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阶级历史任务
（一）《资本论》产生的年代
讲到《资本论》产生的年代，有两点需要交代清楚。第一点是《资本论》出版的年月，其次是《资本论》撰写的过程。
我们知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一八六七年，第二卷、第三卷则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草稿，分别于一八八五年、一八九四年出版。但这还没有包括马克思原来计划包括在《资本论》里面的剩余价值理论或剩余价值学说史部分。对于那一部分，恩格斯在临终以前，曾委托考茨基整理原稿，作为第四卷出版。但考茨基整理的结果，却把剩余价值学说史作为一部独立著作，分作三卷，分别在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〇年刊印出来。以上是《资本论》出版经过的概略。但一部著作的产生，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写作过程。包括剩余价值学说史在内的《资本论》手稿，在第一卷刊行的一八六七年以前，已经大体完成。而在第一卷刊行的前两年，即一八六五年，马克思曾就其中的重要论点，用《价值、价格与利润》（一作《工资、价格和利润》）的讲题作过报告（这是在马克思死后，从遗稿中发现的）。在这以前的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发表了他的经典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部书的序言中，他已经把要写作《资本论》的计划轮廓指示出来了；事实上，他当时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过一篇“导言”，在“导言”的结尾，还较详细地提到后来写作《资本论》如何分篇的问题。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中，就是把《资本论》看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资本论》的初篇了。如果我们根据恩格斯所说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资本论》就是对于这种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1]，那么，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刊出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已经是后来发展的《资本论》的序曲或雏形。由此可见，《资本论》的酝酿计划写作过程，大体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前后的二十年间。这就是《资本论》的产生年代。但我们这样说，决没有忘记马克思在他逝世的一八八三年以前，一直在对这部著作进行加工的工作，而在这以后恩格斯为把第二卷、第三卷整理好付印，又付出了很繁重的劳动。
现在我们要分别来考察这个时期在西欧各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工人运动情况和社会思想变动情况，看怎样促使马克思提出写作《资本论》的历史任务来的。
（二）西欧英、法、德三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况和工人阶级斗争情况
1．先讲三国的具体历史情况
《资本论》的作者是德国人，但他的全部理论，他的《资本论》，却是把英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作为考察研究的对象。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本的序中说：“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2]。他是德国人，而把他研究的对象放在英国，那并不是因为他当时长期住在英国，而是因为科学的研究本身，有这个要求。我们知道，《资本论》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资本论》论的是资本。研究考察必须选择比较成熟的形态，当一个社会经济形态还没有成熟，它的各种范畴，它的规律，都还没有形成，那研究起来就有种种困难。马克思选定英国为考察研究的对象，其原因：第一，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国家；第二，由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成熟，所以英国有关经济的资料，思想资料，学说史资料，现实的统计资料都非常丰富。马克思自己曾说：“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3]。但以英国社会经济为研究对象，并不是说，马克思没有注意欧洲其他各国，特别是大陆法、德两国的情况。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仅次于英国；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德国也急起直追地赶上来。由于这三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有密切联系，并和这个研究有关的思想领域，特别是在工人阶级运动方面，一直在相互发生影响，所以，讨论《资本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不能只限于英国，同时还必须讲到法国和德国。事实上，当时美国的情况，马克思也是非常注意的。
应当说，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是标志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一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没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就不会导致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又会进一步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这仍是比较一般的说法。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时间的先后，革命的过程与特点，都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不同的影响。英、法、德三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历史时期，是不相同的。英国革命产生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法国革命产生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而德国革命则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就是说，英国革命早于法国140年，法国革命又早于德国60年，即德国革命落后于英国200年。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三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也大体显示了这个先后的顺序。但进一步比较考察这三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不同表现形态，就不但可以较清楚地了解它们的具体历史情况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生长和运动的一般动态。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三国的革命的区别，他说：“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制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纪对十六世纪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纪对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完全不是这样。”[4]它自始就是“要在思想上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在事实上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世纪以上。……普鲁士的三月革命甚至不是民族范围的、德意志范围的革命，它一开始就是普鲁士地方性的革命。”