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棉纺工业发展中棉花产销的变化
（1914—1937年）
一 棉花生产的商品化过程
1．棉产商品化的动力
棉纺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棉花的生产与消费方面引起了很大的变迁。棉纱的生产，既由分散于千百万手纺车集中到少数纱机，则棉花的消费场所也必须由千百万农家集中到少数纱厂。因此，原则上，棉花若不经过流通过程，便不能到达其次一步的加工步骤；换言之，棉花不先成为商品，便不能成为纺业的原料。所以，在纱厂发展的要求下，棉花的生产目的必须改变，随之也就必然兴起棉花的流通市场。
不过，中国棉花之成为商品，从时期上说，并不是中国纱厂有了急速发展以后的事情，从动力上说，也并不纯是国内纱厂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大战以后，这商品化过程才因国内纱厂的发展获得长足的进步。
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已有棉花的流通。那时的现象是：北棉南运与东棉西运；其造因，是地理条件之差异；其方向是从棉产有余的区域走向棉产不足的区域。原则上，棉花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而是作为消费以后的剩余来出卖。
历史上最初使中国农民为出卖而种植棉花的动力，是国际棉毛工业的发展。早在十九世纪前半，英国棉纺业革命已将棉花造成为世界的商品，利物浦棉市的变动，直接间接影响及于全世界的植棉事业。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美国南部各港口被北军所封锁，棉花输出困难，世界市场上的棉花供给大为削减。英国兰开夏为维持其纺机的运转，便不得不以高价向印度和中国来搜罗原料，结果，中国棉花市价遂飞速提高，而棉花输出也随之增加。同时，由于棉价的过份提高，使农民植棉的收益超过其他作物，所以长江下游各地遂发生棉作物排挤其他作物的现象。(1)这段事实证明：时至十九世纪后半，国际纺织业发展已借价格为绳索把中国棉花拉上世界商品舞台；中国棉花的生产不仅不能再闭锁在农家自用的小天地里，而且，只要时机成熟，棉田还会侵蚀其他作物耕地的。
美国内战结束后，世界棉市又渐复旧观。华棉虽不为兰开夏棉纺业所重视，却成了毛纺业上好的搀和原料，所以对欧输出并不间断。而七十年代以后，印日两国棉纺业革命的进展异常迅速，于是，一面是印、日两国以廉价的棉纱向中国倾倒，另一面是日本对华棉的需求日益繁多，结果，中国市场上棉贵纱贱，许多地方不得不运进棉纱，运出棉花。这种纱花的对流，实即表示中国手纺业的没落与植棉业的商品化。直到1890年为止，这对流作用的进行，纯是由国际的势力所推动的。
1890年中国第一家机纺织工厂开始运转，这就是说，中国境内出现了新的棉花消费方式——集中的消费方式。于是在国际的牵引之外，更加上国内的要求，推动纱花对流，也即推动棉产商品化。
欧战期间及欧战以后，中国棉纱业获得空前的进展，全国纱厂的消棉量自也随而剧增。总计1919—1920年度全国纱厂消棉量仅得260万担之谱，经一次设厂浪潮而至1922—1923年度已达540万担，再至1930—1931年则几达880万担，是即在短短的11个年度以内，纱厂消棉量提升至267％之多。在如此迅速增高的情势之下，输出虽仍维持70—80万担，惟从促进中国棉产商品化的意义上看，国外的势力实已退至无足轻重的地位。如今强烈地要求华棉汇聚的处所，既不是生产不足的甘、陕、川、滇等省，也不是需要殷切的大阪，而是国内消棉最多的上海、无锡、天津，汉口等市了。
然而尽管纱厂的发展对农民提出多么强烈的要求，中国农民并没有把他们所出产的棉花全部变为商品。此可由第八章所引1933年前中央农业试验所的估计证明。农民种植棉花，必须留一部分作为网制棉胎之用，所以棉产商品化的程度自然很难到达100％高数。不过，经七八十年国内外各方势力的激荡，商品化程度还是如此低下，则不纯是上述原因所能解释的。
在技术上，欲求棉纱品质优良，必纺业获有优良的原料。纺机所需优良的棉花品质，要性有七：就是长度整齐，拉力强大，富于捻回，纤维细长，色泽白亮，纯洁不杂，和具有空中组织。中国固有品种的棉花，在整齐、拉力、色泽诸方面都有优良的特性，可是捻回较少，长度不足，且又混杂不洁。就长度论，中国棉花纤维大都在27/32襕以下，所能纺之最细度不过24支。就清洁论，中国棉花搀水挽杂很盛，棉花的色质很受影响，甚至纺机的正常运转，也受妨碍。(2)所以，中国纱厂有时便舍华棉而取用外棉。
