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鲁迅：《坟》
比起世界上有些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并不是一个著作特别丰富的艺术大师。他用了毕生的精力，仅写出一部长篇《红楼梦》，而且是一部没有最后完成的《红楼梦》。可是，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却充分地证明了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天才，一个丰富而又深刻的天才！
这样的天才，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可是，在黑暗统治的年代里，天才总是受到那一社会的冷淡和遗弃。旧中国的历史向我们表明：几乎没有一个天才，不是带着深重的哀伤和痛苦走过他们的人生。伟大的诗人杜甫，早就发出过这样的沉吟：“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这两句诗，不想竟为一千多年后的曹雪芹，唱出了他的人生遭际。
一 “痴”心的天才
曹雪芹，这个比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还要早约一个世纪就已经登上世界现实主义文学高峰的作家，他对人类文化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可是他不仅“青史”无名，而且连一篇比较完整的生平小传也没有。在这方面，他比莎士比亚还要不幸。至今对他生于何年何月，还很难得到一个确切不疑的回答。只知道他大约活了四十余岁，正当一个人各方面都趋于成熟的壮年，就垂下了他那富于创造力的手。
少年时代的曹雪芹，出身在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里；但这个家庭，还在他父辈一代手里就已经衰败了。当曹雪芹成年以后，已是一个流落在北京西郊的贫民。这一人生巨大的变化，无情地折磨着这位华裔贵胄，但也使他的艺术天才没有被埋葬在糜烂的贵族生活里，能够比较清醒地去回顾所经历过的一切。
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所经历过的一切，不是普通的生活经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富有社会意义的创作题材。
曹雪芹所生长的家庭，是一个与宫廷关系至为密切的百年“望族”，而且还可能在当时皇室内部倾轧的漩涡中受到某些牵连。在“国之本在家”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里，家庭与政治常常打成一片，从而造成政治家庭化与家庭政治化的现象。曹家集贵族、官僚、地主于一身，它比一般家庭更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道统精神，而成为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因此，曹雪芹在那里能够感受到某些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现象的投影。这样，他所经历过的一切兴衰变化，就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而为他的创作先天地准备了生活基础。
由此可见，即使是曹雪芹也不能离开生活——这个培植文学天才的土壤。
可惜，我们对曹雪芹生活的各方面知道得太少，还不能详细研究这个天才的本身。有的考证提供了有意义的资料，但也有的考证不着边际，或失之繁琐，不仅对研究《红楼梦》本身并无多大实际帮助，反而堕入庞杂的材料堆中，离开作品本身愈来愈远。根据目前所看到的一些比较可靠的零星记载，只能窥见曹雪芹为人的一个粗略轮廓：他工诗、善画、豪饮、狂放。其他，特别是与《红楼梦》创作过程直接有关的情况就知道得更少了。
可诅咒的时代，遗弃了这个天才！
对此，不仅是我们今天望着历史慨叹；还在过去的时代里，就有人徒兴此叹了：“所著《红楼梦》小说，称古今平话第一。惜文献无征，不能详其为人。[1]”
但是，在这种“文献无征”的情况下，最可征的还是他所遗留给我们的一部天才杰作——《红楼梦》。纵使其他材料再缺乏，单是这部杰作本身也足够我们研究了。它不仅以生动的创作实践，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美学上的、文艺学上的问题；而且比时人的记载更可靠地告诉我们：写出这部书的人不仅具有多方面的艺术素养和深刻的生活阅历；而且还有一颗高尚的、坚忍的艺术家的心灵。
是的，曹雪芹不仅是一个天才，而且是一个坚忍的天才。只要回想一下，他是在何等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创作的，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要把他的天才和“坚忍”这两个字连结在一起。
恐怕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很少有几个作家可以和曹雪芹相比，他是在那样一种社会的、物质的、精神的恶劣环境下，展开了他的艺术活动。他写作《红楼梦》时，是处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2]和举家食粥酒常赊”[3]的景况下。穷困，给曹雪芹创作上的压迫，也许是在斯特拉福镇上购置了房产和田地的莎士比亚所不能想象的吧？当然，世界上曾经饱受过贫穷压迫的大作家也是很多的。莫里哀曾经有过十二年的流浪生活，并且在沙特拉的债务监狱里受过监禁；易卜生曾经当过药房里的学徒；狄更斯做过苦工；而巴尔扎克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给人类文化所创造的那许多精神财富，只是为了使债主的手里塞满了法郎。这个“渴望着精神与金钱上的自由”的作家，真是可与“日望西山餐暮霞”的曹雪芹同声一叹了。但是，巴尔扎克、狄更斯、莫里哀等毕竟还没有像曹雪芹那样的一直穷困到死，他们后来都挣脱了贫困对创作的威胁，有的甚至变得很阔。
正像许多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曹雪芹也是为了理想而进行批判的人。曹雪芹的天才，不仅在于暴露，同时还在于肯定——对生活中美好的、光明的一面，那种充满感情、不遗余力的肯定。所以，《红楼梦》不仅是一首挽歌，而且还是一首颂歌。
