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
第一章 绪论
古代者，指秦以前而言。殷周二代，为中国制铜艺术最发达之时，其制作之精美，纹饰之繁缛，铭辞之藻丽，世界各国，自上古以迄于今，莫之能京也。是以研究中国铜器，蔚为专学，或论其大略，或详其一面，著述虽多，犹未能尽斯学之秘奥，然其风气之转移，可略得而说也。
殷周之世，铜器本为日用之物，其铭辞即当时通用之文字，花纹即当时流行之彩饰[1]，人习见而不以为异。至战国时，铜器制作之风，虽仍盛行于各国，而字体纹饰，皆叠经改易。当时人于旧时器物上之纹饰，或不能知其原意所在，而曲为解说。如《吕氏春秋》五言周鼎所著之纹，皆含垂戒之意[2]，实启宋人解释古代彝器纹饰之风。
自六国丧乱，继以秦楚，前代文物，丧失日众。迄于汉时，商周彝器，存者无几，偶一出土，惊为祥瑞，至得鼎而为改元[3]。且自秦兴隶书，汉代因之，通行上下，当时人且不识小篆，殷周古文，更以灭绝，鼎彝铭文，能识者惟一二博学之士耳。《汉书》载美阳得鼎，张敞按其铭勒而上议，实为考订铜器文字之始[4]。
自汉至宋，千有余年，吉金之学，湮晦无闻。至两宋时，斯学忽然大彰，官私诸书，如《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续考古图》以及薛、王、欧、赵之著述，久为世所共知。宋人之为斯学，一去前代侈言符瑞之风，考订文字，证以史实，兼重图像。虽不免时有误失，然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废也。
宋代而后，经历元明，斯道复晦，至清中叶以降乃大昌。《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诸书，袭宋人《宣和博古图》之成法，内府珍藏，悉载其中。私家著述，更蔚为大观。如阮、徐、潘、刘、诸吴之作，辨识精确，考订详赡，超越前人。近代罗、王诸家，复承其绪，铜器文字之学，至斯而近于成矣。然诸家之论铜器铭辞，重在文字之识别，史实之考证，于书体一事，未曾加意研求。方濬益作《缀遗斋彝器考释》，始以书体辨时代之先后[5]，盖于阮、吴诸家外，别开一途径者。
自宋人开著录图像之风，清代官私诸作，多袭其绪。而近代著述，如《武英殿彝器图录》、《善斋彝器图录》等，以照片拓本影印，精妙绝伦，研究铜器花纹者咸赖之。然诸书著者，其功在供世人以研究之资料，于花纹本身，固未加以有系统之论列也。胡小石先生作《古文变迁论》[6]，始重视花纹之演变。其论铜器铭文，亦以书体定时代，分三期：第一期为殷与周初器，第二期为宗周中叶以降器，第三期为东周时列国器。同时注意花纹与文字相应之变迁，谓第一期花纹以雷纹为主，第二期以环纹为主，第三期以雷带纹为主。此论实发前人所未发，独惜其过于简略，未能推衍而大之。及郭沫若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及《图录》二书，以铭文为主，西周系以年代，东周系以国别，亦附图像。其意盖欲合文字、花纹、形式三者，作一综合之研究，然亦只启其端而未详也。
论铜器花纹最周至而有系统者，不得不推瑞典人高本汉。高氏于其《中国铜器中之殷与周》一文中[7]，分铜器为四式：（一）殷式，（二）殷周式，（三）中周式，（四）淮式，每式各列举其形制花纹之特点。继又作《中国铜器之新研究》一文[8]，合殷式与殷周式为一期，将此期之铜器花纹，作更精密之分析。复将淮式花纹与所谓鄂尔多斯艺术（Ordos Art），比较其相同之点。高氏二文之价值，在不怀主见，不作空言，集数千器物，作客观之分析，故其结果虽非绝对无误，而其正确之程度，远非臆测者可比。高氏于其第一文中，据铭文以定器之时代，分为五类：（一）殷器；（二）周王室器；（三）列国器；（四）含周代氏族之器；（五）含周代人名“某某父”之器。此种分类法，自极详密，顾以异邦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用力虽勤，终不免有谬误处。高氏亦知早期书体与晚期书体之不同，然只能见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盖书法之基本条件：一曰用笔，二曰结体，三曰布白，书体之同异，悉基于是三者，此又非高氏所能知也。
总之，近代关于吉金之著述，论铭辞者，当推郭氏二书为最能集其大成，论花纹者，则推高氏之作。若能取二人之长，再加以书体及辞例，综合而研究之，庶乎金文之学，纲领粗备。本书之作，窃有是意，然为资料所限，亦惟略言之耳。
本书于形制一事，略而不论。形制为专门之学，近人如王国维、容庚等，曾有专文论之[9]。然皆患其太简，且多考订前人所定之名称，未曾于形制本身作细密之分析。高本汉第一文，虽论及形制处颇多，亦未加以缜密之研究。欲求一关于形制之书，如郭氏之书关于铭辞，高氏之书关于花纹者，且不可得，是在治吉金学者之努力而已。
尚有一事须提及者。自来铜器之绝对年代问题，为金文家聚讼之点。吴其昌作《金文疑年表》[10]，据《三统历》以推定周代二百余铜器之绝对年代，同时郭沫若力反其说。窃谓周代所用果为何历，今日尚不可知。在此问题未解决前，欲强以铜器铭辞中所载之年月与后代之历相附合，未免近于削足就履。故本书于器之绝对年代问题，除铭辞自述而外，不欲强加论断。即周室开国，果在何年，西周历岁，果为几何，以及西周诸王在位年岁诸问题，本书皆不欲涉及。盖研究铜器铭文与花纹之演变，重在其演变之过程，只须知器之大概年代，相差数载或数十载，固无关宏旨也。
本书所取材料，特重近代著述，尤以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高本汉二文为主。以其晚出，搜罗较富，赝品绝少，且书易得，便读者之检阅耳。其采用他书处，亦并注明之。又引书时多用简称，兹悉举之于下。
西 =西清古鉴
四十卷，清高宗敕编，内府刊本。
西甲=西清续鉴甲编
二十卷，附录一卷，清高宗敕编，涵芬楼影印本。
怀 =怀米山房吉金图
二册，曹载奎著，陈乃乾影印原石本。
长 =长安获古编
二卷，刘喜海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刊本。
攀 =攀古楼彝器款识
二册，潘祖荫著，同治十一年（1872年）自刊本。
两罍=两罍轩彝器图释
十二卷，吴云著，同治十一年（1872年）自刊本。
恒 =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
一卷，吴大澂著，光绪十一年（1885年）自刊本。
攈 =攈古录金文
三卷九册，吴式芬著，光绪廿一年（1895年）刊本。
奇 =奇觚室吉金文述
二十卷，刘心源著，光绪廿八年（1902年）石印本。
陶 =陶斋吉金录
八卷，端方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石印本。
愙 =愙斋集古录
二十六册，吴大澂著，民国七年（1918年）影印本。
贞 =贞松堂集古遗文
十六卷，罗振玉著，民国二十年（1931年）石印本。
贞补=贞松堂集古遗文补遗
三卷，罗振玉著，民国二十年（1931年）石印本。
贞续=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
三卷，罗振玉著，民国廿三年（1934年）石印本。
贞图=贞松堂吉金图
三卷，罗振玉著，民国廿四年（1935年）影印本。
梦 =梦郼草堂吉金图
三卷，罗振玉著，影印本。
梦续=梦郼草堂吉金图续编
一卷，罗振玉著，影印本。
三 =三代吉金文存
二十卷，罗振玉著，民国廿六年（1937年）影印本。
宝 =宝蕴楼彝器图录
二册，容庚著，民国十八年（1929年）影印本。
武 =武英殿彝器图录
二册，容庚著，民国廿三年（1934年）影印本。
颂 =颂斋吉金图录
一册，容庚著，民国廿五年（1936年）影印本。
颂续=颂斋吉金续录
二册，容庚著，民国廿七年（1938年）影印本。
善彝=善斋彝器图录
三册，容庚著，民国廿五年（1936年）影印本。
善吉=善斋吉金录
廿八册，刘体智著，民国廿三年（1934年）石印本。
=氏编钟考释
一卷，徐中舒著，民国廿一年（1932年）影印本。
双 =双剑吉金图录
二卷，于省吾著，民国廿三年（1934年）影印本。
两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五册，郭沫若著，民国廿四年（1935年）影印本。
两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三册，郭沫若著，民国廿四年（1935年）石印本。
十 =十二家吉金图录
二册，商承祚著，民国廿四年（1935年）影印本。
邺初=邺中片羽初集
二册，黄濬著，民国廿四年（1935年）影印本。
邺二=邺中片羽二集
二册，黄濬著，民国廿六年（1937年）影印本。
尊 =尊古斋所见吉金图
四册，黄濬著，民国廿五年（1936年）影印本。
泉 =泉屋清赏
彝器部三册，耕田滨作著，1919年。
欧 =欧美储藏支那古铜精华
彝器部三册，梅原末治著，1934年。
猷 =猷氏集古录
The George Eumorfopou1os Co11ection Cata1ogue of the Chinese and Corean Bronzes……，by W.Perceva1 Yetts，London 1929，1930.
克 =克氏吉金录
The Cu11 Chinese Bronzes，by W.Perceva1 Yetts，London，1939.
中 =中国铜器中之殷与周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by Bernhard Kar1gren，Stockho1m 1935.
