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疫白喉捷要合编
作者：黄炳乾
黄炳乾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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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直堂经验方
方书。清陶东平撰。四卷。东平名承熹,号青山学士,会稽 (今浙江绍兴)人。此书编者集其祖父、外祖父所辑效验方,及其个人20年间辑录的历验医方编成。计方1000余首,取其中“药味和平,用有成验”者900余首,分通治、补虚、伤寒、黄疸等47门,名“经验方”。又立怪疾、急救、救荒3门,附于卷末,名“备急方”。本书所载方剂,不惟广蒐博采,而又多经前人历试有验,故为一部颇为实用的方书。方剂药名下脚注炮制方法,亦有特色。本书汇辑临床各科的有效成方与民间单方。卷一～二为通治、补虚、种子、伤寒等内科杂病、五官科病证验方;卷三为痈疽疔疮等外科验方;卷四为妇科、儿科验方,膏药成方以及若干成药并制法,急救、救荒、怪症方等。
化书
五代谭峭著。道教哲学著作。六卷，即：《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凡一百一十篇。《嘉兴府志》及宋道士陈景元(碧虚子)《化书后序》载：峭著《化书》成后，求南唐大臣宋齐丘为序问世，齐丘遂据为己有而序之，题名《齐丘子》，后经康末道士陈抟揭露，始得纠正，改题为《谭峭化书》，即《化书》。其中或有宋齐丘增处。在对治乱原因和救世之道的探求中，体现出把道家理论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倾向。提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道”于体言“虚”，于用言“化”。“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道化》)。有形的万物始源于虚又还原于虚，杳无的虚既是万物的本原又是万物的归宿。认为“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鸱鸢》)，道德教化的实施必须以人民衣食温饱的满足为前提;对统治者夺民之食表示极大愤慨，认为这是天下重大的“不平”、“不义”(《七夺》)，“非兔狡，猎狡也;非民诈，吏诈也”(《太和》)。人民备受剥削压迫，走投无路时必然奋起反抗，统治者是祸由自取。提出“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奢僭》)，向往君主与百姓共同劳动，完全平等的“太和之化”(《蝼蚁》)的理想社会。其思想具有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意识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但有平均主义观念的局限。收入《道藏》、《宝颜堂秘籍》等。
韦苏州集
又名《韦江州集》、《韦刺史集》。诗别集。唐韦应物(曾官苏州及江州刺史)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韦应物诗集》十卷,原本不传。宋嘉祐间王钦臣重加编定,题《韦苏州集》十卷,序称收赋、诗五百七十一篇,按十五门类编列。今传宋乾道刻本十卷,有拾遗一卷,收赋一篇、诗五百六十三首,仅十四门类,系从嘉祐本流衍而来。又有宋刻元修、明铜活字、弘治、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诸刻本,大体属同一系统,而编次、篇目略有差异。嘉靖间华云刻本题《韦刺史诗集》(又名《韦江州集》)十卷,拾遗外更增附录一卷,《四部丛刊》据以影印。清康熙项絪《王韦合刻》本则据宋本翻刻,共十四门类五百七十一篇,《四库全书》和《四部备要》并加采录。另有《韦苏州集》八卷,明嘉靖吴汝纪刻本;《韦苏州诗集》二卷,清汪立名辑《唐四家诗》本。近人卢文弨有《韦苏州集校正拾遗》一卷,收入《抱经堂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评本则有宋刘辰翁《须溪先生校点韦苏州集》十卷,元刻本和明刻朱墨套印本;又刘辰翁批点、明袁宏道评《韦苏州集》五卷,明刻《韦孟全集》本。
爰园词话
明代词话著作。1卷。俞彦撰。全书虽然只有15则,但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词体的基本特征。俞彦认为词与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词亡然后南北曲作;非词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从周王东迁开始,世竟新声。重点是探讨词与诗、音乐之关系。认为自《三百篇》而下,乐府杂歌、近体诗、词、曲,其性质均为可歌的乐府,诗不能合乐,词乃代之而兴。故词虽小道,“得与诗并存”。由此而提出作“词须注意音调”,又不妨作“绮丽”,为明代崇尚婉约轻丽的词风提供了理论依据。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近人梁启超撰。一卷。主要叙述马志尼、加里波第、加富尔领导意大利资产阶级复兴运动的始末。于三人身世、经历、政治主张和活动叙述甚详。对马志尼组织青年意大利党采取教育与暴动并行、加富尔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颇为称赞。成书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有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广智书局印本。
浮物
一卷。明祝允明 (1460—1526)撰。祝允明字希哲,号枝山,又号枝指生,长洲 (今江苏苏州)人。弘治五年 (1492)举人,官广东兴宁知县,迁应天通判。祝允明博学善文,工书法,其狂草下笔纵横,于似无规则中见功力。与同郡唐寅、文征明、徐祯卿并称 “吴中四子”,其诗取材广泛,风格工丽,其文亦潇洒自如,时复有致。但他玩世不恭,不问生产。生平著述很多,有《祝子罪知》七卷,《读书笔记》一卷,《怀星堂集》三十卷,《祝氏集略》三十卷,《志怪录》、《野记》、《前闻记》、《江海歼渠记》等几十种。《浮物》一书,取韩愈“文气水也,言浮物也”之义而命名。由于作者放诞自负,持论矫激,故书中皆务为新奇之论。如“以 《诗》三百篇,《春秋》二万言,为圣人之烦”,可见其放言无忌,所论与实际差距甚大。与唐寅相比，祝允明更喜欢哲理的思索，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也更深刻，也更理性和果敢。他二十八岁著《浮物》一书，竭力非议儒家六经，思想的锋芒已经有所显露。收入《金声玉振集·撰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