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辑义
作者：丹波元简
《伤寒论》注本。《聿修堂医学丛书》之一。7卷。日本丹波元简(廉夫)撰于享和元年(1801年)。前6卷列述六经病;卷7辨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证。《伤寒论》原文悉遵我国宋高保衡、林亿校订本,而将其他《伤寒论》传刊本之异同,尽注于各条之下;原论中之误文、脱文,本汉儒尊经之意,不妄改易;校勘亦较精详。其诠释仲景原文,采辑成无己以下数十家之注文,结合个人心得逐条阐析,对原文中条理牴牾、字句钩棘、不易晓明者,“勿敢妄于穿凿”。方解部分,除选注诠释外,并参考古今方书增补了一些效方。作者又于此书“综概”中指出:读《伤寒论》,“宜于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之分,发汗吐下、攻补和温之别”。对读者甚有启发。现存多种刊本,最早为日本文政五年(1822年)聿修堂原刻本,建国后我国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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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钥匙的房间
温特斯利普家族是个有名望的大家族，其族人遍布美国，从古老的波士顿，到美丽的夏威夷。他们重视名誉、意志坚强、受人尊敬。然而，一天夜里，丹·温特斯利普——檀香山的首富——却在自己的从不上锁的住宅里被刺身亡。谁也没料到，丹的死却改变了另一个温特斯利普——约翰·昆西——的一生，把他从一个文质彬彬的银行职员变成了四处出击的“侦探”，把他从古老守旧的波士顿拖到了充满活力的檀香山，也使他离开了优雅孤傲、门当户对的未婚妻，投入了美丽活泼、坚强而柔情的姑娘之怀抱。
死之枝
短篇小说集。作者是松本清张 。一个装疯只为逃脱法律制裁的男子、一个在姐弟恋中遭遇背叛的女子、一宗杀妻案引出的案外案、一件猎奇事件背后的别样阴谋……十一件极端疯狂的案件，十一种极端理智的犯罪心理；越是冷静的头脑，越会在反复斟酌后，犯下不可理喻的骇人罪孽。悬疑宗师松本清张，一生推崇“文学即暴露”，以其透彻的洞察力与锋利的笔力，打磨出洗练精湛的短篇佳作。
折肱漫录
六卷。明黄承昊撰。黄承昊字履素，号暗斋，秀水(今浙江嘉兴)人。黄洪宪之子，万历年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黄氏因体弱多病，故留心医药，参研医理，此书为其学医心得。分为养神、养气、医药三门，卷一至卷三为医药篇;卷四至卷五为养形篇;卷六为续医药篇。书中推崇李东垣、薛立斋的学术见解，主张以脾胃为本，脾肾并重，力倡温补。可资后世借鉴。有崇祯八年(1635)刻本，1925年干顷堂书局石印本。
东坡诗话
宋代诗论著作。1卷(原为2卷)。苏轼著;辑者佚名。本书为汇编苏轼零散的论诗之语而成，成书较早，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已有著录。今传本见于明代陶宗仪所编纂的《说郛》(宛委山堂本)，仅32则，虽不是全本，但从中仍可窥见苏轼的一些重要的诗论见解。书中强调“诗须要有为而作”，称“子美诗外，别有事在”;同时十分重视丰富生活阅历对诗歌创作和诗歌欣赏的重要意义，认为陶渊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诗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而杜甫“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的诗句，“非亲到其处不知此诗之工”。此外，书中对诗歌的艺术规律也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如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多索然矣”及“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等议论，常为后世论诗者所称行。另有《东坡诗话补遗》1卷，为日本人近藤元粹所辑，见《萤雪轩丛书》。
雨村词话
清代词话著作。4卷。李调元撰。李调元著此词话的目的很明确，他在自序中说：“存前人之是，正所以正今人之非”，“择其可学者取以为法，其不可学者取以为鉴”。古为今用，以利于时人创作，态度是可取的。全书杂评前人词作优劣，间亦辨证字句讹误出处，阐述其大意。李调元论词推重南宋，盛称姜夔、史达祖、李清照，并为史达祖作“摘句图”，录数十首。他虽以婉约为宗，但也重视豪宕有寄兴的作品。如说张元幹“平生忠义，见于‘梦绕神州路’”一词;说辛弃疾词“肝胆激烈，有奇气”;评刘克庄〔满江红〕12首，“悲壮激烈，有敲碎唾壶，旁若无人之意，南渡后诸贤皆不及”。李调元也反对南宋词人的率易不经，对辛派词人豪放而有时流于粗略的毛病给予批评。《雨村词话》系杂感式的随笔，没有提出系统明确的理论观点，引用原作大多没有详细核实，以至有不少讹误失考之处，如说〔玉楼春〕“来如春梦几多时”2句为欧阳修现成对句，说程垓为苏轼中表兄弟之类。本书有《函海》本，唐圭璋据以编入《词话丛编》。
出定后语
富永仲基著,是一部批判佛教经典的著作。写于1744年。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13章,依次是:教起前后、经说异同、如是我闻、须弥诸天世界、三藏阿毗昙修多罗伽陀、九部十二部方等乘、涅槃华严二喻、神通、地位、七佛三祗、言有三物、八识、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下卷12章,依次是:戒、室娶、肉食、有宗、空有、南三北七、禅家祖承、曼陀罗氏、外道、佛出朝代、三教、杂。在此书中,富永仲基提出了思想发展的“加上法则”,即认为一切思想的发展,都是后起的思想排斥了以前的思想,因而便在以前的思想上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创立新思想。如,佛教最初是阿含的小乘教,其后被般若、法华、华严、涅槃、禅、真言依次否定前说,加上一些东西,创立新的宗派。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是:“诸教兴起之分,皆主出于其相加上,不于其相加上,则道法何张,乃古今道法之自然也。”证明了大乘教是很久以后的后代人的做作,是不足凭信的。他还论证了关于佛教的须弥山说和三千大千世界等思想不可信的原因:“世界之说,其实漠然,不过以语心理,亦何知然否。”他又否定了三世因缘之说,排斥阿赖耶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批判了佛教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仅仅留下了他认为合理的可取部分——道德说,断定佛的真理归根结蒂“只在于树善而已”。他还将这种“加上法则”推广应用于儒学和神道的研究,认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王道之说,乃出自齐桓、晋文的霸道之上。伺在儒教之中,孔子殁后,儒分为八,而皆出于孔子之上。此后也是一一相否加上。不但儒教如此,神道也是这样。一切思想都是跟着时代推移,没有一成不变的。仲基的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观察方法。这种对于佛教经典的考证的、批判的研究,把以往儒者从道学的、经世的和有几分认识论的观点所进行的佛教批判提到更高一级的阶段,成为佛教的历史研究的先驱。对佛教来说,大概是最根本的沉重打击。仲基的这一研究方法被后来的服部天游和平田笃胤所继承,同时他的见解也受到了僧侣方面的猛烈攻击。