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妻诀别书
作者：林觉民
林觉民撰。亦称《寄妻绝笔书》、《与妻书》、《绝笔书》等。载《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前三天,即1911年4月24日写给妻了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信中委婉曲折地倾诉了自己对妻子的厚意深情,请她理解自己勇于赴死的原因,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满腔仇恨,反复阐明了个人和家庭与祖国前途和革命事业的关系,并鼓励妻子要“为天下人谋永福”,不要为他悲伤。此信表现了作者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高尚品质和为拯救祖国危亡,使亿万苦难同胞从帝国主义魔爪和封建统治桎梏下解放出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全信笔调委婉曲折,不仅辞意恳切,中心明确,条理清晰,而且语言简明流畅,情真意切,直抒胸臆;并将叙事、说理和抒情有机融合在一起,把爱妻子的感情寓于爱祖国的感情之中,读来感人肺腑。
林觉民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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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玉痘疹
又名 《万氏秘传片玉痘疹》。儿科著作。明万全撰。十三卷。全有 《育婴秘诀》 已著录。是书乃万氏总结家传及个人治疗痘疹经验，辑成，约刊于明嘉靖二十八年 (1549)。卷一痘疹碎金赋，卷二痘疹始终歌方，卷三痘疹始终验方，卷四痘疹始终歌方，卷五痘疹总论方略，卷六至卷十二分别为发热、见形、起发、成实、收厌、落痂、余毒等症治。卷十三痘疹骨髓赋、痳疹西江月，末附症治方略。每证先有歌括概言其要，中有简要说明，末附治疗方药。内容丰富，辨证较详，多有祖传痘疹经验及有效方药，颇为实用。有清康熙二年 (1663) 刻本，五十一年 (1712) 视履斋刻本，雍正二年 (1724) 胡略刻本(书口作敷文堂)。
报任安书
散文。又名《报任少卿书》。西汉司马迁作。关于本文写作背景,汉代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关于本文的抒情特色,后人多有评论。梁代刘勰曾用“志气槃桓”来评论此文(《文心雕龙·书记》)。明代孙月峰评论说:“直抒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执升说:“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序自己著书垂后之意。回环照应,使人莫可寻其痕迹,而段落自尔井然。”(同上)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说:“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李兆洛说:“厚集其阵,郁怒奋势,成此奇观。”(《骈体文钞》卷十九)本文是司马迁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文中通过回答任安关于自己不能“推贤进士”的指责,申述了自己因为李陵主持公道而获罪被刑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极度的愤闷和痛苦之情,揭露了汉武帝不辨忠奸、肆虐专横的本性和当时上流社会的冷酷,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比较进步的生死观,并表现了他为实现自己的著述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这对于了解司马迁的生平和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文中还提到古代一些圣贤发愤著书的例子,指出了作家的生活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这对后人也有很大启发。从写作技巧上来说,本文结构严谨,层次清晰,借题发挥。回环往复,议论、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格调激愤劲健,沉郁浑厚,语言精炼简洁,流畅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前汉书平话