它歌颂了反封建的年轻一代，以及他们在反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爱情。
因此，《红楼梦》是一首反封建的爱情的颂歌；美的人、美的灵魂的颂歌。
由于曹雪芹所着重表现的一个主要题材，是反封建的人和反封建的爱情的美，并且通过对丑恶事物的揭露来歌颂了这种美；所以我们在读《红楼梦》时，不是只见晦暗，而是经常感到洋溢着一种青春的、爱情的明丽色彩。
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19]暴露与歌颂本是辩证的统一。在生活中，美和丑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这两者在创作过程中不仅不矛盾，而且常常相反相成地构成一个艺术作品。而从美感的、教育的意义来说，作家在洞察丑恶现象的同时，更应该对美好的事物具有特别的感情，并且能够在生活中而不是在幻想中追求它、找到它。曹雪芹正是这样，他从丑恶现实的旁边，从那一时代统治思想精神道德所规划的疆线以外，从不为人所注意的“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的身上，发现了另有一个道德世界的存在。他对处于封建压迫下的少女那像水一般纯洁的心灵，深深地感到美。而对于那种走在封建礼教所许可的范围以外、并把灵智和感情诗一般地结合在一起的女性，尤其不可克制地感到美。而这一切，惯于含蓄的曹雪芹，只淡淡地称之谓小才微善”。
是的，曹雪芹的创作热情，是被女性的深受封建损害的“才”和“善”所激发起来的。或者说，对妇女命运深切的关心和同情，是构成曹雪芹天才的基石之一。无怪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四回，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薄命女”的形象——甄英莲（真应怜），从而为“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妇女命运，揭开了序幕。
“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曹雪芹更在开卷第一回发出这样的浩叹。这是一声惊世骇俗的浩叹！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里，其意义等于把“君子”与“小人”倒置，因为那个社会一向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而在《红楼梦》中也确实写了许多“难养”的女子，她们总是要越出封建主义的法规。只是曹雪芹是以赞美和同情的态度来描写这种“难养”，因此他成为一个最热情、最有力的为妇女呼吁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作家。他把在那一社会里最受人贱视的小人物——丫鬟婢女，提高到诗意的、崇高的境界，并且展示了她们的平凡而可爱的内心。的确，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看到一个作家，曾经像曹雪芹这样地懂得中国女性的灵魂，并且这样细致而深刻地写出她们的美丽、诗情、希望和痛苦。
然而，曹雪芹对女性并非一概赞美，他懂得一个人的美，不仅在于外貌，更是在于内心；必须把美与真与善融和在一起，必须建立在与封建主义对立的基础上；因此他对凡是不合这种美的标准的女性，又寄予一种深情的痛惜和客观的揭露。
于是，在曹雪芹的笔下，出现了一连串多彩多姿的妇女形象。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赞叹这个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工作上，是表现了多么杰出、多么巨大的艺术才能！是的，曹雪芹是一个塑造典型性格的大师。他深通“灵魂的辩证法”，他有着很多启开人们心灵的钥匙。如果说，善于创造典型，这是每一个伟大作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衡量一部作品价值的决定性的因素；那么曹雪芹除了拥有一个伟大作家所应有的条件之外，还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就是他特别善于塑造妇女形象，而且成群地把她们塑造出来，并且极为清晰地分出她们各自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她们的年龄大体相同、生活环境相同、甚至是出自同一娘胎，曹雪芹也莫不线条分明地刻画出她们各自的个性。
在塑造妇女形象这一艺术成就上，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无人可与曹雪芹相比，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首屈一指。
显得可贵的是，曹雪芹不但对于像林黛玉那样的用祖国的优秀诗歌和文化教养所充实起来的女性，深深地感到赞美；那些出身卑微不能具备这种条件的女性，在他的笔下也同样显得非常优美动人。那个为了别人的幸福而感到焦急苦痛的紫鹃，那个不惜用利剑来证实爱情坚贞的尤三姐，还有那个有着炭火一般的热情而被生生扑灭了的晴雯，都曾经把读者感动得滴下眼泪。尤其是晴雯，这个“身为下贱”的婢女，似乎比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还要美丽、还要动人。
《红楼梦》生动地表现出：一个人的美主要在于性格——用纯洁和善良照亮的性格，与僵硬的封建道德不相协调的性格。
至于秦钟与智能、龄官与贾蔷、彩云与贾环、小红与贾芸，还有茗烟与那个小丫头等等，他们的爱情或因所爱的人不美、或因缺少思想内容、或因品格不高和带有世俗的气味，于是就显得暗淡、粗鄙和没有光彩了，有的更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爱情。
是的，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动人。《红楼梦》的可贵，就在于它写了很多爱情却能分出各自不同的格调。通过那些描写，曹雪芹从多方面发挥了他的爱情思想：爱情的美和人的灵魂的美是分不开的；只有在那一社会思想道德之外，才能建立起美的爱情。而最美的、最动人的爱情，便是向封建主义叛逆！