在采算上，欲求棉纱成本的低下，必须纺业获有廉价的原料。而棉花售价之高低，须由生产及运销两项费用决定。今就运销论：在交通工具尚未完备，运销机构重叠复杂而沿途关卡林立、税捐繁重的情形下，棉花要从产地集中到纱厂，必须负担过份的花费。尽管中国农民以最低的售价卖出棉花，纱厂还是不能获得低廉的原料。在上海、天津诸大消棉市场上，华棉就常常因负担过多的运销费用以致抬高市价，终不能与印棉、美棉相竞争。因此，中国纱厂又常舍弃华棉而转用外棉。
中国纱厂的原料需求既仰赖外棉来供给其一部分，于是中国棉花商品化的进展，自亦不能随纱厂消棉量之提高而一并前进。所以全国总消棉量在1920—1921年至1930—1931年十个年度内提高267％，而中国棉花消费量仅提高199％。在同时期内，中国纱厂消费外棉所占总消棉量的比重也由17.9％增高至37.8％！而在棉花的对外贸易上，自1920年起，也就一反前此出超而为与年俱增的入超了。
一方面为棉产商品化之不足，一方面为对外棉进口量之提高，这实是中国棉花供应上的奇异现象！
2．棉市的形成
随着棉产商品化的进展，国内棉市也逐渐形成。最初，是宁波、上海、天津三个出口市场，其形成时期约在十九世纪的后半乃至二十世纪的前十余年间。1894年前，宁波、上海两地新式轧棉机器之使用，1901年上海外商取缔棉花搀水协会之组织，1911年天津日商电力轧棉厂之建立和同年洋商会天津禁止棉花搀合会之组织，都足为这种生长的指标。
随着纱厂之建立，国内又形成棉花消费市场。这一过程在上海始于1890年，成于大战几年中，在武汉，始于1892年，成于1920年以后；在天津，始于1918年，成于1921年后；在青岛始于1916年，成于1921年后；在无锡，始于1896年，成于1921年后。他如常州、济南、郑州、石家庄等地，也都是大战以后方始兴起的。所有这些棉花消费市场的形成时期，各有早晚，其所到达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直到抗日战事爆发时为止，各地每年的消棉量，大体上海为5，315千市担，青岛为1，608千市担；无锡为636千市担；武汉为507千市担；天津为209千市担。这就是中国五大棉花消费市场。
在上海这一消费市场上，1918年日商所设立之取引所，1920年华商所设立之证券物品交易所，及1921年成立之华商纱布交易所，都将棉花列为主要交易物品之一。这就是说在上海，棉花不仅已成为商品，而且已成为投机市场的赌博对象了。
中国棉花之供需地域分布
资料来源：消棉量，据《中国纱厂一览表》；棉产量，据《农情报告》。
由于上述社会条件与自然条件的作用，中国棉田面积的扩张过程，进行得异常曲折迂缓。若依据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在1918—1930年间的调查，这种过程几于不可察觉。但统计部的调查，缺点甚多，不可据为定论。事实上，这种扩张过程确是在缓缓进行之中的。譬如山东，在本世纪之初，仅东昌府属堂邑、馆陶、高唐、清平向系产棉区域，以及利津、蒲台、恩县、齐东、滨州等处出产少量短绒中棉。(36)三十年来，经美国种的推广和棉花售价之相对的提高，不独上述旧棉区的种植面积确有扩展，即连益都、乐昌、安邱、高密、沂水、莒县这胶济沿线一带，也已开始植棉，至津浦以西，黄河以南地带，则更成为鲁省重要的产区之一，棉田面积的扩张，至为明显。(37)譬如山西，在三十年前，仅河东道属各县，稍有棉产，自1917年后，平阳、太谷、文水、定襄、高平等处棉业试验场先后成立，棉田面积即随美国种之推广而日益增加，不仅河东旧区已成为丰富的产地，即向不植棉之冀宁、雁南两区，也已有美满的成绩。(38)由于棉田面积的扩张，棉田在各种作物栽培面积中的比重亦随而提高。譬如据中华棉产统计会的调查，1933年河北省吴桥、正定等县，棉田所占耕地面积约40％，南宫、广宁等县约占45％，若成安县且高至80％。(39)更据1934年同一机关在河南省的调查，棉田所占耕地面积，在唐河、安阳为50％，在陕县为55％，阌乡60％，偃师70％，禹县70％，灵宝更高至75％。(40)若干地方，农民已把棉花列为首要的作物；江浙棉区常有“棉七稻三”之说，河北晋县且有“十亩田，九亩棉”的谚语。在三十年前，这都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情。三十年来，棉田面积的扩张，可以确信无疑。