上中下三卷。全称为《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别题《吕后斩韩信》。不知作者姓名，元人编刊。讲史话本小说，叙述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与吕后谋杀功臣事。书题 “续集”，当必有已佚失的 “正集”，此《续集》从“时大汉五年十一月某日项王自刎而死”说起，则推知“正集”的内容可能就是讲述项羽生前及楚汉之争的故事。本书卷上记诛韩信、征陈豨，捉季布及钟离末。卷中记汉高祖杀彭越、英布;高祖崩，吕后杀赵王如意及戚夫人。卷下记吕后专权，刘泽举兵反吕氏，终于文帝即位。叙事主要依据《汉书》的《高帝纪》、《高后纪》，兼采 《汉书》其他史传如 《韩信传》等内容，亦从民间传说和其他文学创作中借用一些材料，比如元曲中的多种有关剧目，是本书细节丰富细致的主要来源。叙事倾向鲜明，明显同情韩信而贬刘邦，对刘邦、吕后大肆诛戮功臣的丑恶面目揭露深刻。人物事件本于史实，绝少虚构。全书以斩韩信事件为主，兼及其他功臣被戮，线索分明，结构紧凑，与元代虞氏同刊的其他四种平话相比，是故事系统性较强的一部。该书是研究宋元话本小说的重要资料，并可见到戏曲与小说之间的互相影响。有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本，藏日本内阁文库。据此影印的有仓石武四郎影印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全相平话五种》影印本。排印本有1955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本。另有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丁锡根点校的《宋元平话集》本。
词坛丛话
清陈廷焯撰。陈氏曾编选历代词作为《云韶集》，计二十五卷，三千四百三十四首，一千一百馀家。在此基础上，写成《词坛丛话》，计一百零一则，综评历代名家词作，并述《云韶集》编选大旨。其论词之发展，认为汉乐府“长短句不一，是词之祖也”。六朝“《江南》、《采莲》诸曲，去倚声不远”，经唐五代，至南宋形成高峰，以后由衰而亡，复盛于清初。他提出词中“五圣”(北宋贺铸、周邦彦，南宋姜夔，清代朱彝尊、陈维崧)，称“方回词，笔墨之妙，真乃一片化工”，“美成乐府，开阖动荡，独有千古”，“白石词中之仙也”。对清代词人，又以唐诗拟之，朱彝尊为李白，陈维崧为杜甫，厉鹗为韩愈。称“朱竹垞词，艳而不浮，疏而不流，工丽芊绵中而笔墨飞舞”;“陈其年词，纵横博大，海走山飞”;“樊榭词之妙，窈曲幽深，脱尽凡俗”。此书代表陈氏早年词学观点，推尊浙西词派，论词以雅正为宗，讲求格律，以朱氏《词综》为“千古词坛之圭臬”。这与《白雨斋词话》中推尊常州词派，论词主沉郁、重比兴、以张惠言《词选》为指归的见解异趣。《词坛丛话》置于《云韶集》前。此书为未刊稿本，1930年前后陈氏长子兆瑜捐赠南京国学图书馆，今存南京图书馆。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将此书辑入。
四书劄记
清杨名时撰。共四卷。即《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各一卷。系作者读四书的笔记。编次上一反常例，先论语后中庸。首先指出“修身”的含义很广，然其功即已尽于“诚意”之中。时人对诚意有两种解释：“一是用力为善去恶，以实其好恶之意;一是意所发有善恶，须使为善之意，真诚无伪而不杂于恶。”(卷一)他赞同第一种解释，认为：“观诚意章注，则当以前说为主，盖能实其好恶之意，则发念之诚而无伪已该其中矣。”(同上)对于朱注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推崇孔子，将孔子和尧舜齐称为至圣：“尧舜孔子自是性之至圣，天纵之云恰得至圣分量。”(卷二)但又认为圣人是可以学习的：“夫子实是天纵神奇，然实无神奇，人人可学。”关键在于“其要只在行之以一……好学力行，知耻为之弗措。”(同上)认为孔子虽不像尧舜“得位”，但“教泽及于天下后世，是孔子之位育也”(卷三)。称孔子是万世师表，“孔子知天知人，故其言行足为世道、世法、世则，远有望而近不见厌也”。有《杨氏全书》本、《四库全书》本。
知言
南宋胡宏著。原本1卷，现传本6卷。为平日论学随笔札记，屡经修改而成。此书对理学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如道、理、心、性等多有论述，而于性命之理阐发尤详。主张“性”是宇宙本体，是“天命之全体”，而“理”则包括人伦和物理两方面。在他看来，“性”既是人伦之理的渊源，但又高出于“理”;虽无善恶，却有好恶。因此，“世儒之言性者，类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也”。认为“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反对天理人欲对立观。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主张“务圣人之道”，“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见，方力行以终”。此书对衡湘学者影响深远。但朱熹、吕祖谦、张栻等人对之既有肯定，也有责疑。今有明嘉靖间正心书院本、清道光间粤雅堂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