[5]在德国的这个革命，其所以表示了这样的狭窄性，软弱性，落后性，乃是因为它的“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6]。反过来也说明，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其所以表现得那样彻底，那样有生命力，是由于它们的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以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已有较大的发展，它已经痛切地感到封建制度与专制主义对于那种生产的束缚，它就毫无顾忌地领导并团结一切在那些制度下，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向着共同的敌人猛冲，因为当时的无产阶级尚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给予它们以威胁的力量。不过，由于时代的进步，无产阶级在法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已经和在英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了。无产阶级愈来愈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表现出它的力量和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这一事实，并不能叫德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表现更大的勇气，却反而使他们更感到踌躇、胆怯，一开始就认为有必要和旧势力妥协。尽管如此，德国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仍有极其迅速的发展，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我们想到，英国十七世纪的政治革命和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所给予法国革命以及法国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多么大的影响，就不难看出，在英、法两国的先进的政治经济的影响下，德国在促进统一国家和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该得到多么丰富的经验。就因为有这许多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在十九世纪中叶前后，不但法国已是仅次于英国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落后的德国，也想要马不停蹄地赶上来。
2．再讲三国的工人阶级斗争情况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意味着由资本家与工资雇佣劳动者结成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也就是意味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积累的增长。这个剥削关系的本质，虽然到后来是由马克思发现并阐明的，但剥削的事实以及由此引起的劳资双方的利害冲突，却是在资本生活开始的第一瞬间，就存在着的。不过早期所有的劳动者与资本家间的冲突与斗争，都没有脱离个别的、零碎的行业内部的性质。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工人阶级，但工人阶级要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阶级力量，就必须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普遍的程度，以便把劳动阶级的队伍扩大起来，使他们的眼界开阔起来，打破行业的、地区的，乃至民族的限制。不仅如此，当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流通关系，还受着封建的、专制主义的压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是善于把他们剥削工人阶级、损害工人阶级的责任，转嫁到封建贵族和专制君主身上，并还进一步利用工人阶级来推翻封建制度与专制主义制度的。上面讲到的英、法、德各国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分别扮演的角色，除了表明工人阶级在社会进步立场上有必要参加推翻反动落后制度的一切运动外，同时也说明资产阶级在利用他们达到双重的目的，即一方面剥削工人阶级，一方面打倒封建领主贵族。
当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先后赢得革命胜利，夺得政权，从而，把社会敌对阶级简化了的时候，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面对面地突出来了。这种情况，在英法两国资本主义受着英国产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刺激，而加速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显得尖锐。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就看到英法两国工人的有组织的集体斗争运动。事实上，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八二四年就由一系列的斗争，取得了结社的合法权力。一八三一年欧文及其信奉者，就开始公开组织“全国劳动者阶级联盟”，展开选举法改革运动。同盟组织的目标，除了要求废除地主在选举上的特权、废除议员在财产上的资格限制外，还提出劳动者有确保其劳动全部价值的权利，有用一切手段保护劳动者、使不受雇主及制造家横暴压迫的权利。劳动者阶级参加这次选举法改革运动，虽然只取得了废除地主选举特权，使资产阶级得到好处，而没有废除选举财产上的资格限制，但他们继续展开普选运动，提出“人民宪章”的号召，断断续续一直到一八四六年。这一系列斗争，不仅促成了所谓劳动“大宪章”即“工厂条例”的实现，并还使议会通过了“十小时法案”。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在全国范围发动起来，就能够叫资产阶级知道他们的厉害。就在英国工人阶级开始他们的选举法改革运动的同一年，也即一八三一年，还没有取得结社合法权的法国里昂的丝业工人，采取一次使法国资产阶级感到非常惊恐的暴力行动。斗争与反斗争的结果，他们干脆把这个城市占领了。他们占领这个城市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它的影响，却极其深远。英法两国的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了，德国工人阶级怎么样呢？德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出现得很迟，但在革命以前，德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学习英法两国的经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德国工人阶级也并没有等待，他们也已经在吸收英法两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开始行动。在一八四四年，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起义了。马克思对于这次起义行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事实上，在这次西里西亚事件以前，散布在西欧各国的德国工人，就在一八三六年开始组织一个秘密性的革命团体，分头在各国活动。一八八五年恩格斯讲到它的特点说：“……这个运动差不多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曾展开过。而且还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工人运动实质上是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了领导作用的人。”[7]
从上面我们看见，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但是英国法国的工人阶级，就是德国工人阶级，也都有组织地行动起来了。从他们的组织行动中，显示出迫切要求一种能够教育他们、统一他们的组织和行动的指导思想，使他们明确认识自己阶级的利益、力量和前途，使他们在斗争中不迷失方向，不听信那些阶级敌人散布的各种不利于他们团结、斗争的错误言论。这就是说，需要有一整套符合工人阶级利益、为工人阶级利益服务的理论原则或思想体系。这样的思想体系，不但不能从现存的社会学说思想中找到，并且还要一反那些现存的社会学说思想，才能建立起来。为什么呢？请先看看工人阶级斗争的思想障碍罢！
