论者，已详《目录学》中，此皆不及。使二书相备修定凡八日，五月十一日毕撰《序目》第十七。
弟子 仁寿刘焜明 仁寿王庆桢
双流李克齐 双流罗体基
华阳李泽仁 简阳熊光周
三台张朂初 罗江杨致远
成都邓自仁 华阳廖士正
剑阁赖天锡 双流陈华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