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星云假说的哲学意义
——读《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的一些理解
一
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1755）是他关于自然科学著作中一部最主要的著作。在这里面包含着著名的康德星云假说。这个假说就是天文学中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的组成部分之一，是18世纪末叶和整个19世纪的宇宙起源论的一般理论基础。
康德在这部书出版以前，曾经从事潮汐摩擦问题的研究，并且发表了《地球在自转中是否发生某些改变的考察》的论文。在这篇论文内，他已经公开提出天体的产生、形成和变化的历史主义观点。这个观点给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打破了“第一个缺口”，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就是这个富于科学成果的发展观点的系统贯彻和进一步发展。
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以旋转的云团雾团中产生天体为出发点，创立了机械的宇宙起源论的一般理论基础，完成了“牛顿所不敢担任的任务。”牛顿根本否认建立机械的宇宙起源论的可能性，认为行星的运动秩序是神亲手安排下的。而康德则强调说出：“给我以物质，我就从中构成一个世界，就是说：给我物质，我为你们指出世界应当怎样从中构成的。”(1)
因此，康德的宇宙起源论的创立，乃是德谟克里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唯物论世界观在近代科学中的新胜利。关于这一点，康德在《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的序言中曾经说过：“我并不否认，卢克莱修或他的先辈伊壁鸠鲁和德谟克里特的宇宙构成论与我自己的有许多相似之点。”他还指出，“关于德谟克里特的原子学说的基本之点，在我自己的宇宙起源论中也能见到的。”(2)
康德在《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中所提出的自然观虽然基本上是唯物论的，然而是不彻底的，是一种“羞答答的唯物论”。他曾经宣称神在亿万年以前创造了物质，神给予物质以自由，物质方能按照自己的规律构成世界，成为“宇宙的构造者”。他还宣称我们虽然从物质中指出宇宙的形成过程，可不能指出毛虫的形成过程。康德是不能用物质的发展规律解释生命的起源、用机械的力说明有机体的作用的。
尽管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所提出的唯物论的不彻底性和发展观点的局限性，然而这部书在西欧启蒙时期中对于人类思想发展的影响，仍然是极其巨大的。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于这部书曾给以崇高的评价，宣称“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恩格斯对于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这样崇高的评价，在天文学中除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之外，没有其他的著作可以担当得起。
二
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是德国启蒙时期的产物。德国启蒙时期的思想情况，无论在哲学或自然科学方面，都较西欧其他各国落后。支配英国和法国启蒙时期的哲学思想有培根和洛克、拉·美特里和狄德罗等这些彻底的或不彻底的唯物论哲学家，然而支配德国启蒙前期哲学的则是莱布尼兹和伏尔夫这些典型的唯心论者。所谓莱布尼兹—伏尔夫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对于当时最大的影响，是伏尔夫的目的论的世界观：“神创造世界以及世界的存在，是为了人类的必需、方便和安慰的目的。”这种“肤浅的伏尔夫的目的论”的基本要求，显然是企图将自然置于神之下，将自然科学置于神学之下。或者如恩格斯所说，“按照这种目的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3)
德国启蒙时期的自然科学，除了莱布尼兹个人独树一帜之外，完全为牛顿的古典力学所支配。古典力学到了牛顿，已经发展成为当时唯一精确的科学，自从拉格朗日推广了欧拉和麦格洛林的方法并将数学分析应用在整个力学领域内以后，力学又达到一个新的观点。按照分析力学的观点来说，一切机械的自然事件通过函数，通过运动着的分子质量的状态（坐标）和时间的方程式（微分方程式），都能如数学那样精确地计算出来。牛顿—拉格朗日的力学，在物理学，工业技术，尤其是在天文学中的应用，得到了极其优良的结果，因此有些科学家就提高对于力学之为科学的看法，提出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都能还原到力学或力学的定律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十八世纪的自然观方面起了巨大的影响，所谓“拉普拉斯精神”就是从它引申出来的。
当时的古典力学实际上不只是一门科学，而且是自然科学的一般理论基础，又是这个时代的科学观点总的特征。这个科学观点总的特征的中心思想，就在于肯定自然界绝对不变的形而上学见解：认为世界从存在的时候开始，以致今天甚至于在未来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原来的面目；肯定自然界在历史上与人类社会完全不同，它只有空间方面的扩张，而无时间上的变化，从而否定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肯定物质被神“第一次推动”以后，自然界才开始处于经常运动之中，可是这种运动并不是自然事物变化、发展的特征，而是有一自然过程反复不断的重复。
恩格斯对于从哥白尼开始的革命的发展自然观之转变为保守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曾经感慨系之地说：“一开头是革命的自然科学，便站在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面前，在这个自然界中，一切在今天仍然和在宇宙开辟时一样，并且直到宇宙终结时一切还都是像宇宙开辟时一样。”(4)