九 触动了封建秩序的“谈情”
曹雪芹通过宝黛所提出来的爱情，是一种新型的爱情。
这一爱情，虽然和以前古典作家所表现的许多爱情有其相通或相似之处，但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这一爱情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并不是郎才女貌，而是思想一致、志趣相投；而志趣则是坚决不走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
由于《红楼梦》着重表现的是这样一种爱情，所以它不仅要在结合的过程中，受到那一社会多方面的、种种有形无形的阻挠和破坏；而且即使能够如愿地达到婚姻归宿，它仍然还是一个悲剧！
是的，仍然还是一个悲剧。因为结婚仅能改变他们的关系，并不能改变他们所生活的封建社会。封建大家庭对于一个小媳妇将比作为一个亲戚客人的林黛玉限制更多，更需“步步留心，时时在意”。时代的风，曾经把浓重的忧郁吹进了这个少女的灵魂，结婚也许可以使她得到一时感情上的温抚，但她却不能再待在潇湘馆里过着那诗意的、灵感的、“孤标傲世”的生活了。等待她的，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妇女命运。结婚，不仅不能改变这种命运，也许只有加重。
至于贾宝玉，结婚以后，便要失去童年服装的掩护；封建社会对于一个成年人的要求，必将比任何时候更为紧迫地向他压来，而不容他再整天“在内帏厮混”了。他所最厌恶的“峨冠礼服”，首先就要使他应接不暇。而在那个日暮途穷的荣国府中，愈来愈艰难的日子，不仅使他和林黛玉难以保持住小夫妻生活的平静，而且“重整祖裘，克振家声”的重任也必将不容推卸地搁到他的肩上。那最使他恼火的“科举”、“仕途经济”等等，便要更加刻不容缓地向他紧逼过来了。成家以后的贾宝玉，将怎样去对付这许多新的生活日程呢？……这一切，都是新的问题、新的冲突、新的痛苦。而最后，必将导致悲剧的结局是无疑的，只不过是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这不可改变的悲剧根源，总是由于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土地上，找不到一块可以容纳贾宝玉和林黛玉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这必须是一块把人类的灵智和感情从卑琐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国土；必须是一块让人的真正价值和才能（特别是妇女的价值和才能）得到伸展的国土。总之，必须是一块与既存制度、精神道德相违背的国土。——是的，这样的国土，距离贾宝玉、林黛玉所生活的时代太远了。他们不仅不能用脚步走到，而且也不能用头脑想到。
因此，这一爱情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性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的悲剧。
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这一悲剧之中，也包含着这一爱情所依附着的那一封建没落阶级的悲剧。
总之，爱情这个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曹雪芹最先把它用这样丰富的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和提高起来。
只有曹雪芹才第一次说出：爱情，这在封建时代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问题。
由于《红楼梦》所表现的爱情，是这样一种带有新鲜色泽和蕴含着深刻思想内容的爱情；又由于这一爱情是与家庭、社会等描写有机地溶化在一起；所以《红楼梦》没有使人从那些“儿女情长”的旖旎之态里感到发腻的浓艳；而是从那些小儿女的“或情或痴”中感到荡漾着无限悲怆、无限深远的生活意蕴。两个世纪以来，不知多少人曾经在《红楼梦》中得到某种启示，多少人曾经从《红楼梦》中思考着人生，研究着人生。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是的，这部小说写的是情，歌唱的是情，然而又不仅仅是情。
虽然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一再声明：“大旨不过谈情”，但是还在旧时代里就已经有人不是把《红楼梦》仅仅当作一部言情的小说来看待了。他们有的说，这是一部“政治小说”[25]；有的说：“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记载私家故实”[26]；更有的说：“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27]这些说法，虽然不足深论，但也说明了《红楼梦》所显示的艺术概括力，已经把一些人的视线从爱情、家庭这个范围内，推向更为阔大的现实世界。因此，当时的人们虽然不能理解这部作品的真正文学价值，但却朦胧地感到在那里面含有社会意义的问题。至于那一社会的统治者和卫道者，更是敏感到《红楼梦》的艺术批判力量，所以觉得“可恨”；不但加以恶毒的咒骂，还一再下令禁毁，而罪名总是所谓——“淫”。
其实，这正说明《红楼梦》的“谈情”，并不像第一回所声称的“毫不干涉时世”，而是深中时忌，大忤世道，触动了当时的封建秩序。它起到了“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28]的艺术作用。
近代历史告诉我们，民主、自由这些社会思潮，常常从要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开始；因此爱情问题看上去好像是个人小事，但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反封建的问题。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正是通过爱情去控诉了封建社会；或者说，他通过对封建社会的揭露来歌颂了这一爱情。