B.M.=Bur1ington Magazine
第二章 徽识
中国古代铜器，常有图形，作鸟、兽、虫、鱼、人、物或其他不可识之状。其所在之地，多为器之隐处，如腹内、底上、鋬后等，知其不为装饰而设。此等图形，介乎图画与文字二者之间。谓为图画，则无装饰意义，谓为文字，则多不可识，与当时行世之文字迥别。前人好强加解释，如见戎器则以为铭武功，见牲畜则以为供祭祀，郭沫若始反其说。郭氏有言曰：“凡图形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原始民族之图腾或其孑遗。其非鸟、兽、虫、鱼之形者，乃图腾之转变，盖已有相当进展之文化而已脱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11]郭氏此论，自较前人为胜。然谓非鸟、兽、虫、鱼之形较鸟、兽、虫、鱼之形为进步，似属无稽。正犹六书中，象形指事，同时并起，不能谓其孰先孰后也。且图腾一名，含义颇狭，用之此处，未为适当。即族徽之名，亦未能概括一切。盖铜器上图形，或著氏族，或纪官爵，或作其他记号，未必全为族徽也。本章称为徽识，以示较广之含义。
此等图形，有独见器上者，有带文字者，其所带文字，可分为六种。[12]
（1）一二字，或著受祭者或作器者之名爵，或意义不甚明晰，如“妇”字、“从”字等。
（2）受祭者名，如“父甲”、“祖丁”等。
（3）受祭者名兼器名，如“作父乙彝”、“作祖丁宝彝”等。
（4）作器者名兼器名，如“某作彝”、“某作旅彝”等。
（5）作器者名兼受祭者名兼器名，如“某作父丁彝”（有时省去彝字）、“某作父己宝彝”等。
（6）纪事铭辞，其文多在十名以上，百名以下。（周代带徽识之器，铭辞有甚长者，详后。）
兹取《三代吉金文存》一书，择其所录图形可称为徽识者，计五百余，各写其状，为之编次[13]（图一）。是书所载，尚远过此数，其未为写出者，大致不外以下五种：（1）原书拓本不清晰者；（2）图形不全者；（3）近于后起之形声或会意字，距图画过远者；（4）虽为奇异图形，而只一二见，见时其下皆著“作彝”或“作某某彝”等语，疑为人名而非徽识，故不录；（5）数形所合成之图，有时似有文法上之意义，非悉为简单之徽识，故未备录。总之，上所取舍，虽未必尽当，然重要之徽识，大致可见矣。
图一 铜器上所见徽识
图一 （续）
图一 （续）
图一 （续）
图一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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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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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续）
图一 （续）
图一 （续）
图一 （续）
图一 （续）
图一 （续）
图一之徽识五百余，大略论之，可分为八类。
（一）表示人之姿态动作或近是者，或数形所合成之图，其中至少有一形表示人之姿态动作或近是者（图一1～135）。
（二）表示人身体之一部分或其动作或近是者，或数形所合成之图，其中至少有一形表示人身体之一部分或其动作或近是者（图一136～186）。
（三）作鸟、兽、虫、鱼之形，或数形所合成之图，其中至少有一形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图一187～260）。
（四）作用器或戎器之形或近是者，或数形所合成之图，其中至少有一形作用器或戎器之形或近是者（图一261～383）。
（五）作山、田、草木、屋宇或门户之形或近是者，或数形所合成之图，其中至少有一形作山、田、草木、屋宇或门户之形或近是者（图一384～414）。
（六）作简单之符号，或数形所合成之图，其中至少有一形作简单之符号者（图一415～473）。
（七）带“亚”形之图（图一474～515）。
（八）带“册”字之图（图一516～538）。
此徽识538，见于器上次数，多寡不同，多者至百余见，少者只一见。兹就《三代吉金文存》一书所录，将每一徽识所见次数，按器形分类记之。不取他书，惧其复也。每一徽识，又分A、B二类：A类为单见之图形，B类为图形带有文字者。其文字六种如上所举者，不复加以区别。以数目而计，第二种最多，第三种、第五种次之，第六种最少。
隹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王在周康宫。旦，王格穆大室，即位。季入右伊立中廷，北鄉。王呼命尹封册命伊……伊拜手稽首，对扬天子休。伊用作朕丕显文祖皇考叔宝彝。伊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以上廿一器（26～46）为一组，以克、鬲从、虢叔旅、季等人名为之连系。兹列举诸器下关系于下。
（1）26～37同为克所作之器，38有善夫克之名。
（2）38、39同为鬲从所作之器，鬲从亦称鬲攸从或焂从鬲，焂从鬲之名见于40。
（3）39有虢旅一名，虢旅亦称虢叔旅，41～45同为虢叔旅所作之器。
（4）29、46同有季一名，职亦同，当是一人。
本组之器，从王国维说，定为厉王时物[27]。
乙47 皇父簋 《两》128
皇父作琱盘盉，……琱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乙48 皇父匜 《两》128
皇父作周匜，其子孙孙永宝用。
从王国维说，皇父即《小雅·十月》“皇父卿士”之皇父，厉王时人[28]。
乙49 毛公鼎 《两》131
王若曰，“父，……愍天疾畏，司余小子，弗彶邦庸，害吉，四方，大从不静。乌乎，余小子，家湛于，永先王。”……毛公对扬天子皇休，用作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此鼎为宣王时器，郭沫若有专文论之[29]。
乙50 召伯虎簋 《两》135
隹五年正月己丑，琱生又使召来合事，……召伯虎曰：……琱生则堇圭。
乙51 召伯虎簋 《两》135
隹六年四月甲子，王在蒡。召伯虎告曰：……伯氏则报璧琱生。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朕烈祖召公尝簋，其万年子孙宝用，享于宗。
乙52 师簋 《两》又137、138
师龢父段，叔市告于王。隹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于大室，即位。宰琱生入右师。……师拜手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皇考辅伯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乙53 又 《两》139、140
铭文同520。
乙54 师兑簋 《两》146
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格康庙，即位。同仲右师兑入门，立中廷。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足师龢父司左右走马，……兑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皇祖公簋，师兑其万年子子孙永宝用。
乙55 又 《两》147
铭文同54。
乙56 又 《两》150、151
隹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大庙，即位。□伯右师兑入门，立中廷。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余既命女足师龢父司左右走马，……”师兑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朕皇考釐公簋，师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以上7器（50～56）为一组，以召伯虎、琱生、师龢父、师兑诸人名为之连系，其关系如下。
（1）50、51同为召伯虎所作之器。
（2）50、51、52、53均有琱生之名。
（3）52、53、54、55、56均有师龢父之名。
（4）54、55、56同为师兑所作之器。
召伯虎即召穆公，当厉王流于彘时免宣王于难者，后佐宣王，平淮夷，事具见《史记·周本纪》及《大雅·江汉》篇。本组诸器之作，当在宣王之世或相去不远。
乙57 无專鼎 《两》又143
隹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庙，□于图室，司徒南仲右无專入门，立中廷。王呼史册命无專曰：……无專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鼎，用享于朕烈考，用割眉寿，万年子孙永宝用。
南仲为宣王时人，见《汉书·古今人表》。
乙58 虢季子白盘 《两》88（此器近人以为平王时器，今仍从旧说。）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庸武于戎工，经四方。伐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格周庙宣，爰鄉。王曰：“伯父，孔有光。王赐乘马，是用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乙59 兮甲盘 《两》134
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狁于。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王锡兮甲马四匹，驹车。王命甲政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乙60 不簋 《两》89
隹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驭方，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禽，余命女御追于。女以我车宕伐狁于高陵，女多折首执讯。……不拜稽首，休，用作朕皇祖公伯孟姬簋。用匄多福，眉寿无疆，永纯终，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享。
