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关于《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是否还有现实性的问题
（一）《资本论》过时了吗？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十九世纪后期问世的。由于《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内在矛盾及其辩证发展规律彻底揭露出来了；同时由于那种揭露，使得工人阶级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命运、地位、力量和前途，所以，它的第一卷在一八六七年出版后不久，便被当时的第一国际决议通过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成为工人阶级革命斗争运动的指南书。《资本论》使资产阶级终生会感到它的麻烦。而他们最感到麻烦的地方，更在于《资本论》的论据，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自己经济实践的基础上，是讲的“关于阁下的故事”，又加上是经过了严密地科学论证了的真理，他们既无从反对，也反对不了。所以，《资本论》问世以后，有不短的一段时间，他们对付的战术，是保持沉默，以示“不足道也”。到了十九世纪末，他们象是突然被一个“新发现”提醒了，说《资本论》是从唯物主义出发，从客观事实出发；客观事实改变了，《资本论》不就“过时”了吗？也就是说，《资本论》既然是以十九世纪中叶前后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分析对象，到了十九世纪末，特别是在这以后，已经是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了，事过境迁，人们怎么还要《资本论》，还要把它看作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或他们的革命指南书呢？这个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论》的“大发现”，愈到晚近，当然就更加叫嚷得起劲。但是，认真思考一下，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这些资产阶级学者要这么关心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怕这种运动，为“过了时的”学说思想所指导呢？
为什么这些宣扬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的形而上学的说教者，倒反而这么热衷于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这里不打算讨论他们的这些自相矛盾的错误论点，只想讲一讲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由自由阶段到垄断阶段转变的若干基本原则、规律，然后再说明一下，为什么还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时，马克思就能把那些转变的原则、规律揭示出来？只要把这些道理讲明了，他们的那些自欺欺人的胡说，就不攻自破了。
（二）在《资本论》中，提示的由资本主义自由阶段推移到垄断阶段的原理
关于资本主义由自由阶段到垄断阶段的转变，那虽然差不多是到马克思去世的时候（一八八三年）才开始表现一些端绪，但马克思在这以前，即撰写《资本论》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时，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中，已把那种转变的必然性、规律及其诸特征表现，向我们明确指出来了。
大体上他是沿着以次的线索展开说明的：
首先，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是出自剩余劳动，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贪欲是无限的，当它受到自然生理限制和社会限制，不能一味由延长劳动日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就竞相努力在一定劳动日中，尽可能缩短必要劳动部分，由是相对地增加剩余劳动部分。其办法是尽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者所消费的商品低廉化，使劳动者人数相对过剩化，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价格低廉化。这就要求变革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生产组织。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这样一条真理：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过把劳动日的长短当作关键问题；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却会彻底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的组织发生革命。”[16]
可是变革劳动技术和社会生产组织，在原有的资本规模上是办不到的。在大家相互竞争的条件下，其间就存在着一个资本集中或“资本吸收资本的规律”。
“竞争战是以商品的低廉化来进行。其他事情不变，商品的低廉取决于劳动的生产率，劳动的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的规模。所以，较大的资本会打击较小的资本。并且我们知道，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个资本按标准条件从事营业时所需的最低限量将会加大。”[17]
这个趋势的发展，就由集中、由扩大经营规模而引起的积累，进一步鼓励集中：
“集中使产业资本家能够扩大他们的操作规模，所以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不管操作规模的扩大是积累的结果还是集中的结果，也不管集中是用强暴的方法实行合并……还是通过设立股份公司这样一条平坦的道路，将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中的许多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产业规模日益增进的扩大，到处都是作为出发点，以便使多数人的总体劳动，得以具有更为包括一切的组织，使他们的物质原动力，得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那就是，使各自分立，按习惯经营的生产过程，得以愈益转化为实行社会结合，并且按科学方法处理的生产过程。”[18]
由股份公司体现的集中发展的局面一经形成，于是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明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上的三个大变化：
“（1）有了生产规模和企业规模的惊人的扩大，那对个别资本说是不可能有的。同时，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现在也变成了公司的企业。
“（2）建立在一种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作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组成公司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它的企业也当作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资本作为私人所有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限界以内的扬弃。
“（3）实际担负职责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人，别人所有的资本的管理人了，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资本所有权已经和它在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功能完全分离，象那种加在经理人身上的职能已经和资本的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也就干脆表现为别人剩余劳动的占有”[19]。
所有马克思在将近一百年前从理论分析上指出的这些倾向，正是我们当前所看到的垄断资本统治下的现实。不但如此，他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这种自己扬弃过程中，看出了信用在其间发生的异乎寻常的助长的作用。
“把股份制度……撇开不说，信用又为资本家个人或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个人，提供在一定限界内绝对支配别人所有的资本、别人所有的财产，并由此支配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不是自有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不过还是信用上层建筑的基础。”[20]