在曹雪芹的笔下，爱情的描写与社会的描写始终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当作家愈是写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与无耻，也就愈是相对地衬映出这一爱情的纯洁和充满诗意的气息。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爱情却又存在着许多与生俱来的缺陷。由于两个爱情的主角都是贵族官僚的儿女，在他们的身上存在着很深的依赖性。因此，他们的爱情虽然是背叛着自己的阶级，但又不能离开这个阶级。朱门绣户的优裕供养，剥削阶级的有闲生活，经常逗引着他们的“闲愁万种”；于是，这一爱情便在很多地方显得过分的纤细、缠绵和娇柔，同时又常常迷漫着一种空虚、恍惚和梦一般的哀愁。是的，这一爱情虽然叛逆了那一社会的道德秩序，但并未脱去剥削阶级的色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感到这一爱情闪射着思想光辉，但另一方面又感到总是有些隔阂和抵触。
是的，爱情也有它的时代标准。如果今天也学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的爱情方式，这就是犯了时代的错误。至于那种没有理想、只是以庸俗的物质利益和利害关系为转移的“爱情”，则比贾宝玉这个贵族公子也不如了，那只能成为新时代里等待清扫的历史陈垢。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红楼梦》并没有完全失去思想教育意义，仍然具有“可以作为教育先进阶级的宝贵材料的批判的成分”[29]。
总之，爱情这个“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生活现象，它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在不断地改变、充实和提高。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如果离开了它的时代就要大大减色，甚至会在很多地方显得不美。这一爱情所以显得动人，是因为在它的内里寄寓着进步的生活理想；同时又因为它是生长在一个不容许任何民主（即使是爱情也不例外）的专制社会里；那一社会愈是压迫，它就愈是生长，愈是变得不可屈服。
在这里，爱情与真理站到了同一条线上。它体现着那一时代的呼声和合理的生活要求。
是的，只有与时代的前进步伐相一致的爱情，才是美的爱情。曹雪芹通过宝、黛以及其他许多爱情描写，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指出一个真理：封建社会是人类高尚关系、高尚情操的敌人，是青春、智慧与幸福的敌人。
因此，《红楼梦》的“谈情”，不仅谈得非常动人，而且把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扩展到一个深度。它闪射着朴素的民主思想光辉！
十 “云空未必空”
面对着大地上的“春恨秋悲”和“红袖啼痕”，多感的曹雪芹不能不思考：人生为什么这样痛苦？“红颜”为什么这样“薄命”？生活又为什么这样迷茫和飘忽无定？他企图寻求解答。可是，这是他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出身贵族阶级而又处于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里的曹雪芹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在那一时代的历史云雾里，曹雪芹看不见前途的亮光。他对那一社会失去了希望，但同时对整个生活也失去了信心。
在当时佛道思想盛行的情况下，更加上没落阶级的消极影响，于是他不能自拔地陷入思想上的迷途。他对生活现象作出了错误的哲学概括：“色空”。
没有得到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引，这是曹雪芹的大不幸。
从文学史上可以多次看到：艺术家的思维哪怕有一些小缺点，就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美学价值上来，破坏艺术的完整。曹雪芹思想上所存在的消极因素，也使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有一层不能抹去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的色彩。这不但给种种唯心主义的解释以插足的空隙，而且还给一些思想感情不健康的人得到某些满足或陶醉。
不仅如此。又由于在作家的思想上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他一方面把人生观察得非常深细、非常翔实，并对宗教采取了鲜明的批判态度。他笔下的许多和尚、尼姑、道士都是一些丑恶的形象；书中更通过贾敬的炼丹毙命，讽刺了宗教及其笃信者的愚蠢和荒谬。可是在另一方面，曹雪芹又去谛听那遥远天国里的梦一般的声音——一个连他自己也感到“虚幻”的神灵世界。于是，青埂石、空空道人等便以不调和的形象活动到作品的真实中来，严重地破坏了这部作品艺术上的完整；而且散布了一层神秘主义的烟雾。
更由于在作家的身上，还有着并未脱尽的阶级同情与阶级偏见，尤其给作品带来了许多内在的、渗透的影响。这就使得我们在红楼梦》中，总是感到曹雪芹对那一黑暗世界的主人还缺少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坚决的革命态度。《红楼梦》虽然常常把人们带入深沉的思考，但它犹少激起人们强烈行动的力量。
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估计：曹雪芹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但他到底是一个旧时代的作家。
曹雪芹像所有旧时代的伟大作家一样，只有当他对客观世界作形象地反映时，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当他一旦离开这里，就会变成一个消极的悲观主义的宣传者。
幸亏，问题还有另外的一面。曹雪芹虽然在思想上存在着许多消极的因素，但他也是“云空未必空”[30]的。如果他真是“空”了的话，就不会深怕闺阁中人“一并使其泯灭”，从而费那么大的苦心和时间去写作这部“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了。而《红楼梦》终于以天才的现实主义杰作呈现在我们面前，乃是由于在作家的思想上除了消极的一面以外，还存在着积极的一面。这就是曹雪芹对生活中的丑恶以及被这种丑恶所压伤、所摧残的美，怀抱着无限深沉博大的爱憎感情。