乙61 噩侯鼎 《两》90
王南征，伐角。惟还自征，在坏。噩侯驭方内豊于王，乃裸之。驭方王。……驭方拜手稽首，敢□□天子丕显休。□作鼎，其万年子孙永宝用。
乙62 噩侯簋 《两》90
噩侯作王姞媵簋，王姞其万年子子孙永宝。
乙63 又 《两》90
铭文同62。
乙64 虢仲 《两》105
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作旅。兹友十又二。
乙64a 仲偁父鼎 《奇》16：20
隹王五月初吉丁亥，微伯边及仲偁父伐南淮夷，孚金，用作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乙65 无簋 《两》107
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夷。王锡无马四匹。无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鲁休命。”无用作朕皇祖釐季簋，无其万年子孙永宝用。
乙66 又 《两》108
铭文同65。
乙67 又 《两》109
铭文同65。
乙68 师簋 《两》135、136
王若曰：“师，淮夷……今余肇命女……左右虎臣征淮夷，……”师虔不坠，夙夜厥将事，休，既有功，折首执讯……余用作朕后男巤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乙69 又 《两》136、137
铭文同68。
乙70 盘 《两》117
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宰右入门，立中廷，北鄉。史□受王命书，王呼史淢册锡……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用作朕皇考郑伯郑姬宝盘，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以上14器（58～70）为一组，其关系如下。
（1）58、59、60均记伐狁事。
（2）60、61、62、63同为噩侯驭方所作之器，噩侯其爵，驭方其名。60中之不，及驭方之别名也。
（3）61、64、64a、65、66、67、68、69均记南征事。
（4）68、69、70同为所作之器。
诸铭所记伐狁征淮夷事，与《诗》之《六月》、《采芑》、《江汉》诸篇合，文辞亦有相似者（如58）。故本组之器，大概作于宣王时。
乙71 虢文公子鼎 《两》282
虢文公子作叔妃鼎，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乙72 又 《两》283
铭文同71。
据《史记·周本纪》，虢文公，宣王时人。此虽列国器，而时代确属西周，故附于此。
上共73器，均作于西周中叶到其末年。以之与周初之器相较，可知其异同。兹分为铭辞、书体二部而比较之。
一、铭辞
（一）辞句 周初器所常见之“扬某某休”、“子子孙孙永宝”二语，此期仍常用。此期辞句与周初器不同者，有以下数点。
（1）详记受命之礼。如称“某年某月某日，王在周，格于某处，某人右某入门，立中廷，北鄉，王呼某人册命某……某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等等。此种套语，几成为受册命铭器之定式。
（2）好记器之专名，如“作鼎”、“作簋”、“作旅”、“作龠钟”等。周初器多只通言“作宝彝”。
（3）好作颂祷语，如“黄吉康”、“纯嘏永命”、“眉寿无疆”等。
（4）好用叠字形容词，如“仓仓匆匆”、“”等。
（5）韵文之成立。第一期器有韵者甚少[30]，至第二期最初之“宗周钟”（乙1），即为华美之韵文；虢季子白盘（乙58），直与《诗》之《江汉》、《采芑》诸篇无异。
（二）纪年法 本期纪年法，视第一期无大变更。
（1）系月日于篇首系年于篇末之制尚存，年仍称祀，如7，但此种绝少。
（2）系月日于篇首而不系年之法仍盛行，如2、3、8、9、10、11、13、16、17、18、19、20、21、23、24、25、57、60、64a。
（3）单系年者在上所举器中不见，有系年兼系月者，如31、32、33、34、35、36、37。
（4）年月日均系于篇首者最多，如4、5、6、12、26、27、28、30、38、39、46、50、51、52、53、54、55、56、58、59、65、66、67、70。
记日之法，或单称“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或于诸名之后加日名，如甲子、丁亥等。
（三）篇幅 篇幅更增长，如毛公鼎（乙49）达497字，曶鼎（乙12）达409字。
二、书体
（一）用笔 第二期书与第一期书最显著之分别，在于用笔。殷及周初书起笔收笔多尖锐，转笔处多方折，前已言之。西周中叶至末期之书，则起收转折处多圆润光匀，不露锋芒。此种用笔法，书学家谓之圆笔。兹举“王”、“公”、“父”、“休”、“宝”五字为例（图二），两期用笔之不同，皎然可见。
图二 第一期与第二期书体用笔之比较
（二）结体 第二期书之结体，显然有两大派。一派取纵势，如毛公鼎（乙49）是；一派取横势，如令盘（乙40）是。
（三）布白 第二期书之布白，亦有整齐与不整齐两种。最不整齐者，如不簋（乙60）是；最整齐者至有阳文界格，如大克鼎（乙29）是。
西周中叶至末期之铜器铭文，犹如东汉之碑刻，面目最多。兹根据其用笔、结体、布白之不同，约略论之，分为11系。
（一）遹簋系（乙2）。虽为圆笔，而转折起收处，颇有方锐之意，观遹簋中之“王”字、“宝”字，可以知之。结体取纵势，布白有直行横列，然不甚整齐。属于此系者，有以下三器：乙1、3、25。
（二）趞曹鼎系（乙4）。纯用圆笔，结体略带纵势，布白不整齐。属于此系者有以下15器：乙5、8、10、11、15、16、24、38、39、46、52、53、55、56、57。
（三）师虎簋系（乙6）。用笔圆而细，结体谨饬，取纵势，字颇长，布白颇整齐。属于此系者有以下14器：乙7、9、13、14、17、18、19、21、22、30、54、65、66、67。
（四）曶鼎系（乙12）。用笔圆而粗，结体密，略带纵势，布白密，颇整齐。属于此系者有以下4器：乙20、23、59、61。
（五）克钟系（乙26）。用笔圆而细，结体疏，取纵势，开张而不谨饬，布白不均匀。属于此系者有以下12器：乙27、28、31、32、33、36、37、41、42、43、44、45。
（六）大克鼎系（乙29）。用笔圆，较克钟略粗。结体颇疏，取纵势，开张而不放纵，与克钟略异。布白均匀，有阳文界格，直行横列井然。属于此系者有以下二器：乙34、35。
（七）人盘系（乙40）。用笔圆而粗，结体纯取横势，向右倾斜，布白有直行横列，但不甚整齐。此为周代彝器中书体之特出者，上所列73器中，除人盘本身外，无一属于此系者。
（八）毛公鼎系（乙49）。用笔圆，粗细适中，结体长放，纯取纵势，随式布白，有直行，无横列，直行亦不整齐。属于此系者有以下7器：乙50、51、60、64a、68、69、70。
（九）虢季子白盘系（乙58）。用笔圆，粗细适中，结体取纵势，而颇宽博，雄劲开张，启秦器之风。布白疏，直行横列井然，然于整齐之中寓不整齐，观其字大小偏正不一律可知。此亦西周器书体之特出者，上所列73器中，除虢盘本身外，无一属于此系者。
（十）噩侯簋系（乙62）。近虢季子白盘，虽取纵势而颇宽博，然不及虢盘之雄劲，布白不整齐，属于此系者有以下4器：乙47、48、63、64。
（十一）虢文公子段鼎系（乙71、72）。此噩侯簋更宽博，带横势，近于人盘，然用笔不及人盘之粗，布白不整齐。上所举73器中，除71、72外，无属此系者。
以上11系书体之不同，试比较原铭，自然可见。至其附属诸器，则非界限划然分明，往往一器介乎二系之间。例如68、69、70可附入毛公鼎系，亦可附入趞曹鼎系；47、48可附入噩侯簋系，亦可附入克钟系。严格而论，则每器铭文，几各自有其面目。盖书铭者各自为政，并非有何师法相承，今之分系，不过就书学立场，举其大略而已。
以下65器，自其铭辞知为西周之物，而不能定其年代，但以辞例及书体观之，明属第二期。兹列举其名，并按其书体分系。
（一）遹簋系
（二）趞曹鼎系
（三）师虎簋系
（四）曶鼎系
（五）克钟系
（六）大克鼎系
（七） 人盘系
（八）毛公鼎系
（九）噩侯簋系
（十）虢文公子段鼎系
列国之器，书体属第二期者甚多，详见下节。
丙 第三期
周室东迁以后，王室之器少见，铜器能确切或大概定其年代者，皆为列国所铸，兹举之于下。
丙1 曾伯簠 《两》207
隹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悊圣元武，元武孔常。克狄淮夷，印燮汤，金道锡行，具既卑方。余择其吉金黄，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赐之福，曾伯不黄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享。
丙2 又 《两》207
铭文同1。
是二器与宋人著录之晋姜鼎同时，约在春秋初叶。
丙3 国差 《两》239
国差立事岁，咸，丁亥，攻师铸西郭宝四秉。用实旨酒，侯氏受福眉寿。卑旨卑瀞。侯氏毋毋荒，齐邦鼏静安宁。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国差即国佐，见《左氏》成二年经、传（前589年）。
丙4 秦公簋 《两》288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坏。严龚寅天命，保业厥秦，事蛮夏。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剌剌，万民是敕，咸畜胤士，文武，镇静不廷。虔敬朕祀，作□宗彝，以昭皇祖，其严御格。以受屯鲁多釐，眉寿无疆，在天，高弘又庆，奄有四方。”宜。
从郭氏说，定为秦景公时物[31]，景公在位时为公元前576～前537年。
丙5 邾公钟 《两》213
隹王正月初吉，辰在乙亥，邾公择厥吉金，玄鏐肤吕，自作龢钟。曰：“余冀龚威忌，铸辝龢钟二锗。以乐其身，以宴大夫，以喜诸士，至于万年，分器是寺。”
丙6 又 《两》214
铭文同5。
丙7 又 《两》215
铭文同5。
邾公即邾宣公，见《春秋》襄十七年（前556年）。
丙8 邾公华钟 《两》216
隹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华择厥吉金，玄鏐赤，用铸厥龢钟，台作其皇祖皇考。曰：“余翼龚威忌，淑穆不豕于厥身。铸其龢钟，台卹其祭祀盟祀，台乐大夫，台宴士庶子。慎为之名，元器其旧，哉公眉寿，邾邦是保。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邾公华即邾悼公，见《春秋》昭元年（前541年）。
