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真人金石灵砂论
作者：佚名
张真人金石灵砂论，原题「蒙山张隐居撰」。作者自称：「余自开元间二十余年专心金鼎，颇悟幽微」，可证此书出于唐代。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全书分十二篇：黄金篇、白金诀、黑铅篇、雄黄篇、朱砂篇、真汞篇、砒黄篇、成金篇、释紫粉篇、释还丹篇、释金液篇、释阴阳篇。以上前七篇分别论述黄金、白银、黑铅、雄黄、朱砂、水银、砒黄等七种金石药物之品类、性状、产地及作丹服食之功效。其次四篇论述金丹、紫粉、还丹、金液等四种成药之炼制方法及服用功效。最后一篇论述内丹。谓人生于天地之间，负阴抱阳。圣人「法天象地，辨列阴阳，外合造化以成还丹，内养精气以固形体」。凡断五谷，约六情，服食元气，炼神守精，皆不离阴阳之道。此与前篇所说「阴阳配合，方成还丹」之外丹原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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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为什么死
《她为什么死》将作者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都囊括其中。早期小说是有关“爱与美”的，表现了作者从开始追寻“爱与美”的理想到最终幻灭的过程，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和博爱思想。中期小说是忧患深沉、凝重宏阔的农村小说，体现了作者由起先的关注理想人生，到逐渐对人生的伤感甚至一度消沉，但最终作者走出了困境，进入了现实世界，开始转向关注农村和农民的命运。后期是政治高压下的悲感情怀小说，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投身民主运动的热情。
禾谱
北宋江西泰和地区的水稻品种志,也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水稻品种专志。北宋曾安止撰。5卷。安止字移忠,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或误作温陵人。熙宁进士。曾官彭泽(今属江西)县令。哲宗绍圣初年,苏轼过境,安止进此书。轼赞其记事详实,行文温雅,惜述耕稼而不谱农器,为作《秧马歌》附后。秧马为插秧所用,可知此书为最早的水稻栽培专著。
太平圣惠方
简称《圣惠方》,100卷。北宋翰林医官五怀隐及副使王祐、郑彦,医官陈昭遇等奉宋太宗诏令编纂。自太平兴国三年 (978)始,到淳化三年 (992) 完成。宋太宗赐名 《太平圣惠方》,并亲自为之写序,记述该书编撰经过。全书分1670门,方16834首,约282万条。包括诊法、处方用药、五脏诸病、内、外、妇、儿、服食、丹药、外益、针炙等内容。每一病证先列 《诸病源候论》 的论述,对病因病机,疾病证候,方剂药物进行理论的阐述。该书重视 “脏腑疾病”,置于所载各种疾病之首,有别于前人。并首记 “五脏用药”。另外关于外科五善七恶之说,小儿急、慢惊风的分辨,眼科 “开内障眼论” 所载白内障针拨手术的详细过程,亦均为我国现存最早记载。书的又一特点,是设立专篇,阐述医德与医术的修养。本书是一部大型临床方书,反映了北宋前期医学水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临证参考价值。但因卷帙浩大,在当时不易流传。北宋中期,庆历六年 (1046)福建医家何希彭,曾选录《太平圣惠方》 中便于民用者6096方,辑为 《圣惠选方》,作为教本应用,对后世方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该书已佚。《太平圣惠方》现存主要版本有1958年人民卫生出版排印本、日本抄本。
戊戌政变记
论述清末戊戌政变的历史著作。梁启超著。1898年12月起连载于《清议报》,1899年清议报社出版单行本,线装3册9卷,约11万余字。其后广智书局又出铅字排印本,内容基本相同。1936年中华书局收入《饮冰室合集》,列《专集》第1种,删去第5篇《政变后论》,将第6篇《殉难六烈士传》递为第5篇,内容也与清议报社本有异。1954年中华书局据《饮冰室合集》原型重印。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年重刊本据广智书局本印。第1篇《改革实情》记康有为被问用事及百日维新时期的新政上谕;第2篇《废立始末记》记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事;第3篇《政变前纪》分析政变原因,认为总原因有二:1.由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积不相能,2.由顽固派痛恨改革,并列举导致政变的12分原因;第4篇《政变正纪》记慈禧太后推翻新政惩治维新志士事;第5篇《殉难六烈士传》为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传。另附录《改革起原》、《湖南广东情形》和《光绪圣德记》3篇。本书发表时距戊戌政变仅3个月,作者又亲历其事,故保存丰富原始资料,如康有为《上清帝书》、梁启超《上陈宝箴书》、《保国会章程》及保国会演说等,是研究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由于作者当时的感情作用和政治需要,本书记载并非完全可靠,尤其对于光绪帝的所谓“圣德”及政变后的苦境渲染过分,使用时应认真鉴别。
春秋左氏传说
二十卷。宋吕祖谦撰。吕氏一生研究《左传》，共着三书，一是《左氏类篇》(已佚)，二是《左氏博议》，三即此书。吕氏为宋代着名散文家，其治《左传》亦重其文史，此书卷首《看左氏规模》云：“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开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虽仍立足于《春秋》大义，但其偏重史实，较诸儒之拘于书例、变例，则稍胜一筹。吕氏之说《左传》，既称扬其能通过对史实之描述而明辨其是非曲直，“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但又批评“左氏虽才高识远，然不曾明理，溺于习俗之中，而不能于习俗之外别着一只眼，看此左氏纪述之失也。”吕氏对《左传》的批评，是基于《左传》解经的旧说。吕氏重文，故朱熹批评此书“遣辞命意，颇伤于巧”。《四库提要》为之辨云：“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余地耳。非谓巧于驰辨，或至颠倒是非也。”吕氏论《左传》，要在明其如何申经之大义，与诸儒之治经传者无异。然吕氏之“巧”，则在其重视《左传》文字表达之技巧，此又与诸儒截然相别。吕氏不但重文，也重史。如卷二论毕万卜筮事云：“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世，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见、不能于流俗之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又云：“以此知战国时已自有符命惑人了。虽左氏好说符怪，然战国之时，已自相传，如此便到得陈涉以符命惑乱一世，遂盛于王莽。”即是从历史之角度论《左氏》之失，远胜于诸儒之空谈。此书文体类似宋代散文家之史论，随事立论，随文解义。或一事一议，或总若干事而一论，均有感而发。现存清《通志堂经解》本、《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律苑事规
凡十卷。元代省悟编述，嗣良参订。收于卍续藏第一○六册。元泰定二年（1325）序刊。本书系依律藏详说律宗僧侣之行事仪式。乃以律宗之南山及灵芝之著书为基本，兼而参酌禅苑、校定、备用等清规编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