能爱、能憎才能文。这就是为什么曹雪芹终于看出了自己出身阶级的罪恶、腐朽和必然没落的命运；并且无情地把它揭露在大家的面前。须知，认识并揭穿自己阶级丑恶的本来面目，这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理智。曹雪芹也像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叛逆者，而且是一个比他笔下的主人公站得更高、更能冲破阶级限制的叛逆者。
贾宝玉在《红楼梦》中始终是一位贵族公子，而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却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贫民；因此，他不但对主人公身上的许多缺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描写，而且比主人公对封建主义具有更强的叛逆性。正是这种站在平民立场上的叛逆性，唤起了作家的艺术良心和创作热情，并自觉地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从而使整个《红楼梦》具有了比它的主人公更先进更深刻的民主思想光辉。
由此可见，在曹雪芹的思想上，不仅存在着积极的一面，而且这一面是以优势的地位存在着的。至于曹雪芹思想上的某些消极因素，今天看来虽然显得落后，但在当时却是比较平常的现象。而他的叛逆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感情，在当时却显得很不平常；所以，就作家思想的实际总和来说，还是站到了时代水平以上。
是的，任何时候，如果一个作家的思想不是站在时代水平以上，他就不可能辨认时代生活中的事物，自然也就不能正确地反映时代而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了。在这方面，中外文学的历史都曾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实例。而《红楼梦》又一次用生动的艺术实践证明：正是因为曹雪芹具有时代水平以上的思想高度，所以他不仅打破了“千部共出一腔”的陈套，而且力排思想艺术上的凝固和僵化，把笔触伸向许多前人未曾表现过的新的生活领域，最后终于写出了一部世界第一流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
在《红楼梦》中，也如在作家思想中的情形那样，积极的一面是以优势的地位存在着；而且又由于形象所显示的客观意义，常常大于作家的思想；因此人们读过《红楼梦》后，首先在心里燃烧起来的是“情”，而不是“空”。这部作品并没有使读者万念俱灰、远离尘世，而是更加令人百感丛生地想起生活、想起人、想起各种富有社会意义的问题。
《红楼梦》没有把人们和生活拉远，而是更加靠近了。读过这部作品后，人们有时会在心中产生“一种既痛苦而又愉快的忧郁”[31]，又有时会感到有一种好像失去一件甚么东西的怅惘，这也是为了生活、为了凭吊生活中被毁灭掉的美。
十一 反封建主义，这就是《红楼梦》的主题
《红楼梦》中的缺陷，正像它的伟大价值一样，只有在我们时代光辉的照亮下，才能加以真正的认识。
我们不应夸大这些缺陷，同时也不应忽视这些缺陷。这部作品虽然对封建社会作了广泛的揭露和批判，但并不是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问题上都很深入；而且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反映到作品里。
有些论者称《红楼梦》是“生活的百科全书”，甚至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其实当时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科——农民群众反抗封建地主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在这部作品里得到比较具体、比较深入的反映。应当说，在这方面，《红楼梦》较《水浒传》显得逊色。从作品的实际社会效果来看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屡次看到农民起义受《水浒传》影响的记载；可是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哪一次农民起义受到《红楼梦》这部“阶级斗争史”的影响。
毋庸讳言，《红楼梦》并没有在这方面发挥它的形象力量；甚至在这个问题上，还由于作者的阶级局限给作品带来某些缺陷或不足。
但是，《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或无所不包（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的作品），而是因为作者对他所表现的题材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和发掘；他打破了许多在当时说来是很难打破的时代限制，出色地发挥了一个贯串全书的基本思想——反封建主义。
正像世界上许多文学巨著一样，由于它所反映的生活面和社会问题比较宽广，其主题思想常常不是那么单纯、那么短浅，而是显得非常丰富深厚；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显示着多种多样的思想意义。《红楼梦》正是这样的，它虽以爱情悲剧作为贯串全书的主要情节故事，但它所反映的生活面并非限于一隅，还交织着其他许多描写，特别是封建家庭的描写，因而也就呈现着复杂而又多样的思想意义。不过，正像一幅景象万千的画卷总有一个统一的光线来源一样，《红楼梦》也有一个照耀全书的主题思想，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反封建主义。
书中所有的描写，无论是爱情悲剧、家族衰亡、主人公的性格发展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描写，都服务于这个总的主题思想，并使这个主题思想无论在深度上、广度上都在中国文学史上达到空前的成就，以至和近代民主思想取得某种联系和呼应。“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浪潮，其中不是依然包含反对封建婚姻、冲破封建家庭、要求个性解放等等内容么？正是从这里，可以看出《红楼梦》的深刻之处，它也像有些伟大的古典作品一样，在它的里面“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属于未来的东西”[32]。