丙9 王义楚 《两》170
隹正月吉日丁酉，王义楚择余吉金，自作祭。用享于皇天，及我文考，永保予身，子孙□宝。
丙10 义楚耑 《两》170
义楚之祭耑。
丙11 仆儿钟 《两》171、172
隹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孙仆儿，余迭斯于之孙，余几路之元子。曰：“于乎，敬哉，余义之良臣，而之字父。余□儿吉金镈铝，台铸龢钟，台追孝先祖。乐我父兄，饮食歌舞。孙孙用之，后民是语。”
丙12 又 《两》173
铭文同11。
上四器均有义楚之名，义楚即《左传》昭六年聘于楚之徐仪楚（前536年）。
丙13 宋公戍钟 《两》206
宋公戍之歌钟。
宋公戍即宋平公，《公羊》作戍，《左传》作成，卒于公元前532年。
丙14 王子申盏 《两》182
王子申作嘉妳盏盂，其眉寿无期，永保用之。
从阮元说，王子申为楚平王长庶子，字子西，逊楚国，立昭王而为令尹者[32]。昭王元年为公元前515年。
丙15 晋公 《两》268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祖唐公，□受大命，左右武王。……余小子，敢帅刑先王，……小子，整辪尔容，宗妇楚邦。乌昭万年，晋邦隹翰，永康宝。”
从唐兰说，晋公即晋定公午[33]，其在位时为公元前511～前475年。
丙16 吴王夫差鉴 《两》155
攻吴王夫差择厥吉金，自作御鉴。
吴王夫差在位时间为公元前495～前473年。
丙17 黄池壶 《克》61
禺邗王于黄池为赵孟。邗王之锡金，以为祠器。
此记哀公十三年黄池之会事（前482年）。
丙18 陈逆簠 《两》257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少子陈逆曰：“余陈子之裔孙。余寅事齐侯，欢宗家。择厥吉金，台作厥元配季姜之祥器。铸兹宝簠。台享台孝于大宗皇祖皇妣，皇考皇母。作匄永命，须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丙19 陈逆簋 《两》257
冰月丁亥，陈氏裔孙逆作为皇祖大宗簋，以匄永命眉寿，子孙是保。
陈逆见《左氏》哀十四年《传》（前481年）。
丙20 姑冯句 《两》158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姑冯同之子择厥吉金，自作商句。以乐宾客，及我父兄，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从郭氏说，姑冯同即越王勾践时之大夫冯同[34]，越王勾践卒于公元前465年。
丙21 楚王酓章钟 《两》179、180
隹王五十又六祀，徙自西殇。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置之于西殇，其永时用享。穆商商。
酓章即楚惠王，其五十六年为公元前433年。
丙22 羌钟 《两》277
惟廿又再祀，羌作戎。厥辟韩宗，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侄寺力，敚楚京。赏于韩宗，命于晋公，邵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咸烈，永世毋忘。
丙23 又 《两》又277
铭文同22。
丙24 又 《两》又277
铭文同22。
丙25 又 《两》278
铭文同22。
丙26 又 《两》278
铭文同22。
从温廷敬说[35]，廿又再祀，指周威烈王廿二年（前404年）。
丙27 陈侯午 《两》258
隹十又四年，陈侯午台群诸侯献金，作皇妣孝大妃器。台登台尝，保有齐邦，永枼毋忘。
丙28 陈侯午 《两》259
铭文同27。
陈侯午即田齐桓公，其十四年约当公元前362年。
丙29 陈侯因 《两》260
隹正六月癸未，陈侯因曰：“皇考孝武公，……诸侯寅荐吉金，用作孝武公祭器。台登台尝，保有齐邦，万子孙，永为典尚。”
因即齐威王因齐，其元年约当公元前357年。
丙30 曾姬无壶 《两》181
隹王廿又六年，圣之夫人曾姬无，望安兹漾陲蒿间之无匹，用作宗彝尊壶，后嗣用之，职在王室。
丙31 又 《两》181
铭文同30。
从刘节说[36]，是器作于楚宣王廿六年（前344年）。
丙32 商鞅量 《两》292
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重泉。
丙33 大良造鞅戟 《贞》12：6
□大良造鞅之造戟。
商鞅为秦孝公臣，孝公十八年当公元前344年。
丙34 燕王职戈 《奇》10：21
郾王作□牧锯。
丙35 燕王职矛 《奇》10：37
铭文同34。
郾王即燕昭王职，其在位时为公元前311～前279年。
丙36 相邦吕不韦戟 《奇》10：29
五年，相邦吕不韦造，诏史图、丞蕺、工寅。
吕不韦于秦庄襄王元年为相国，庄襄王立三年而卒，王政继立，其五年当公元前242年。
丙37 楚王酓肯鼎 《两》184
楚王酓肯作铸鼎，以共胾。
丙38 楚王酓肯鼎 《两》补遗
楚王酓肯作铸鼎，以共胾。
丙39 楚王酓肯簠 《两》补遗
楚王盦肯作铸金。以共胾。
从唐兰说[37]，酓肯即考烈王，其在位时为公元前262～前238年。
丙40 楚王酓鼎 《两》183
楚王酓战获兵铜。正月吉日，铸鼎，以共胾。
丙41 楚王酓盘 《两》补遗
楚王酓战获兵铜。正月吉日，铸少盘，以共胾。
酓即幽王熊悍，其在位时为公元前237～前228年。
丙42 燕王喜矛 《贞》12：15
郾王喜□□□。
丙43 燕王喜剑 《贞》12：19
郾王喜□□□□。
燕王喜在位时为公元前254～前222年。
上共43器，作于春秋战国之世，以之与西周器相较，可知其异同。兹分为铭辞、书体二部比较之。
一、铭辞
（一）辞句
（1）西周器纪受命册礼等套语，几于绝迹。
（2）好自称述其先祖，如称“某某之孙”、“某某之子”等。
（3）称述器之用途，成为套语，如称“择其吉金”、“以为某器”、“用追孝先祖”、“以乐其身”等等。
（4）仍好作颂祷语，如“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等。
（5）韵文大为盛行，上所举43器中，计有韵者凡20器（1、2、3、4、5、6、7、8、9、11、12、14、15、19、21、27、28、29、30、31）。
（二）纪年法
（1）系年于篇末之习已废除，但年仍有称祀者，如21、22、23、24、25、26。
（2）最通行者为系月日或系年于篇者，前者如1、2、5、6、7、8、9、11、12、15、18、19、20、29，后者如21、22、23、24、25、26、27、28、30、32。
（3）“初吉”一名常见，其下日名多为丁亥。疑“初吉丁亥”一语，成为铸器常用之辞，非真确示铸器之日。至“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三名，在上所举43器中不见。
（4）齐器纪年，间有特殊之法，如称“某某立事岁”（3）。月名亦特异，如“咸”（3）、“冰月”（19）等。
（5）晚期之器所纪之年，多系其国君在位之年（例如21、27、28、30、31、32、36）。又列国之器，有称其国之某年或某月日者，如者钟称“越十又九年”，鄀公敄人簋称“隹鄀正二月初吉丁丑”，鄀公平侯称“隹鄀八月初吉癸未”，邓伯氏鼎称“隹邓八月初吉”，邓公簋称“隹邓九月初吉”[38]。可见春秋战国之世，列国多有不奉周正朔者。
（三）篇幅
篇幅有长者，如宋人著录之齐叔夷钟。然大致言之，较之西周晚期器，有缩短之趋向。
二、书体
是期书体，可分为八系。
（一）曾伯簠系（丙1、2）。用笔短，颇粗，结体略带横势，颇似人盘，布白有直行横列。
（二）国差系（丙3）。用笔纤长，结体宽博，随式布白。属于此系者有以下三器：丙15、18、19。
（三）秦公簋系（丙4）。此系结体布白皆自虢季子白盘出，隹用笔略细。属于此系者有以下三器：丙32、33、36。
（四）邾公华钟系（丙8）。似国差，但结体稍谨饬，不及国差之开张。属于此系者有以下六器：丙5、6、7、27、28、29。
（五）王义楚系（丙9）。用笔颇纤长流丽，结体取纵势，布白不整齐。属于此系者有以下六器：丙10、11、12、14、16、17。
（六）姑冯句系（丙20）。似王义楚，惟用笔更纤长，布白趋于整齐一途。属于此系者有以下七器：丙13、21、37、38、39、40、41。
（七）曾姬无壶系（丙30、31）。用笔纤劲，结体颇宽博。此为楚书中之特出者，近于齐书。
（八）羌钟系（丙22～26）。用笔纤劲，结体平直，布白整齐，有阳文界格。属于此系者有以下四器：丙34、35、42、43。
以上八系，合而论之，可分为四派。一、周派，第一系属之。二、齐晋派（简称齐派），第二系、第四系、第八系属之。三、徐楚派（简称楚派），第五系、第六系、第七系属之。四、秦派，第三系属之。各派最显著之分别，在于用笔结体之不同。周书厚重，用笔结体均不长。齐楚书用笔均纤劲，其不同者，齐书宽博，流为平直，楚书流丽，渐成诡曲。秦书用笔颇纤劲，有齐楚之风，然其结体布白，极似西周晚期之器，盖周书之苗裔也。兹取曾伯簠、秦公簋、陈侯午三铭，各影写其一段，并影写王子申盏全文（图三），以示四派书体之不同。
图三 周、齐、楚、秦四派书体例
1. 曾伯簠 2. 陈侯午 3. 楚王子申盏 4. 秦公簋
列国之器，不能自其铭辞推定其年代者，兹按书体分派，列举之于下。
（一）周派 此所谓周派，非专指曾伯簠一系而言。凡似西周中叶以降之书体者，皆谓之周派。
以上四国在陕西。
国名虢者凡三，西虢在陕西，东虢在河南，北虢在山西。
以上12国在河南。
卫初在河南，后迁河北。
以上九国在山东。
春秋时有鄫国，在山东，但金文之曾，疑系别一曾国，处于江汉之间[39]。
以上二国在山西。
燕在河北。
徐在安徽。
楚初在湖北，继迁河南，继迁安徽。
邓在湖北。
鄀分上鄀、下鄀，上鄀在湖北，下鄀在陕西[40]。
（二）齐派
（三）楚派
许在河南。
吴在江苏。
越在浙江。
（四）秦派
以上193器（丙44～236），自其铭辞观之，大半为东周之物。其中当亦有属西周时者，然能确定其为西周器者绝少，故悉归之于丙类。自其书体观之，周派之器特多。然严格而论，书体真正与第二期各派书相同者，不过一部分。其他一部分，视第二期书颇有异同。其用笔圆转均匀，纯为西周遗风，而笔画颇纤劲，则又与第二期书之厚重有别。齐楚二派之器，除特殊平直或流丽者外，与周派之器笔画纤劲者，实少显著之分别，盖同时或时代相近之物，作风亦相似，固难划然为之分界也。
