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
敦煌卷子的本来面目只看缩微胶卷，许多地方可能还要发生讹误，因此，讲一讲，对于大家将来研读缩微胶卷是会有帮助的。像这样从卷子本身来搞，似乎还没有人讲过，内容很复杂，很琐碎的。所以要分得细致一点，一件一件地讲。
⑴卷子的数目。到底有好多数量，直到现在，还没有办法作出一个最精确的统计，许多卷子藏在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图书馆或者私人的手里。因此，只能说个大概，约六七万卷之数，可能还有二、三、四万卷在外面，将来总数说不定在十万卷左右。但是，所谓一卷，科学地讲，应该包括一个问题或一部书，而敦煌卷子因为年代久远，贴的扣子、粘的糨糊脱掉了，因此一个卷子可能分成二卷乃至十几卷的。所以，现在说的卷数不是学术的卷数，而是具体形象的卷数，这是关于卷数的两个不同含义。将来敦煌学发达了，都能够拼接起来，把十几个小卷拼成一个大卷。那么，数量就不会这么多了。不过真正的科学卷数，现在根本不能说，至于一卷卷的数量，散在民间的，散在别的国家的还很多，我们也不能说准确。
⑵卷子本身的分类。大体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佛教经典，而且经、律、论三个部分都有了，其余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卷子大概是儒家经典、道家经典、历史材料以及社会史料、民间契约等。尽管按它的内容来分，可能分成十类八类，不过简单一点，可以分为两类，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佛经为一类，其他的为另一类。这样分法，现在编敦煌卷子目录的人还没有注意到。现在的目录只是单纯的编号，从伯希和、斯坦因的编号，乃至日本大谷光瑞的编号，都是拿起一个卷子就编一个号，并没有分类，所以只是一个总目录，就好像普通图书馆里的登记目录一样。而要用他们的材料现在也只好用他们的编号，不过，希望将来做到每个卷子都能照学术的规范来归类。现在可以先分佛经和佛经以外的卷子两类，没有办法再细分了。
⑶从卷子外形看，大体有四种情况。一种是长卷，即很长的卷子，后面一头有木头做的轴，很多也没有轴。到底是原来就有，还是脱了，后来再加上去的，我们都不知道。长卷以佛教经典为最多，儒家经典没有这个样子，一个长卷往往包括一部书。第二种是裱背。这个术语是借用的，裱字画的叫裱背装，又叫装裱。这里讲的裱背只是卷子背后糊上一层纸，现在叫“拓”一下。裱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来就裱背的，唐代已形成风气，凡是写好东西，再拿来裱上一层，当时国家档案室里都有裱背工匠，敦煌庙子里大概也有这种工匠，这种卷子比较考究。也有本来不是裱背，后人整理时裱上一层的。后人的裱背，会出问题，譬如P. 2011卷，原来是两面写的，没有办法裱背，假如有裱背，那是后人糊上去的，背面就无法看清楚了。刘半农先生的《敦煌掇琐》录了这个卷子，由于他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把它当成一面，所以，他的书里就脱了一页。因此我们研究敦煌卷子，卷子外形是很要考究的。我不知道现在的缩微胶卷，后人整理的裱背看不看得出来。假如把后人的裱背看成前人的东西，那就糟了，所以，这件事情，特别要在这里重点讲一讲。第三种就是蝴蝶装。蝴蝶装是两面写的，这面写好以后翻过来写，就好像现在报纸两面印的一样。两面写的东西要装订成册，就在中缝拿糨糊把这些贴上，翻起来一页一页的，好像蝴蝶一样。蝴蝶装有原装的，也有后人装的。这件事对于卷子本身没有造成太大的差误，虽然偶然间也会糊掉一行两行，但是，问题不太多，不像裱背那样大。第四种是散页，背后不裱糊，也不装订成册，大体是旗帜、图案、信件、收据和契约之类。这是特殊的东西，要说学术上的价值，好像比佛经、儒家经典要差得多，但是，在社会史上却是很重要的。譬如说某农民从某个寺庙借了两袋米，以后还一个毛驴或两匹马，我们就晓得这个价钱了。又譬如某家的一个儿子或姑娘，送给人家做丫头或娃子，可以得好多钱等。