《红楼梦》所以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除作家空前深刻地发挥了思想上的、创作上的各种积极因素以外，还因为存在着客观的历史社会原因。
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毕竟是一个比屈原、杜甫，也比王实甫、汤显祖等古典作家向前发展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封建社会终于经过了缓慢的历史长途，行将迫近一个历史的终点。历史末期的一些社会现象，还在曹雪芹生前的明代封建王朝里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而在曹雪芹的时代，虽然受到战乱破坏的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得到某些恢复和发展，并造成所谓“康乾盛世”的景象；但这一“盛世”已经接近尾声。随着封建王朝的“昌明隆盛”，建筑在残酷剥削上的“花柳繁华”也跟着扩大，于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本质日益向表面溃烂，社会矛盾也跟着日益加深。这首先表现在：当时从最高统治者开始就恣意挥霍，如乾隆皇帝的南巡东幸、大兴土木等等；而社会上土地兼并的现象也进一步加剧，到《红楼梦》写作时期，竟出现了拥有数十万亩、甚至上百万亩的特大地主。还有，当时蓄奴的风气也很盛，早就有买奴“至一二千人者”[33]。至于清代无官不贪的风气，这时也更变本加厉，曾经产生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以贪污著名的宰相和珅。他所搜括的钱财竟达八万万两，比全国二十年税收的半数还多[34]！当时政治的黑暗，不仅人民“皆蹙额兴叹”（尹壮图奏语），连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物也感到看不下去了。……这种种自然会促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抗租、罢市、殴官等群众斗争不断发生[35]，整个社会又向“阶级决战”的时期接近。曹雪芹死后不久，就爆发了一次广达数省、震动了清代朝廷的农民起义（白莲教与天理教）；此后斗争一直绵延不绝，最后终于又爆发了一次具有空前历史意义的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革命运动除了具有总结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意义之外，还提出了一个长期存在、而且愈演愈剧的社会问题，即它第一次在中国革命史上提出了并且实施了保护妇女、尊重女权以及妇女参政等崭新的革命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人民的觉醒；同时也说明妇女问题，在清代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需要解决。
具有解放妇女等新鲜思想的《红楼梦》，与具有空前历史意义的太平天国运动，先后同在一个历史阶段出现，是有着某些共同的社会联系的。而曹雪芹又以一个天才艺术家的敏感，比当时的革命家或思想家更先地在作品中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列宁语）。
十二 悲剧的时代，悲剧的天才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整个旧社会内部瓦解的过程便来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致使统治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脱离出去。”[36]《红楼梦》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这样的情形，连幽禁在深闺的探春都说：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而贾宝玉更以他的“出家”，与封建家庭作了彻底的决裂。
那一时代的悲剧性就在这里：在那个“死而不僵”的封建社会里，腐旧的事物已经为人们所厌弃，但新的生活道路还没有提供出来。曹雪芹一方面清醒地看到了那个没落时代、没落阶级的种种难以收拾的衰败景象，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无路可走，感到生活的空虚和绝望。正如鲁迅所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因此，他在《红楼梦》中充满了苦痛的声音。这个作家还不能带着一种明朗的革命信心，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含着微笑，向自己的过去、向老朽的生活形式告别。”[37]
时代，注定了这个作家不能指出什么是可走的生活道路，只能指出什么是不可走的生活道路。——不过，曹雪芹笔下的主人公已经开始在寻找道路了。
我们看到贾宝玉这一人物，除了坚决不走“仕途经济”的封建主义道路以外，并对“文死谏、武死战”等封建最高道德骂得一钱不值。同时他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是我杜撰不成？”这在那一时代都是大胆的否定和怀疑。
对旧的否定，自然导致新的探索，因此我们又看到贾宝玉“整日价杂学旁收”，不时沉入哲学式的思考，追求所谓“解悟”。可是，他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只能陷入这样的矛盾：一面“毁僧谤道”，一面又跑到佛家道家的哲理中去祈求人生的解放，又时而想望着一个“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黑暗的时代，就是这样使贾宝玉如盲人夜行，处处碰壁，他不得不焦急地喊：“无书”！“杜撰”！……