第三期更有一重要之事实，即鸟书之出见。容庚曾作三文述之[41]，所录器凡三十有三，除倢伃妾娋印、熊得玉印、升仙太子碑额三件属秦以后而外，余似皆先秦物（其中玄妇壶一，非鸟书，吴季子之子剑一，疑伪）。计能确定其地域者，有宋公栾戈一，楚王酓璋戈一，攻敔工光戈一，越王钟一，越王矛一，越王剑七。能确定其时代者，为宋楚二代戈（宋公栾为宋景公，其在位时为公元前516～前469年。楚王酓璋为楚惠王，其在位时为公元前488～前432年）。此种书体，似起于南方，由流丽之楚派书演变而出（宋书亦有属楚派者），而以鸟首形或鸟形为字之装饰。其流行亦以南方为中心。其起源之时，最迟不得晚于春秋末年，盛行之时，则当在春秋末叶至战国之世[42]。秦书八体中之虫书，新莽六书中之鸟虫书，皆鸟书之遗存也。
兹综合三期铭文而论之。殷代器铭，简短朴质，周器则篇幅加长，文辞茂美。至东周时，复有简短之趋势，然其中仍有极华美之文。至于书体，殷书雄健，用笔方折，西周初叶，仍袭殷之旧。此种方笔书之器，不徒见于王朝及王畿附近之陕西、河南诸侯国，亦见于山东之齐、纪、薛、鲁，河北之燕，湖北之楚。此较远诸国书体同于周书作风，与其谓受周影响，无宁谓直接自殷代传来（燕国或除外）。盖殷代文代，本远及于东南，亡国以后，其遗民之一部分，复东徙或南徙也。宗周中叶，书体忽然有一巨大之改变，即由方笔变为圆笔。此中似有一过渡时代，如遹簋、剌鼎等器，圆笔而带有方锐之意。然大致言之，此种变化，实出骤然。试比较康王时之大盂鼎及昭王时之宗周钟，其差异之巨，一见即知。此变化之前因为何，今日尚难解答。此种圆笔书势力之大，视前期书体，有过之无不及。以时间而论，不特盛行于西周后期，直至春秋初叶或更后，犹尚存留。以空间而论，则南北东西各国之书，无不受其影响。虽各国之书，一部分用笔纤劲，与西周温和厚重之风不同，而基本之条件——圆笔，则实自西周出者。第三期之齐、楚、秦三派，齐书初与周书相似，后变为平直，此周书未有之特点。与之同风者，有邾、燕、韩、苏诸国书，其地望皆与齐相近。楚书乃华饰之圆笔书，其结体特长，用笔诡曲，为周书未有之特点。与之同风者，有徐、邓、曾、黄、蔡、宋、许、吴、越诸国书，其地望亦皆与楚相近。若宋、楚、吴、越之鸟书，则又从流丽之楚派书演变而出者，故其用笔结体皆相似。秦派保持西周作风最多，盖秦处岐雍，本宗周旧都，不特有其土地人民，亦复袭其文化。然至末叶，亦流于平直，而成小篆。始皇并天下，罢天下书之不与秦文合者，小篆遂成为举国通用之书，六国书体，不复流行矣。
第四章 花纹
所谓花纹者，指器身之花纹而言。凡增加之装饰，如鸟形、兽形或龙形之顶、盖、柱、耳、柄、足等，以及突出之兽首形、棱节、华盖等，概不在内。
本章重要部分，在将高本汉前后二文关于铜器花纹之部，摘要译述。盖以高氏论铜器花纹，较他人为详，而所得结果，适足与本书前二章相印证，故特取之。
高氏于其《中国铜器中之殷与周》一文中，将殷周铜器，分为四式。谓每式之花纹，各有其特点。兹列举之于下。
（一）殷式 是式之花纹[43]：1.饕餮纹；2.鸟纹；3.张口龙纹；4.直立龙纹；5.长鼻龙纹；6.有翼龙纹；7.有羽毛龙纹；8.蛇纹；9.蝉纹；10.上举叶纹；11.下垂叶纹；12.器足上叶纹；13.兽形三格纹；14.有鳞兽纹；15.内填雷纹；16.成形雷纹；17.成带雷纹；18.组成菱形纹；19.连结T字纹；20.圈带纹；21.圆涡纹；22.直宽凸条纹；23.T字形凿纹；24.四半月形纹。
（二）殷周式 是式有殷式花纹之第1、2、5、7、8、9、10、13、14、15、16、18、19、20、21、22、24十七种，尚有一种新出者：25.举尾鸟纹。
（三）中周式 是式之花纹：26.横条纹；27.直窄凸条纹；28.鳞带纹；29.直鳞纹；30.波纹；31.宽形带纹；32.相背龙纹。
（四）淮式 是式有殷式花纹之第1、8、9、10、11、14、15、19、21九种，尚有八种新出者：33.交织纹；34.钩纹；35.编条纹；36.绹纹；37.瘿纹；38.点纹；39.雷圈纹；40.图案纹。
高氏继作《中国铜器之新研究》一文，将殷式及殷周式并合成一期，谓之上古期。复将是期花纹重为分析，谓可分为A、B、C三组，兹列举其名于下。
A组花纹 C组花纹 B组花纹
1. 面具饕餮纹 1. 变形饕餮纹 1. 解形饕餮纹
2. 有身饕餮纹 2. 龙形饕餮纹 2. 兽形三格纹
3. 牛类饕餮纹 3. 长鼻龙纹 3. 带华饰尾鸟纹
4. 蝉纹 4. 有喙龙纹 4. 有眼雷带纹
5. 直立龙纹 5. 有颚龙纹 5. 带斜线眼带纹
6. 整片花纹 6. 转身龙纹 6. 圈带纹
7. 有羽毛龙纹 7. 四半月形纹
8. 有翼龙纹 8. 成组菱形纹
9. S形龙纹 9. 乳丁
10. 变形龙纹 10. 连结T字纹
11. 鸟纹 11. 直宽凸条纹
12. 蛇纹
13. 圆涡纹
14. 叶纹
15. 有眼叶纹
16. 雷带纹
将C组列于中者，因C组常与A组或B组相结合，而A、B二组，甚少同见于一器上之故。又本期内填雷纹，极为普遍，几乎无器不有，未列为花纹种类之一，读者记之于心可也。
兹将高氏所列三期（或三式）花纹，每种略述其含义，并各为一图（图四）。中周式、淮式之种类名称，皆从高氏第一文所定者，上古期则从第二文。又一种花纹，常因繁简之不同而有数形，难以具举，只取其中一形，为图以代表之。
图四 三期铜器花纹
以图一之例凡原为阴纹者皆作黑色，原为阳纹者皆作白色，恰与拓片相反，又原有之内填雷纹图中概省去。
图四 （续）
图四 （续）
图四 （续）
甲 上古期
A1 面具饕餮纹（图四A1）
面之条件，大致备具，无身。
A2 有身饕餮纹（图四A2）
面之两旁有纹，以代表饕餮之身，或颇具体，或简为数线条，其线条或与饕餮之面相连，以表示身之意义，或与面完全脱离，蟠曲于面之两旁。
以上两种纹，饕餮之面，大致相似。面之正中，或有一直棱，著于鼻所在处，或无之。其额或为一有钩之盾形，或为他形。其角多作C字形，或圆或锐，间作S形或“瓶形”。
A3 牛类饕餮纹（图四A3）
饕餮之角，直而锐末，有时突出器面，代表具体之角形。
A4 蝉纹（图四A4）
具体蝉形，多半无足。
A5 直立龙纹（图四A5）
与有颚龙纹（C5）极似，所不同者，直立龙纹，龙首必向下。此种纹常与饕餮纹有关，往往二龙相对，竖立于饕餮之两旁，或二龙结合，成为一饕餮之面。
A6 整片花纹
指一器自足以上，花纹成整片，不分圈带。此为花纹之排列，非花纹之种类，故未为作图。此种排列法，专指大器如鼎、鬲、簋、卣等而言，觚、尊、爵等，不在此内。
C1 变形饕餮纹（图四C1）
饕餮之耳、目、角仍存，但其口部改变。A组饕餮，唇多突出，至简亦有数线条，分明表示唇状，此则代以一群琐碎奇异之线条。有时饕餮之半面，重复见于器之全身，颇似变形龙纹。
C2 龙形饕餮纹（图四C2）
由有身饕餮纹演变而成。其初以饕餮为主，二龙身附其两旁，以成饕餮之身，初看时，只见饕餮而不见龙，稍进而龙形较为显著，更进而成为真正之龙形饕餮。初看时，只见二龙相对，其首合而为一，细看乃见成为饕餮之形。最后龙形又加华饰，成为有翼龙或有羽毛之龙。
C3 长鼻龙纹（图四C3）
有长鼻，异形颇多。
C4 有喙龙纹（图四C4）
下颚与前爪连而为一，惟上颚存，成钩喙形。
C5 有颚龙纹（图四C5）
下颚可见，有时身曲。
C6 转身龙纹（图四C6）
种类颇多，有极图案化者。
C7 有羽毛龙纹（图四C7）
带直立之线纹，如羽毛状。
C8 有翼龙纹（图四C8）
与有喙龙纹极似，但其身由两横条组成，下条代表龙身，上条代表龙翼。
C9 S形龙纹（图四C9）
龙身转折成S形。
C10 变形龙纹（图四C10）
线条结合，略见龙形。
C11 鸟纹（图四C11）
具体鸟形。
C12 蛇纹（图四B12）
二身共一首。
C13 圆涡纹（图四B13）
形状亦非一种。
C14 叶纹（图四B14）
或下垂，或上举。
C15 有眼叶纹（图四B15）
蝉纹与叶纹结合而成。
C16 雷带纹（图四B16）
雷纹横列成带形。
B1 解形饕餮纹（图四B1）
惟饕餮之目存，其余面及身各部，解化入于一片雷纹与钩形纹之中，其轮廓只约略可见。
B2 兽形三格纹（图四B2）
由有身饕餮纹变为龙形饕餮纹，再演变而成兽形三格纹。其纹计分三横列，皆为龙形饕餮之遗留。下列为龙足，中列为龙身，上列为龙之羽毛。有时羽毛不见，解化入于图案化线条中。
B3 带华饰尾鸟纹（图四B3）
增饰具体鸟形之尾而成，有时尾与身不相连。
B4 有眼雷带纹（图四B4）
将解形饕餮纹更加简改，纳入一窄带之中而成。
B5 带斜线眼带纹（图四B5）
由S形龙纹解变而成。
B6 圈带纹（图四B6）
小圆圈横列成带。
B7 四半月形纹（图四B7）
方形物，四角垂芒，其角略成半月形。
B8 成组菱形纹（图四B8）
有时惟有菱形，有时菱形与乳丁结合。
B9 乳丁（图四B9）
有时突出器面颇高，有时略浮起，有时惟有一圈，示乳丁之迹。
B10 连结T字纹（图四B10）
T字形横直连结。
B11 直凸宽条纹（图四B11）
宽而高凸或略低平之直条。
乙 中周式
26 横条纹（图四26）
横行之凹槽等皆属此类。
27 直窄凸条纹（图四27）
此与B11不同。B11为宽凸条，二条之间，惟留小隙。此为甚细之浮起条纹，二条之间，隙处颇大。此纹惟见于鬲上。
28 鳞带纹（图四28）
鳞横行成带，单层或双层，间填以他种纹饰。每二鳞紧相接，有时每二鳞为一组，一长一短。此种纹大半绕器之颈，次则饰器之近底处。
29 直鳞纹（图四29）
将鳞纹（28）换其位置，使鳞较小之端向下。再将此式之鳞，横列成数层，周盖器之全身，或只一层成带，绕器之近底处。或使鳞较小之端向上，亦横列成一层，绕器之近底处。
30 波纹（图四30）
此纹或连续不断，成波浪形，或中断，成山丘及其他形。用以饰器之全身，或近缘，或在腹，或近底。
31 宽形带纹（图四31）
此种纹异形甚多，皆为宽条蟠曲而成。其中最常见者，为C形或S形，或类似二者之形。一形重出成宽带，即为此种纹。大半绕器之颈，有时亦饰器身。
32 相背龙纹（图四32）
二龙相背之形。
丙 淮式
33 交织纹（图四33）
异形甚多。或仅为交织之线条，或作龙蛇之状，其身蟠曲成纹，蛇有带鸟首形者。
34 钩纹（图四34）
纹甚缜密，由小钩形组成。
35 编条纹（图四35）
双条交织之纹。
36 绹纹（图四36）
单条绳纹。
37 瘿纹（图四37）
隆起之小丁，代表龙蛇之目。
38 点纹（图四38）
填入空白处之点纹或成行之点纹。
39 雷圈纹（图四39）
一圆圈或一略微隆起之圆纽，内填一单螺旋圈。
40 图案纹（图四40）
各种淮式图案纹。
三期（或三式）花纹，高氏各有论断，兹分述之。
甲 上古期