康德就是在这样“保守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状态之下，从自然的历史发展观点出发，创立了他的星云假说。这个假说在天文学方面，首次地奠定了科学的宇宙起源论的理论基础，达到了从哥白尼以来最大的成就，在世界观方面，则打破了“那个僵破的自然观的第一个缺口”，引起自然科学中再一次的变革；使那“一切坚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转瞬即逝的东西，证明了整个自然界在永久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5)
当然，康德之能创立一个科学的宇宙起源论并在天文学中达到最大的成就，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他在哲学上、科学上尤其是天文学上的历史条件为基础的。不过哲学上的历史条件对于康德来说，并不是如台尔特所提出的那样，“康德的自然科学兴趣以及宇宙的一般历史发展思想所支配的批判前期的著作，基本上是伏尔夫的理性主义影响之下的产物。”(6)因为显而易见地，作为伏尔夫理性主义内核的目的论是康德在《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中主要的斗争对象，他在这部书里面力图将目的论思想从无机界中排除出去。康德对于目的论哲学的看法是：目的思想对无机界来说，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无任何根据的成见”，对于有机界来说，也如后来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所指出那样，仅能作为一种知识的规范原则（regulatives Prinzip）或“虚构”（die Fiktion）来了解的。
为康德的宇宙起源论创造了哲学上的历史条件的，是德谟克里特、伊壁鸠鲁、笛卡尔和牛顿。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在一千多年以前就从他们的原子学说出发，对于宇宙的产生、形成和变化作出唯物论的解释，他们的学说的基本思想对康德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康德在他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中自己曾经提到的。笛卡尔是在德谟克里特和卢克莱修以后提出唯物论的宇宙起源论的第一个人。他在他的《哲学原理》中宣布了宇宙生成的观念，认为世界的现有状态是从物质的涡旋运动中，经过种种不同的变化阶段，才发展出来的。笛卡尔就以他的涡旋运动理论为基础，来解释行星绕日的运行、月亮围绕行星运动以及天体的周行运动，来建立一个机械的天体起源论。
笛卡尔的天体学说虽然是以自然的历史发展为出发点，但并不能科学地贯彻这个正确观点，因为它无论在观察材料方面或数学计算方面的根据都不是精确的。当然这也应当归咎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归咎于笛卡尔不能如牛顿那样，有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作为武器供其使用。因此，牛顿在后来反对笛卡尔关于天体学说的论战中，从数学计算上证明了笛卡尔的涡旋理论与已经确立的行星运动规律相矛盾，因此笛卡尔的天体学说就被排除在天文学之外，他的天体的历史发展观念也同时被摧毁了。牛顿提出了与笛卡尔天体学说相对立的天体力学，成为当时唯一科学的天体学说。
牛顿反对笛卡尔天体学说的论战，对于康德的宇宙起源论的创立过程来说，则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康德的星云假说实际上是牛顿力学与笛卡尔的发展观点的调和。康德在他的宇宙起源论中一方面将牛顿力学作为理论基础，但抛弃了牛顿的形而上学观点，另一方面继续了笛卡尔的发展观点，但抛弃了他的涡旋运动理论。康德不仅提出自然发展观点与牛顿力学之间并无任何矛盾的说法，而且还按照古典力学的原理来证明它们之间并无矛盾，并且以这种表面似乎矛盾、过去被认为矛盾的观点与理论为基础，建立了星云假说和天体理论。关于这一点，我们无需其他的说明，只需看一看《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的整个名称就明白了。康德这部书的名称是：《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或按照牛顿的基本原理对于整个宇宙构成的机械起源进行的研究》。
当然，对于康德创立他的星云假说提供更重要的历史条件的，是从哥白尼以来关于天文学事实材料的新发现，以及天文学观察技术的进步和望远镜光倍的改良。例如1572年，天文学家第谷·布拉埃已经见到出现在仙后星座的新星。18世纪之初，在天文学中已经通过老的星图与新的星图的比较，断定有些恒星的位置有所改变。18世纪中叶，天文学家通过望远镜发现以前仅能看出是一种微小而暗淡的小块，现在已经成为庞大的星体的集合。诸如此类的天文学事实材料，都与当时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对立，都强有力地支持了康德将自然发展的概念贯彻在他的宇宙起源论中。
笛卡尔和牛顿以后的行星起源假说中，对于康德直接发生影响的，是法国天文学家毕封和英国天文学家雷特。毕封的太阳系起源理论和雷特的宇宙系统构成理论，都在康德创立自己的星云假说过程中给他许多启发。康德自己认为雷特是他的理论的先行者，并且认为他与他们的理论的关系是无从划分的。
三
近代的宇宙起源论，自从哥白尼创立太阳中心说以后，经过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已经有了一定的科学基础。牛顿不仅发现了控制天体运行的万有引力定律，并且建立了天体力学这门新的科学。然而牛顿并没有从他的发现中作出唯物论的哲学结论，相反地，他却从他的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唯心论立场出发，断言天体运动以及太阳系的形成来自“神的第一次推动”。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说过：“哥白尼在这一时期开始给神学写了绝交书，而牛顿却以神的‘第一次推动力’结束了这个时期。”(7)
