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杂记
作者：吕希哲
又名《侍讲杂记》、《侍讲日记》，二卷。北宋吕希哲(1039—1116)撰。书中杂记经史百家、释道之言及朝野遗闻轶事。看似融儒佛道为一家，实质则重儒。如记顾临使北之对，谓为世教者当重儒;又谓祖孔宗孟，学之正也，苟异于此，皆学之不正;又记司马光辟佛之语;又斥老子剖斗折衡之说，深辨孔子非师老子;又极论礼乐之不可废等等，皆以儒家思想为宗，兼收佛道等百家思想。书中对王安石父子无贬，个别事稍有微词，不持门户之见，颇多可取。其他所记家世旧闻、朝廷掌故等，多可与史传相参考。书中还载有许多诗话，颇为珍贵。此书成书后，不知何时刻版，后佚失，唯散见于《永乐大典》中，卷帙不可考。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抄出，重新编为二卷，以广其传。今传尚有《指海》丛书本。宛委山堂《说郛》本作《傅讲杂记》一卷，商务印书馆《说郛》本作《侍讲日记》，不分卷。
吕希哲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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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末日》又名《一个皇帝的爱情悲剧》，是大仲马的一本历史小说，原名为《阿克黛》。小说描写阿克黛爱上了斗虎勇士、竞技和歌唱优胜者琉喜阿斯,随他返回罗马城,谁知琉喜阿斯就是荒淫无耻、暴虐无道的皇帝尼禄。阿克黛只身逃走,历尽九死一生。尼禄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暴君的末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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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籍考
原名《医籍考》,中医目录学著作。丹波元胤撰于1819年。本书现存刊本数种,较重要的有《皇汉医学丛书》本、《韦修堂医书》本及1935年日本东京国本出版社影印本等; 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予以重印,并将《医籍考》改名《中国医籍考》,末附“书名索引”及“人名检引”,便于读者检索。丹波元胤(1789—1827),家奕禧。其父丹波元简(廉夫)为日本汉方医学名家,著述丰富。元胤幼承庭训,治学勤奋,除究心于汉方医书目录学研究外,对《难经》及本草学均有较深的造诣,除《医籍考》外,另有《难经疏证》、《药雅》等著作行世。《医籍考》计80卷,约82万字。全书收辑中国历代(自战国后期迄清朝道光以前)医籍,计2600余种,取材十分广泛,除医学著述外,于历代中国史书、目录学著作、地方志以及博物、艺文、笔记、杂说等多方面的文献均予搜阅并摘录有关资料予以分类编纂。计分医经(卷1—8)、本草(卷9—14)、食治(卷15)、脏象(卷16)、诊法(卷17—20)、明堂经脉(卷21、22)、方论(卷23—78)、史传(卷79)、运气(卷80)共9类,其中以方论著作占较大比重。本书介绍医籍,在每一书名下,注明出处,并据所掌握的资料,记述卷数及存佚概况;载列该书序跋、有关考证及内容提要,或附评论及按语,使读者阅后对该书有一较全面的认识。全书体例规整,收罗文献广泛,内容十分丰富。其编纂发行,向读者提示了中医文献阅习和深入研究之门径,素为中医学者所重视。由于中医书品类繁多,卷帙浩繁,难以全面了解和普遍检阅。通过此书之编撰,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但由于编者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还存在少数遗漏或存佚、卷数等失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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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称《高上玉皇胎息经》。不着撰人。一篇。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真部本文类。参校版本：《云夏七签》，该书春六十收有此经注本。道家功理功法类古典名著。《胎息经》作者已无可考,传本署为 “幻真先生注”,但注释颇不合经文原旨。全书文字简洁,共只八十三字,但论述精到,别具理法,不落古来丹道窠臼。文中首论胎息,次述神气,倡导虚无无念,自然常住。主张“知神气可以长生,固守虚无以养神气”,只有“心不动念”,神气相依,合而为一,勤而行之,才能益寿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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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论著作。1卷。吴乔著。全书为问答形式,共27则。其论诗重视“命意”,要求“其中有人”,反对拘泥声韵,执着死法;提倡“三百篇”的传统,尊唐、薄宋,力贬明诗;强调诗的特征,并以米“酿而为酒”与“炊而为饭”来比喻诗与文的差异。在回答具体问题中，体现出吴乔的反拟古主义的诗歌主张。清初反拟古主义，始有钱谦益，其后冯班、吴乔等起而响应。吴乔论诗，主张诗要有寓意，他认为，唐诗的优点，就在于“读唐人诗集，知其性情，知其学问，知其立志”，而“明人以声音笑貌学唐人”，只是注重修辞形式，结果“千人一体”，终不能超过唐人。他最推崇的是晚唐李商隐的诗，这也可能与他推崇委婉寓意的诗歌主张有关，他曾选录李的无题诗，猜度其意旨，作《西昆发微》。吴乔认为拟古诗内容空虚，而强调寓意，这基本上抓住了要害。他指出“诗中须有人，……诗而有境、有情、则有人在其中”。“有人”与否、寓意的存无，决定诗句的“死”、“活”。诗句的死、活另外还与表现手法有关，在此方面，他最崇尚的是诗三百的“比兴”手法，“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作。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他还比较了唐、宋、明各代诗歌，认为“唐人作诗， 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说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说好，故不相入”，宋、 明诗的局限，就在于太实太露，无言外之意，而不象唐人那样“实话亦虚”。“比兴意在言外，不可以言求意”，这就是吴氏重视比兴的原因。答问中，吴氏还指出了诗文的区别， “唯是体制辞语不同”，两者都需有寓意，但是具体表现形式又不同。在论诗歌的演变时，他坚持“变复”主张， 强调“复”的同时，要“变”，这也是对拟古派的反动，这种见解是合乎艺术发展史的运动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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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注疏。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十大论师之一安慧撰。译者不详。从译文风格及引文考释,当译于七世纪后。原著卷数不详。敦煌本标题下称梵本有二万八千颂。现存敦煌遗书三号;P.3196,系前五卷之节抄。此件先解释《俱舍论本颂》之归敬序,然后解说《分别界品》(共四十四颂)中的十四颂及二个半颂,《分别根品》(共七十四颂)中的八颂(有数颂仅列颂文,未作解说),最后论述佛教的人寿论。北新1440,首残尾存,约长十余米,是敦煌遗书中少见的大卷子。北图另藏残片一件(尚未编号),恰为北新1440所残缺的首部。两号缀接,丝毫不差。有首尾题,为《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卷第三》。从卷三的篇幅看,梵本二万八千颂释文的说法可信。北新1440尾有题记:“释门法律法严奉写记。”本疏释文主要依据《俱舍论》、《顺正理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等,基本符合说一切有部的思想。有藏译本,篇幅亦与“二万八千颂”大体相当。另有回鹘文残片存世。历代经录均无著录,历代大藏经亦均未收录,仅在日本《奈良朝现在一切经疏目录》中有记载,证明曾传入日本。后日本《大正藏》第二十九卷根据P.3196录文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