最近六年内，中国棉田面积的变动，有如下表：
中国棉田面积之扩张
资料来源：1931—1934年，《农情报告》，3卷8期；1935年，4卷1期，1936年4卷12期。
全国各年度的棉花产量，常随该年度自然条件的优劣而有显著的差异。但长期说来，全国棉产总量，大体总是随全国棉田面积之增加而提高的。试举最近几年的情形如下：
中国的棉花产量
资料来源：同前表棉田面积。
综上所述，可知近几十年中国植棉事业的变迁；生产目的之改变，棉花品质之提高，棉田面积之扩张，凡此种种，都不是我们几十年前的祖先所可梦想得到的，这是中国棉纺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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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unusually high prices first brought about by the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gave to cotton growth in the province, a stimulus, which is apparently of a permanent character. The sudden and ennormous rise in price in the year 1860…from $9 per bale to $28 per bale....might well have turned heads of the cultivators, and induced an abondonment of other crops."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Ⅱ, 1869, Ninpo, p. 63；当时棉作排挤其他作物的现象，尚可参看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Ⅱ. 1865, Shanghai, p. 130; 1866, Foochow, p. 25; 1867, Ninpo, p. 42; 1868, Ninpo, p. 50; etc。
(2) 参看《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6卷2期，页23—25；3卷3期，页10—16。
(3) 金城银行：《山东棉业调查报告》。页111—113。
(4) 以上参看金城银行总经理汉口调查分部：《湖北之棉花》，页34—38；叶元鼎等：《吾国重要棉市调查记——汉口》，《国际贸易导报》，6卷9期，1934，9，10，页35；鲍幼甲：《湖北省经济概况——棉业》，《汉口商业月报》，1卷7期，1934，7，10，页35；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沙市棉花专业调查记》，1934，页1—3。
(5) 以上参见金城银行：《山东棉业调查报告》，页111—117，153—159；叶元鼎等：《吾国重要棉市调查记——济南》，《国际导报》，6卷9期，页33；徐玉辉：《济南棉业调查报告》，《纺织时报》，1257—1264，25，2—3。
(6) 以上参看《郑州棉花市场之今昔观》，《中行月刊》，8卷5期，1934，5，页165；狄豫福：《郑州棉市之调查》，《国际贸易导报》，2卷12期，1931，12，10；《郑州棉花市场概况》，《中行月刊》，2卷10期，1931，4，页13。
(7) 顾裕昌：《安阳县棉业调查》，《国际贸易导报》，7卷10期，1935，10，10，页76。
(8)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Ⅱ, 1866, Tientsin, p. 49.
(9)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Ⅱ, 1867, Tientsin, p. 19.
