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教学生涯六十年
传统的中国乡下人相信“耕读传家”，意思是说这两个职业都较为稳定，且有久远的价值观可循。这话在我身上算是应验。相对于研究领域的多变而言，我的教学生涯始终较为稳定。我1932年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担任社会学系的助教。那是个半时助教，主要还是以研究为主，同时帮助教授辅导学生、组织讨论、查找资料、准备课程等。当时许多高年级课程的教学中都采用讨论课程或讨论班的形式。
抗战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资力量很强，也有许多学术贡献。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前后，系里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开设的课程有吴文藻讲授的社会人类学、家族制度；赵承信讲授的社区调查；拉德克利夫—布朗讲授的比较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班等学程。我就做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这两门课的助教，一面协助教学，一面在他指导下进行农村家族研究。社会学系出版有《社会学界》10卷，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界著名的刊物之一，担负的差不多是中国社会学学刊的使命。《社会学界》刊载的文章对西方民族学理论有较多介绍，且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时出过专刊。
林耀华在田野留影。
1941年底回国后，我先到昆明的云南大学任教授。当时的学生“崇美”思想比较重，我又刚刚从美国回来，所以很受欢迎。我讲述一些新的理论，介绍美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新进展。有时还在授课之外应邀做公开讲座。每次讲座都有许多人参加。云大附近的西南联合大学等学校也有学生前来听讲。与此同时，我也到设在昆明附近的呈贡的魁阁，也就是云南大学一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工作站去做一些兼职研究，筹划我在西南地区的实地研究。
在云南大学没多久，吴文藻先生就推荐我去担任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社会学系主任。记得那是1942年的事。严格讲，我的民族学教学生涯，经我手培养的教学研究的梯队，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华西坝在抗战时期是成都的民族学研究中心，甚至被很多人看成是当时中国民族学的中心。成都战前就有华西协和大学，内设边疆学会组织。抗战开始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医学院也迁到这里。燕京大学则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夏才迁至成都。
抗战期间，中国民族学会委托在成都的会员处理日常事务。当时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五所教会大学均在原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址及其附近上课。所以，民族学会在蓉会员实际上也多集中在华西坝。这里当时出版的关于民族和边疆的期刊最多，居住的民族学家最集中，学术活动也最活跃。华西坝因而被视为中国的民族学基地。例如金陵大学社会学系边疆社会教研室编印了《边疆研究通讯》，署名中国民族学会（成都）的《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等杂志也在华西坝出版。
林耀华在20世纪80年代的居所前。
我正式上任前，燕大社会学系由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安宅兼理系务。1943年初，我正式走马上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担任一个学系的主要负责人，而且也是临危受命。迁到西部地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教学设备严重不足，许多校舍都是过去的民房，图书资料匮乏，新的资料更难于得到。燕京大学虽然有自己的教室和宿舍，但抗战期间一切就简，有些设备只能与同在华西坝的华西、金陵、齐鲁、金陵女子等校合着用。由于供应紧缺，物价不稳，生活也很困难，但是大家都很振作，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我先后请来关瑞梧、周励秋、廖泰初、徐益棠、徐雍舜等人到系里任教。在成都的各大学互相合作，学生们可以自由选听其他学校教授们的课程。我的课也常有不少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听。我在抗战后期的几次田野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学内容。同时，我们还配合教学，想办法做了不少社会活动，如组织学生参加抗战宣传工作队、边区施教团、办夜校、搞贫困救济、进行战时社会状况调查等。
抗战胜利，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迁回北京后，积极安排调整有关课程，除原有课程外，将中国边疆民族学课程改为民族志和边疆社区，增加家族与社会、人格与文化、人类社会比较研究等课程。新增的课程多是我们在抗战时期积累的新知识，有些更是从田野调查中直接得来的东西。迁回北京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日渐增加，更多同学，尤其是女生就读该系。我们系在抗战初期的田野工作基地平郊村的田野调查也得到恢复。1948年，我们还请了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到系里讲学。他是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乡村社会的专家，当时已经有些名望。他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曾运用过“大传统”、“小传统”的概念。这种看法，对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很有帮助。
抗战虽然胜利，但和平局面却没有出现。全国很快陷入内战，学术发展再次大受影响。我那时目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对那个政府已彻底失去了同情。但作为一介书生，我只能在课堂上隐喻地谈谈自己的想法。同时，我时刻关注着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并对它寄予越来越大的期望。这倒不是我对政治有什么兴趣，而是因为我妻饶毓苏的弟弟饶毓菩就是个地下党员，当时也在燕京大学读书。他和他的朋友时常借我这个有过留洋经历的教授之家开会。通过他们，我也结识了北京高校中的一些共产党员。这些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年对我都很客气。有些走上北京市领导岗位的同志还到我家串门，有意鼓励我走出校门担负北京市的教育行政工作。但我自忖生性木讷，非行政长才，所以自愿在教书和研究之路上守拙。当时我在一份简历中明确表示：我愿意改造自己，希望能在建立中国新人类学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发挥力量。在学术上，愿意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争取机会在少数民族区域工作，或实地调查研究，以求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并希望能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贯穿起来。我当时是这样自我评价我的个性与特点的：“在大学执教已十年，喜欢研究工作，行政非所长。无论对人、对事，或做研究，都保持着忠实的态度。”