信用发展的结果，金融资本出现了。
信用制度“起初只是偷偷摸摸地当作积累的卑躬屈节的助手，通过许多不可看见的线索，把大量或小量分散在社会表面的货币资源，牵引到资本家个人或结合的资本家手中来。但不旋踵间，它就变成了竞争战上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还变成了资本集中上一个惊人庞大的社会机构。”[21]
“信用制度的发展和货币贷借业务在大银行手中的异常集中，本来必然会把借贷资本的积累，当作一个和现实积累不同的形式来加速它。所以，借贷资本的这种迅速发展，是现实积累的结果。因为，它是再生产过程发展的结果，并且为这种货币资本家形成积累源泉的利润，也不过是再生产资本家所榨出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它同时还是别人储蓄利息的一部分的占有）。这种借贷资本，同时也会牺牲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来进行积累。”[22]
这种资产阶级内部的现实关系的变化和新的矛盾，已经显示了一个金融寡头统治对于其他阶级的欺骗与掠夺的前景：
“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在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的形式上，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寄生虫，并由公司的创立、股票的发行和股票的买卖，引出了一整个体系的欺骗和诈欺。”[23]
由于一切在利息形态上的货币资本不管采取怎样的买空卖空的特别运动方式，并怎样迅速地增大其虚拟的倍数，但它当作资本所有权来要求的收入，最后终归要出自现实机能资本所剥削并实现的剩余价值。那种收入增大，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无疑是在不断增强。可是，由竞争由信用加速扩大起来的大股份公司大托拉斯的大规模的生产力，就要因此受到限制。生产力以几何级数增加时，市场的扩大至多不过依算术级数进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由此显示出来了。于是我们又从这里看到了一个新的经济现象。它们国内的产业只能容纳一部分加速积累起来的财富了。
“这就是说，在不给等价就从英国劳动者那里偷窃横取并且逐年增长的剩余产品中，有较大的一个部分不是在英国本国，而是在外国转化为资本。”[24]
在英国如此，在其他资本主义发展国家也是如此。要为过剩商品找出路，就得使商品低廉化，使商品生产大规模化，股份公司化，托拉斯化；要为过剩资本找出路，就得确保已有的殖民地并争夺新殖民地。随着社会经济组织及其要求的变化，国家的机能也改变了。它愈来愈显得与其说是为整个资产阶级服务，就宁不如说是为资产阶级中的垄断资本服务了。
以上是资本主义由自由阶段转变为垄断阶段的全过程。马克思在将近一百年前指出的一些支配着那种转变的基本原则，没有任何一点失却了它的现实意义。
（三）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只改变了剥削的形式，没有改变剥削的实质及由此必然发生的剥夺者被剥夺的趋势
马克思写的《资本论》，确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盛极一时的时期，所有体现着垄断资本本质特征的那些经济现象，如生产集中、股份公司、金融寡头统治、资本输出、国际资本联合组织、殖民地争夺与瓜分等等，在当时有的还只露出一些苗头，有的甚至还隐而未发。但经济科学理论的研究，如果是采取唯物主义的现实观点，如果深入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联系，它就会把握这个社会的各种经济发展动态或趋势，而由是发现出支配着它们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规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使他能见微知著地把那些还只露出一些苗头或端绪的迹象，看作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倾向。后来，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正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结合他的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而加以充实发展的结果。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不只是提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原则和规律，他还进一步透过未来的垄断资本的展望，而把资本主义向着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揭示出来了：
“……和这种集中或多数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家剥夺的现象联在一起，有规模愈益加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的应用，土地的计划利用，劳动手段变为只能共同利用的劳动手段，一切生产资料当作互相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时生出的节约，一切民族在世界市场网中形成的密切联系，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质，跟着发展起来。把这个转化过程所有的利益横加掠夺，并实行垄断的资本大王的人数在不断减少，穷乏、压迫、奴役、退步、剥削的总量，则跟着在增加；但是，人数不断增长，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自身所训练、所联合、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愤激反抗，也跟着在增长。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25]
这一段话，是《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结论，我们把这个结论，拿来对照一下这个第一卷刊行以来将近一百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变迁变革的现实，不是大可证示工人阶级把马克思主义，把《资本论》作为他们革命斗争运动的指南，是做对了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或《资本论》，就它在其中运用的观点与方法来说，是一切历史时代可以适用的普遍真理；就它运用那个观点方法所得出的基本经济理论来说，对于今天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还是完全可以兑现的普遍真理。因为它用那种观点方法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基本关系、基本原理。它是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出发，是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出发，是从资产阶级凭借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榨取剩余价值，剥削工人阶级的阶级关系出发。这些基本事实、基本关系没有改变，而基于这些事实关系得出的价值——剩余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剥削理论、危机理论、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论，就不会因为资本所有制的某些形式改变、资本经营的形式改变、资本家剥削榨取的花样的改变、资产阶级相互间争权夺利的方式方法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发展趋势及其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要在社会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的认识基础上去理解的。在一方面，社会存在改变，社会思想意识也不能不有所改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政治的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没有改变，有关它的基本理论与规律，就还是正确有效的。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得出来的真理，这是那些充满着庸俗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意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的头脑，永远也识不透、想不通，也不愿意想通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