这一切，都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急于挣脱传统束缚而又找不到新的思想形式、新的生活道路的烦躁心情。时代最重要的现象，常常是通过人们的心理世界表现出来的；正是从这里，我们读到了一种刚刚觉醒的但还显得睡意朦胧的社会意识。
创造了叛逆典型贾宝玉的《红楼梦》，是带着一种新的光彩、新的意义走进我国文学发展的长流中来的。
不合理的社会，曾经使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许多叛逆的典型。如前所说，《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典型意义都没有达到《红楼梦》所概括的高度。也许我们会想起，创造了很多叛逆典型的《水浒传》又将如何呢？
这部杰作与《红楼梦》显示着不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如果说《红楼梦》所给予我们的艺术感受是深沉含蓄，那么《水浒传》则是激烈飞扬。它曾经把人们燃烧起来、激跳起来。《水浒传》英雄们被封建社会逼得无路可走，挤到了生活中不能转身的死角，于是一声呼啸，愤然而起。他们造反，他们在那个暗无天日的世界里放起了一把熊熊大火。通过这些英雄形象的塑造，《水浒传》沉重地打击了那一社会。它较《红楼梦》似乎更具煽动的力量。而在如何反抗封建社会的黑暗这一问题上，它较《红楼梦》更是提出了明确的解答——暴动！起义！
在《水浒传》的英雄面前，叛逆的贾宝玉不禁刺目地暴露出他的贵族公子的娇嫩和柔弱。
但是，《水浒传》的英雄们也有局限之处。他们常把一切社会罪恶仅仅归咎于奸臣佞相、贪官污吏，却从来没有对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道德加以怀疑过；而且还谨守着某些封建道德，如“忠义”之类。他们一般都希望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以便“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将来好“博个封妻荫子”[38]。如果说，在《水浒传》英雄们高举着的杏黄旗背后所呐喊的，是渴求有一个所谓“河清海晏”的开明封建政治；那么再来看看在同一封建社会的不同年代里所产生的叛逆典型贾宝玉，就会感到有些不同了。
从封建统治阶级核心背叛出来的贾宝玉，原是这个阶级的宠儿。他并没有经受过人世的饥寒和屈辱。知县衙门里的夹板、十字坡上的囚车，对于这个贵族公子完全是陌生的。然而优渥的物质生活，太多的骄贵与尊宠，也使他走上了叛逆的道路。把他逼上这条叛逆道路的，是那个既制造肉体上的夹板、也制造精神上的囚车的社会制度。贾宝玉所憎恨、所反对的内容已经有了超过《水浒传》英雄们的地方。《水浒传》英雄们对现实社会还存有某些幻想和希望。是的，他们盼望“招安”。然而，贾宝玉对那一社会所流露出来的情绪，却是彻底的失望，沉痛的决裂。封建统治阶级的招降旗——娇妻美妾、富贵功名等等，并没有留得住这个逆子。
时代向前了，向人们提出了新的历史命题。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一艺术典型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呼声，已经不是圣君贤相式的专制政治，更不是夫贵妻荣式的封建良缘。贾宝玉所渴求的东西，是既不能从曾经把他引向叛逆的《西厢记》、《牡丹亭》里找到，又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那是属于前进中的历史上的东西。
贾宝玉在封建统治思想领域内所实行的叛逆，已经在某些地方不自觉地闯到了新的历史的门前。
但是，不能不看到：贾宝玉在大胆否定封建社会的精神道德和寻找新的人生道路时，又常常带着空想、虚幻和苟安的色彩。他极易消沉，还缺少一种刚劲的革命气概。总之，他始终未脱一个贵族公子的本色。
因此，从整体来看，贾宝玉还称不上是“新人”，而是旧人。不过，他却是一个带着某种新思想的旧人。
另外，从这一典型人物的身上，也透露了在争取光明的斗争中，有些知识分子——尤其像贾宝玉这样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所存在的软弱之处。
贾宝玉与梁山泊之间，还存在着一段长远的距离。这段距离，不是时代的距离，而是阶级的距离。
曹雪芹的主人公身上所存在的这些缺点，并没有削弱《红楼梦》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相反，倒是更加显示出《红楼梦》的真实和深刻了。曹雪芹在塑造他的主人公时，并没有“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他始终看到这一人物身上的许多贵族公子的习气和特点，并且予以生动的描绘，这正说明作家的精神境界比他的主人公站得更高。因此，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如果说，作家本人也有弱点的话，那就是他还摆脱不掉没落阶级的伤感和看不到生活中的光明远景；在他的作品中还缺乏“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深刻的悲观主义压伤了这个作家的心！曹雪芹唱不出乐观的昂扬的歌声。历史注定，这个任务只能由他以后的天才来完成。
从“恐皇舆之败绩”的屈原，到“时危思报主”的杜甫，到对封建社会失去希望的曹雪芹，在这中间，祖国的文学史上曾经不断出现许多优秀的作家。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用他的笔，从不同角度揭露了那个不合理的、不人道的封建社会。而这枝笔，到了曹雪芹的手里，已经揭露到那一社会的细微曲折之处，已经鞭辟到那一社会的灵魂——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
曹雪芹虽然没有斩断没落阶级的伤感，但贫民的生活体验，却促使他清醒地看出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是个“末世”，根本没有幸福；即使是“天恩祖德”、“富贵荣华”这些金光闪闪最能迷惑人心的一切，也是满藏着痛苦和眼泪，不值得留恋。