这类契约多得不得了，可以看出唐代西北地区的民间风俗，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史料。不仅如此，里面还有许多同“外国人”（指当时所谓西域三十六国）交往的文书契约。譬如曹议金、曹元忠或张议潮的儿子娶哪个小国家的公主，开了一份嫁奁的账单，记着送了哪些东西，这个礼物的价钱也是不得了的。这是一种社会风俗，最重要的。所以，散页在敦煌卷子中是非常重要的材料。不过散页失散太多，20年代，我在北京读书时，到书铺去，往往可以看到一小帖一小帖的散页。契约而外，还有许多草稿，譬如某地塑一尊菩萨，画一堵壁画，要多少钱，由什么人出钱，什么人收钱，什么人来画或塑，等等，清清楚楚的。要研究敦煌历史，这个材料是不可少的。日本很重视这种材料，哪怕一张纸片，也细细研究，看有没有用。譬如关于唐代官令品，据我所知，日本就有人写了两万多字的专论。
⑷从卷子的内部格式看，稍许复杂一些。第一是纸幅大小，多数宽二十一厘米，高十九厘米，更宽的到二十四厘米，更小的到十六厘米，大体如此。纸幅大小与卷子有关，因为一个卷子不纯用一种纸。纸幅大小，可能是由于纸的产地不同，其中以蜀纸为最多，洛阳纸其次，江浙纸则很少见。蜀纸宽一些，也高一些，质粗一点。洛阳纸很讲究，往往送到长安再加工。纸色大体分黄、白两种，黄的姑且叫熟纸，做法是把纸打上一层薄薄的蜡，有点透光，写起来非常舒服。熟纸在敦煌卷子里是讲究的纸，用它写的都是讲究的经典，所以，《道德经》几乎都是用这种纸写的。第二是每张纸的字数、行数有约略的规格。一幅纸的行数，横数大约是十九行到二十一行，不包括双行夹注，每行大体十七个到十九个字。但是，草稿写得密密麻麻，就统计不出来了。第三是有栏无栏。每纸都打有直行格子（很少有横格，偶然也有四方格），边栏比较粗，内栏比较细，也有一样粗细的。考究一点都是边栏粗内栏细的，不过没有看见像宋以后刻书那样的款式。现在的线装书中间有鱼口，底下有写工名字，敦煌卷子只有栏。佛经甚至很少有栏，很散漫，字数也很不均匀。
⑸卷子的字迹。分写得好和写得不好两种，写得好的整洁得不得了，近百年来很多人学唐经，这就是所谓的写经体。看笔势，挑、捺用的可能是最尖锐的笔，唐笔现已不存，但是，现在日本笔是仿唐的。唐笔肥大，可是，挑、捺很尖，因此，有人说唐代抄书人的笔和写书人的笔不一样。字体以颜、柳、欧三体为最多，敦煌卷子在颜、柳、欧以前的楷体字写得不好。虽然不好，但是，有点古色古香，保存着八分书的样子。当然不排除唐人写法，因为唐代是书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写得不好的则坏得很，散页更是潦草。可能是兵或道士写的。草书极草，墨淡极，好像抹点口水写的样子。从而可以看出一种文化的成功有它那一套，写得好要有好笔、好墨等等。还有一点是两种写法，一种是两面写，后面的第一行紧接前面的末行，第二张的第一行连接第一张后面的末行。单面写的同纸质有关，纸大都蹩脚；也同内容有关，有的内容不太重视的，或者内容太多，如佛经，所以，写法同当时的需要有关系。
第三个问题，事实上是补充前面讲的拼合。上面讲的是遇着两个卷子是一个卷子扯乱了的就把它拼起来，现在讲过去已经有人拼合过了，这是无意识的拼合，这种情况在敦煌卷子中也是十分严重的。所以我们看敦煌卷子一定要从头至尾细细地看，假使稍微马虎一点，被五代、宋以后人拼合的东西弄错了，这就根本上错了。因为敦煌卷子是一张纸一张纸拼起来的，到某个时期糨糊脱了，就可能脱成两卷，有些卷子脱了之后，后人随便拿了东西拼上，成一个卷子。有的是无意识的拼合，有的也并不完全是无意识的，而是要拼成一个卷子去卖钱的。譬如有一个卷子，前面有一大段了，突然有一个小东西拼上，说明什么年代，什么人写的，或者是个什么重要经典，它是别的卷子上拉下来拼上去的，等于我们后人的字画拼假，譬如浙江的赵孟頫的字，尤其是赵夫人的画，就有人拼假的。一幅画上面，有一个图章，就算是肯定了，这是赵孟頫的，于是乎就把赵孟頫题款的地方割下来拼上，那个东西也成了赵孟頫的了。这种作假的拼合很讨厌，模糊了我们对于卷子的认识。做研究工作的人真要细细地去摸索。我的经验大概有几点，从卷子的纸质、墨色、题款、行款各方面综合起来，可以断定的，不是说这件事情就无法办了。譬如说这个卷子本来是唐代写本，从唐以前写本挖下一条，说隋代哪一个写的拼在上面。