(10) 张氏曾数度分发美种，劝令湖北各产棉县份试种，参看《张氏札产棉各州县试种美国棉子》，《札各营县续发美国棉子暨章程种法》，《札各营县再试种美国棉子》，《批云梦县禀体察种棉情形》，《张文襄公公牍稿》，卷11，24。
(11) 官颁：《棉业图说》，宣统二年印，卷首。
(12) 《贸易统计及报告》，1908，胶州，页26；1909，胶州，页30；1910，胶州，页35；《天津钞关》，页28；Decennial Reports，1902—11，Tientsin，p. 214；Chiaochow，p. 248。
(13) 《中国棉产状况》，《工商部上海商品检验局丛刊》，第2期，1930，页54—56；程养和：《中国棉花之粗细问题》，《国际贸易导报》，6卷9期，页105。
(14) 德棉亦为美种，原名Delfos。
(15) 以上看《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各省报告》，页19；《中行月刊》，10卷6期，页53；《国际贸易导报》，8卷3期，页42—43；6期12卷，页113。
(16) 郭仁风：《中国采种美棉前途之希望》，金陵大学农林科印。
(17) 陈燕山：《对于我国棉件改进之商榷》，《中华棉产改进会月刊》，1卷12期；陈燕山：《金大育成百万棉之起源经过及希望》，《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
(18) 王善佺、冯泽芳：《东大农科之改良中棉品种》，《农学杂志》，2卷4期。
(19) 谭仲约：《南通农大改良鸡脚棉之经过及今后育种之设计》，《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
(20) 金城银行：《山东棉业调查报告》，页17—18。
(21) “美种采植于中国以后尚有一重要问题，即如何采植于各地是也。据经试验之结果，无论棉稼作或其他作物，在某处能服其水土，收获甚佳，但一经移植他处，相距仅五十英里至一百英里之遥，即不克求与原产地相同效果矣。”郭仁风：《中国采植美棉前途之希望》。
(22) 参看孙恩麝：《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南通学院农科改良江北棉产计划》，《中华棉产改进会月刊》，1卷12期。
(23) "…it is at least certain that the cotton sent from China to England has been quite as objectionable to the manufacturers there, from the shortness of its staple, as Indian cotton." Trade Reports, 1866, Tientsin, p. 94；事实上不独华北棉产如此，彼时中国各地棉产大都类此。
(24) "Cotton from the most of the growing district of Ninpo, and also from certain districts near Shanghai, …possesses many peculiar characteristics which notwithstanding its shortness of fibre, has brought it into demand for export to Europe. The principle characteristics are whiteness, coarseness, wiry fibre and sponginess; its coarseness and wiry fibre making it very valuable for mixing with fine lamb and sheep"s wool, the whiteness of cotton so mixed with wool adding lustre and beauty to the manufactured article…The coarse, spongy cotton is also to a large extent, used in manufacturing gun-cotton，cartridges, vestas, and lampwicks, for which it is peculiary adopted." Trade Reports, 1878, Ninpo, pp. 146-147.
(25) 周幹：《中国棉产自给问题》，《农报》，2卷26期。
(26) 程养和：《中国棉花之粗细问题》。
(27) 周幹：前引文。
(28) 参看《国际贸易导报》，6卷9期，41—43。
(29) J. L.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p. 218.
(30) 金城银行：《山东棉业调查报告》，页40—41。
(31) 黄肇兴：《中国棉花运销合作社组织之研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论文，未发表。
(32) 此项例证甚多，如河北省御河区，参看《工商半月刊》，7卷18期，《调查》，页51；如山东高密、历城，参看《青岛工商季刊》，1卷1期，《调查》，页10，26；又如山东胶州、长山、龙山、高密、青岛等地，参看青岛工商学会棉业试验场《棉业特刊》，《调查》，页1—26；又参看《华北棉花栽培问题》一文，《国际贸易导报》，8卷2期，页31—33。
(33) Buck, op. cit., p. 217.
(34) 垦区情形参看徐蕴石：《江苏江北棉业概况》，《中华棉业改进会月刊》，2卷11及12期；李积新：《淮南盐垦区之垦植问题》，《地政月刊》，3卷5期；王慕韩：《从农业经营上说明江苏盐垦区土地利用问题》，《中国实业》，1卷11期；杨度春：《沿海棉农经营棉业之成果》，《新农村》，1卷6期；赵伯基：《江苏滨海盐垦区之棉作情形》，《中华棉产改进会月刊》，1卷4及5期。
(35) 《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导报》。
(36) 官颁：《棉业图说》，卷3，《中国棉业现情考略》。
(37) 《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报告》，页12；16；李升伯：《视察华北棉业后之观感》，《纺织周刊》，4卷6期，页167。
(38) 《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报告》，页37—39；《中国棉产统计》，民国八年，页53；民国十九年，页19；民国二十二年，页81—83。
(39) 《中国棉产统计》，民国二十二年，页23，28，26，36，40。
(40) 《中国棉产统计》，民国二十三年，页119，116，118，10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