（三）工人阶级斗争的思想障碍
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一切有文化的社会，差不多只限于私有制社会。而那时所有的社会文化思想学说，也差不多是为了分别适应辩护各不同私有制度而逐渐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阶段，由于这种制度比以前的奴隶制、封建制进步，也由于它的进步生产力允许社会文化思想有较大较全面的发展，它就有可能在社会思想的各个领域内，建立起把资本私有制合理化、合法化的各种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使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们，不但是剥削者，连被剥削者也承认它是自然的，非如此不可的，从而是要永远这样下去的。这种思想的法网，不但是资本主义的强制的政治法律，赖以制订、赖以推行的有效的理论根据，同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风习中，在舆论中，捍卫资本主义制度，使不受非议反抗的思想工具。这些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运动的思想障碍，已经够大了，而且在其间还掺杂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提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但由于它基本上不是无产阶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科学的，所以，尽管它在攻击资本主义制度，并提出对未来社会的各种展望，这些方面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它脱离实际，回避政治斗争，对工人阶级革命斗争，造成的思想障碍，一点也不比那些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言论为少。为了说明的便利，这里只打算就资本主义社会思想学说中，最基本的也是与工人阶级利益最有关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讲一个梗概。
1．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依据马克思的批判的、科学的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有两种类型，一是古典的，一是庸俗的。两者的性质不同，它们对于工人阶级思想毒害的影响也不一样。古典经济学产生于十九世纪以前，当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处在潜伏状态中，因此，那些古典学者还不妨从科学的立场，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内在矛盾揭露出来。他们肯定社会的财富或商品，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肯定劳动者所得的工资以及社会各种收入，资本家的利润，地主的地租，教会的什一税，国家的税收，归根结底，都是出自劳动的成果；他们还不掩饰，资产阶级越来越富了，劳动者阶级仅能挣得糊口的生活资料，并由此说明他们的利害冲突与阶级斗争。但他们认为，所有这些贫富悬殊的现象，阶级斗争的现象，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必然要产生的，无可避免的自然现象。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就是展开斗争，到头也改变不了被剥削的贫困的命运。不是么？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通过斗争可以消灭贫富不平等的事情，不是这样的不平等，就是那样的不平等，做自由劳动者毕竟比做奴隶农奴高明啰！劳动所有权是被尊重的，一切都很公平，大家都是在平等地位上竞争，要斗争，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啊！这些话，不是很动听么？
可是庸俗经济学者不是这样看问题，由于他们基本上是出现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的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更晚一点的时期。在这时，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他们已经害怕讲真理、讲科学了，已经在睁大眼睛否认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了，已经不敢正面承认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了。他们认为财富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共同合作创造出来的，他们的利益是调和的，不是矛盾的，因而斗争是有害的。资本家投资不能没有利润，就象劳动者出卖劳动力不能没有工资一样。斗争使得资本家无利可图，闭厂歇业，受苦挨饿的还是工人阶级。倒不如好好与资本家调和合作，彼此两利。
总的说来，古典经济学向工人阶级所作的忠告，是斗争也没有结果；庸俗经济学代工人阶级所作的打算，是根本用不着斗争。它们都是从一个共同前提认识出发，那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容侵犯。他们在这个私有制的框框里，把劳动权也塞进去，同资本权、土地权，平起平坐，被看作是“天赋人权”，看作是“平等自由”的理性的表现。但为什么这样的“平等自由”，“天赋人权”，一行使起来，竟是那样不平等，竟使小部分人富有，大部分人贫困呢？工人阶级从现实生活中是不难体会这种说法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至少，他们对这种说法是怀疑的。但整个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的似是而非的理论，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想不透，说不清，心中没有底，影响他们的团结，斗争起来也就迷失方向。
2．空想社会主义
在十九世纪初期，正当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者，特别是经济学者，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理性的产物，把资本主义国家当作“理性王国”来宣扬的时候，资本主义在它由形成以至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种种社会贫困罪恶现象，已经相当广泛地引起人们的不满。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最初敢于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挑战的人。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英国的欧文是他们的伟大的代表人物。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视野：圣西门从哲学社会学方面，傅立叶从历史和社会制度方面，欧文从经济实践方面，分别大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其内在的矛盾及其不免于灭亡的暂时的过渡性；不仅如此，他们还越过资本私有制社会的视野，去设想展望和计划未来的合理生活远景，从而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意义的创见。圣西门宣告“生产是任何社会组织的目的”，到临终时，他还说“世界的将来是属于工人的”。傅立叶指出人类社会由蒙昧、野蛮、宗法以迄文明的四个阶段，但在文明社会，一切采取了复杂的、虚伪的二义的形式，在平等自由口号下的不平等不自由，贫困产生于过剩中，整个文明制度是在矛盾中、罪恶循环中运行，并由此提出他的协同主义的学说。欧文这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家”，和圣西门、傅立叶不同，他更重视实际行动，他通过集体企业管理，通过劳动公平交易组织，通过合作措施，由一个实验到另一个实验，企图在资本主义制度孔隙中，找出并试验达到他所幻想的共产主义途径。三位空想大师分别在理论上出了很多主意，在实践上作了不少努力，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曾在一定范围内，激动人心，开拓工人阶级的眼界。但所有这三位空想大师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考虑到必须发动工人阶级来展开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然后才能谈到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实现他们的理想。而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恰是要通过教育宣传、和平改造的方法，不主张斗争，特别不主张政治斗争。这一来，他们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罪恶并指出其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的方面，即使能帮助工人阶级，使他们走出资产阶级设定的思想迷宫，而在如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方面，不是又要把他们推进云里雾中吗？