假设我们能够从纸质、墨色、书写的方法，以及卷子的一切条件集合起来看，就可以判断它是真是假。这个真假问题，对我们研究卷子来说关系太大了。譬如我曾经碰见过一个卷子，卷子上说的是唐代的官令，但是还有一段是唐代帝王的生卒年月，讲某个帝王是哪天生，给他做生日，应该做哪些工作，杀几个猪，杀几个羊，如何如何。这两个卷子本来没有关系的，把它拼在一道，成问题了。到底唐代的官令正一品、正二品这个品同一等、二等这个等，跟帝王年代的关系怎么样？假设我们把这两个卷子拼在一道来看的话，那么譬如祭唐明皇，哪些人主祭，唐明皇生是哪一天，死是哪一天，哪些人在那里祭，哪些人可以做什么事情，这是有一定规格的，两个东西一拼起来可就破坏了。于是我们看唐代的《百官志》，乱了，看不出来了。所以这种被后人乱拼的情况，我们应该注意，唐代以前的人乱拼的东西，也得注意的。因为唐代以前已经有拿几个卷子来拼的风气，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和尚是什么时代的人，如果这个卷子是他的，价值不就更高了吗？所以拼合的人就搞这种玩意儿。这种东西自从敦煌卷子发现以后，被古董商人造假的简直不得了，古董商人会造假，怎么造呢？比如偶然间一个卷子，背后有一半空纸，有一寸两寸空纸，他就切下来，当做宝贝保存起来。他晓得这是唐代的，这是六朝的，于是把这些纸拼上，拼得天衣无缝，从纸质上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假卷子顶要防备的是拼合。假卷子的拼合从五代就有了。唐代似乎也已经有了，不过很少。等到敦煌这个宝库被发现，被古董商人搞着了之后，更不得了的多。因此我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个拼合的问题来，说的是假拼合，不是我们前面讲的拼合。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常常碰见。譬如我们现在的缩微胶卷，我要是细细全部看过的话，可能会发现这么几卷是后人拼合的。但是这非有经验不可。卷子看得多了，看了几百卷几千卷，摸出规律以后，可以看得出的。
第四个问题似乎极小，但是也是同认清卷子时代很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不仅如此，还是我们文化史上，尤其是书法史上面，与抄书的方法、书式等等有关系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敦煌卷子中隋、唐、宋人写法的出入。这个出入当然是讲书法，不讲书的内容，书的内容上面讲得已经很多了。六朝、唐代、五代、宋代有许多民间习惯，在卷子的书法里边表现了出来。譬如说，木字旁、才字旁、提手旁，这三个偏旁的字，在六朝的本子中，往往是相混的，大体都写成“才”。木旁掉了一点，提手旁的一提不是底下挑上去的，而是上面撇下来的。于是乎到底是木字旁还是才字旁还是提手旁，我们闹不清楚。这大概是六朝时候的通俗习惯。这种情况多了，就是随便写。比如“金”字，写成完完全全的“全”字，把底下两点丢了。金字旁同全字旁一样，不过到后来也有点差别，就是最后一笔“全”字还是好好地写成一横，“金”字就写成一挑。模糊一点的话，这一挑挑得很轻，也成了一横，于是乎金旁的字、全旁的字相混了。这种情况多得不得了。省写还有一种例子：“乌”字、“马”字、“鸟”字，常常是不分的，也是唐代开始有的。这是书法的一种特殊现象：简省。比如“蠶”字。上面是“”字头，当中是“曰”字，底下是两个“虫”字。六朝人很简单，写个“天”字，底下写两个“虫”字，甚至底下写一个“虫”字，也算是“蠶”（蚕）。省体字在那个时候已经很多很多了。门窗的“门”字，三点一个钩，等于我们写“水”字四点，到了三点以后第四点一钩，写“门”字则两点以后第三点一钩。这也是唐代就已经开始了。唐代民间已经把草体字、省体字用进正式的写经当中去了。我们可以看出哪一体字，是在哪一朝代才有的，可以根据这个判断这个东西是哪个时候的。还有一种东西很讨厌，叫做移植，左边的东西放到右边去写了，上面的放到下面去写了。移植的字，在真正的文字学里边，可能分成两个字了，但是在敦煌卷子里边仍然是一个字。