曹雪芹还深刻地指出：老大陈腐的封建势力，不仅使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奴婢生活不下去，即使是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也感到无法忍受，也要起来反抗。这样，作家就从根本上挑起了人们对那一社会现存道德、现存秩序的广泛怀疑。因此，《红楼梦》对旧世界的批判就具有了空前的历史意义，而在这部作品中闪烁着带有近代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火花。
如果要问，《红楼梦》有没有反映出“新人”，可以说有；但他不是书中的贵族公子贾宝玉，而是这部书的作者——“举家食粥”的曹雪芹。
曹雪芹，这是封建时代最后的、也是最成熟的一个天才。
《红楼梦》，这是祖国文学的纯金，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荣和骄傲！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39]。
一九五八年五月底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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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放：《八旗画录》（《云在山房丛书》）。
[2]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作者自白。
[3] 敦诚：《赠曹雪芹》（《四松堂集》卷一）。
[4] 《红楼梦》（甲戌本）题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5]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6] 法国大音乐家。
[7] 见《学政全书》（乾隆十九年本）。
[8] 此种看法，在当时相沿甚久。明、清两代都可看到。如田汝成（明）的《西湖游览志余》和石成基（清）的《天基狂言》等书都有此种记载。
[9] 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0] 按《大清律例》规定：凡奴婢对待主子“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
[11] 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
[12] 涂瀛：《红楼梦论赞》。
[13] 见《哈孟雷特与堂·吉诃德》（《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
[14] 《红楼梦》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题词云：“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又“甲戌本”第六回脂批云：刘姥姥“有忍耻之心，故后有招大姐事”。又“庚辰本”第四十一回脂批亦提及此事。
[15]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初）。
[16] 诸联：《红楼评梦》。
[1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9] 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0] 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21] 高尔基曾说：“有一些所谓‘永恒的’主题，如死亡，爱情……”又说：“文学的‘永恒的’主题，一部分正在衰亡、消逝，另一部分正在改变它们原来的意义。”事实证明：爱情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以至将来都仍被文学作品表现；只是随着时代的不同，“正在改变它原来的意义”。《红楼梦》所表现的爱情和它以前的作品所表现的爱情其意义也有所不同。本文的后面就是着重论述这个问题。笔者过去引用“永恒的主题”一语时，未加引号，现订正。
[22] 见《西厢记》。
[23] 见《牡丹亭》。
[24] 《荆钗记》中的主人公。
[25] 最早持这一说的是“索隐派”，如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一开卷就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他所说的“政治”，就是“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书中红字多影朱字”云云；其他如阙名《乘光舍笔记》也说：“《红楼梦》为政治小说，全书所记，皆康、雍年间满汉之接构。”
[26]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
[27] 梁拱辰：《劝戒四录》。
[28] 《史记·屈原列传》。
[29] 列宁评托尔斯泰语，见《托尔斯泰及其时代》。
[30] 这是书中对妙玉的一句评语。
[31] 契诃夫短篇小说《美人》中语。
[32]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
[33]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十五。
[34] 旧“红学家”曾说《红楼梦》写的是和珅家事。这种说法自然不足信。但《红楼梦》却概括了以和珅为代表的那一贪赃枉法的黑暗社会，以及权门显贵内部的腐烂。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个和珅，主要是因为他标志着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清代王朝的由盛转衰。
[35] 《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三、二百七十七都有记载。
[36] 见《共产党宣言》。
[37] 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重点原有。
[38] 这类思想并非个别，连出身贫贱的阮氏兄弟也唱着：“忠心报答赵官家。”
[39]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