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冈识略
作者：董含
清代笔记。一名《莼乡赘笔》。清董含撰。十卷。含字阆石，一字榕城，别号赘容，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生卒年不详，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后因奏销案被革职，终生未再出仕。作者盛年效力清廷，晚年却穷困潦倒，唯慷慨悲歌以自慰。是书为其平日札记编辑而成。据其凡例，系随年纪录闻见之事，始于顺治元年甲申（1644），终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经历五十四年始成书。内容较丰富，对社会生活、民俗、民情诸多方面均有真实记载。以记述明末清初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最重要。如记述清兵荼毒松城的罪行，郑成功北伐及均田均役等事件，可补清代史乘之缺，有康熙十七年(1678)光复堂刊本、说铃本、《申报馆丛书续集》本。
董含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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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之器
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1960年到1961年期间在《读卖新闻》上连载，讲述身陷谜案的两位刑警的执着，以及为守住秘密而不惜杀人的凶手的命运 。凌晨四点八分，京滨—东北线首班电车即将由蒲田站发车，在发车前最后检查时，却在第七节车厢轮下发现了一具老人的尸体。警方解剖认定，死者在三四个小时前，先喝了混有催眠剂的酒，而后被人扼杀，继而被钝器击打面部，容貌尽毁……老人是谁？他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凶手是什么人？在负责此案的今西警官追查真凶的过程中，一个个重要相关人却接二连三地自然死亡。是巧合，还是神秘的杀人手法？曲折离奇的情节，在谜底揭开的时刻，却忽然显得沉重起来。
茶录
饮茶论著。北宋蔡襄撰。1卷。一作2卷。是书撰于皇祐三年(1051)，书成进于仁宗。前后皆有自序，前序称：“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故“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此编。全书共800余字，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茶论”，凡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10则;下篇为“器论”，凡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9则。专论斗茶时对茶叶加工的要求，及斗茶器具、斗茶方法等。是书为中国最早的斗茶专著，对宋代斗茶之风的兴起有颇大影响，于中国茶文化研究有重要价值。书成不久，原稿即为人取去刊行。治平元年(1064)，蔡襄又以小楷书之，刻石于禁中。书法出入晋唐，劲实端严，生动流活，为其传世小楷的代表之作。欧阳修、杨时、刘克庄皆为之跋，后世书家亦深为推重。上海图书馆藏有此石宋拓本。刊本有《百川学海》、《格致丛书》、《说郛》、《五朝小说》、《丛书集成初编》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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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作赋体,以四言为主,杂有六言。兼七言句。韵白相间,文词美妙。全文写韩朋夫妻忠于爱情,反抗强暴、双双身死的故事。韩朋仕于宋国,六载不返。其妻贞夫寄书于夫。韩朋不慎,将书遗失殿前。宋王得书,喜爱书中文词,欲得贞夫。奸臣梁伯请命至韩家行骗,诈称奉韩朋之命来接贞夫。韩母中计,贞夫迫于韩母压力,不得已而前往宋廷,被宋王强迫封为王后。贞夫卧病,忧思不乐。梁伯献计,将韩朋打落双齿,发为役徒,修筑清陵台。贞夫得知,在台成之日,到台见夫,撕裙作血书,系于箭头,射于韩朋。韩朋得书自杀。贞夫奏请宋王以三公之礼葬韩朋,并许贞夫亲往观看,贞夫至墓大哭,投入墓室之中。宋王遣人发室,只见两石,一青一白。遂将青石埋于道东,白石埋于道西。不久,道东生出桂树,道西生出梧桐,二树根下相连,枝叶交通。宋王令人砍树,化为一对鸳鸯而飞。有一羽毛下落,甚有光彩,宋王得之,以羽毛磨拭项上,其头即落,不到三年,宋国亦亡。奸臣梁伯父子被流配边疆。全文巧于铺陈,工于细节描写、人物对话和心理刻画。具有浪漫主义的神奇色彩和幻想色彩,结尾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理想。
蕙风词话
近代况周颐著。正编五卷，系况氏晚年合并旧作厘订而成。卷一重在论词的作法以及对词的鉴赏和批评等理论性问题，卷二至卷五则据卷一的理论，泛论自唐迄清的词人词作。续编二卷，为今人唐圭璋从况氏遗著中辑出，连载于1936年的《艺文》月刊上，侧重于词事的考证，兼评前人的词作和词论。况氏词论，首尊词体，反对传统的“诗余”说。卷一：“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剂乎阴阳，陶写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乐，别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其次在词格上提出重、拙、大“三要”说。“重”即沉著，主要表现在气格和笔力上;“拙”以真为核心，强调语言的真率、自然;“大”指含蕴远大，词境开阔，三者关系以拙为本，“融重与大于拙之中”。故况氏推进了常州派词论的发展，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的词学理论。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王幼安校订本(与《人间词话》合为一册，为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种)和《词话丛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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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元旷的《蕉庵诗话》及其续编在民族意识领域总体以满汉民族关系探讨为中心,围绕社会鼎革导致的遗民思想与遗民意识内容,具体落脚在以下方面：称颂遗民节义，斥责临危易主、变节之人，记录变名、易服、复辟之故事,蕴归隐之志，以史笔载录诗词,以春秋笔法展现＂孤露遗臣＂之情怀。这种＂关乎时政＂的特征固然与诗歌理论的贫乏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社会鼎革下作者的民族情感变化及在社会转型中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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