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

作者:李渔
闲情偶寄

杂著,清代李渔撰。李渔字笠鸿,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是清代著名的戏曲家和戏曲理论家。《闲情偶寄》是李渔晚年写的一部杂著,全书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8个部分,涉及戏曲、烹饪、建筑、园艺等不同领域,为作者多年来的一些心得见解。《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和《声容》部的一部分,对于戏曲的创作和演出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历来受到戏曲史家、戏曲理论家的重视,在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古典戏曲理论中最为完备之作。1925年,曹聚仁从该书中摘出论戏曲部分单独刊行,定名为《李笠翁曲话》。李渔论戏曲,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戏曲不只作为文学看,而是将其作为活动在舞台上的综合艺术来讨论。他反对前人只从案头文学的角度来论戏曲的做法,认为“传奇之设,专为登场”,将戏剧的舞台性放到第一位。由此出发,他强调戏曲结构的重要性,要求“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等,从而使戏曲主线清晰、冲突集中,适于演出。他重视宾白的使用,要求戏曲语言的个性化,以及注重吸引观众的兴趣等意见,多为前人所未发。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帮闲文人,李渔思想的局限在书中也十分明显,如强调戏曲的封建教化

猜你喜欢的书

理查二世

理查二世

《理查二世》是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是一部历史剧。该剧首版于1597年。该剧讲述了一个不称职的国王的故事,以及他第一次面临人的身份时的极大痛苦。《理查二世》也是关于亨利·波林勃洛克的故事,他攫取了王冠因而不再清白。他以为,鉴于理查犯有该隐之罪,所以自己可以净化被理查玷污的王座。但是,为了建立他的统治,他不得不犯理查同样的罪。他并未变成神,却变成一个谋杀者。他这个国王因而再也不可能是理查意义上的国王。

人类的故事

人类的故事

《人类的故事》是房龙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房龙用生动流畅的文字,将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它的故事从远古的时候讲起,讲述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源起,讲述希腊与罗马时代的辉煌,沿着宗教兴起的线索讲述到中世纪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从城市的兴起、文艺复兴、讲述到世界性的变革和各国的革命。在追溯到一些主要国家的历史线索时,也讲述了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故事,评述他们的功过。在这本书中,房龙展开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画卷,请读者站在一个高塔之上,俯瞰着奔腾不息的历史之河。

平金川全传

平金川全传

清代白话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一名《平金川》,又名《年大将军平西传》、《年大将军平金川》。四卷三十二回。题“小山居士编次”。作者张小山,辽东人。成书于清光绪年间。《平金川》讲述讲的是年羹尧(书中作年赓尧)、岳钟琪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的故事。内容架构与《封神演义》一类的魔幻神怪小说类似,且有一定的科幻色彩。

冷庐杂识

冷庐杂识

笔记。近代陆以湉著。八卷。全书系据作者读书所得以及日常见闻随手记录而成,内容以清代学者文士的学术、文艺撰述成就、言行事迹为多,对他们的师承交游关系、学术源流等的记载,可以作人物传记的补充史料。对清代以前的历史人物与经史著作、诗词典故、金石书画以及医药、地理等的考证、评述,也颇有参考价值。所录诗词楹联乃至印文、砚铭、箴言等,“亦清逸警炼”,“虽品格各殊,而皆可供人玩味”(崔凡芝《点校说明》)。所记清代著名文人有方苞、吴伟业、金农、胡天游、黄任、阮元、郭麐、陈文述、舒位、姚莹等。前有咸丰六年(1856)自序。有咸丰六年初刻本,附续编二篇,另有《笔记小说大观》本、《清代笔记丛刊》本、光绪十九年(1893)乌程庞氏刊本、198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

孟子

孟子

文集。战国孟轲及其弟子撰。十四卷。轲字子舆,战国邹邑(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后人子思门人。历游诸国,曾任齐宣王客卿。晚年退居讲学,与弟子著书。《孟子》所录内容包括孟子的政治活动、思想学说、个性修养。基本思想是继孔子,排杨、墨,主张力行仁政,恢复井田,省刑薄赋,停止攻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严君子小人之分、劳心劳力之别。从人性善出发,重视主观精神作用。多以对话形式论辩明理,由《论语》的语录体发展为长篇巨制。气势磅礴,感情奔放。常以排比句法增强逻辑推理色彩,雄辩有力。惯用比喻,形象鲜明。善设机关,引人人彀,步步紧逼,波澜壮阔。赵注释句,保存汉人旧说。疏解释赵注。朱熹以为疏为邵武士人作,《四库全书总目》亦疑非出孙爽之手,有《十三经注疏》本。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均可参考。

空之探究

空之探究

释印顺,当代佛学泰斗,博通三藏,著述宏富,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经典、制度、历史和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梳理、辨析与阐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成为汉语佛学研究的杰出典范。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建立起自成一家之言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汉传佛教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的高度重视。“我在『中观今论』中说:「在师友中,我是被看作研究三论或空宗的」。我「对于空宗根本大义,确有广泛的同情」,但「我不能属于空宗的任何学派」。问题是:我读书不求甚解,泛而不专,是不适于专宏一宗,或深入而光大某一宗的。还有,面对现实的佛教,总觉得与佛法有一段距离。我的发心修学,只是对佛法的一点真诚,希望从印度传来的三藏中,理解出行持与义解的根源与流变,把握更纯正的,更少为了适应而天(神)化、俗化的佛法。这是从写作以来,不敢忘失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