教师队伍的配备和必要课程的开设。可分为四类必修的和选修的科目，即：一般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专业基础课包括民族学基础和有关学科的入门课程。像民族学这样范围广泛而又深入的科学，不能不同许多学科发生极为密切的关系。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以民族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现代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在入门的基础课内应该概括地论述一下民族学是作为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
林耀华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发表意见。
作为一个民族学者，如果不懂得体质人类学知识，不仅在学科分类上弄不清楚，而且会把人与社会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搞得糊涂了。考古学也是民族学工作者所要依靠的基本知识之一。语言学和民族学又是两门相关的学科。我们认为，无论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原始社会史，都应该同民族学基础一样，一并列入民族学专业的基础课程。
第三类课程就是民族学专业课，诸如民族学调查方法、民族学史、中国民族志或中国少数民族志、民族学与现代化、世界民族志等课程。调查方法一课很重要，国外人类学与民族学积累了很多调查经验，写出调查问题手册，我们可以参考，但是我们的民族学自有特色，应该自编调查手册之类的课本，便于高年级同学在做实习调查研究时有所遵循、有所参照。无论中国民族史志和世界民族志、亚洲民族志、东南亚民族志等等。甚至对某一个民族史志有了较深入的研究，也可以单独开课。
第四类课程是选修课。学生读到三四年级时，按自己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挑选系内外或校内外的有关课程，诸如人文地理学、生态学、民族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民间文学、家庭婚姻发展史等课目。选修课的开设主要依靠专业教师和有关专业教师在哪些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些课程能够协助同学确定他们将来研究和工作的方向，在毕业之前先打下基础。
应该说，我们从办民族学专业开始，就注意课程体系的建设。我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民族学通论》等著作就是作为民族学及其相关专业的教材编写的。《原始社会史》一书前文已有介绍。《民族学通论》因为是民族学入门的基础课教材，所以涉及的面相当广泛，提出了民族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应包括的主要内容，以及民族学在实践中的作用等等问题。全书主要依据我们民族学工作者数十年来从事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所取得的考察成果和经验，同时也参照了西方民族学和苏联民族学中可用的论点和资料。全书分为6个单元23章。第一单元为民族学研究基础知识，包括人类起源、种族、语言与民族的关系和区别以及同生态学有关的经济文化类型问题。第二单元为民族学的源流、研究方法和任务，包括民族的概念、民族学的源流和学派、民族学的对象和实地调查的方法，以及我国民族学目前的主要任务和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经验。第三单元为民族社会形态，是民族学研究主要的课题之一，其中论述资本主义产生以前诸社会形态，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形态，兼论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最后涉及中国少数民族诸社会形态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第四单元为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论述婚姻家庭的起源、发展，及其与亲属制度的联系，实际例证以中国各民族情况为主，也涉及国外民族在这方面有关的材料。第五单元为文化与生活，主要论述文化的概念和性质，民族学文化研究的意义，并分别详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第六单元为民族学与我国现代化问题，也就是应用民族学的问题。主要涉及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态问题、经济建设问题、人口问题以及科学和教育问题等。以这几个问题作为重点阐述，说明民族学不仅是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一门能够为实践服务的学科。随着学科的成长，我国民族学专业课程建设也逐步地走向正规化，一些新的教材也在编写中。
林耀华在自家的书房里。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是抓教学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1986年2月，民族学系与民族研究所合并，这个系的师资力量就更强了。合并后的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阵容强大，教学与科研并重。我因为年事已高，就提议让更年轻的同志担任所系的领导，自己则改任名誉系主任和所长。于是由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系的学生王辅仁教授任系主任和所长。1989年，民族学被国家民委和国家教委确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为这个学科点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1993年，为了加强以民族学重点学科为主体的学科群的力量，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民族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包括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藏学系（藏学研究所）、民族理论教科部、民族学博物馆、岩画研究中心等五个单位，具有更强的群体实力。宋蜀华教授担任研究院第一任院长。1994年，由我的第一个博士学位研究生、刚刚从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回来的庄孔韶教授担任民族研究所所长兼民族学系主任。1995年初，为适应学科发展要求，拓宽学科发展的路子，扩大对外交流，原来的民族研究所改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同时，开始了更大幅度的教学改革，通过课程体系的重构，使课程表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国际学科规范体系更为接近，注意了学科结构性、应用性和中国地方性知识的结合。尽管课程体系还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但路子是对的。听说最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211工程”建设中，民族学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原有的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举办展览、拟定规划、积极参与，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些成果当然不是我个人的成绩，但作为这门学科的长期从业者之一，我还是有充分理由为之感到自豪。
通过这本书，我希望读者能对一个走过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者的学术生涯了解一个轮廓，存下一份回忆。也许它能勾起人们对本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历程的一些思索，并对这门学科在不同社会场景下与时局的磨合有个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