从科学批判的立场来讲，也许我们是不能过多要求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在英国，还是刚刚以现代性的、以大工业为基础的周期经济危机，来表现它的内在矛盾运动的规律，而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还是处在引而待发的阶段，不成熟的条件，只能允许他们提出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想形态。
在二十年代前后，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止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方案，完全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成为改革社会的基本动力这个根本问题；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则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愈来愈不合这个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口味，又正在开始为宣传阶级调和协作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所代替。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在三四十年代展开的阶级斗争，迫切要求有一种能够让他们理解斗争意义，辨明斗争方向，团结斗争力量，指出斗争前途的指导思想，就非常明白了。
这是时代的要求，这是时代向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提出的极其严肃重大的阶级的历史任务。
（四）《资本论》所完成的阶级历史任务
马克思在四十年代初，就已经是工人阶级的同情者、拥护者，是一切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宣传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他在思想上，由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论者转为辩证唯物论者的同时，在政治上，他已经由社会民主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了。由于他在国内外的活动，自始就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早期组织保持联系，自始就注意各国工人阶级运动情况，从而认清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质特点和力量；他很早就把人类解放、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并认定工人阶级要肩负起解放自己也解放全人类的重大责任，必须提高阶级觉悟，必须有一整套无产阶级的思想学说体系来武装头脑。他在一八四三年、一八四四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提出了这样具有深刻含义的警语：“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8]这里所说的哲学，当然是指着为工人阶级所要求的理论思想体系。工人阶级只有接受和占有了这种理论思想体系，才能完成他们的解放事业。但在当时，这种理论思想体系，并不存在。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只为它提供了一些有关现实关系合理的思想片段，空想社会主义也只发出了一些未来社会的思想闪光，而且它们还都是包括在错误的和不健康的各种教义中。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我们知道，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共产党宣言》的一八四七年前后，马克思在实际上已经在为建立这样的理论思想体系努力。在这个思想体系中，首先就要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进行革命的批判，并在批判展开中，把新的理论基础逐渐建立起来。他的研究努力的程序，大体是先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新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转到政治经济学，再通过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过程的规律的发现，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与人的条件的科学论据。马克思在四十年代后，特别在撰写《共产党宣言》的一八四七年，他已有意识地和他的战友恩格斯，承担起这个艰巨工作。到了五十年代末，如我们前面讲到的，他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序言”中，把他建立那个理论思想体系的草图，描写出来了。那就是后来在六十年代完成的《资本论》的内容。
结合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要求来看，《资本论》提出了三个关键的理论：
第一，资本剥削的理论——就劳动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流通学说，分配学说，来全面系统论证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且按照客观发展的规律，那还是愈来愈残酷的剥削。
第二，资本发展的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势力发展的理论——从资本剥削的本质来看，资产阶级要想不发展它的敌对阶级，即工人阶级，也就不能发展它自己。这里面就体现了愈来愈不利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消长变化的规律。
第三，资本被剥夺的理论——资本的集中扩大过程，它的社会化过程，一方面愈来愈使资本个人占有的形式，不适于它的发展，而同时它在集中社会化过程中积累的物的因素，以及由此集中团结、培育、锻炼的人的因素，就将成为资本被剥夺，更高级新社会形式被创建出来的准备条件。
所有这些关于工人阶级被剥削，它的力量不断被增大和增长，以至最后资本被剥夺，都不是出于主观愿望，而是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来加以描述，当作客观存在的规律而将其发现。一切都有事实和科学的根据，它就有说服力，就有宣传动员的力量，就能为工人阶级所接受。《资本论》的作者，就是这样来完成他的阶级历史任务的。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要承担起这个庄严的阶级历史任务，首先当然要对于工人阶级事业有高度的忠诚，对于工人阶级的品质与力量，有足够的认识，对于所进行的研究，有广博精深的科学造诣。但在这当中，我们还必须牢牢记住马克思自己讲的一句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9]也就是说，只有到了工人阶级运动有了较普遍深入的发展的十九世纪中叶前后，那个指导他们斗争的理论任务，才能被提到议事日程；也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已经明确地表现出它的自我否定的内在运动规律的时期，《资本论》的作者，才有可能很成功地完成那个阶级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