康德的宇宙起源论则以物理学原则替代牛顿的神学原则作为出发点。康德宣称物质不知在亿万年前为神所创造，但是从此以后它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按照自己的规律来活动，丝毫不为任何超自然的力量所束缚。他强调地指出：构成宇宙系统的机械原因不是神，而是自然的发展规律，就是说，“宇宙的构成者”不是神，而是物质。因此康德在《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序言中宣称：“给我以物质，我就可以构成一个世界，就是说，给我以物质，我们就为你们指出世界是怎样从中构成的。如果基本上带着吸引力的物质是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并不难于将建立大宇宙的系统的物质原因规定下来。”(8)
康德是怎样为我们指出世界是从物质中构成的呢？这就是说：他是怎样按照牛顿的基本原则来探讨整个宇宙构成的机械起源呢？他为了他的星云假说不受科学以外的“诗意”和“幻想”的影响，而仅仅在观察和数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于是一方面从牛顿物理学中吸收一些“最必要的基本概念”，另一方面在天文学的材料和理论中规定一些精确的前提作为出发点。这些前提，如康德所指出的，有下列的三种：（一）物质的不连续性以及它的密度的差异性；（二）牛顿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中所规定的行星的普遍吸引力；（三）特别在气体扩张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普遍的排斥力。康德宣称在这三个前提的基础之上，即能从混乱的、同时作为一种原始雾体的物质中建立一个“具有壮观的秩序和优美的联系的宇宙系统”(9)。
康德宣称，“属于太阳系的星以及所有行星所由产生的物质，在开始形成物体的时候，都散布于原始质料之中，而且充满宇宙整个的空间，这就是当前各种物体运动的空间”(10)。在这个原始的不动的混沌状态之中时刻在生长的云体和雾体的密度在吸引力作用之下，渐渐地形成了凝块。在凝块的互相冲突中间，有些质点因为丧失了它们的运动力，于是就向原始气体里面降落，于是形成了一种中心体——太阳。其余的质点则继续在吸引力以及排斥力影响之下，以圆圈的形式围绕这个中心体而运动。在各个区域里面围绕着这个中心体而运转的雾的质点继续地结成了凝块，这些凝块就引起了行星的产生。这样的事件在同样情况之下再次地反复发生，于是就引起了围绕行星而运行的月亮的形成。
康德说明了宇宙的各种星体形成的物质原因之后，就以“物质密度的差异性”为根据，说明太阳系的各种星体的相互关系和整个太阳系的形成。康德提出：“地球的物质密度较之太阳为紧密，但次于月亮；接近太阳的质点则是更紧密的一种。但是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从它们质量来说，则较接近太阳的星为巨大，例如土星和木星。”(11)至于火星经常发生的“貌似的例外”，在康德看来，是完全受了与它接近的巨大的木星的吸引力的影响；土星虽然有它处于火星之上的优点，但是也不能完全避免木星的吸引力的影响。康德认为：“水星的质量那样格外微小，并不只是因为接近它的是那样有威力的太阳，而是要归因于它与金星为邻。”(12)
康德这个对于太阳系起源的假说并不是纯粹的思辨，而是可以通过当时天文学理论证实的，就是说，从他的假说中所推出的太阳密度是分散在各种不同的行星的密度里面这一点，与法国天文学家毕封所提出的太阳和整个行星的物质的密度从数学上来说，是一致的。康德称这两个假说在这点上的“相似性如同在640和650之间”(13)。
康德还从太阳系的构成出发，通过类比的方法，进一步说明整个宇宙系统的构成，他曾经在这个基础上，从行星系的产生中推出无数其他行星系的产生，从银河系的产生中推出无数其他银河系的产生。他还曾经作出一个唯物论的哲学结论，认为各种星体世界在原则上是互相联系的，各种星体系统是能在物质和它的两种力——吸引力与排斥力——基本上统一起来的。康德说：“如果所有的世界和自然秩序从其起源来说，是具有相同的性质，如果吸引力是无限而普遍，原素的排斥力也始终发生作用，如果无限宇宙之中的大小星体都是微小的，那么，我何以不能假定这些星体世界同样地具有相互联系的情况和系统的结合呢？我们何以不能将太阳系中微小的天体和具有特殊系统的土星、木星和地球了解为比它们更大的宇宙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呢？”(14)
康德对于各种星体系统的互相联系性和宇宙的物质统一性是非常重视的，因此他在说明各个星体系统的形成时都特别地指出这一点。例如，康德宣称：在宇宙之中，我们的行星系是非常微小的个别系统；太阳系是较高级的系统的一个环节，它包括其他无数的太阳系；就是银河系也不是唯一的一种，它也能构成较高级的银河系。他认为这些都是整个自然的锁链的一个环节，都是从属于自然规律性的法则和秩序中产生出来的。在康德看来，这是一种控制无限空间的统一的自然联系，在无限时间中的无限世界过程中、在世界的产生和消灭中存在着的无限多种多样性，对于未来世界来说，经常只能看作是“无限小的”(15)。他还认为科学家看到带着无限性的不同自然秩序的根源，就会感到惊奇，然而他因之认识到在无限中一切有限的事物是“不足惊奇的”存在着的自然联系；它们是永恒的。
康德将整个宇宙看作一种不断在生灭着的自然过程，他公开提出“世界在生产和消灭着，但是无限的世界则不知有所谓‘末日’。个别的宇宙和宇宙系统可以崩溃，但是从它们的崩溃中又经常产生出新的宇宙和新的宇宙系统，而且是按照不变的规律出现的。消灭了的世界和世界系统被永恒的深渊吞咽下去了。然而创造物不断地在工作着，它在其他的天边创造新的东西，同时将没落的东西补充起来。”(16)“这个无限的世界——它的消失的部分是世界的无限的多种多样性——是自然的真实的‘长生鸟’（der wahre Phönix der Natur），它为了从灰烬中重新恢复它的年轻的生命，于是不惜投火自焚。”(17)