比如“物”字，先写牛旁再写“勿”，但是在敦煌卷子里边有先写“勿”字，底下加了“牛”字的，也是“物”字。再如“概”字，现在是木旁加了“既”字，在敦煌唐人写本里边，就有把“既”字写在上面，“木”字写在下面的。这也算移植。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字有移植的痕迹。比如“猶”字，是反犬旁加“酋”，可是在唐人写本里边，先写酋字旁，后写“犬”字。在“书经”里边这两个字意思是不同的，反犬旁加“酋”的“猶”是虚助字，而酋旁加了“犬”字呢，是“猷，言也”（《尔雅·释诂》）。但是在敦煌卷子中是不分的。譬如反犬旁加个“言”字，这是说狗叫的声音，但是在敦煌卷子里也有言旁加“犬”的。也读为狺，犬声狺狺的“狺”。这都是移植。这些移植的字，同我们刚才说的省体字，在敦煌卷子里都经常见到。再比如走字旁同写个走之的“之”字相混，像远近的“远”，写了走之的“之”，赵钱孙李的“赵”，也写个“之”，于是“赵”变成“逍”了。双人旁大体都写成单人旁。“左”、“右”两个字古写“左”字一横向左边撇，“右”是一横走右边来，这两个字也不分了。这一类的情况多得不得了，都同我们写法习惯有关系的。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比如说我们的草书，是魏晋以后才开始有的，王羲之的草书、王献之的草书、卫夫人的草书，这些草书很多很多是我们现在这些简体字的来源。比如刚才说的“门”字，三点一钩，就是王羲之的字体。因此我们从省体字、移植字这些情况来看，可以判断这个卷子是起于什么时候的。不过这个判断很难确定，为什么很难确定呢？因为后人也仿照前人写省体字嘛！省体字容易呀！所以我们现在写“门”字也就是三点一钩就完了，“蘭”花的“蘭”是两点一横底下三点一钩，再写一个“柬”字。又把“柬”字写成“東”字，那更不得了了。所以拿这作确定卷子时代的绝对标准是不行的，不过至少可以推测上限。卷子里边没有这些省体字，那么这是很早的，有了这些省体字，最早早到什么时候，都大致有一个上下限的断定，这是可以用的。这件事情我们搞敦煌卷子的人往往不大注意。疏忽的结果是留了很大的痕迹在里边，让细心工作的人看出很多笑话来。所以敦煌卷子的书法，也算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事情。假使我们对于书法没有一点儿认识的话，这是很讨厌的。不过有一点，在敦煌卷子的字书、韵书（尤其是韵书）里边一个字底下往往会注上“正”或“俗”，说明某字是正字，某字是俗体。我的《瀛涯敦煌韵辑》里每卷都有正俗字。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做研究工作时已经注意到了，因为眼睛不好，正字俗字就列了一个表，成了四卷书。这个东西是我爱人帮我做的，叫《敦煌韵书中的正俗字谱》。根据我的这卷书来看，可以知道哪些字是唐代的人已经认为是俗字了，哪些字唐代的人还认为是正字，可用来印证唐以前各种书籍里面的字体，到底是正的还是俗的，也可以看出后代简体字的来源，古体字的来源。譬如我们现在写礼乐制度的礼，示字旁一个竖横钩就完了，事实上是个中国的古字，汉代就有了，敦煌卷子中所有的“礼”字大体都这样写。“辞”字本来是“辭”字，半边加个“辛”字，敦煌卷子写成“”字，右边加了“司”字，事实上一个是省体字，一个是借体字。但是在敦煌卷子里往往混成一个字。这里边可以看出文字学上字形结构的变迁，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同其他学术的关系很大。读历史知道伏波将军马援奏请定天下官印错别字，他说城皋的“皋”字有人写的是“白”字底下一个“犬”字，有人写的是“白”字底下一个“本”字，有的写的是“自”字，“自”字底下还有两画一个“十”字，他说城皋地方的县官、武官同巡官，三个官的印章的“皋”字是不同的，请国家纠正天下官印的这个毛病。这说明我们的汉字，在汉代已经乱得不得了了。所以六朝以来的伪字、错字多得不得了，我们现在刻图章的人动辄说我刻的是汉印。事实上，说不准刻的是错印，不是汉印。这一类情况同古书研究、古文字研究、书法研究都有关系。敦煌卷子刚好是关键，敦煌卷子以前的俗书、伪书、假书在敦煌卷子里面都可以看见了。敦煌卷子以后所用的省体字在敦煌卷子里也都找得出来了。这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所以特别提出来讲一讲。
