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冢书篇目考第三
汲冢书之来历与文字既明，请更进一步考其篇目。
汲冢书篇目，载于《晋书》卷五十一《束晳传》最为详备。今根据该传，将其篇目详加考证于下：
（一）《纪年》十三篇 “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案：《纪年》十三篇，篇数疑误。王隐《束晳传·纪年》十二卷，《隋书·经籍志·纪年》十二卷并《竹书同异》一卷，则此当作十二篇，方与下总数七十五篇相合。若作十三篇，则总数为七十六篇，又与王隐《束晳传》“大凡七十五卷”不合，故知三字为二字之误。
又云：“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此盖束晳考正重定本，故起于夏。和峤初写定本则起于黄帝。[39]“以事接之”，“事”上当夺“晋”字，“安釐王”当作“襄王”，皆误。《史记》卷四《周本纪》“犬戎杀幽王骊山下”，集解引《纪年》云“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可知《纪年》古本系西周总年于幽王为犬戎所杀之下，与《束晳传》谓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合。盖周至幽王被杀，王室东迁，号令不行，诸侯各自为政，为一画分时代之变局，故可以晋事接之也。杜预《春秋左氏经集解后序》云：“《纪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考杜预卒于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二八四年），[40]其所见《纪年》当为和峤本，起于黄帝；束晳重定本《纪年》，乃起于夏，盖成于惠帝元康末，永康初（公元二九九—三〇〇年）[41]。疑此《后序》非杜预撰。又考殇叔元年为周宣王四十四年（公元前七八四年），而《后汉书·西羌传》引《纪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在周宣王三十八年（公元前七九〇年），则记晋事起于殇叔以前也。又《太平御览》二引《纪年》“懿王六年（公元前九二九年），天再旦于郑”，《太公吕望墓表》引《纪年》“康王六年（公元前一〇七三年），齐太公望卒”，则所谓“殇叔以前皆记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亦不尽然。自《后序》“起自殇叔”之说兴，后人遂曲解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以为至幽王即位前年，即宣王四十六年（公元前七八二年）止，凡二百五十七年。[42]而幽王元年（公元前七八一年）即殇叔四年，始以晋事接之。甚或谓自此以后，不以周纪年，而以晋纪年。然观《太平御览》所引幽王八年（公元七七四年）立褒姒之子伯服以为太子，[43]幽王十年（公元七七二年）九月桃李花，[44]则知起自殇叔之谬说，亦由误解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为至幽王元年前之一年。高明如杜预，恐不出此。
案：或谓此即周穆王游行及见西王母画赞。王懿荣《汉石存目》有《穆王见西王母》画像，《隋书·经籍志》有《周穆王八骏图》，盖皆此类也。余谓此亦臆说，若果与《穆天子传》有关，则《束晳传·图诗》下必为之说明，今仅云画赞之属，其与《穆天子传》无关明矣。
（十六）《杂书》十九篇 “《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案：杂书十九篇，昔人往往分为三种，曰《周食田法》，曰《周书论楚事》，曰《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余案《晋书》卷三十六《卫瓘传》：“子恒为《四体书势》云：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则《论楚事》别为一书，且仅一卷。是十九篇中实包括书四种：曰《周食田法》，曰《周书》，曰《论楚事》，曰《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荀勖撰《中经新簿》，列汲冢书于丁部之末，[53]盖将写成今隶之书全行列入也，故总称曰汲冢书。《隋书·经籍志》目录类有《晋中经》十四卷，荀勖撰。《唐书·经籍》、《艺文》二志同，则唐代此书尚存。《隋志》、两《唐志》皆载《汲冢周书》十卷，必本于《晋中经》，非无所据而云然。则当时汲冢所得写成今隶者，自有《周书》十卷无疑。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云：“《周书》，隋、唐《志》系之汲冢，而《束晳传》及《左传正义》引王隐《晋书》所载竹书之目无《周书》，然则系于汲冢误矣。”清《四库全书总目·周书》篇亦云：“《晋书·束晳传》载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实皆未尝深考也。荀勖编《穆天子传》为六卷，采《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为《穆天子传》第六卷。束晳考正汲冢书，既重编《纪年》，又改《穆天子传》六卷为《周王游行》五卷，抽出《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入杂书中，于是杂书中既有《论楚事》一卷、《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尚有十七卷则《周书》十卷、《周食田法》七卷也。此等杂书，在史学家视之，均大有价值。束晳文学之士，而又笃古，不重视此四种，一概归入杂书，不加考正，此实无识之甚，不及荀勖、和峤远矣。
或谓《周书》七十一篇，而汲冢杂书仅有十九篇，则汲冢虽有《周书》，其非七十一篇之《周书》明矣。不知篇与卷有别，唐修《晋书·束晳传》称汲冢书七十五篇，及其他各书各称若干篇，其“篇”字皆当为“卷”字。王隐《晋书·束晳传》、杜预《左传后序》，皆称汲冢书七十五卷，其分别各书，亦皆称卷，其明证也。盖写今隶于纸，自当称卷；若指原简，虽可称篇，然必篇多而卷少。即如杂书，决不止十九篇，至少当有八十篇（《周书》已多出六十一篇）。及写成今隶，则《周书》篇短，其每篇仅有数十字者甚多，集合数篇，方可成卷。[54]此《周书》七十一篇所以仅有十卷，而杂书十九卷自可包括《周书》七十一篇也。唐修《晋书》不明篇变为卷之例，改卷为篇，致使后人疑杂书十九篇不能包括《周书》七十一篇，遂谓汲冢无《周书》，此皆强用古义，名不副实，遂铸成此大错也。