高氏所论，以此期为最详，自近代之影印书、少数附有精致画图之书以及所搜集之照片中，择1294器，将其花纹，详为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在此1294器中，A组花纹，或一种独见，或数种同见，或与C组花纹相结合，凡517器。B组花纹，或一种独见，或数种同见，或与C组花纹相结合，凡549器。A组花纹与B组花纹相结合者，仅14器。以是知A、B二组不相结合。其理由何在，殊值讨论。
先以器之形制而论。A组花纹见于各类器上，B组亦然（惟B11不见于鼎、鬲、爵上，而只见于簋、卣、觯上，理由详后）。是则A、B二组之不相结合，并不因器形之故。
次以花纹之排列而论。凡器上花纹，如分为三部，器腹为主要之部，其上有一颈圈，其下有一足圈。如主要之部为A组花纹，其颈圈、足圈，必为A组或C组花纹，而非B组花纹。如主要之部为B组花纹，其颈圈、足圈，必为B组或C组花纹，而非A组花纹。如一器腹部无纹，而惟有颈圈或足圈，二圈必为B组花纹或B组与C组结合之花纹，未尝有A组花纹。以是知A、B二组不相结合，亦非因花纹排列有一定之故。
因是得一结论。在殷时已有两式花纹存在，第一式为A组花纹或A组与C组结合之花纹，第二式为B组花纹或B组与C组结合之花纹。
至中立之C组花纹，在1294器中，或一种独见，或数种同见，不与A组或B组相结合者，凡214器。其所占地位，多为腹部无纹之器之颈圈、足圈。此种排列法，第一式花纹极少，而第二式常见。因是疑纯带C组花纹之器，与第二式花纹关系较深。
在1294器中，仅14器A组与B组花纹相结合，余皆不然。二组之关系果何在？以形式及增加之装饰论之，二组之器，实无分别。且二组花纹，皆与C组相结合。有一极重要之点，即第二式花纹，一部分由第一式演变而来。如A组之面具饕餮纹（A1），略为省改，而成变形饕餮纹（C1）。再溶化入于雷纹与钩形线之中，而成解形饕餮纹（B1）。大概再简改而为有眼雷带纹（B4）。又如有身饕餮纹（A2）之身，延长而为龙形，则成龙形饕餮纹（C2）。再加解化，则为兽形三格纹（B2）。此三种从第一式演变而出之第二式花纹（B1、B2、B4），在549第二式器中，凡见于323器上。
在第二式中，惟直宽凸条纹（B11）最为原始，似自木器或竹器出者。又连结T字纹（B10），亦似从竹器之编织纹出。依平常之推论，纹愈原始，时代愈早。然此别有故，不能一概而论。直宽凸条纹不见于鼎、鬲，而惟见于簋、卣。鼎、鬲有足，为炊器。在原始时，炊器为土制，后为铜制，未尝用竹木。故竹木器之花纹，亦不见其上。簋、卣无足，为盛器，不置于火上，原可用竹木制。后用铜制，而竹木器之花纹，仍为保存。连结T字纹亦少见于炊器上而多见于盛器上，同是一理。且在第一式中，常见整片花纹。而在第二式中，即原始之直宽凸条纹与连结T字纹，亦非整片，而只在器之腹部，其上下常有他种花纹之颈圈及足圈，表示一种成熟之艺术。
据上各点，可得一结论：第一式为“原始殷式”花纹，第二式为“次生殷式”花纹。兹将两式比较之。
一、第一式
第一式花纹之排列法，凡分五种：
（1）一圈者——一整片花纹盖全身；
（2）一圈者——惟一颈圈花纹；
（3）二圈者——整片花纹+足圈；
（4）二圈者——颈圈+腹圈；
（5）三圈者——颈圈+腹圈+足圈。
有少数器，腹圈又分为数圈，或颈圈以上有叶纹（C14）。
在以上五种中，第二种最少见，余四种均常见，此示第一式有全身满盖花纹不留空地之趋向。
第一式花纹，可分二大类：
（一）动物类——饕餮、蝉、龙、鸟、蛇等，有时见象纹。
（二）其他三种——（1）圆涡纹；（2）叶纹；（3）雷带纹与内填雷纹——惟一之真正几何图案式纹饰。
花纹主要之部（即腹圈），常为动物类纹。且多为A组之纹，如饕餮纹（A1～A3）、直立龙纹（A5）、蝉纹（A4）等。有时为C组之纹，如有颚龙纹（C5）、叶纹（C14）等，但后者为数甚少。A组纹中，有时附加C组纹，如转身龙纹（C6），为数亦少。至颈圈、足圈，则或为A组之动物纹，或为C组之动物纹，以至圆涡纹、雷带纹等均有之，但雷带纹为数较少。
自各方面观之，第一式花纹，并未曾经历数世纪之久而无变更。就花纹本身之演变而论。如饕餮形、龙形，或繁或简，嬗递之迹，至为分明。内填雷纹，或密或疏，亦似非同时者。
二、第二式
第二式花纹之排列法，有第一式之三种：
（1）整片花纹——无；
（2）颈圈纹——有；
（3）整片花纹+足圈——无；
（4）颈圈+腹圈——有；
（5）颈圈+腹圈+足圈——有。
尚有一种新出之排列法：
（6）颈圈+足圈，中空。
此式腹圈纹，有时亦分为数圈。
此式之新趋向，在多留空地，减少花纹所占之面积。故整片花纹，完全不见，花纹收缩入于一圈或数圈之内，而有第六种排列法之产生。此种趋向，与第一式器身满盖花纹之作风，完全相反。
第二式花纹，一部分由第一式演变而来，前已言之。大概第一式具体生动之动物形，至第二式，乃解变减少，而代以几何图案化之花纹。此外更加新产生之花纹，第一式未曾见者。约而言之，得以下数点。
（1）第一式之原始饕餮纹（A1～A3），在第二式中，完全不见，即改变而成之变形饕餮（C1）与龙形饕餮（C2）亦少。然饕餮之母题尚存在，不过使之图案化，而成解形饕餮（B1）、兽形三格纹（B2）与有眼雷带纹（B4）。
（2）第一式之蝉纹（A4）与直立龙纹（A5），在第二式中，完全不见。蝉纹之遗留，为有眼叶纹（C15）。此种花纹，在第一式中已有之，至第二式中仍存。
（3）鸟纹（C11）在第一式、第二式中均有之，然在第二式中，带华饰尾鸟纹（B3）较为普遍。后者亦由前者解变而出，近于图案化。
（4）龙纹（C3～C10）、蛇纹（C12）等，在第一式、第二式中均有之，其形象无大改变。此数种花纹，在两式中，均不占主要地位，多在颈圈或足圈内。然以数目而论，见于第一式器者数较多，见于第二式器者数较少。
（5）圈带纹（B6）、四半月形纹（B7）、成组菱形纹（B8）、乳丁（B9）、连结T字纹（B10）、直宽凸条纹（B11）六种，均为几何图案式花纹，为第二式中新出之产品，第一式所未见者。
多数之器，如主要之部（即腹圈）非空白，而有第二式花纹，其纹常为B组之几何图案式纹或图案化之动物形纹（B8、B10、B11、B1等），惟少数器腹圈分为数圈者，有鸟纹及龙纹。至颈圈、足圈，则或为B组与C组之几何图案式纹（C16、B8、B2、B4、B5等），或为B组与C组动物形纹（B3、C3～C10、C11、C12等）。
总之，第二式之要点，乃将第一式之动物形纹减少，或置于附属之地位，而于器身主要之部，饰以几何图案式纹或图案化之动物形纹，或留为空白。此种改革，系将第一式生动、古茂、严重之作风，化为精美、细致之趋向。
两式之比较，既如上述。明知第二式乃继第一式而起者，第二式初起之时，第一式已成熟，则第一式之起，必早于第二式数世纪之久。兹自铭文与器物出土地而求其时代。
在已分析过之1294器中，有铭文者，近200器，其中155器为殷代铭文[44]。此155器中，有第一式花纹者凡77器，有第二式花纹者凡78器。此可证明在殷商之时，第一式与第二式花纹，均已发达成熟。
以出土地而论，安阳所出之器，有第一式花纹，亦有第二式花纹。固然，安阳出土之器，不一定作于安阳。或于殷都安阳以前，一部分铜器，即已铸就，为宗庙祭祀之用。及殷迁都安阳，宗庙重器，随以俱来。然尚有一重要之事实，即安阳出土之范模为铸铜之用者，亦有第一、第二两式花纹。是可证明两式铜器，均曾在安阳铸造。然据此不能即谓两式花纹同时流行，因第一式范模或属安阳早期，第二式范模或属安阳晚期也。
两式之时代关系，有二种可能。
（一）两式未尝同时，在第一式衰灭以后，第二式方突起。
（二）两式同时存在，第一式于第二式产生以后，仍继续流行，为时甚久。两式并存于安阳，或直至殷末。
在以上二者中，第二种可能性远较第一种为大。盖中国古代铜器，多为祭祀之用，因信仰及习惯之故，制造铜器，自多遵守旧风。且下至周时，铜器制造，犹系少数专门家所为，殷代亦必如此。大概铸铜技术，父子相传，某家制器，其形制纹饰，皆有定式，守之不变。别一家出，故与此家立异，将此家之纹饰式样，加以改革，并增入新样于其中，而成第二式。然此新式虽流行于时，而制造旧式器之家，仍固守成法。此第一、第二两式所以同时并行也。
铜器艺术，至殷而造其极。花纹式样之繁多，已如上述。论其制造纹饰之技术，则有细条、低平及隆起之浮雕，以及细致之刻镂，精美绝伦。后世能略与殷式抗衡者，惟淮式而已。
殷亡以后，周室继之。在宗周初叶150年中，铜器艺术，不过袭前朝之旧，无大改革。此期花纹，计分二类。第一类为殷式花纹，一仍其旧而不变。所谓殷式者，或为第一式，或为第二式。计前所分析之1294器中，有43器，上有周代铭文，复有纯粹之殷式花纹。其中有第一式花纹者凡10器，有第二式花纹者凡33器。除此43器外，必尚有他器，铸于周代初年含纯粹殷式花纹者，特无铭文显示其时代而已。第二类为殷式花纹而略加变易，可谓之殷周式[45]。此类又可分为四种：
（1）含纯粹A组花纹或A组与C组结合之花纹者（23例）；
（2）含纯粹B组花纹或B组与C组结合之花纹者（16例）；
（3）含纯粹C组花纹者（31例）；
（4）含A组与B组结合之花纹或加C组花纹者（3例）。
由是而观，知殷周式花纹，仍不能出A、B、C三组之外，特形象略有改变而已。
总之，周代初期人铸器，仍以殷式花纹为其纹饰，或完全抄袭，或略加变易。殷代之第一、第二两式花纹，既并行于周时，则在殷之后期，亦必并行于安阳，非第一式衰灭后方有第二式突起也。
据以上各种事实，关于上古期铜器花纹之演变，可得结论如下：
殷代花纹第一式，即所谓“原始式”者，其来源不可知。在殷代早期，即已盛行，继续存留，直至殷之末世犹然，间有省改。其晚期时，为第二式势力所侵，流行不如以前之盛。
殷代花纹第二式，即所谓“次生式”者，直接由第一式演变而出，更加以新产之花样。其起源在第一式成熟以后，当在殷之中叶或叔世。此式与第一式同流行于安阳，至其末期，势力侵第一式而上之。
周既克殷，在初叶之150年中，于铜器艺术，未曾有何大创造，惟袭殷之旧，或略加变易，此变易之新式，全自殷式出，不足称为早周式，惟称为殷周式，乃为名副其实耳。
殷式及殷周式花纹，流行于周代，历初叶五王之世（武、成、康、昭、穆）。其流行地域，似只限于王畿以内及其附近。是二式之器，除属于王朝者外，惟见于附近诸侯之国，如召（在陕西）、郑、鄀、虢、曼、邶、蔡、卫、应、雝（均在河南）、铸、滕（在山东西部与河南接壤处）等。惟有二器，见于稍远之纪、齐二国（均在山东）。盖武、成、康三王之世，天下初集，方从事国基之奠定，未遑及他。是以艺术仍承殷代之绪，未能有大改革，亦无暇将周室文化，推及远方。逮昭、穆二王，始勤远略。待其成功以后，周室疆土拓展，方有中周式新艺术之产生。
乙 中周式
宗周中叶，铜器艺术，突然有一根本之改革。上古期之花纹，几乎一扫而空，而代以新式花样（图四26～32），其中多有在以前中国艺术中从未曾见者。最显著之事，即多数动物形纹之废除。盛行上古期之饕餮纹，忽然不见，虽偶有饕餮之痕迹，而具体之饕餮形，全然绝迹。上古期之龙纹，惟S形龙纹尚有存者，其直立龙纹、长鼻龙纹、有翼龙纹、有羽毛龙纹等，皆已绝迹。惟中周式中有一流行之龙纹，曰相背龙纹（图四32），为上古期所稀见者。上古期之蝉纹、蛇纹、鸟纹，亦完全绝迹，惟偶有一二举尾鸟纹。因蝉纹之废除，叶纹亦随之而废。即图案化之兽形三格纹，亦不复见。
