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评论

作者:李健吾
中国文学评论

《中国文学评论》收录了李健吾先生从事创作以来,对中国文学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选取自1949年以前,按创作或发表时间排序,尽量保持了作品原貌。书中评论的对象广泛,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以及众多知名与不知名的作家作品。李健吾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和敏锐的批评洞察力,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精彩点评。《中国文学评论》不仅展示了李健吾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卓越才华和独特风格,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启示。它既是文学爱好者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窗口,也是文学研究者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参考。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领略到李健吾先生深邃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批评眼光,也可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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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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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专著。吴景超著。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景超(1910—),中国当代社会学家。安徽徽州(歙县)人。1923年去美国留学,1923年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曾执教于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等。主要著作还有《都市社会学》等。本书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人口密度和职业分布状况为标准,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4类:第一种国家,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比较低;第二种国家,人口密度颇低,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也比较低;第三种国家,人口密度颇低,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比较高;第四种国家,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比较高。第一种国家以英德为代表,第二种如美国加拿大,第三种国家以俄国为典型,中国恰恰属第四种国家。第四种国家有两个特点,一是人口密度比较高,每平方公里在50人以上;二是他们的谋生方法,以农业为主体,农业人口要占70%以上。这类国家的共通之点就是贫穷。要改变中国的贫穷状态,要做到:1.充分利用国内的资源;2.改良生产技术;3.实行公平的分配;节制人口的数量。具体的办法,就是发展都市救济乡村,发展城市工业,吸收一部分农民进城,缓解农村的人口压力,方便交通,扩充金融,救济乡村,从而使中国走上富裕之路。作者的思考,对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发展,仍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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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时封洪恩灵济真君号。述集福早朝仪。

易纬乾元序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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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题东汉郑玄注。一卷。《四库全书》本。又称《乾元序制记》。为《易纬八种》之一。其书久佚,此书乃辑自《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列此书于“经部易类附录”,《提要》指出:“案《乾元序制记》,《后汉书注》‘七纬’名,并无其目。马氏《经籍考》始见一卷,陈振孙疑为后世术士附益之书。今考此篇首简,‘文王比隆兴始霸’云云,孔颖达《诗疏》引之,作《是类谋》;《疏》又引《坤灵图》‘法地之瑞’云云,今《坤灵图》亦无其文,而与此篇文义相合。又《隋书·王劭传》引《坤灵图》‘泰姓商名宫’之文,亦在此篇。至其所言风雨寒温消息之术,乃与《稽览图》相近。疑本古纬所无,而后人于各纬中分析以成此书者。晁公武谓其本出于李淑,当亦唐、宋间人所妄题耳。”

红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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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白话长篇才子佳人小说。两卷十五回。不题撰人。成书于清嘉庆年以后。现存主要版本有清贵文堂刊本,十五卷,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萃文斋石印本,朴在渊藏。199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国古代孤本小说”排印上海萃文斋石印本。清朝嘉庆年间,宛平知县江峒,膝下只生一女,名叫江秀英,年方一十七岁,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随母亲住在老家山西洪洞县。江峒之妹嫁与山东荣大人,生有一子,名叫荣玉卿。那荣玉卿乃是天上东斗星临凡,江秀英是红鸾星降世,两人有宿世姻缘。但是一在山东,一在山西,相隔三千多里,难成美事。于是玉帝下旨,令蚰蜒精出世作乱。

包待制陈州粜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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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剧本。简名《陈州粜米》。末本。《陈州粜米》,全名《包待制陈州粜米》。此剧写陈州大旱三年,朝廷派刘得中、杨金吾前去赈济。刘、杨二人乘机大肆搜刮,并用敕赐紫金锤打死灾民张撇古。张子小撇古上告开封府,府尹包拯微服私访,查明真相,为民伸冤。作品再现了宋代封建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在天灾人祸中饥寒交迫的真实生活画面,着力刻画了清官包拯刚直不阿的性格。与其他剧作相较,包拯不仅是个铁面无私的为民除害者,而且是个历经宦海沉浮,与百姓分忧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乔装私访一段,描绘包拯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的品格,洋溢着民间喜剧色彩。结构排场严谨精巧,是元代包公戏的代表作。

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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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撰。二十卷四十九篇。书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内篇三十六篇,多论史书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十三篇,多论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刘知几在该书中批判了史学著作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汉书》之类史籍专列五行、符瑞等《志》,把灾异、图谶、神怪故事作为天命的征兆,穿凿附会,大量记载,则斥之为“言无准的,事涉虚妄”,主张废除。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去评判人物和事件,决定写史的详略。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认为史家必须兼有才、学、识“三长”,而特别重视“史识”。对于写史,则提倡直笔,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要求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并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进行讳饰的史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史通》中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史通》在重视人事作用的同时,往往把某些统治人物的性格、道德、智能等看作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说明作者的史观仍属唯心主义的范畴。注本有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新标点本又附录《史通补释》、《史通通释补》和《史通增释序》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