康德是坚持物质和与它联系的运动的不可消灭性，因而对于世界将由于物质力的消灭而达到“末日”的看法进行坚决的斗争。康德说：“将分散的物质运动与遵循一定秩序而运动的这部机器停下来之后，是否可以通过新的力量将它开动起来呢？是否能按照原来的普遍法则作为控制这个机器的条件呢？这些问题是无须考虑就可以加以肯定的。”(18)因为在康德看来，如果宇宙周转运动的力量丧失了，行星就和彗星一同突进太阳里面。这样一来，太阳因为加入了这样庞大的凝块而产生巨大的灼热，这种新的灼热就加强了太阳内部的原素之间的激动和冲击，于是这些原素将重新向遥远的空间扩张和分散，因此又如“原始的宇宙形成过程一样，通过物质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作用，重新生成许多如过去那样的东西，这些东西中间有条理的运动也渐渐恢复，再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一个新的世界又出现于我们面前了。”(19)
在康德的宇宙起源论中，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是作为宇宙的无限性和它的发展的无限性的一个环节而提出来的。在时间方面，康德虽然承认时间有起点，但绝对坚持时间是无所谓终点的，时间随着自然的发展进程无穷无尽地存在下去。康德说：“创造物是永远不会完成的，它一旦开始了，就再不会停止，它经常忙着创造新的自然、新的事物和新的世界，它完成这些事业所需要的时间也是如此，为了使无限空间中的遥远地带的所有事物都复苏起来，所需要的时间当然非无限不可了。”(20)
康德在空间方面的见解则更接近唯物论。他提出空间并不能与物质分离，并不是空的容纳物质的东西，空间及其构造应当通过物理的力而确定；物理的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空间也是无边无界的。康德说：“无疑地，吸引力是物质在空间上扩张到那么遥远的一种特性，它可以与空间同时存在，它也可以将实体通过它们的依存性而结合起来，或者这样说吧，吸引力是一种普遍的关系，通过它可以将自然的各个部分统一起来；它也可以扩张到空间整个的广袤，一直到无限的遥远。”(21)
以上所列举的，就是康德为我们指出的从物质中构成的世界的一种图景，亦即他按照牛顿的基本原则构成的一种机械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在基本上是唯物论的；因为康德在这里面完全“从物质方面来了解自然界的本来面目，而不附加以外的任何东西”。在这个世界图景里面，一切超自然的成分，如“神的第一推动力”，神的“目的性”或“完善性”，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康德曾经强调地说“应用这些原则来寻求对于宇宙起源的认识，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一种‘可怜的决断’，是一种对于‘自己的无知的掩护’。”他还强调地告诉我们：“如果人们能摆脱毫无根据的成见和懒惰的哲学——这种哲学企图用诚恳态度来掩盖自己迟钝的无知——，那么，我希望人们在一个无矛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切实的信念，就是：世界只能以一种普遍的自然律的机械作用作为它的起源，才能被认识。”(22)
康德在他的宇宙起源论中所提出的自然观尽管基本上是唯物论的，甚至于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然而是不彻底的，是不能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等同起来看待的。因为他虽然肯定并且解决了“给我以物质，我为你们指出世界怎样从中构成”这个问题，然而“给我以物质，我为你们指出毛虫怎样从中构成”这个问题，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者所能肯定而康德所不敢肯定的。康德在《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中“星球的居民”一章内，也曾提到生命在被机械的力所控制的宇宙中的地位，也曾认为生命是依存于物质的机械条件的；他并且按照天文学中的气候特征来断定在某种地带生活着的人的性质，他认为住在离开太阳愈远的行星上的人，他们的气质则愈高尚；因为这些行星的质量比较不那样粗硬，但是康德这些见解纯粹出于猜想，毫无任何事实根据，实际上他对宇宙的机械作用与生命的关系这个问题，除了作为谈笑的资料之外——例如他在这个问题上还大谈灵魂轮回之说——并没有认真作过研究。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康德对于机械的科学原理在有机界中的应用至少是表示怀疑，甚至于认为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了解康德的机械的自然观的局限性以及他的唯物论的不彻底性了。
四
在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哲学意义，因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他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带着充分的辩证法的特点，而且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辩证法来看，也达到了较高的阶段。
康德在他的研究过程中是怎样应用这种方法的呢？从他对各种研究问题的处理来看，是这样的：他首先将天文学的对象和事件的普遍联系指证出来，其次将整个星球世界作为一种庞大的、具有规律的宇宙系统来了解，以后再说明这种自然的普遍联系的存在是可以从其发展中、从历史的生成中（aus geschichtlichen Werden）来认识的。康德就从这种观念出发，将机械的力学原理与历史的思想方法结合起来，认为力学的机械方法如果没有历史方法的一般基础，就不是一种普遍的科学方法。康德就应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天文学中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处理牛顿在他的天体力学中所提出的反历史观点的思想方法问题。
牛顿曾经提出机械的宇宙起源论的不可能性，完全在于他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在现存的太阳系中不能发现行星运行的任何物质原因，因此他就武断地宣称行星运行这种有规律性的秩序是神“没有应用自然的力而亲手安排下来的”。然而康德则提出神虽然在亿万年以前创造了物质，但并没有参与物质基础上形成宇宙系统的“烦琐事务”，因此，如果人们在现存的太阳系中不能发现行星运行的物质起源，那么何以不回到太阳系还未形成的那种自然的原始状态呢？
