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纬坤灵图
作者：郑玄
旧题东汉郑玄注。一卷。《四库全书》本。又称《坤灵图》。为《易纬八种》之一。其书久佚，此本乃辑自《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列此书于“经部易类附录”，《提要》指出：“案《坤灵图》，孙瑴谓配《乾凿度》名篇。马氏《经籍考》著录一卷。今仅存论《乾》、《无妄》、《大畜》卦辞及史注所引‘日月连璧’数语。则其阙佚盖已夥矣。考《后汉书注》，《易纬坤灵图》第三，在《辨终备》、《是类谋》之上;而王应麟《玉海》谓，三馆所藏有郑注《易纬》七卷，《稽览图》一、《辨终备》四、《是类谋》五、《乾元序制记》六、《坤灵图》七，二卷、三卷无标目。《永乐大典》篇次亦然。今略依原第编孴，盖从宋时馆阁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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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罡六锁秘法
魁罡六锁秘法，撰人及时代不详，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众术类。内载九种法术：天地变易法、移天换宿法、威天大法，夜半换日出法、晦朔换月法、却落慧星法、回风灭雷法、回溪蓦林法、虎狼伏藏法、真人化育法。大旨以书符念咒、诵念真名之术，在瞬间可使天地、日月、星辰、江河、风雷、野兽等自然现象发生变易，任意招遣更换。如天地变易法，即以书写「陷天符」，涌「混天咒」，使天地突变，昼夜不分，飞沙走石，日月星辰无光、是为古代阴阳数术家之言。
贫贱夫妻
短篇小说。钟理和著。初载1959年11月8日《联合报》副刊,原名《鹣鲽之情》,曾译成日文,1964年刊载于日本《农民文学》。后收入1976年11月台北远景出版社版《钟理和全集 (卷三) 》。这是一篇记实小说。它赞颂了一对感情真挚、纯洁坚贞的患难夫妻 “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感情。女主人公钟平妹是善良、忠贞、勤劳、淳朴的化身。在那闭塞而落后的封建山村,她同丈夫因同姓氏,恋爱结婚遭世俗鄙夷和反对。他们双双出走,几经艰难,不惜和家庭决裂,才得结成恩爱夫妻。当他们携带儿女返回家乡时,贫穷和疾病同时降临在他们头上。丈夫一病3年不起,家产卖尽,一贫如洗。平妹任劳任怨,为了病夫幼子,几年间学会了庄稼人全副本领: 犁、耙、莳、割,田事完毕还要给附近大户人家或林管局做工维持家计。丈夫则在家做饭、喂猪、照料孩子,家庭和美但经济窘迫,连柴米油盐都难以筹措。平妹被逼跟盗伐山林的人上山偷掮木头。丈夫终日惴惴不安地等待妻子平安归来。一天,平妹在山上被林警发觉而追捕,逃跑时跌入小河而擦伤。他更感愧对爱妻,一边为其擦洗伤口,一边暗自嘘唏。作家以平实质朴之笔,歌颂了这对贫贱夫妻忠贞不渝的美好爱情,写出他们相濡以沫的深情。小说娓娓道来,很少有着意布局的斧凿之痕,细节描写伸入感情世界的深层,表现了夫妻间深沉纯真的爱。
溥杰自传
叶祖孚执笔,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全书约21万字,共分11部分。作者溥杰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该书以生动、通俗的语言真实地记述了作者自幼在宫中做伴读、东渡日本留学、婚姻以及伪满洲国傀儡生活的亲身经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1年的改造生活; 获释后,成为一名共和国公民,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走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至晚年,尽自己的余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努力奔走。该书突出反映了作者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梦想复辟清朝的顽固思想,到经过教育改造、悔悟认罪,直至担任国家领导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工作,真心诚意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这一矛盾、复杂心态的转变过程。
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载：《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斯坦因劫经录1635。终南山僧慧观撰序，招庆省登著。题记沙州三界寺沙门道真记。斯1635号卷是斯坦因盗去的敦煌写本之一，现存大英博物馆。该卷名《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日本《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五卷收录全文。其内容是泉州千佛省登为西土二十八祖和东土八祖所撰的颂，它是研究禅宗史和泉州佛教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慧经
全一卷。译者佚名。收于大正藏第十七册。集录经论中种种因缘、法义而成，凡六十余条，可作佛教徒修养之指南。梁武帝即尝于同泰寺开讲此经。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记述838—847年唐代社会状况的旅行记。圆仁著。原书久佚，有多种抄本传世，现存最早抄本为日本京都东寺观智院藏本。最早刊本为1907年日本国书刊行会排印本，此后又有多种印本。中国1936年出石印本。还有英、法、德、日等文字的译本。圆仁(794—864)，俗姓壬生氏，生于日本下野国都贺郡(今木县)，日本天台宗高僧。838年随遣唐使入唐，曾到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求法巡礼，学习法华显教和真言密教，历时9年又7月。死后获日本清和天皇赐予慈觉大师谥号。著作还有《金刚顶经疏》、《显扬大戒论》、《入唐求法目录》、《在唐送进录》等十余种。本书共4卷，约8万字。第1卷述西渡入唐、扬州开元寺受学、经山东北上准备西行情况;第2卷述由山东经河北至五台山的情况;第3卷述在五台山受学及西去长安情况;第4卷述会昌灭佛及离开长安归国情况。全书记述自838年到847年间作者历经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区的见闻，涉及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及中日关系等各方面，诸如关于唐代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地方行政、驿站交通、公文书简、风俗礼仪、地方粮价、佛教宗派、寺院法规、规模及经费开支、会昌灭佛等等，都有重要记述。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本学者称本书为“东洋学界至宝”。它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行记》一起，有“东方三大旅行记”之称，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