上古期之几何图案式纹，亦与动物形纹一同废除。成组菱形纹、连结T字纹、圈带纹、圆涡纹、直宽凸条纹、四半月形纹等，皆绝迹不见。最重要者，为雷纹之骤减。在上古期中，几于无器不有雷纹。在中周式中，雷纹虽未绝迹，而甚少见，于纹饰中仅有附庸之地位。
此式废除旧式花纹，而创造新式花纹。新式花纹中，一部分与旧式全无关系，一部分由旧式变化而出。后者以鳞纹为例。上古期兽形有带鳞者，此式不见，而将鳞化为图案式之纹，或列为横带（图四28），或悬为直条（图四29）。宽形带纹（图四31）亦似从上古期花纹变化而出者。至横条纹（图四26）、直窄凸条纹（图四27）、波纹（图四30）等，则为此式之新花样。
制造花纹之技术，亦与上古期大不同。最显著者，上古期多高凸之浮雕，圆角。中周式为低平之浮雕，方角。上古期隆起之乳丁，此式不见。
何以周代中叶，铜器艺术，突然有此根本之改变？其理由何在，可以政治情形解释之。自昭王南征，穆王西征，周室势力，远及边裔，远处诸侯之邦，与周室文化关系，较前密切。同时王室臣工，巡行天下，见闻一新，因而影响及于艺术。此种影响，系将从外面所受者吸入，并非异族入主，旧时文物，扫除净尽，是以旧式花纹犹有存者。改革旧式，加入新式，遂成为宗周中叶之铜器艺术，所谓中周式者。此式之来源，既由周室文化扩展至大江以北之故，是以此式之流行，亦较早期之殷式及殷周式为广。计中周式铜器[46]见于周代列邦者，凡廿九国，其国名及所在地列下。
寒、齐、纪、、鄫、薛、鲁、郜、铸——以上9国在山东。
晋、虞——以上2国在山西。
召、昆夷、西虢、毕、芮——以上5国在陕西。
周[47]、毛、单、卫、苏、东虢、应、戏、郑、杞、陈——以上11国在河南。
邓、楚——以上2国在湖北。
尚有一事宜注意者，中周式铜器，不见于以下5国：
邾——山东南部，
宋——河南东部，
蔡——河南东南部，
徐——安徽北部，
吴——江苏南部。
此五国均有淮式之器。疑周代东部诸侯国，其地域包含江苏、安徽、河南东部、山东南部，未尝受中周式之影响。其后乃为淮式艺术发达最盛之一地，淮河流域，即此地域之中心也。自消极之证据以为论断，不必正确，姑就所见而及之。至前所举有中周式铜器之廿九国，并不能确示中周式艺术所达之范围，因诸国所有中周式铜器，多少不一。且畿外诸大邦，如齐、楚、晋等，其受中周式影响之程度果若何，仅自今存之少数有铭文之铜器而观，实难得一正确之解答。然至少可知中周式之流行，及于远方，不限于王畿以内及其附近，即此亦足以自得矣。
中周式所及之地域，自上文略得一概念。至其时代，则在昭、穆二王远征以后，即恭王之世，直至西周之末，流行凡百七十余年。逮东周之世，乃日渐衰微，而有淮式之产生。
丙 淮式
与殷式媲美之淮式艺术，由三种原质合成。第一为中周式原质，第二为殷式原质，第三为淮式之特征。
淮式所承袭于中周式者，几全为器之形制而非花纹。流行中周时之花纹，如鳞带纹、直鳞纹、波纹、宽形带纹等，于淮式中几荡然无存。反之，淮式所承袭于殷式者，全为花纹而非形制。大部分殷式花纹，不见于中周时者，至是而重新生长繁荣，组成灿烂之淮式艺术。
盛行上古期之饕餮纹，在淮式中复生，惟略有变易。蛇纹、有鳞兽纹均复流行。叶纹亦复兴，惟形状略变，成“心”形或三角形。圆涡纹亦常见，其状略易。连结T字纹特别流行，为淮式中重要之图案。上古期最普遍之内填雷纹，至是亦复生，惟变为极紧束缜密之纹，成为方形，以填器之方形空白处（此种花纹饰钟最多）。
淮式特有之花样，亦复不少。盛行此式中之交织纹（图四33），即使在上古期花纹中，不为全无根据（其观念或自早期龙纹或蛇纹之有交织形者得来）。而钩纹（图四34）、编条纹（图四35）、绹纹（图四36）、点纹（图四38）四种，在殷式、殷周式或中周式中，全无痕迹。瘿纹（图四37）似由将龙或鸟之目增高成为柱形生出。雷圈纹（图四39）似与上古期之圆涡纹有关。各种图案式纹（图四40），为淮式所特有者，至为复杂，兹不具论。
真正淮式之器，上有铭辞载其国别者，为数甚少。故不能作何确定之论断，谓是式起源于何地，其发达之中心在何处。然就存世材料而观，至少可知淮式之器[48]，见于以下各国：
燕——在河北；
齐、邾——均在山东；
郘——在山西；
秦——在陕西；
韩、许、陈、宋、蔡——均在河南；
楚——初在湖北，继迁河南，继迁安徽；
徐——在安徽；
吴——在江苏。
此外有中周式与淮式混合之器，见于鲁、鄫（均在山东）、卫、苏、郑、鄀（均在河南）诸国。
尚有二处为淮式艺术发达之地。一为山西北边之李峪，一为河南中部之新郑。李峪出淮式铜器甚多，其时代不详，然自其所出之剑上铭文观之，可知为周时物。新郑出土之器，有中周式及淮式二种。
因此知淮式流行之地域，不仅限于江淮流域以内，华北各部，皆为此式势力范围所及。
兹有一问题，即淮式如何取中周式而代之。
自前文已知，中周式取殷式（及殷周式）而代之，出于骤然。旧式中最重要之原质，完全废除，而代以新者。其变化如此突然而彻底，二式混合之器，几绝不见。故在殷式（及殷周式）期与中周式期之间，无所谓过渡时代，亦无所谓逐渐新陈代谢之演变。此剧烈之变动，将时代划分为二，以前为殷式（及殷周式）时期，以后为中周式时期，二者绝不相混。
至于淮式艺术，在公元前6～前5世纪初叶，即已流行。是式之器，于是时不徒见于江淮流域之吴、楚、徐诸国，亦见于山东之邾、齐，河南之宋、陈，陕西之秦及密迩王室之韩（在巩县）。盖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此式即已风行于中国各部矣。
由中周式至淮式之变化，是否突如其来，如自殷式（及殷周式）至中周式者，是当从各方面观之。
中周式之器，未有能确定其时代在公元前6世纪以后者。或可谓在公元前6世纪时，淮式骤然取中周式而代之。然器带铭文载其确定时代者，为数过少，不能据之即下断语。自形制及花纹而观，自中周式以至于淮式，其变化并不突如其来。在中周式器中，有时略含淮式纹饰之意义，在淮式器中，亦常见中周式之痕迹。甚至有中周式及淮式之混合物，殊难归于何式之中，此等器惟可称为过渡时代之产品。
然犹尚有疑者。淮式一部分既自殷式出，安知淮式不与中周式同时并起。中周式发达于中原，淮式发达于江淮流域，其后二者相遇，互相影响，而成混合之物，最后淮式乃盛行，取中周式而代之。此种假设，不为无理，而事实不然。在淮式艺术最发达之楚国，亦有纯粹之中周式器。齐国亦为淮式艺术发达之地，在公元前6世纪时，淮式已流行，然至公元前4世纪之陈侯午簋，又为中周式与淮式之混合物，表示在淮式盛行时中周式遗存之痕迹。最重要之事实，即淮式花纹一部分虽出于殷，而器之形制实袭中周之遗。此明示淮式非与中周式同时并起，乃承殷式与中周式之后，各采其一部分原质加以新有特征而产生者。
至此可得一结论。盛行于西周后半期之中周式，至东周时，受某种影响，渐有变更，经过一过渡时代，兼含殷式与中周式原质并加新样之淮式艺术成立，但中周式仍继续苟延其命脉，有时与淮式并行于一地，最后乃全为淮式所代。中周式完全衰灭之时代，不能据铭辞以定，然要当在公元前400年至前350年之间也。
尚有一极重要之事实，即淮式花纹，一部分系受鄂尔多斯艺术之影响而产生。二式之关系，自其花纹之相似，可以见之。如编条纹、绹纹、点纹等，同流行于二式之中，已经前人指出。最显著者，为兽身上特殊奇异之纹饰，计三种：（1）桃形；（2）逗点形；（3）圈形。此三种在鄂尔多斯艺术中极为普遍之兽身饰纹，从未见于殷式、殷周式或中周式中，而在淮式中忽然出见，其为自西方传来无疑[49]。
因此更涉及与中国艺术有重要关系之一问题。中国铜器中，有带狩猎图像者，徐中舒曾作一文论之[50]，谓狩猎图像，系受西亚影响而生。徐所根据者，为普通装饰之物，如带翼人、飞兽等，未曾注意其细处。今观狩猎图像之兽，常带以上所举三种奇异特殊之纹饰，则其受外来影响，昭然可见。此为中国铜器艺术之一大改革，前所未有也。
动物图像，殷代铜器上已有之。此等图像，有时虽颇现实，有时则成为形式化之花纹，如饕餮纹、龙纹、鸟纹、蛇纹、蝉纹、象纹等皆然。其列于铜器上，多成板滞之图案，未尝表现一生动景象。中周之世，动物形花纹，废除殆尽，更无足言。直至淮式中之狩猎图像，始真表现人兽搏斗剧烈生动之戏场景物。此种艺术，继续流传，直至于今，而推其起源，实得自鄂尔多斯，真一有趣之事实矣。
高氏前后二文论铜器花纹者，略加上述[51]。迄今为止，论中国铜器花纹之著述，无有能出高氏右者。然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如殷器与周初器。原少分别，定欲分为二式，未免失之牵强。又花纹分类，繁简亦未必尽宜。近陈梦家作《中国铜器概说》，其花纹一节，分期分类，亦极详尽。以与高氏相较，增省之处，皆自有理，足补高氏之不逮。然于花纹之演变及各式之分布作细密之研究者，仍推高氏。本书作者亦曾将三期花纹，分析综合而研究之，其结果于高氏不能大有逾越，故宁舍己而从之。
第五章 结论
上三章论徽识、铭文与花纹，兹综合三者而研究之，以求其关系。下表（表一）所列，计357器。前166器，系取近代影印之书，择其中著录之器有徽识兼花纹者记述之，以下则为本书第三章所曾提及并编号之器兼有花纹见于著录者。铭辞一项下，因辞例过繁，不能遍举，故从略。书体一项下，惟注明方笔、圆笔、周派、齐派、楚派或秦派，以其最能代表时代性及地域性也。花纹一项下，于上古期之各种饕餮纹、龙纹、鸟纹，不复加以区别，因同属一时代之纹饰，形态略易，不足影响其与徽识、铭文之关系及器本身之时代问题。时代一项下，惟就在第三章中所曾论述者记之。
根据表一，可得以下事实：
（一）在带徽识之166器中（1～166），凡带铭文者，书体皆为方笔。花纹除第86器为中周式之鳞带纹外，余165器，均为殷式花纹[52]。
（二）能确定为西周初叶之11器（166～177），书体皆为方笔，花纹皆为殷式。
（三）在不能确定时代但自其书体知属西周初叶之19器中（178～196），惟“楚公为钟”一器（195），有中周式之宽形带纹，余皆殷式花纹。
（四）能确定为西周中叶至末年之32器（197～228），书体皆为圆笔，惟少数器圆笔而有方锐之意。此32器中，带殷式花纹者凡5器（201、202、203、205、212），余27器均为中周式花纹。
（五）在不能确定时代但自其辞例、书体知为西周中叶至末年之27器中（229～255），带殷式花纹者凡9器（229～237），其中有8器书体为圆笔而有方意者；带殷式与中周式之混合花纹者凡2器（238、239），皆有徽识；余16器均为中周式花纹。