康德宣称，在宇宙的现存状态之下，行星运行的空间是真空的，并无任何物质因素阻碍它。然而这种状态并不是在宇宙开始形成的时候就是如此的。“在宇宙刚开始形成的时候，物质布满了整个宇宙的空间，这就是当前各种物体运行的空间。这种自然的状态，如果不从宇宙系统本身来看，似乎是最简单的，它不遵循任何东西，因为在当时没有任何东西已经成形，天体的互相联系，它们之通过吸引力的作用而缩短距离，它们之从集合的物质的平衡状态中产生各种形式的星体，都是一些后来的状态。”(23)
康德就是应用这种历史的方法，并按照牛顿力学的机械原理，投身于史前的那种混沌的原始状态，去探讨整个宇宙构成的物质原因；他在原始雾体、宇宙尘埃等等的涡旋式的冲击中找到各种星体形成的原因，从各种星体的物质密度的差异性中找到太阳系、行星系和银河系形成的原因，从物质的统一性以及吸引力与排斥力的普遍性中找到整个宇宙系统形成的原因，并且在这些物质原因的基础之上创立他的科学的宇宙起源论。恩格斯对于康德这种方法论在当时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曾经说过：“康德关于所有现存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体产生出来这一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上的最大成就，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自然界处在经常的运动之中，可是这一运动总被认为是同一过程不断的重复，对于这种适合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的观念，康德突破了第一个缺口，这里他应用了如此科学的方法，使得他所举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它们的效用。”(24)
康德在他的宇宙起源论中将无限的星球世界看成为一种庞大的自然历史过程，不过他认为这种历史过程从其发展来看是经过种种不同的阶段，而且是不会停止，永恒地继续下去的。例如康德将原始雾体、宇宙尘埃认为是物质发展的最初级阶段，太阳、太阳系、银河系等等的形成则是物质发展较高级的阶段，在太阳系与其他星体系统中还同样地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例如太阳系是在所有星体系统中比较高级的。康德还提出，所有的星体及其系统都不是一次生成的，都是它们整个的历史生成中的一个环节。新的太阳系不断地在产生，旧的太阳系不断地在消灭；行星系在宇宙中的数目是无数的，有些在生存着，有些在产生中，有些还在开始形成。现存的银河系也不是唯一的一种，他提出当时天文学中已经见到的雾星（nebelige Sterne）也是银河系的一种。他深信这种银河系是在其他银河系中比较高级的。
康德从物质和它的力的不可消灭性中引申出自然事物发展的无限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文第三节已经加以陈述，这里之所以重新提到它，是由于康德这种发展思想作为一种反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与《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中所指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特征的第二条和第四条基本上是一致的：“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看作静止不变的状态，停顿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断革命，不断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衰颓着，辩证法认为不应该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不应该了解为过去事物简单的重复，而应当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上升的运动，由旧质态进到新质态，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25)
康德对于自然事物发展原因的看法，也包含着充分的辩证法因素。他认为对于整个宇宙起着普遍的作用的两种对立的物质力——吸引力与排斥力——的内在的斗争，是自然发展过程唯一的动力，认为太阳系的形成是这两种对立的力斗争，是“机械的吸引克服机构的排斥”的结果。康德虽然在《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中提出吸引力与排斥力的矛盾是一种辩证的矛盾，是万有引力与排斥力之间的辩证矛盾，然而他除了将排斥力看成为物质的一种后备（in Vorrat）的力以外，并没有从物理学上指出其科学的内容。但是尽管如此，康德对于吸引力与排斥力的辩证的矛盾是自然发展的实际原因、是运动的一种简单形态这一点，在当时已经有正确的观念。康德说：“自然在吸引力之外本有一种其他的力在准备着。如果物质分解在微细的分子之内，那么这种力就在其中表现出来，通过这种排斥力，分子才能自己互相冲击，通过它与吸引力的冲突，就引起了一种运动，这种运动是自然界永恒的活动。”(26)
康德在《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出版八年以后，就发表了一篇名为《将负数概念引入自然科学中的研究》（1763）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力图说明吸引力与排斥力的“辩证关系”；他曾应用正数和负数来与排斥力与吸引力、电磁的两极作比较。不仅如此，康德还将这个“否定”扩张到对抗的方面去，并称这种对抗为潜在的对抗（potentiale Entgegensetzung）。他在1786年发表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论文，又重新回到吸引力与排斥力的辩证矛盾的问题，并提出“物质是这两种力的矛盾的统一”。康德虽然力图给予吸引力与排斥力的辩证矛盾的概念以物理学的内容，但是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提到过这一点，参考该书二〇六页），终于不能如愿以偿。直到热力学和量子物理学创立以后，排斥力的机械作用才得到丰富的物理学内容，因而康德所谓吸引力与排斥力的辩证矛盾以及在这矛盾之中存在着整个自然的发展的说法，就得到科学的证明了。