最后我讲一点关于壁画里边的文书材料。壁画里边的文书材料过去讲过一些，那是为了款式讲的，为了历史讲的。今天讲的是总结性的。敦煌壁画里也有些文书的材料，最多的是发愿文，是当时的历史材料。比如张淮深的传，在敦煌的壁画上写着，哪个的题衔，什么官衔。有的写着，哪个是哪个的儿子，哪个是哪个的丈夫，哪个是哪个的父亲，哪个是哪个的舅子，哪个是哪个的岳父等等，也有写着的。这些题衔，往往是我们认识敦煌经卷的重要参考。譬如敦煌经卷里边说这个卷子是某个可汗的某个公主写的，某个可汗、某个公主所收藏的。这某个可汗、某个公主在我们历史上可能找得出来，但是大体找不出来，只有在敦煌题辞里边有。拿敦煌的题辞来证明历史上的材料，就合起来了。证明卷子里的材料，卷子也合得起来，敦煌的题衔有官爵、称号、家庭关系以及家族关系、氏族关系。这些题衔当中，五代人占十分之七八，宋代人占十分之三四。这些题衔里边的资料拼合起来可以成大文章的。这些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也已经说到了。今天的主要目的在说明文书的问题，经卷的问题，这些东西不能当经卷来看，但是可以同经卷有关系。譬如说有曹元忠夫妇出行图、张议潮夫妇出行图，这两大幅画里边，考见中国文化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历史的材料当然很多，而敦煌卷子里边的材料，也可以在里边看出来。敦煌卷子里边有许多材料说敦煌当时的河西走廊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我们找不出旁证来，而这两幅大壁画可以做我们文书的旁证。总结一句，就是说：敦煌壁画有许多东西可以用来做敦煌文书的旁证，是最好的材料。我说一个笑话：一直到如今讲人的幞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可敦煌壁画里面的供养人，那些官戴的帽子就有幞头的样子，清清楚楚的。敦煌女人化妆的情形我们讲过一些，“蕊黄无限当山额”，很多人讲不来。脸是“蕊黄”，像花蕊一样的黄色，无限，了不得。当山，在眉山之间的额头上。敦煌女人化妆的方法，就是在额头上用黄色点一点，“蕊黄无限当山额”。这是壁画可以证明词集的例子。又譬如香炉，敬神的香炉有一个柄，烧起来，人拿着这个柄走，这个东西清宫里还有，民间是没有了，大庙子里边现在还可以勉强看见，但敦煌壁画里边所有供养人男人家端的都是这个炉，清清楚楚的。所以敦煌壁画里面所有这一切文物制度的材料可以用来证明敦煌文书的是多得不得了的。这一个事情大家不要疏忽，不要说它是壁画，就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研究敦煌文书的人往往要参考壁画，因此我在这里也顺带着交代一声。
我的关于敦煌学的通论已经讲完了，我想稍稍作一个大概的总结，也不过几句话：敦煌的材料包罗万象，壁画的表现是最具体的，不过壁画的表现呢，大体是以唐、五代、宋这个时候的社会风习为基础，以那个时候的礼乐制度作基础，而要真正了解中国全部文化，尤其是宋以前全部文化的话，要靠文书，文书里边录有战国以前的文书资料，战国以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书资料，这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研究古籍，离不开敦煌的资料，要研究中国文化史，也离不开敦煌的资料，要研究民间的风俗习惯史也离不开敦煌的资料，我们要研究文字学、语言学乃至于绘画学，乃至于上粮纳草，都离不开敦煌资料。敦煌是中国历史上正中间的一个转折点，敦煌以前的东西我们可以从里边看出来，敦煌以后的东西我们在敦煌里边也找得出线索来。所以敦煌学在我们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此后是必然要大大辉煌的。我虽然身体不好，也愿意把这个工作做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