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冢书校理年月考第四
关于汲冢书之出土年月，共有三说，已见《来历考》。据余所考，汲冢书之出土在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十月，藏于秘书监在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正月，命官校理在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春。日本神田喜一郎《汲冢书出土始末考》，亦谓汲冢书之出土实为咸宁五年十月；翌年太康元年，官收其书，藏于秘府；更翌年为太康二年，始命束晳、荀勖、杜预、卫恒等校读之（希祖案：当云太康二年始命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时杜预出镇襄阳，卫恒、束晳后入秘书省，太康二年均不在被命之列）。案：神田之说，颇合实情。王隐《晋书·束晳传》云：“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勖等于时即已不能尽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正义引）准此，汲郡初得此书盖在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十月，当时地方官吏表闻于朝。及收藏秘府则已在明年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春矣。时大举伐吴，军事孔亟，未遑文事。三月吴平，论功行赏，庶事更张，故至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春，始命荀勖等以隶字写之。此事理之可推想而得者。然则编校整理之年月，当自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春始矣。
《穆天子传》写定年月
汲冢书十六种，七十五篇，其写定年月皆无明文可据。惟《穆天子传》似最先成，略可推定如次。
希祖案：著作郎始置于魏明帝太和中，隶中书省。及晋武帝，以缪徵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公元二九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年），张华为司空时，束晳为贼曹，旋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束晳传》），迁转博士，元康九年（公元二九九年），迁著作郎。王隐《晋书·贾谧传》“元康末，起为秘书监，兼掌国史”（《北堂书钞》引），《束晳传》“贾谧请为著作郎”（《文选·补亡诗注》引），此其证也。永康元年（公元二九一年）夏四月癸巳，梁王肜、赵王伦矫诏废贾后为庶人，侍中贾谧诛，伦自为相国（《惠帝纪》）。束晳迁尚书郎，盖在谧诛之后，故赵王伦为相国，复请晳为记室，晳乃辞疾罢归也。然则晳为佐著作郎，考正汲冢古文，勒成十六种七十五篇，必始于元康六、七年（公元二九六年—二九七年），而讫于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汲冢书之考正完成，全由于晳，《纪年》一书其致力最深，且有重定本。王隐《晋书》及唐修《晋书》将汲冢书七十五篇总篇目皆著于《束晳传》，盖归功于晳也。
《晋书》卷五十一《王接传》：“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盖《纪年》有和峤初定本，有束晳重定本，所谓“事多证异义”也。故后人合二本校之，有《竹书同异》一卷也。又云：“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晳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常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识，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案此乃考正竹书古文之余波，罗列异同，评论得失，亦以见当时以今隶写古文之不苟也。
综上列事实观之，汲冢书之编校写定，盖经始于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讫于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前后约二十年，分为三期：
第一期 自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至太康八、九年（公元二八七、八年）为荀勖、和峤分编时期，《穆天子传》、《纪年》（初定本）皆于此期写定。
第二期 自惠帝永平元年（公元二九一年）二月至六月为卫恒考正时期，后以被楚王玮所害中止。
第三期 自惠帝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年）至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为束晳考正写定时期，《纪年》重行改编，于是十六种七十五篇全部告成。
此汲冢书校理之大概经过情形。中间或有间断，或他人参加编校，则史无明文，不可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