康德在《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中无论研究任何问题时，都是将宇宙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星体各部分都是互相联系着、互相制约着的，他认为太阳和行星并不是天文学的许多对象偶然的堆积。行星与太阳处于空间的同一的平面上，它们按照同样的轴而旋转，行星轨道格式的一致以及其他的现象都证明我们太阳系是一种有系统的联系，这是康德的研究方法的最主要之点，亦即他的方法论包含着辩证因素的主要之点。康德强调地指出，“如果在无限之中，大小的星体都是微小的，那么，何以不能假定这些星体世界同样具有互相联系的情况和系统的结合呢？我们何以不能将太阳系中微小的天体和具有特殊系统土星、木星和地球了解为比它们更大的宇宙系统中一个环节呢？”(27)
康德普遍地应用这种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第一和第二特征近似的思想来处理天文学的问题，尤其是在处理一般的“行星世界起源和它的运动原因”时，表现最为突出。康德说：“我们从世界构成的观察中，可以指出它的组成部分的交互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还可以将它的产生原因表达出来。这种交互关系有两方面，无论哪一方面都是可能的或可以假定的……它的一方面，就是无论怎样的原因必须在宇宙系统的空间之内发生作用，行星的圆形的位置与方向必须是一致的，它必须有引起行星运动的物质原因……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提到行星在运行着的空间，这种空间是真空的，并无引起天体的普遍影响的物质因素存在。在这个空间之内的行星运动的一致性是自己能控制的……我们考虑一下即能见到，这两方面所具有的实际理由都是同样充足而确定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见到，我们必须有一种概念，通过这种概念，可以将这两种表面上互相矛盾的理由统一起来，并且根据这个概念再去追求真实的系统。”(28)
从康德的研究方法来观察他的唯物论，在一定意义之下，可以说已经从机械的走向辩证的唯物论。康德虽然强调地指出星体以及星球的系统都是一种“机械的”产物，然而实际上他所谓“机械的”概念如我们以上所指出的那样，已经与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所谓“机械的”有些不同，它已经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所以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就力图对康德当时这个积极的进步思想加以歪曲，例如当代新康德派的哲学家鲍赫就认为康德的机械思想到辩证思想的过渡，是单纯从力学到动力学的过渡，是康德从“物质存在”到“物质作用”（die Wirkung）的过渡(29)。（康德后来发展了一种动力学理论承认物质不是由原子，而是由某种作为运动源泉的力构成的，与《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中恰恰相反，他承认无物质的力。）他并以此为根据将康德当时的自然哲学与现代物理的唯心论结合起来，对于这种唯心论者来说，物质在现代物理学中消失了，所余下来的只有能和作用。但是康德在他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的时期，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是承认带着运动的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于物质的内在力量和活动而产生出来的。这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唯物论立场，这种唯物论立场之不可歪曲，正如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的客观内容之不可哲学地歪曲一样。
歪曲康德的星云假说的哲学意义，并不只是哲学家的鲍赫而已，当代哲学家罗素对于这个假说在哲学史中的看法也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1946）中对于康德当时的唯物论思想、发展观点和辩证因素根本没有提到，他对于康德在这部书中个别地方所表现的目的论思想竟大加赞扬，并称之为具有弥尔顿式的崇高性（Miltonic Sublimity），然而罗素对康德与目的论自然观那样尖锐的斗争的事实，则避而不谈。康德曾经提出：如果世界是神为了一定目的而安排的，那么行星何以不精确地遵循圆形的轨道而运行？何以行星的轨道不是处于完全相同的平面之上呢？就是说：何以行星的运动到处而且经常的发生例外呢？这些都与贤明的神之干预世界事务有点不一致吧？这些事实仅能从自然本身中才能了解，应用神的“目的性”或“完善性”这些观点是完全不能说明的，因为“自然在它的多种多样性的花园以内是包含着一切可能的变化，甚至于包含着许多的缺陷和偏差。”(30)
罗素还不顾《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一书内包含着的星云起源学说方面的许多积极的、严格的科学观点和论据，而专从它的第三部分“星球上的居民”中，从这一比较缺乏事实根据而偏于推测和想像的一章中，来判断康德的星云假说的科学价值。罗素说：“康德最主要的科学著作是他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1755），这部书出版在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之前，制定了一个太阳系的可能起源论。这部书的一些部分具有令人佩服的弥尔顿式的崇高性……另一方面则纯粹是虚构的。例如在他的理论中，所有行星上都住着人，而且最远的行星上生活着的人是最好的居民。这种看法将为世俗的道德家所赞美，但是无任何科学根据支持。”(31)
