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甲符应经
作者：杨惟德
北宋杨惟德等撰。3卷。遁甲或称奇门遁甲，为古代术数之一。十个天干中，以“乙、丙、丁”为“三奇”，以八卦的变相“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为“奇门”;十个天干中“甲”为魁首，但贵而不显，“六甲”常隐藏于“戊、己、庚、辛、壬、癸”所谓“六仪”之内，三奇、六仪分布九宫，而“甲”却不独占一宫，故名“遁甲”。该书解释说：“遁者，隐也，幽隐之道;甲者，仪也，谓六甲、六仪在有直符天之贵神也，常隐于六戊之下。”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内容极为丰富，有“阳遁布局法”、“阴遁布局法”、“九宫吉凶”、“奇门路应”等，并已掺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如“真人闭六戊”、“真人步斗法”、“六甲阴符”、“履阴符令敌兵不起”。遁甲之术盛于南北朝，逮至宋代，好事者援之以谈兵，故该书亦“以遁甲论行军趋避之用”，直至“履阴符令敌兵不起”。明人王巽称该书“亦兵家之枢机，义与孙子兵法相符”，可“合而用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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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文钞
七卷。唐柳宗元撰,明茅坤选评。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大名兵备副使。文学家、藏书家,曾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四十四卷、《二苏文钞》四十八卷并加评语刊行于此。是本也坤所选编并加评语,红黑二色套印本,盖万历年间所刊。坤所录书启三十五篇、序传十七篇、记二十八篇、论议辩十四篇、说赞杂著十八篇、碑铭墓碣及诔表祭文十九篇。坤述其选评缘起:“予故读许京兆萧翰林诸书,似与司马之长答任少卿书相上下,欲为掩卷累欷者久之;《钴鉧潭记》杳然神游沅湘之上,若将凭御风也已奇矣哉!”是本版心上方有红色评语、文末低二格也有红色评语;断句用红色小圈、人名旁有红竖杠、释词旁有红空心竖杠、重点字词旁有红色顿点或红椭圆形小圈。评语内容多读文心得、校勘字词、注释词语。
寒柳堂集
综合学术论文集,陈寅恪著。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为陈寅恪文集之一,收辑论文、校笺、序跋、考据短章11篇。书中《论再生缘》一文多涉诗事。《韦庄秦妇吟校笺》专为诗歌而发。作者于此篇用力甚深,博采诸书,胪陈众说,细加按断。遇有格碍难通之处,必寻根究底,务求确解;如根据不足,未能别具胜说,姑阙疑以俟考。行文计为三节:(甲)从洛阳东奔之路程。驳斥前说,考定诗中“汴路”之所指,彭门相杀之语及彭门与汴路之关系;洞明唐季徐淮军事之情势及“野色”、“冤人”、“金陵”等语辞之校释。(乙)从长安至洛阳之路程。辩证韦庄非讳“内库烧为锦绣灰,大街踏尽公卿骨”一联,盖由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志希免祸而戒其诗。(丙)诗句诠解。严谨详核,创为新见。笺“二郎四郎”、“大彭小彭”句,谓主奴全体忧泣;证“一升栗”为端已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颇显治史之明察,衡诗之滋味。作者脱出乾嘉学派只重文字考据的窠臼,利用唐诗某些佳构以叙事胜,提供了大量关于时、地、人的历史材料,重视唐诗之史料价值;以唐诗纠正史籍错误,说明历史真相,或别备异说,互相证发,增补阙漏,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将史学与文学熔为一炉,为唐诗研究开拓新鲜视角,其荦荦大者,首推《元白诗笺证稿》,次为《韦庄秦妇吟校笺》。此稿也善于在人们疏忽或以为无关紧要之处发现问题。如考释“野色”,参稽《旧唐书·郭子仪传》“野宿魂惊”语,细绎诗歌上下文意,谓“野色”乃“宿野”二字之讹倒;复钩沉史料,依地理系统及历史事实推证“宿野”为宿州或泗州之野,与诗中“河津”对文。《狐臭与胡臭》考察中国古医籍中所谓腋气狐臭者,其得名之由,与西胡血统人有关。谓三国志曹冲、华佗二传皆有佛教故事附会其间;析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等,均为富于学力见解的文字。
康熙几暇格物编
清朝康熙皇帝在万几之暇所作的一本笔记，内容主要是对天文、地理、古生物、动物、植物、医药、哲学等科学文化现象的调查、实验。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如“白龙堆”条中对沙丘形状、走向是由当地的风向决定的；“御稻米”条中采用单穗选择获得优良稻种的方法；等等。
中枢龟镜
家训具有教化、规范、惩戒等作用,在古代家庭教育中起到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中枢龟镜》反映了苏瓌的为官心得及寄予后辈之殷切希冀。
阿黑小史
现代中篇小说。沈从文著。上海新时代书局1933年3月1日初版,列入“新时代文艺丛书”。内收《<阿黑小史>序》1篇。它由《油坊》、《秋》、《雨》、《病》、《婚前》等5章组成,但各章都可以独立成篇。第二章《秋》曾收入1934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如蕤集》。这是一部具有浓厚的牧歌风味的抒情诗小说。作品以“人人各安其生业,无匪患无兵灾”的原始状态的封闭山村为背景,描写打油人的独生女儿阿黑和油坊老板的儿子五明的恋爱悲剧。聪明的阿黑和稚气的五明水乳般交融在一起,“说不出的和谐,说不尽的美”。阿黑不幸病逝后,五明痛不欲生,爱情之火竟把他变成癫子。这部小说是作者将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结合起来的一个尝试,正如作者在《〈阿黑小史〉序》中所言:“我却正想在这单纯中将我的处理人事方法,索性转到我自己的一条路上去。”
孔子与中国
陈独秀撰。是陈自“八一三”事变后从南京监狱获释后,在武汉所写文章之一。1937年10月1日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18、19号。肯定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是有价值的,并指出其“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 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摒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然在当时“也有相当的价值”。又说:“我向来反对拿两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来不曾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没有价值”。强调孔子学说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不能把孔子“尊为万世师表”,孔子的礼教、“三纲”是“反民主的”,是“阻塞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必须坚决废弃。指出历代封建帝王和尊孔派之所以“祀孔典礼”,“中心问题”是企图“仰仗孔子的威灵”,来压服一切“犯上作乱”。因而强调不废除孔子的礼教,则只能产生出“忠于君”、“忠于外国统监”的奴才、汉奸,不可能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式的人物。后收入《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