（六）在能确定为东周初年至战国末之13器中（256～268），惟春秋初叶之曾伯簠（256），书体为周派，花纹为中周式，但略有淮式之趋向。公元前6世纪中叶之秦公簋（257）、5世纪初叶之黄池壶（263），书体为秦派及楚派，花纹以淮式为主，而以中周式为其附庸。余10器，属于邾、宋、晋、楚、吴诸国，书体为齐派或楚派，花纹皆为淮式。
（七）在不能确定时代而书体属于周派之69器中（269～337），带殷式花纹者只蔡1器（306）。带淮式花纹者，计陈2器（301、303），齐1器（309），邾1器（326），晋1器（333），燕1器（334），共6器。带中周式与淮式混合之花纹者，计郑1器（294），卫1器（307），鲁1器（318），鄀1器（337），共4器，余58器，属于召、毕、芮、虢、单、毛、苏、戏、郑、杞、陈、黄、卫、齐、纪、郜、薛、铸、鲁、、曾、虞、邓诸国，花纹皆为中周式。
（八）在不能确定时代而书体属于齐派或楚派之18器中（338～355），带中周式花纹者，计齐2器（339、340），楚1器（345），邓1器（349），共4器。带中周式与淮式混合之花纹者，计苏1器（344），宋1器（350），共2器。带狩猎图像者计燕1器（343）。余11器，属于齐、邾、楚、徐、许、吴、越诸国，花纹皆为淮式。
（九）不能确定时代而书体属于秦派之2器（356、357），花纹皆为中周式。
根据以上事实，可得一结论，即书体与花纹相应。凡方笔书之器，其花纹多为殷式；凡圆笔书周派之器，其花纹多为中周式；凡齐派或楚派书之器，其花纹多为淮式（秦派器过少，不能定）。换言之，即当书体由方笔变为圆笔时，花纹亦由殷式变为中周式；书体由周派流衍至于齐、楚二派时，花纹亦由中周式入于淮式，兹进而讨论此数步变迁之过程及其时代。
中国铜器制造，始于何时，今日尚不可知，所能知者，在殷代中叶，铜器艺术已发达至最高之境界。殷器花纹最为茂密，种类极多。其器之有铭者，多为徽识或简单之文字，或二者兼有之，书体皆为方笔。殷亡以后，周初之器，花纹书体，咸袭殷之旧，惟铭文加长，辞采华美，此较殷器为进步者。此种方笔书与殷式花纹之器，不特见于王朝及密迩王畿之侯国，较远之东南诸邦，亦间有之，盖直接承袭殷代文化而出者也。
表一
西周中叶，铜器艺术，突然有一剧烈之改变。即书体雄健之方笔变为温厚之圆笔，花纹由繁缛之殷式变为疏朗之中周式。此改变之起因为何，出于自然演进抑受外来影响，均难臆断。然有一可注意之事实，即楚公为钟，书体为方笔，而花纹为中周式，盖第一期与第二期之混合物。此可有三种解释。（1）是钟为过渡时代之器。（2）是钟之作，在圆笔书及中周式花纹正式成立以后，因楚国距周较远，其接受周室文化影响，不如密迩王室诸国之速而彻底，故花纹虽采新式，而书体仍存旧观。（3）是钟之作，在宗周初叶，因中周式花纹起源于楚，当方笔书盛行时，楚器已有新式花纹，周室之中周式器，乃受楚之影响而生者。仅据此一器，不能有确定之断语，然三者必居其一也。
关于此改变之绝对年代，高本汉谓在恭王时。盖高氏笃信令诸器为昭王时物，故不得不为是说。令诸器属成王时，前已论之。试以之与昭王时之宗周钟及穆王时之遹簋相较，书体花纹，迥然有别，则此改变当在昭王之世矣（高氏谓遹簋非穆王时器，但仍列宗周钟于昭王时）。昭王始勤远略，宗周钟作于其南征之时，安知钟上之纹饰，不受南方影响，若然，则中周式花纹，一部分固起源于南方也。此虽揣测之辞，然有可能性存在，异日有新发现，当可证其得失。
圆笔书与中周式花纹正式成立后，旧时方笔书与殷式花纹，并未消灭净尽。穆王时之遹簋，即圆笔书而略带方锐之意。约当懿王时之趩觯、免觯、免盘、卯簋及厉王时之人盘，其花纹皆为殷式之遗留。而格伯二簋，书体虽为圆笔，花纹则为殷式与中周式之混合物。
圆笔者与中周式花纹之器，以地域而论，不特屡见于王朝，亦见于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湖北诸侯国。换言之，即此种作风，似以周室为中心，南北东西诸国，咸为其势力所及。以时代而论，此种作风，起于昭王之世，盛行于西周后期，东周以降，始逐渐衰微，然至公元前4世纪时，中周式花纹犹有存者，陈侯午簋即其一例。
齐楚二派书，一部分从周书演变而出，其用笔特长，则似受殷书影响。此种变化之起始，当在东周之时，至迟不得后于公元前6世纪，国差、王义楚，其明证也。淮式花纹之来源及其起始之年代，今均不可确知。但可断言者，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淮式花纹即已流行，若邾公钟、宋公戍钟，其纹饰皆为正式淮式。此种齐派或楚派书与淮式花纹之器，以地域而论，北至燕齐，南至楚邓，西至秦晋，东至吴越，无不有之。换言之，即此作风被于中国全境。以时代而论，则自公元前6世纪中叶迄于公元前3世纪晚期，计300余年之久，此种作风，特为盛行。且所谓淮式铜器，其制作之精美，纹饰之繁密，驾中周式而上之，足与殷式抗衡。盖当是式成立之时，铜器艺术又入一新纪元矣。
由第一期至第二期，书体与纹饰之变化，皆突如而彻底（纹饰尤甚），故两期混合之器甚少。若由周书流衍成齐、楚二派，由中周式花纹改变为淮式花纹，则系逐渐而来，其中经过一过渡时代，故混合之器为数较多。如春秋初叶之曾伯簠，虽书体为周派，花纹为中周式，而其中已含淮式之意。公元前6世纪中叶之秦公簋，则为中周式花纹与淮式花纹之混合物。又在不能确定时代之列国器中，往往有周派书之器，而带淮式或淮式与中周式混合之花纹，或齐派楚派书之器，而带中周式或中周式与淮式混合之花纹。盖数派书体，两式花纹，并行颇久，故不能似第一期与第二期之器，界限划然分明也。
在春秋之末至战国时，南北二方，铜器艺术，各有异军突起。在南为书体，在北为纹饰，即鸟书与狩猎图像是也。狩猎图像，系受外来影响，鸟书则自流丽奇诡之楚书演变而出，以文字而带装饰之意。秦并天下，六国文物，摧灭殆尽，铜器艺术，自是一蹶不起。然鸟书以别体存官，于汉时为书幡信之用，亦有用以摹印者。狩猎图像亦传于世，汉代艺术，受其影响甚巨，则其流风远矣。
（此文是曾昭燏193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硕士论文。）
* * *
[1]甲骨文字与金文相同者甚多，而殷墟所出白陶，其纹饰与铜器上之花纹极似，足证此二语。
[2]见《吕氏春秋》第四览《先识篇》，第五览《慎势篇》，第六览《离谓篇》，第七览《适威篇》，第八览《达郁篇》。
[3]见《汉书·武帝纪》。
[4]见《汉书·郊祀志下》。
[5]方氏之书，世人注意者甚少，然其中特多精警处；其《彝器说》中论书体之变迁，实为不刊之论。
[6]见中央大学《文艺丛刊》，民国廿二年（1933年）出版。
[7]原名见本章末。
[8]B.Kar1gren，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Bu11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9，Stockho1m 1937.
[9]例如王国维：《古礼器略说》，见《雪堂丛刊》；容庚：《殷周礼乐器考略》，见《燕京学报》第一期。
[10]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六卷第五、六两号。
[11]见《殷周青铜器铭文之研究》第十二页。
[12]参看陈梦家：《中国铜器概述》。
[13]一种徽识，往往有数异形，或形状略变，或位置改换。遇此种情形，多只择其一形作图，其他异形所见器上次数，悉记于此图之下。惟少数徽识（如70、109、475、523），录数异形以示例。
[14]见《燕京学报》第九期。
[15]见《武》93。
[16]见《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六卷第六号。
[17]见《两释》8。
[18]庚赢卣：“隹王十月既望，辰在己丑，王于庚赢宫。王蔑庚赢历，锡贝十朋，又丹一柝。庚赢对扬王休，用作厥文姑宝彝，其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此生人居室称宫之证。
[19]见《两释》33。
[20]见《两释》45。
[21]见《两释》54。
[22]所谓在某处者，指其国都所在而言。
[23]详《两释》51、52。
[24]见《中》54。
[25]见《两释》69。
[26]见《两释》82。
[27]见《观堂集林》卷十八《散氏盘跋》、《克鼎跋》。
[28]见《观堂集林》卷廿三《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注》。
[29]《金文丛考》卷二《毛公鼎之年代》。
[30]本章所举第一期器惟大丰簋似有韵。
[31]见《两释》248。
[32]见《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七第二十六页。
[33]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四卷第一期《晋公考释》。
[34]见《两释》157。
[35]见《史学专刊》一卷一期《羌钟铭释》。
[36]见《楚器图释》。
[37]见《寿县所出铜器考略》。
[38]各器所见书卷页详后。
[39]说详刘节：《楚器图释》。
[40]说详《两释》174、175。
[41]《燕京学报》第十六期《鸟书考》，第十七期《鸟书考补正》，第廿三期《鸟书三考》。
[42]陈梦家作《越王诸咎粤滑考》（见《学灯》第七十七期），谓越王钟、越王矛及越王二剑之越王者旨于即越王诸咎粤滑，勾践后第五世主，其在位时为公元前375～前363年，以古音学论之，其说可信。
[43]下1、2、3、4等数字，非高氏原文之旧。
[44]高氏以带图一109、467、474者为殷代铭文，见第二章。
[45]此所谓殷周式，较前分四式中之殷周式含义稍狭。前所谓殷周式，指一切有花纹之周初器而言，含纯粹殷式花纹者亦在内。此则专指周初器于殷式花纹略加改革者。以后凡称殷周式，皆为此较狭之含义。
[46]高氏所谓中周式，兼含器之形制在内，非专指花纹而言。
[47]周非列国，然有数器，其铭辞只言“周某作某器”，不知当归入西周抑东周，故别为一类，列入侯国中。
[48]高氏所谓淮式，亦兼指花纹形制而言。
[49]高氏于淮式与鄂尔多斯艺术之关系，讨论甚详，因非本书所需要，故此从略。
[50]徐中舒：《古代狩猎图像考》，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51]以上系综合高氏二文，摘其重要处而译述之，其次序辞句，不必全依高氏之旧，间因需要，自加数语，然于高氏原意，并无更改，读者幸勿忽。
[52]是章凡称殷式，皆包含殷周式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