康德在对于行星的密度、行星轨道偏心率、彗星的起源、天体的周转以及土星环和黄道光等等的研究中，都力图普遍地贯彻他的发展观点和辩证方法。但是由于当时观察材料和物理学、化学研究范围的狭隘，在许多个别的论证上并不能得到精确的结果，这是他的辩证方法的应用没有能够得到应得的效果原因之一。其他的原因，可以说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康德仅将无机界作为他的发展观点和辩证方法唯一的应用范围，他不仅不能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那样将它们扩张到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方面，就是如18世纪法国唯物论那样将它们向有机界推广，也还不能做到。这是康德包含着辩证因素的研究方法最大的缺点。这样的缺点才使得他在辩证法发展史的位置落在黑格尔之后。
五
康德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于1755年用未署名的方式出版。他并且接受友人的劝告将它献给普鲁士国王腓特力第二。如布洛威斯基所说的那样，“康德希望因而得到他的‘最尊敬的国王’允许，能在柏林或其他城市对于他的星云假说作进一步的研究”(32)。但是腓特力第二并没有能够读到这部书，因而他的希望就落空了。康德常引为“更不幸的”就是他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在印行时间，出版者倍德生破产了，康德的书也被查封在仓库之内。因此这部书在出版后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反响，1763年康德将其中一部分抽出来付印在他的《证明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的论据》一书之内，其他的部分则经过他的学生根希深的整理与哈深司的《天的构造》一书（1791）印在一起。这样，康德的星云假说的思想才稍微引起当时社会一些人的注意，然而它能在天文学界中引起广泛的影响，则在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的《月亮的系统叙说》（1796）出版之后，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的发现与康德的假说并无任何的关系，但由于这两种星云假说在基本原理和许多个别论据上有许多共同之点，所以德国物理学家亥姆霍兹就将这两种天文学说等同起来看待，并名之为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
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就其对于当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来说，不仅仅支配了19世纪的天文学，尤其重要的是推动了后来自然科学迅速地向前进展。僵硬的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前后一个个地被打破了。辩证的科学观点一天天地通过自然科学的新发明而体现出来。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说到：“无论在有机界或无机界中：天文学，力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矿物学，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解剖学，治疗学，诊断学，第一个缺口：康德和拉普拉斯。第二个缺口：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赖尔，缓慢的进化）。第三个缺口：有机化学，它制造有机物，表明化学可以应用在生物学上去。第四个缺口：1842年热的唯动（说），格罗夫。第五个缺口：达尔文，拉马克，细胞等等（斗争，居维叶和阿加西斯）。第六个缺口，解剖学，气象学（等温线），动物地理学和植物地理学（18世纪中叶出来的考察旅行）中以及一般地在自然地理学（洪堡）中比较的要素、材料的编整。形态学（胚胎学，贝尔）。”(33)
但是亥姆霍兹将这两种星云假说等同起来看待，并冠以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在它们中间就根本没有差别：它们中间是存在着许多差别的。例如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是以行星赖以形成的“围绕一个坚固中心运转的雾团”为出发点，康德的假说则比较拉普拉斯进一步，将这个作为原始物质的雾团从最基本的自然条件引申出来。还有，这两种假说在行星形成的看法中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按照拉普拉斯，原始的太阳星云变冷收缩了，因而增加它的运转速度，并在离心力作用之下，一些物质从太阳中分出来，于是就形成行星；按照康德，大量的宇宙尘埃的质点集中在运转着的太阳赤道上，形成了扁平的星云，这些星云围绕它的中心点并向着同一的方向运动起来，于是就产生了行星和环绕行星运动的卫星。就以彗星的起源来说，也存在着他们中间的不同点：康德提出彗星如行星一样，而且以相同的方式从雾团中产生，他将它的离心力从最遥远的距离中的微弱的吸引力中引申出来；拉普拉斯则认为彗星是一种从其他的世界空间突进行星系的吸引力范围以内的客体。
这两种星云假说的差别，在反对它们的天文学的新发现中更明显的表现出来，现代天文学对于它们最大威胁之一，就是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卫星的反转性。但是从中所提出的严重问题是针对着拉普拉斯的行星从圆环物质的收缩而构成的星云假说，而对于康德所提出的行星从围绕它的中心体而运转的雾体中产生的假说则并不直接发生影响。
然而无论康德的或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由于20世纪天文学中许多新的现象和事实的发现，它们在理论上的缺点一天天地暴露出来，现代天文学以物理学的角动量守恒定律为基础，根据数学的计算结果，指出行星的角动量较之太阳的角动量要大得多。因此，如果我们坚持康德—拉普拉斯的假说所提出的从太阳中分裂出的物质环是产生行星的原因，那么就无法了解百分之九十八的角动量是属于行星，而只有百分之二的角动量属于太阳这一事实了。