或又曰，《周书》七十一篇，明载于《汉书·艺文志》。荀息引《武称》“美女破舌”，“美男破老”，见《战国策·秦》一“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章；狼曋引《大匡》“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见《左传》文公二年《传》；魏绛引《程典》“居安思危”，见《左传》襄公十一年《传》。皆在孔子前，则春秋时已有此书。“绵绵不绝，蔓蔓奈何”，苏秦以说魏；“必参而伍之”，蒙恬以告秦；他若《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55]亦引《周书》，则战国时亦有此书。“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萧何以为格言；“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主父偃以为确论；“记人之功，忘人之过”，见于《陈汤传》；“左道事君者诛”，见于《王商传》；《淮南》《览冥》、《氾论训》，刘向《说苑·善说篇》，亦引此书；而司马迁《史记》纪武王克商事，亦本此书。此皆在西汉时。许慎《说文》第一部“士分民之祘”，第六木部“竹箭如榗”，第十心部“来就惎惎”，立部“竘匠”，火部“味辛而不熮”，皆引《周书》。马融注《论语》引《周书·月令》，郑玄注《周礼》引《周书·王会》，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与今本篇第皆合。此皆在东汉时。然则此书之不出于汲冢明矣。此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汲冢各书，有秦、汉以后所未见者，如《纪年》、《穆天子传》等是；有秦、汉以后所已见者，如《周易》、《周书》是。《周易》既可重出于汲冢，何独《周书》不可重出于汲冢乎？当晋之时，汉以来所传《周易》、《周书》皆存。王应麟《困学纪闻》云：“杜元凯解《左传》时，汲冢书未出也，亦以《周书》为据。[56]郭璞注《尔雅》，称《逸周书》，不称《汲冢周书》。[57]此皆晋人所见汉以来《周书》之旧本。”孔晁注《周书》，今原本已亡，不知其所称为《周书》乎，为《逸周书》乎？[58]晁为五经博士，其笃古之情必深，其所注本，必亦为汉以来所传旧本，然汲冢本盖亦见之。故其解《克殷篇》“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云“一作以前于王”，解《大武篇》“三摈厥亲”云“摈一作损”。然则晋时《周书》，盖有二本：一为汉以来所传今隶本，一为汲冢所出古文本，当无疑义。《隋书·经籍志》仅载《汲冢周书》十卷，不载孔晁注本，《唐书·经籍志》仅载孔晁注《周书》八卷，不载《汲冢周书》十卷，盖皆互有遗漏。惟《唐书·艺文志》既载《汲冢周书》十卷，又载孔晁注《周书》八卷，盖汲冢十卷为无注本，孔晁注本唐时已有阙篇，故并载焉。颜师古《汉书·艺文志》“周书”注云“今存者四十五篇”，盖指孔晁注本言也。[59]刘知幾《史通·六家篇》云“又有《周书》者，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不言有阙，盖所见为汲冢十卷本。是唐时尚二本并传也。汲冢本无注而有十卷，孔晁本有注卷数反少，而仅有八卷，知八卷本即师古所见之孔注四十五篇也。师古以后，孔注又亡三篇。自宋以来，盖以汲冢本补孔晁注本，而去其重复，故孔注仅有四十二篇，而无注者十七篇，及序一篇，合成今本六十篇，仍题曰《汲冢周书》。其所亡十一篇汲冢原本或有或无，已不可知。今《四部丛刊》景印明嘉靖翻宋嘉定丁黼本即如此。由此言之，今本《周书》孔晁注四十二篇，其为汉以来所传旧本，抑为汲冢本，尚待深考。其无注之十七篇及序一篇，幸赖《汲冢周书》以传，此为不可掩之事实也。
又据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年）汲令卢无忌《齐太公吕望碑》：“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而得竹策之书。其《周志》曰‘文王梦天帝服玄禳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赐汝望。”文王再拜稽首’云云。其《纪年》曰‘康王六年（公元前一〇七三年），齐太公望卒’。”案：《周志》即《周书》，《左传》文公二年《传》文“狼曋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今在《周书·大匡篇》。卢氏依古称《周书》为《周志》，且所引为文王梦天帝赐太公望事，今不见于《周书》，盖在《程寤》以下八篇亡书之中，此八篇前后皆记文王事，则此篇亦当记文王事。据此，则汲冢之有《周书》，又得一确证矣。
（十七）“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案：王隐《晋书·束晳传》云：“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左传后序》，正义引）。案唐修《晋书》改卷为篇，非是，说已见上。
又案：《隋书·经籍志·古史篇》云：“晋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汲郡发魏襄王冢，得古书竹简，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指司马炎）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案《束晳传》所列，为十六部七十五卷，《隋志》本于荀勖《中经新簿》，其分部分卷，皆与束晳重编者异。如《束晳传》杂书十九卷，荀勖则分出《周书》十卷，独立一部，《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卷，则并入《穆天子传》，《琐语》则并十一卷为四卷。但其并为十五部，不知如何分配，盖亦有杂书一类，以纳入数种也。其分为八十七卷，不知是《隋志》数目之误，抑为《中经新簿》本文如是，则不可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