此外，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与一些地质学方面的事实也不符合。按照这个假说来说，地壳在十公里深处就变成灼热的岩浆，然而从地震与爆炸所引起的波动的试验中指出，这种波动所穿过的一千公里厚的地层还具有固体的性质。这些由康德—拉普拉斯的假说所不能解释的天文学地质学的事实，就结束了它在现代天文学中如在19世纪中那样的统治地位了。
康德—拉普拉斯的宇宙起源论不能解释天文学和天文物理学在后来发展中所说明的关于太阳起源的许多特征，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受了18世纪科学水平的限制，在那个时候，既没有能量守恒定律和能量转化定律，也没有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关于量子物理学的许多事实以及关于这方面的许多知识，根本就没有概念。在我们今天看来，如果缺少这些科学的理论前提，要想对于宇宙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有所了解，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我们从当前数学的、物理学的个别论点上来“推翻”康德—拉普拉斯的宇宙起源学说，来否定他的科学价值，是不困难的。但是这是一种对待为人类创造思想文化财富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正确态度么？
从另一方面来说，康德的星云假说虽然已经“过时”，然而并不能因此认为其中所包含的个别见解和论据都是“虚构的”，并无天文学的观察材料为根据的，都是不正确的。首先，康德的星云假说虽然不能解释行星与太阳之间的角动量的相称分配，然而在康德以后直到今天，尽管有庞大的天文学材料和充分的物理学与数学的优良条件，仍然没有能达到一种普遍公认的解决方法。因此康德的假说之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于它的“虚构性”而是由于它有客观的困难。其次，康德在他的假说中还提出两种雾体的看法，一种真实的，一种不真实的雾体；前者是星体赖以形成的巨大的气体质量（riesige Gasmassen），后者是如银河一般的庞大的星的集合。这一点苏联的天文学家费森柯夫的太阳系起源说中已经加以说明了。还有，康德所提出的宇宙中存在着许多行星系的假说，虽然一度为秦斯的宇宙起源论所驳斥，然而秦斯的太阳系起源说已经过哈·赖·罗素的批判之后而被推翻，接着瑞典的天文家从靠近太阳的一些恒星的运动中证明了康德这个假说的正确性。
就以以上这些实例来说：有些资产阶级的天文学家或科学家任意抹杀康德的宇宙起源论的科学价值或历史意义，都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这是反映了他们对于包含着唯物论思想、发展观点和辩证法因素的天文学学说的仇视，是反映了天文学中唯物论与唯心论世界观的斗争。关于这一点，如果将他们与苏联的天文学家施密特院士对于康德的星云假说的评价加以对照，就更能体会了。
施密特说：“科学的宇宙起源论的研究，是从康德和拉普拉斯开始的。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超越了宇宙起源论的范围。他们在太阳系起源问题上第一次在自然科学中有意识地不把上帝的创造而把自然力的作用的发展原则当作基础……他们的假说不是臆想出来的，他们根据当时已知的事实，而圆满地解释了行星系许多特点。
“康德和拉普拉斯对于科学的宝贵贡献，除了这一发展观念之外，就是他们共同出发点，即认为行星赖以形成的原始材料乃是稀薄的，类似气体的东西（拉普拉斯的见解）或者类似不定态的‘质点’这种质点可以了解为气体，也可以了解为尘埃，甚至于了解为较大的固体质点（康德的见解）。我们不应该抛弃这个遗产。”(34)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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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德全集》，伏伦特版，第7卷，第17页。
(2) 《康德全集》，伏伦特版，第7卷，第13页。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页。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9页。
(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页。
(6) 台尔特：《哲学史简编》，第157页。
(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8页。
(8) 《康德全集》，第7卷，第17页。
(9) 《康德全集》，第7卷，第75页。
(10) 《康德全集》，第7卷，第75页。
(11) 《康德全集》，第7卷，第75页。
(12) 《康德全集》，第7卷，第75页。
(13) 《康德全集》，第7卷，第75页。
(14) 《康德全集》，第7卷，第115页。
(15) 《康德全集》，第7卷，第119页。
(16) 《康德全集》，第7卷，第127页。
(17) 《康德全集》，第7卷，第132页。
(18) 《康德全集》，第7卷，第131页。
(19) 《康德全集》，第7卷，第131页。
(20) 《康德全集》，第7卷，第124页。
(21) 《康德全集》，第7卷，第117页。
(22) 《康德全集》，第7卷，第116页。
(23) 《康德全集》，第7卷，第59页。
(24)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
(25) 《联共党史简明教程》，1951年中文版，第138页。
(26) 《康德全集》，第7卷，第61页。
(27) 《康德全集》，第7卷，第115页。
(28) 《康德全集》，第7卷，第57—58页。
(29) 包哈：《哲学史》，第5册，1920年德文版，第28页。
(30) 《康德全集》，第7卷，第152页。
(31) 罗素：《西方哲学史》，第732页。
(32) 布洛威斯基：《康德的生活和个性》，1804年版，第50页。
(3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9—160页。
(34) 施密特：《地球和行星起源问题》，见《辩证唯物论与自然科学》，天文学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